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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一池清水”与“胜利的微笑”

2018-03-11浙江刘克敌

名作欣赏 2018年34期
关键词:罗振玉加缪王国维

浙江 | 刘克敌

六月的中国文学史,属于王国维。

只因他1927年6月2日的纵身一跳,从此这一天成为中国文人内心永远的痛苦。可以这么说,中国文人之投水自尽因其特殊成为标志性事件并最终进入文化史者——前有屈原,后有王国维。

在王国维的时代,他属于少数几个留着小辫子的遗老遗少之一,不过人们并未因此对他进行嘲讽,反而对他的学术贡献和文学成就给予极高评价——这评价不仅来自和王国维同属所谓“保守派”阵营中如沈曾植、罗振玉等,也来自正在力倡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鲁迅和傅斯年等,如鲁迅就在《不懂的音译》中,对王国维的国学研究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无论学术界还是文学界,对王国维几乎都是众口一词之赞颂,这在那个时代确实少见。也正因如此,王国维的投水自尽,才造成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极大震动,也由此引发人们更加关注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和中国社会发展演变关系问题的思考。

对于王氏自杀原因的探讨多年来一直未有中断,却始终没有一个令大家完全信服的解释。这里我们试图从王国维自杀前的一些言行中,考察他为何走向绝路的某些内在因素。

在现存王国维书信中,他与罗振玉的书信往来最多也最有研究价值。第一封值得关注者,是王国维1916年12月20日致罗振玉函,其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明年拟作《说文古文考》,此书恐须百页方能了之。黄件中,其周之恒画大士像,有曹倦圃《心经》并一长跋。跋中纪其受流贼拷掠昏绝中状态,谓一生所读之书、所历之境、所作之事,皆现于一刹那中,此与西洋心理学家言人溺水垂死时情状略同,此跋甚有味也。”写此信时罗振玉远在日本,王国维与其通信时除了讨论学问和时局状况外,还提及替罗振玉物色书画文物事。此信中提及书画是王国维在前清旧家黄再同遗孀出售的书画中所发现,王国维一时喜形于色,立刻致信罗氏。这篇跋文出自清初文人曹倦圃(1613—1685),据考证曹氏曾被李自成部下严刑拷掠,因此才在此文中描述了他被拷掠后绝望的心理状况。而王国维一句“此跋甚有味也”的感叹以及“溺水垂死”一语,让人不禁联想到十年后王氏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的情状。

无独有偶,后来王氏弟子、著名学者浦江清在《浦江清文史杂文集》中评介静安先生之自沉时,写有值得注意的这样一段:“先生尝询人:人言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顷,重温其一生之阅历,信否?呜呼!吾知其徘徊颐和园之长廊时,其脑中所重温者,必非家庭问题、政治问题,而为少年时所深思之哲学上诸问题。故当其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此一刹那顷,先生或有胜利的微笑欤?”看来王国维当年可能对友人或弟子讲述过这篇跋文,也曾有探疑的想法。然而他是否解此疑惑,如今已不可能知道。

不过罗振玉回复此信时却没有关于这篇跋文的任何回应。1916年12月21日的回信开始便提及字画事:“黄画事,私意必售,惟东币改算中币,不知价落几许。”另外罗氏又提起“此间近红叶大佳”“恨不获与先生同赏也”,可谓兴致极佳。但罗氏并未回应王国维信中关于溺死前刹那之感的内容,这与王国维“甚有味也”大相径庭。由此也可以发现,两个人的性格心态和境界实在有所不同。

王国维终其一生,经济问题一直是困扰他最大者。在日本治学四年间,除了学术上受到罗振玉帮助外,大部分经济来源也都是罗氏提供。尽管对罗氏始终心怀感激,然而王国维自觉是一“作理想上之生活”的文人,而这“理想”一旦流入社会现实生活中时,往往就造成文人的一种“自卑感”。“回车陋巷叩蓬户,袖中一卷巨如股”,王国维写下这样的诗句,一定是多少辛酸涌上心头。那时的他已过四十不惑之年,却依然要接受罗振玉的经济帮助,内心的坎坷与复杂可想而知。

除了经济状况令其担忧外,王国维身体素质很差也是造成其性情忧郁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自1916年8月至1917年末,王国维写有详细谈及自己及家人疾病的书信多达19封,且几乎每月必有一次疾病,且持续时间甚至长达数月才得以康复,看来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确有根据。正是经济上一直窘迫加上身体欠佳,致使王国维有时对占卜之事寄予希望。那是在1920年2月7日,罗振玉致函王国维:“日来闻云汀、公雨诸人盛称天津星者宋瞽之灵验,因为莹中推算,欲借此觇时局,则日者言大佳。……其推算往事,无一不吻合,则诚奇矣。” 此信几乎全篇都在议论宋瞽推命之事,且罗振玉看来深信不疑,又说命中自己“当于危险中成功,又谓七十四将长辞斯世”却也是相当准确,以致他不免“思之令人悚然”几分。信末,罗氏想要替王国维也算上一卦,谓“公之生命乞开示,当为推之”。

尽管王国维并不完全相信宋瞽推命之事,但还是愿意将自己之生辰八字随信附给罗振玉,让他交给宋瞽,“维之八字为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时”。而宋瞽算命结果如何呢?罗振玉回函中这样说道:“今晨访宋日者,推公之命。言公之一生,坦坦无风波,惟命中刑克稍重,致中年以前,多有刑伤;目下之运平善,至后年以后三年,为平生最佳之运,然当投笔戎幕。……日者又谓,公每以文章名世,而命带魁罡,故不免从事戎旃。此语公何不再质之辛木耶?素公之造,日者亦称后年大佳……后年以后十年间可从心所欲。”

“命带魁罡”即性格偏向耿直刚强,似与王氏之性格较为符合,但是王国维之命运却非“坦坦无风波”之顺利,而且这“后年以后十年间可从心所欲”显然不准,因为十年未到已是形骸消亡。“惟命中刑克稍重”一句,恰恰吻合了王国维的命运。一般而言,“刑克”多属于比较严重的伤病灾痛和生死离别,而纵观王国维一生,先是他生母病逝,接着两个女儿和莫氏夫人也相继离去,最后长子也撒手人寰,如此生死离别之悲恸怎能不说是“刑克稍重”。王国维曾有言道:“人之光色分五种:富贵者红光或黄光,文人白光,余人皆灰光,若黑色则去死近。”有意思的是,他将富贵者与文人截然分立,想必也是认为文人总是不能大富大贵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国维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家人之疾病状况更是有日益增多之象,这自然给王国维增添无穷的烦恼。其实,早在1920年王国维足疾复发时,他就频频感叹人生之愁苦无奈:“一别四五年,师友皆入老境,而维亦至中年,死生聚散之感往往有之。”一般人至中年,心理上会出现微妙变化。他们会开始担忧甚至有杞人忧天的念头,夜半不自觉地会害怕房顶塌下来,甚至开始有了频频锁门的举动,这些都是来自对死亡的恐惧。生理功能逐渐衰退,伴随而来的是心理程度上的压抑与惶恐,总觉得一切都渐渐离自己远去。生性忧郁的王国维如此感慨也就毫不奇怪,而随着师友和亲人的相继离去,王国维所承受的痛楚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也许他自己也感到文学带给他的只能是更多的愁感与悲凉,无论是《人间词》还是《静庵诗稿》,他所作的诗词无不充满伤感忧郁之情怀。“谁起水精帘下看?风前隐隐闻箫管”(《蝶恋花》),箫声凄涩悲寒,怎是月圆之夜符合的心境呢?“换尽天涯芳草色。陌上深深,依旧年时撤。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耽离别。”(《蝶恋花》)……

鲁迅在评价《红楼梦》时,对贾宝玉下过这样真切的判词:“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鲁迅说宝玉能“看见”,则他自然也是能“看见”的:不但看见了宝玉的“看见”,而且看见了宝玉“看见”的那许多死亡。且看鲁迅是如何描述他所看见的宝玉“看见”的死亡:(贾府)“虽煊赫,而……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在20世纪初的中国,能够“看见”宝玉看见的“死亡”,同时也“看见”那尘世间“死亡”者并不多,鲁迅的同乡王国维就是这其中的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王国维的“境界”说,知道他的《宋元戏曲史》,知道他的投水自尽结局,却不会有很多人注意到王国维一生中究竟“看见”了多少亲人的死亡。请看下面的名单:

1880年:王国维年仅4岁,生母凌氏病逝。

1887年:王国维11岁,祖父去世。

1898年:王国维22岁,其长女出生三个月即殇,甚至还未来得及取名。

1906年:王国维父亲乃誉病逝,年60岁,而王国维年仅33岁。

1907年:王国维原配夫人去世,年仅34岁。

1908年:王国维继母叶孺人去世。

1910年:王国维与继室潘氏所生长女明珠殇,年仅半岁。

1921年:5月王国维四女儿通明殇,年仅半岁。10月罗振玉三子君楚亡,年仅26岁(才华横溢,与王氏感情极笃)。

1923年:4月王国维岳母潘太夫人病逝。5月王国维侄子阿福病殇。5月王国维女儿端明殇,年仅9个月。

1924年:王国维长孙女令嘉殇,年仅2岁半。

1925年:王国维另一孙女令臧殇,年仅3岁。

1926年:王国维长子潜明病逝,年仅28岁。

这真是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名单。王国维仅仅在这个世界生活了五十年,却经历了十五个亲人的死亡,其中就有他五个孩子的夭亡!尽管从现存文字中很少看到他对这些早夭子女的悲悯与哀叹,但王国维既然坦诚自己是生性敏感且总是充满忧郁之人,则这些子女之殇对其刺激之深之大可想而知。根据这个名单,可以把王国维所“看见”的亲人死亡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除幼年丧母外,从1887年到1910年的十几年间,王国维先后经历了祖父、父亲、妻子、女儿等数位家庭中最重要成员的死亡,这对尚处青年时代的王国维的打击自然极大,直接加深了王国维本来就十分明显的悲观忧郁气质;一个是从1921年到1926年,短短6年间,王国维竟然经历了八位亲人的死亡,其所体验的“死亡意识”密度之大和刺激之强烈,恐怕在20世纪中国文人中极为罕见,大概也是直接刺激他最终走向死亡的原因之一吧。

加缪指出:“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加缪曾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自杀案例:一个房屋管理人自杀了,因为他失去女儿已经五年,从那以后他变化很大,正是这事“毁了他”。加缪说:“开始想,就是开始被毁,对如此开始的阶段,社会其实没有多少责任。蛀虫存在于人的心中,应该到那里寻找它。这不过是一次死亡游戏,从清醒地面对生存到逃避光明,都应该跟随它,理解它。这样的一个行动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沉寂的心灵中酝酿着的,而当事人也不知道。直到最后有一天,他开枪了,他投水了。于是一切暂时归于静寂,但世界照样运行。这个世界过于匆忙,以至于人们很少会关注身边的死亡——某某死了么?死了。那就死了罢。”

加缪告诉我们,那些自杀者、那些急于摆脱困境的人,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伟大的思想者,甚至他们当中那些最卑微的人,也曾经到达人类思想的最边缘之处或者说思想摇摆的最后一个拐弯处——那些极为荒凉干涸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出路,于是决定放弃他们的生命。加缪自然不知道王国维,王国维也不会知道在他之后有加缪。然而加缪所说的每一句,似乎都是特意在回应王国维,王氏如果仍在,当引加缪为唯一知音吧!且看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对自杀者和自杀行为的分析和评价,似乎就是写给几十年后的加缪看的:

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而求入于无生之域。当其终也,垣干虽存,固已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矣。若生活之欲如故,但不满于现在之生活而求主张之于异日,则死于此者固不得不复生于彼,而苦海之流又将与生活之欲而无穷。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而柳湘莲之入道,有似潘又安,芳官之出家,略同于金钏。故苟有生活之欲存乎,则虽出世而无与于解脱;苟无此欲,则自杀亦未始非解脱之一者也。

《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论述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以及文人一般心态时特别注意到一些不同的例子,例如那些对当时席卷一切之激进主义潮流忧心忡忡者,其中一个就是王国维:“他的个人气质和生活阅历使他认为,有很多人对民族强盛和政治救亡学说只有一知半解,他对这些论调不以为然。他觉察到,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完全不同于特殊情况下的生活苦难,当接触到叔本华的思想之后,他发现他的这种彻悟得到了来自西方的确证。很明显,尼采和实证主义使他最终坚信,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终究是不可信的,尽管它许诺能使人从生活的痛苦中解脱。此后,他终于以从事哲学化的文学批评(如他对《红楼梦》的解释)来聊慰心怀。他把希望寄托在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中,致力把清朝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融为一体。”确实,王国维是敏感的,不能说他是不问世事之人,因为在与罗振玉的书信往来中他们不止一次讨论过时局问题,但大都以深切的忧虑作结,最后寄希望于古老的中国文化:“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1919年3月1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中国文人的忧国忧民情怀,在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通信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可是他们除了发些“清议”,还能做些什么?因为人们发现他们一旦介入政治,马上就糊涂得不可收拾,“老实得像一块木头”(鲁迅语)的王国维如此,一向被视为精明练达的罗振玉也是如此。

此外,关于濒临死亡时人的特殊体验,学术界早有研究,以下是一个经抢救后生存者有关当时状况的记录:“我感到思维特别清晰,过去的某些生活场景镜头画面似的一一从头脑中迅速闪过。有小时侯受奖的镜头,也有结婚时兴奋的镜头,就像生活的‘全景回忆’。”“那时我不害怕,也不痛苦,也不思念亲人,就像情感丧失了一般。”国内外研究表明,尽管不同个人描述的濒死体验内容有差异,但它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而且具有广泛的超常内容。研究报告指出,通常这个时候,当事人会对一生做一次全景式的回顾。当亲历者用时间短语来描述它时,都是一幕接着一幕,按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移动的,甚至伴随着画面,当时的一些感觉和情感借此得以重新体验。难道这就是造物主对走向死亡者的一个奖励,让他们在离开人世的瞬间再最后一次回顾自己的红尘经历,然后毫无遗憾地走向彼岸?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论屈原还是王国维,他们在主动走向死亡时都会露出那“胜利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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