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南

【摘要】中国历史上的治国经验，无论是“治世”的成功经验，还是“乱世”的惨痛教训，都值得认真总结，引为鉴戒。唐太宗等清醒有为的帝王之所以能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繁荣昌盛，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重视以史为鉴。

【关键词】以史为鉴 治国 唐太宗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以史为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中国的历史既悠久又曲折。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中，经历了多少治乱更替、政权更迭、起伏波折、聚散离合！历史向我们展示的，不但有昔日的辉煌、曾经的昌明，还有已逝的动荡、过往的凋敝。这些，都应视为宝贵的财富。

中国人有历史情结，自古以来，就注重写史、存史、以史为鉴。编成于春秋时代的《诗经》，有一篇《大雅·荡》，里面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为殷人要以夏朝灭亡为鉴戒。古代读《诗经》的人很多，加上《孟子》的征引、阐释，这两句诗传播很广，上自帝王、百官，下至一般读书人，普遍接受了这两句诗蕴含的理念。天长日久，以史为鉴的观念就渗入了中国人的骨髓。

可以说，《资治通鉴》及“二十四史”等史书，都是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所体现的历史观为圭臬编著的。宋神宗为《资治通鉴》作序，写道：《诗经》《尚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宋神宗这篇“御撰”序文，讲的虽然是《资治通鉴》，实际上也概括了传统史学的基本精神。正因为《资治通鉴》等史书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写，所以受到历代治国理政者的重视，被当作治国理政的教材。

翻阅《资治通鉴》及“二十四史”等史书，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清醒的、有作为的君主，都很重视历史，都很重视以史为鉴。

汉高祖刘邦即位后，曾在朝会时让大臣们就“朕何以得天下，项羽何以失天下”的问题展开无拘无束的讨论。还命陆贾写一本书，专门讨论秦朝为何覆灭，汉朝为何兴起，以及历史上治国的成败得失。陆贾写了十二篇，书名日《新语》。书中说：“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秦亡于暴政。陆贾写作过程中，每呈上一篇，刘邦就说“好”。刘邦吸取秦朝因暴虐而亡的教训，制订一系列法令，改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汉书·高帝纪》称：“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史家对刘邦订立的制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足以垂范后世。

宋太祖赵匡胤注重从唐末、五代的社会动荡和武人跋扈、干政中吸取教训。即位之初，他问赵普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十姓，朝代更迭频繁，战争频仍，生灵涂炭，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消弭战乱，使国家长治久安，有什么办法吗？赵普回答说：唐末以来，战乱不止，家破人亡，原因就是节度使权力过重，君弱臣强。现在要想治理，只要削夺节度使的兵权，限制他们的财权，天下就安定了。宋太祖采纳了赵普的方策，随即演出了“杯酒释兵权”的一幕，夺了禁军将领和节度使们的兵权。宋太祖吸取历史教训，结束了中唐以来200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稳定的宋王朝。唐朝、五代的藩镇割据和叛乱，再也不可能在宋朝重演。

唐太宗不但从隋朝的灭亡，还从唐朝劲敌突厥的衰落中吸取教训

在历代帝王中，以史为鉴做得最好的，应当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对汉武帝、晋武帝、梁武帝、梁元帝、隋文帝、隋炀帝等帝王，都有议论，谈得最多的自然是隋朝。有一次，唐太宗问房玄龄等大臣：你们认为隋文帝是什么样的皇帝？房玄龄答道：他称得上是励精图治的皇帝。唐太宗不同意房玄龄的看法，他说：“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唐太宗认为隋文帝察察为明，不信任大臣，不能放手让他们工作，凡事都是自己裁决，过于专断。隋朝到第二代就灭亡了，隋文帝是有责任的。唐朝魏徵主编的《隋书》，就是按唐太宗的这个观点评论隋文帝的过失的，其中有这么一段话：“……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论定隋朝的灭亡，不能由隋炀帝负全责，隋文帝应负部分责任。

关于隋炀帝，唐太宗曾对大臣说：我读《隋炀帝集》，仅从文字看，他似乎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而其所作所为，跟写在纸上的完全相反，这是怎么回事呢？魏徵答道：炀帝固然有才，但骄傲矜持，刚愎自用，“口诵尧、舜之言而为桀、纣之行”，以致一朝覆亡。唐太宗感叹说：“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又说，隋炀帝及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都有文集行世，但是无救于隋朝和南朝梁、陈的灭亡。国君如果没有德政，光凭文章有什么作用！所以当有人提议编辑出版唐太宗文集时，唐太宗没有同意。

唐太宗不但从隋朝的灭亡中，还从唐朝的劲敌突厥的衰落中吸取教训。突厥突利可汗请求朝见唐太宗，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以前突厥很强大，有精兵百万，时常侵扰华夏。现今突利可汗自请入朝，若非走投无路，怎肯走这一步！我听到这个消息，既喜且惧。喜的是突厥衰则边境安；惧的是，假如我犯错，他日也将跟突厥可汗一样狼狈不堪。”面对敌方的衰落，唐太宗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保持警醒，非常难得。

唐太宗以史为鉴，想的和做的，都被写进《贞观政要》一书。这本书成了后代帝王的教科书。明朝宣宗是一位脑子比较清楚、想做一番事业的皇帝。《明史》说他在位时“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政治、经济情况都比较好，百姓安居乐业。明宣宗就经常阅读《贞观政要》，他说：唐朝贞观年间为何出现大治局面，读了《贞观政要》就清楚了。

为了吸取历史教训，明太祖特地派人搜集和编纂史上“无道之君”的资料

明太祖朱元璋原本没有什么文化，通过勤勉自学，及向宋濂等儒士请教，成了一位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皇帝，对儒家经典达到了精通的程度。通过研读历史，熟悉秦、汉、隋、唐、宋、元等朝代覆亡的教训，朱元璋成为一位深谋远虑的皇帝。元朝灭亡后，在臣下的一片祝贺声中，头脑清醒的明太祖向大臣们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元朝为什么会灭亡？朕为什么能成功？他解释元朝覆灭的原因是：元朝末年，国君荒怠，臣下跋扈，横征暴敛，连年灾荒，造反者乘机而起。若是国君能够知道畏惧，不敢佚乐荒政，臣下能各尽职守，天下豪杰就是想起來造反也没有机会。明太祖懂得，政权的倒台，王朝的崩塌，都是自找的，是皇帝昏庸无道，给了天下豪杰造反的机会。为了吸取历史教训，他特地派人搜集和编纂有关史上“无道之君”夏桀、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等人倒行逆施的资料，供他参考。他说：“历史上的帝王，无论为善，还是为恶，都可以作为镜子。我所以要看那些“无道之君”的资料，就是想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怎样使得他们统治的王朝一步步走向败亡，引为警戒。”

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要着眼于前朝（跟本朝最接近的朝代）的历史。南宋洪迈就主张“前代为监（鉴）”。他在《容斋随笔》一书中说，向皇帝进言，谈历史教训，最好是以前朝为例。这样做的好处是，本朝情势、情况与前朝相接，讲起前朝历史，有根有据，皇帝听了，足以引起警惕。

后唐庄宗李存勗、南宋理宗赵昀因拒绝以史为鉴而败亡

在拒绝以史为鉴的帝王中，后唐庄宗李存勗是突出的一个。李存勗是一代枭雄，很有军事才能，带兵灭了后梁，夺得天下。但是他却未能守住天下，因为他不懂得治国是怎么回事，又不愿学习，以历史为师。对于皇帝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有什么喜好，不可有什么喜好；可接近什么人，不可接近什么人，等等，他一窍不通。他身边又没有可以给他谋划治国方略的人，即使有这样的人，他也不会任用。他很任性，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守规矩，没有章法。历史老人给皇帝画的红线，他屡屡越过。

李存勗曾说“吾于十指上得天下”，把夺得天下看得很轻易，忘掉了当年的出生入死，百战而灭后梁。即位后，他喜欢四出巡游，并喜欢在巡游时参观当年跟梁军交锋的战场，洋洋自得地对群臣讲自己的功劳，并将其作为一种乐趣。李存勗即帝位仅三年便归于败亡，是历史上少见的“能取天下而不能守天下”的开国皇帝。

史家们就李存勗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他的错误有：骤胜之后骄傲自满，贪图安逸；忘记昔日南征北战之艰辛，沉溺于女色和打猎；宠信伶人，导致伶人干政；没有管好自己的妻子，导致皇后专权；军队待遇过差，导致三军愤怒；大肆搜括，导致百姓穷困；无故诛杀大臣，导致人人自危，万马齐喑。拒绝以史为鉴的李存勗重蹈了被他灭亡的后梁和蜀国的覆辙，以致政权旋得旋失。史书说，李存勗的骤胜骤败，“足为万世之炯戒”。

李存勗的败亡引起了宋太宗赵光义的警惕。据史书记载，宋太宗即位以后，多次召见熟悉前朝历史的老人，“问以前代兴废之由，铭之于心，以为鉴戒”。他对李存面作了一番研究之后，告诉身边的大臣：“李存勗百战得中原之地，然而对于治国可以说懵懵然，根本就不知道刑法、政令是怎么回事，整天只知听音乐、喝酒、射箭、打猎。”李存勗的惨败给后代帝王敲响了警钟。

拒绝以史为鉴吃大亏的，还有南宋理宗赵昀。宋徽宗赵佶曾犯过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在宋朝的仇敌辽国被金国打得落花流水时，派人渡海到辽东，同金国订立“海上之盟”，约定共同伐辽。以为在宋金夹攻之下，辽不难灭亡，如辽亡，即达到夺回燕云十六州、报仇雪耻的目的。结果，辽是亡了，但随后北宋也被金灭了，距订立“海上之盟”不过五年时间。南宋不以宋徽宗做的傻事为鉴戒，以致重蹈覆辙。蒙古军包围金国的都城汴京后，派出使臣到南宋，商议夹击金国事宜。有人提出应当吸取北宋联金灭辽、自取祸患的惨痛教训，宋理宗和朝廷不予采纳。金国得知南宋即将出兵的消息后，派人向南宋说明“唇亡齿寒”的道理，南宋朝廷置之不理。1279年，南宋终于被蒙古军灭亡。

有的朝代，虽然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但顾此失彼，最终还是不能避免祸患的发生。王夫之《读通鉴论》就讲到了曹魏的例子：“汉亡于宦官外戚之交横，曹氏初立，即制宦者官不得过诸署令，黄初三年，又制后家不得辅政，皆鉴汉所自亡而惩之也。然不再世，而国又夺于权臣。”曹魏吸取东汉灭亡教训，采取措施，防范宦官和外戚专权，但曹魏政权仍为司马氏所篡夺。问题出在哪里呢？王夫之回答说：“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原来是防范了这方面，那方面却出问题了。又如明太祖，他以为功臣会作乱，于是大杀功臣，但没有想到，篡夺他孙子建文帝皇位的，不是功臣而是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方孝孺《深虑论》一文就说，“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读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方孝孺的《深虑论》，会使我们头脑清醒一些。

现在，研究历朝历代致治之由、致乱之因，仍然可以为治国理政服务。具体来说，政府机构如何设置得精简、灵便，充分发挥效能；如何选拔、考察、监督官员，从制度上防止官员贪腐；如何使上情下达、下情上通，防止中间环节堵塞；如何惠民、富民、安民，化解社会矛盾，不使矛盾积聚、激化，导致社会动荡，等等，历史上不乏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以史为鉴，可以避免或少走弯路。治国理政者重视以史为鉴，實乃国家之幸。

（作者为凤凰出版社编审）

【参考文献】

①[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②[唐]吴兢：《贞观政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责编/周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