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京

(天津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072)

问题的提出

大陆法系民法典的成就均有着各自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负载着不同的理想和目标。*参见肖厚国： 《民法法典化的价值、模式与学理》，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正在制定中的中国民法典如何准确反映21世纪的时代特点，如何满足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对民法典的要求，如何发挥民法典塑造自治生活、推动社会转型等功能，如何在传承传统民法固有价值和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特有的气节和时代特色等重大命题成为关注的重点。《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体系设计和制度取舍之争，通过之后的反思和质疑，实际上均与民法典的历史使命和功能定位直接相关，离开这一点，各种争论和质疑便无基本的前见和对话平台，民法典的体系设计和制度构建会无所适从。

纵观既有研究，无论是立法过程中还是立法之后的解释和评判，往往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端是就具体制度深入细致的研究，但缺乏对具体制度所在社会背景和体系定位的考察，在前见不明确的情况下得出制度合理与否的结论往往缺乏说服力；另一端是对其社会背景和理性基础研究颇多，但直接将其与制度选择联系起来，缺乏对期间连接点——历史使命和功能定位及其基础上的价值判断的的梳理，从而忽略对直接决定民法典制度选择和设计的至关重要的特定时代使命的挖掘和界定，导致在前见不明确的情况下无谓的争论和盲目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