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 郝雯婧

作为一个拥有着悠久灿烂文化的国度，中国的古典积淀一直是足以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财富。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有一个阶层是专属于中国的，那便是隐士。如果从《史记·伯夷列传》记载的伯夷、叔齐算起，至清代灭亡为止，中国的隐士文化至少持续了3000年。所以，在中国文化中，隐士阶层虽然不曾染指权力，但却一直作为一股清流，在古代史中熠熠生辉。而作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载体之一，电影艺术也不曾忽视隐士阶层的存在，所以在中国古装电影中，有不少作品都涉及了隐士这一阶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隐士阶层在中国电影中的形象并没有陷入脸谱化的僵局，而是展现了相当丰富的隐士形象。这些隐士，虽然都拥有着非常高洁的品质，但在性格、处事方式等方面，均体现出辨识度相当高的特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隐士文化的多种面貌。很明显，对中国古装电影中的隐士群像进行挖掘，是研究国产电影的题中应有之意。此外，对于国产影片的隐士群像进行研究，还有利于彰显古代文化在现代文艺作品中的存在状态，借此可以显现古代的文化传统是如何与当代文化体系实现对接的。大致而言，出现在中国古装电影中的隐士可以分为四个类型，即文士型隐士、谋士型隐士、武士型隐士和侠士型隐士。

一、 文士型隐士

文士型隐士在中国古装电影中的出镜率很高，这类隐士往往具备非常高超的文学天赋，但由于时局混乱，所以这些隐士决定隐居于山林之中，徜徉于高山流水之间，将自己的一腔才华寄寓于文学创作。可以说，文士型隐士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隐士的一种重要品质——不慕荣华，孤芳自赏。中国的古装影片对这类隐士做了非常充分的展示，兹仅列出两个较有代表性的案例。

由刘小峰主演的《王勃之死》，讲述了唐代的天之骄子王勃短促而又无比辉煌的一生。整部影片中，王勃是毫无疑问的男主角，占据了整个影片中的绝大多数戏份。但另一方面，也有部分配角非常好地完成了映衬主角的作用，这些配角便有文士型隐士。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当属影片中的杜镜，他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正是由于这种才情，使得同样具备文学天赋的王勃对其另眼相看。与王勃不同的是，杜镜选择的生活方式是终老乡间，与一只鹤、一把琴和一卷书相伴终生，是典型的文士型隐士。但是，影片并没有将杜镜塑造为一个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局外人，恰好相反，当杜镜得知好友王勃被押入大牢以后，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探监。根据影片之前对于杜镜形象的塑造，这一举动毫无疑问有着很大的违和感。但实际上，这里正好表现出了编剧和导演的匠心独运。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将杜镜塑造为一个只求自我满足的隐士，他可以是文士，也可以是隐士，但绝对不是冷血动物。所以，这一看似略有抵牾的情节设计，反而将中国隐士文化的重要品质显现了出来，即过着出世的生活，却怀着一颗入世的心。

2018年上映的《狄仁杰之轮回图》，在性质上与《王勃之死》有着质的区别。因为这是一部带有悬疑性质的影片，但二者却有一个相同之处，即都刻画了一位文士型隐士。在《轮回图》中，文士型隐士的典型便是狄仁杰的好友柳梦生。柳梦生本是一位宫廷画师，拥有一手好丹青，所以一直得到从皇帝到大臣阶层的喜爱，但柳氏毕竟是心怀山野之人，所以最终仍是选择从富贵场中离开，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渭水河畔，过着渔樵隐居的生活。作为文士型隐士的代表，柳梦生对于自己未来生活的选择无疑带有相当浪漫主义的色彩，当众人沉溺于熙熙攘攘的名利场时，柳梦生却能够冷静清醒地尊重自己的内心，这种魄力是非常值得敬重的。

以杜镜和柳梦生为代表的文士型隐士的出现，大多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他们所处的时代应该是文化繁盛的时代，因为只有文化繁盛，才能够给他们提供吟风弄月的基本环境;其次，他们所处的时代应是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因为只有经济高度发展，社会才能够安定，他们的隐居生活也才能够得到优裕的物质保障。杜镜在影片中常有鬻卖诗文的举动，柳梦生也时常出入市井，将自己的画作转换为钱财，这些行为，都必须发生在重视文化且经济繁荣发展的时代。而唐代恰好是文化与经济都十分发达的时代，所以，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才产生了杜镜和柳梦生这类文士型隐士，这并不是偶然，而是有着相当深刻丰富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整个唐代，隐居都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化风尚，元代学者辛文房曾在《唐才子传·卢望道传》中记载过卢望道的一句话：“隐于终南山，实乃出仕之捷径也”。[1]这句话虽然着重点出了隐居文化背后的仕途意义，但实际上已将唐代隐居文化的流行程度进行了揭示，因为正是隐居文化盛行，才能够对社会舆论造成影响，进而左右文人们的仕途。

二、 谋士型隐士

谋士型隐士与文士型隐士稍有不同，因为谋士型隐士将生平理想寄托在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隐居，更多的是“待时而动”，等待着自己出山的最佳时机。而文士型隐士多半是安于乡间生活，在诗词歌赋与琴棋书画中度尽余生。

众所周知，汉末三国时代是中国史上天崩地裂的年代，此时王权松弛，各地豪族诸侯兴起，正是一個人才辈出的大时代。但只要细读三国历史，不难发现，很多超一流的谋士最初都是过着隐居的生活。2008年上映的《见龙卸甲》，是以蜀国历史为题材的影片，其中对诸葛亮出山之前的生活，表现得非常丰富。由濮存昕扮演的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是一个纯粹的隐士，他具备指点江山的卓越才能，但每天从事的却是砍柴、弹琴、读书等归隐生活。剧中特意安排他的老师司马徽来一语道破诸葛亮归隐的本质：“孔明正是在等一个识货的，才肯出售这一腔才情。”很明显，在司马徽看来，诸葛亮归隐是表，待时而动才是真。应该指出的是，《见龙卸甲》塑造的诸葛亮并不是编剧虚构的人物形象，而是完全符合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诸葛亮曾在著名的《出师表》中说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便是其早年隐居的真实写照。但此文后面又说：“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2]可见，诸葛亮从来都不甘心以隐士自居，他所等待的只是一个伯乐。《见龙卸甲》表现的正是这样一个诸葛亮。

不过，《见龙卸甲》并没有局限于诸葛亮早年的隐居生涯。在诸葛亮答应刘备出山以后，《见龙卸甲》将诸葛亮卓著的政治和军事才能都表现得非常充实，例如他指导赵云在定军山大捷，再如他在博望坡火烧曹军。这样一来，诸葛亮作为谋士型隐士的形象才逐渐丰满起来：早年的隐居生涯是以隐士的身份经历的，中年和晚年的戎马生涯是以謀士的身份经历的，二者合而为一，才是最真实的谋士型隐士。尽管《见龙卸甲》并未将诸葛亮的所有功绩都表现出来，但该影片仍然以独到的眼光捕捉了最能够反映诸葛亮隐士而兼谋士的情节，从而真实塑造了这样一位运筹帷幄的历史人物形象，至今仍能带给观众以纯粹的感动。

与文士型隐士的生活背景不同，谋士型隐士大多只能生活在社会动乱时代。这种时代为谋士型隐士创造了正反相成的生活环境。一方面，动乱的社会无法为谋士型隐士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所以他们不得不暂时栖居乡间，以便待时而动;而另一方面，动乱的社会又为谋士型隐士创造了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正是由于社会动乱，所以才需要谋士协助将领定国安邦，建立一个更加健全的社会。所以，动乱的社会时代，几乎是谋士型隐士的生存背景，这与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文士型隐士是截然不同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隐士之所以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类型，实际上也与风云变化的社会时代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楚汉相争》里的亚父范增、《曹操秘爱》里的谋臣荀彧，这些号称智囊的谋士最初都是隐居于乡间，而他们所处的时代又都是改朝换代之际，所以，此时谋士型隐士辈出，是有其特定社会背景的。

三、 武士型隐士

隐士并非皆为文弱书生或智谋之士，有很多隐士身负高强的武艺，只是因时局所迫，不得不暂居民间，当出现能够接纳他们的明君之时，这些隐士才甘愿为主效劳，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便是本文要介绍的武士型隐士。对于武士型隐士的刻画，要属张艺谋导演的首部大型武侠剧《英雄》最为深刻，它将中国武士型隐士的多方面特质与精神均进行了深度的挖掘，从而展现了这一群体惊心动魄的伟岸品格。

《英雄》刻画了不少武士型的隐士，残剑、飞雪、如月和长空这四位一流剑客最初均隐居乡间，与世无争，但却练得独门绝技，达到了足以维持社会正义的地步。随着暴虐的秦代在西方的兴起，以及对中原的侵扰，这些隐居乡间的武士型隐士均立志刺杀秦王，可见这些隐士始终未能将家国情怀从心中遗忘，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是，上述四位武士型隐士实际上起的还是绿叶般的陪衬作用，他们真正为了烘托的是由李连杰扮演的无名。这是一位比以上四个隐士还要高强之人，他在事业的初期更加默默无闻，以至于被称为无名，但他却与残剑等四位隐士共负刺杀秦王的任务，所以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武士型隐士。在无名刺秦前夕，最震撼的一幕发生了：残剑等人为了使无名获得秦王的信任，甘愿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此处才将武士型隐士杀身成仁的精神完全表露出来。当无名背负着众多同仁的刺秦之志出发时，他已意识到这将是一段不归路，但仍然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征程。武士型隐士这一群体的牺牲精神，再次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

但《英雄》最令人感到唏嘘不已的却是悲剧结局的安置，即无名在距离秦王不足十步的范围之内，竟然弃剑，主动放弃了刺杀秦王的最佳时机，这是因为他想到了残剑在去世之前留给他的两个字——“天下”。无名想到了天下众生，所以自行取消既定计划。因为刺杀秦王易如反掌，但秦王死后，天下必定再次陷入战乱不休的状态，吃苦的反而是天下间的无辜百姓。在这一刻，武士型隐士对于社会和国家的终极关怀才彻底表现完毕。一位武士当以完成任务为终极目标，但伟大的武士却可以为了天下苍生，而主动放弃即将实现的目标。所以这种武士，才称得上是“英雄”。电影之所以以《英雄》为名，歌颂的恰恰是以无名为代表的牺牲小我、以成就大我的武士型隐士。

《英雄》提供的一系列武士型隐士，具有非常杰出的代表意义。他们虽然看似与整个世界老死不相往来，但其胸中始终怀抱着一腔除暴安良之心。在中国历史中，最伟大的刺客非荆轲莫属，但荆轲在出山之前，同样也是一位隐士，他不问世事，“日与酒徒高渐离狂歌痛饮，消遣世虑”[3]。但是，当燕太子丹的重臣田光和秦国追查要犯樊於期先后自刎于荆轲面前时，荆轲胸中的武士情怀终于爆发，接受了燕太子丹安排给他的刺杀暴虐的秦王的任务。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其实正反映出武士型隐士看似矛盾而实则统一的内心：从表面上看，他们好像与世无争，甘心使自己的好身手白白浪费;但从本质来看，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能够展示自己侠义情怀的事件，一旦有这样的事件出现，他们将会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的代价。这种英雄情怀，发生在隐士身上似乎还有些匪夷所思;但只要了解了这些隐士在本质上属于行侠仗义的武士，也就不会再误解他们的行为了。

四、 侠士型隐士

侠士型隐士渊源于中国历史悠久的游侠文化，侠士型隐士与武士型隐士的最本质区别在于，侠士不必具备高超的武艺，他需要的只是一颗行侠仗义之心;而武士则本身必须有高超的技艺，以便在关键时刻可以通过自身的武艺实现目标。但侠士与武士又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通常来讲，武士是侠士豢养的对象，侠士需要行侠仗义之时，往往会派遣武士去执行相应任务。可以说，侠士控制的是行侠的思想，而武士控制的是行侠的行为。

由黄祖权导演的《河东郭解》便是一部歌颂侠士型隐士的力作，影片选取的主人公是西汉早期的游侠郭解。郭解身材矮小，貌不出众，常年隐居在河东的安贵乡中。但却天生拥有一副忠肝义胆，对于因仇杀而被官府通缉的侠客义士，他不仅敢于收留，而且以优越的物质条件奉养他们。但他却并不因此而傲慢无礼，在常人眼中，他永远是一位不起眼的隐士。直到国家危难之秋，郭解才将其曾经施过恩情的忠肝义胆之士积聚起来，为拯救国家的危难尽出自己的一份力。当汉武帝因穷兵黩武而致使国库空虚之时，郭解竟将全部家产捐献国家，为备战匈奴的汉朝军队提供了重要的粮食供给。这种行为，无疑是侠士型隐士的毁家纾难之举，但却赢得了后世社会的广泛赞誉。

《河东郭解》对于郭解的事迹不免有修改之处，但却忠实地遵守了郭解作为侠士型隐士的本质。究其原因，无疑是因为郭解作为侠士型隐士的代表人物，对于展现这一阶层的优秀品质，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宣扬效果，所以即便对其事迹偶尔进行改动，也都是服务于其主题性格的体现。

与《河东郭解》相映成趣的是《呼保义宋江》，这是一部取材于白话小说《水浒传》的影片。号称“及时雨”的宋江虽然在江湖中名气甚广，但是却甘于在郓城县做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押司，与隐士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影片中晁盖便对宋江说道：“贤弟偏居郓城一隅，甘心做个隐士，当真是辜负了胸中百万韬略。”可见，多数人仍将宋江视为隐士。但就是这样一位隐士，在晁盖劫取生辰纲的事迹败露之后，宁可担着杀头的危险，也要冒死去通融相告。宋江舍己为人的侠士品质，在这一举动中，已经是完整地展现出来了。

郭解与宋江都是历史真实存在的人物，郭解的事迹因为史书记载得较为简略，所以还需要导演和编剧作若干改动;宋江的事迹则在《水滸传》中得到了很详细的记录，即便是如实拍摄，也是精彩万分。但无论是经过修改的郭解事迹，还是保持原貌的宋江事迹，这两位侠士型隐士所展现出的侠肝义胆却是完全相通的。在太平无事之时，郭解和宋江都能享受平淡的生活，而一旦有不测风云发生，以他们为代表的隐士便不再安于归隐，而是为了“义”，不惜牺牲生命。正是这样一种节点，侠士型隐士的本质才完整地呈现出来。

结语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发现，出现在中国古装影片中的隐士形象，虽然可以分为若干种类别，但他们都代表了中国隐士文化中的许多优美品质，例如虽然隐居乡间，却依然挂怀世间;再如虽然过着渔樵生活，却能够在国家民族需要之时挺身而出。这些品质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所根深蒂固的“入世”倾向，也就是对于合理人间秩序的重建，抱有积极的参与心态。他们也许会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选择隐居，但当红尘世界发生了能够触动其心弦的事件之后，他们也能够义无反顾地回到世间，尽一己所能，维持社会的基本公平，而这才是中国隐士文化至今还熠熠生辉的品质。

参考文献：

[1]辛文房.唐才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8：198.

[2]诸葛亮.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37-38.

[3]（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刺客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