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良早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十月革命是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场以建立工农政权为目的的重大政治事件。它发生之初，即遭到俄国政界和学术界以及国际政界和学术界一些人的否定和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中的一些人，也对它表示了不理解和不赞同的看法。1918年，德国著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罗莎·卢森堡写作的《论俄国革命》小册子，对十月革命以及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和措施提出了非议。下面，笔者就列宁和卢森堡在十月革命两个问题上的思想分歧作一研究，希望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十月革命及其相关问题。

一、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

列宁向来主张民族自决权。在十月革命以前和十月革命过程中，他论述民族自决权问题的著作有60余篇①参见李技文：《论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思想内涵和实践》，载《凯里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1902年，列宁在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中即写道：俄国民主革命胜利即建立民主宪法基础上的共和国后，“承认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1](p195)。这是列宁最早表达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列宁于1916年写作《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其中提出：“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鼓动分离的充分自由，以及由要求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分离问题。因此，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并不就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2](p257)根据他的意思，民族自决权的内容是：由要求分离的民族进行全民投票，就要不要实现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做出决定；如果决定分离，则可以自由地从“异族集体”中分离出来。可是这种权利的意义和价值取向不是分裂和建立小国，而是彻底地反对民族压迫。也就是说，这种权利反对民族压迫的意义大于分离和建立小国的意义。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维埃政权贯彻了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提出：苏维埃政权“将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3](p5)。1917年12月2日，人民委员会即工农政府通过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俄国各民族权利宣言》，其中规定，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建立在如下基础上：（1）俄国各民族的平等和主权；（2）俄国各民族享有直至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自决权；（3）取消任何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特权；（4）居住在俄国领土上的少数民族和种族的自由发展[4](p537)。

根据列宁的思想和上述苏维埃政府的文件精神，1917年12月4日，苏维埃政权同意乌克兰分离，承认它的独立。12月18日，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把承认芬兰独立的决定交给芬兰资产阶级政府的代表，全俄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通过了关于承认芬兰独立的宣言。在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等民族地区，当地共产党人在苏俄的支持下先后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成为拥有主权的苏维埃共和国。尽管这些民族地区的共产党人对于成立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持有异议，即他们不愿意建立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主张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但根据列宁和俄共（布）的意见，这些地方都建立了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很快承认了它们的独立。

对于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和苏维埃政权这方面的实践，卢森堡大不以为然，提出了下述反对和批评的意见。

1.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给予非俄罗斯民族以“民族自决权”以换取这些民族支持革命事业的“打算都完全落空了”。上述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和苏维埃政权相关的政策，被卢森堡理解为脱离实际的“空洞词句”和一种“随机应变的政策”而导致的策略，并且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期望的目的。如卢森堡说：“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显然是考虑到，除了以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名义给予俄罗斯帝国内部的许多非俄罗斯民族以极端不受限制的支配自己命运的自由，就没有任何更加可靠的手段可以使它们支持革命的事业，支持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事业。”[5](p16)在土地问题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即为了获取农民对革命的支持赞同并实施了对农民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可惜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打算都完全落空了”[5](p16)。意思是说，给予非俄罗斯民族以民族自决权的策略没有起到使非俄罗斯民族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如同对农民平均分配土地的策略未能起到使农民支持革命的作用一样。且不说卢森堡否定布尔什维克土地政策的看法是否有历史事实作依据，就她否定布尔什维克“民族自决权”策略的观点来看，事实依据是不足的。她提到的事实是：得到民族自决权的民族或国家如芬兰、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高加索地区的国家不仅没有成为革命的忠实同盟者，而且相反，它们利用刚刚赠送给他们的自由，同德国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俄国革命，在德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已经把反革命的旗帜打到俄国本土上来。历史证明，在俄国革命进程中，在各非俄罗斯民族推进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敌对势力展开各种破坏活动甚至进行小股的军事叛乱，是不可避免的。可卢森堡却说所有这些民族以及这些民族内所有的人都反对俄国革命，显然是夸大了历史事实。如前所述，在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地区，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都主张以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而不希望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证明并非所有的非俄罗斯民族都反对俄国革命和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4](p537)。1922年苏联的建立，则证明民族自决权并不排斥各个民族融合的趋势，证明了苏维埃政权“民族自决权”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2.民族自决权变成了非俄罗斯“各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工具。如前所述，并非所有非俄罗斯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反对俄国革命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只是几个民族内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对俄国革命持反动立场。例如芬兰，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无产阶级行动起来，建立了工人赤卫队。资产阶级也在积极行动。1917年12月上旬芬兰议会宣布芬兰独立，苏俄新政权承认了它的独立。次年1月中旬芬兰组建资产阶级政府。1月下旬，芬兰无产阶级举行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宣布芬兰为社会主义共和国。芬兰资产阶级投靠德帝国主义，在德国干涉军的帮助下，镇压了芬兰无产阶级的斗争，重建并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政权。这个事实成为当时非俄罗斯民族资产阶级利用民族自决权达到一定目的的典型案例。在乌克兰，也发生过资产阶级控制政权并敌视苏俄无产阶级政权的事件。在十月革命进程中，乌克兰建立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治派别控制的“中央拉达”，11月上旬他们宣布乌克兰独立。由于中央拉达采取敌视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政策，12月下旬全乌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乌克兰为苏维埃共和国，并且对中央拉达宣战。中央拉达的政权立即瓦解，但其代表人物逃往德国，请求德帝国主义支持。次年2月德军攻入乌克兰，中央拉达返回乌克兰。但德国占领军解散了中央拉达政权，建立了另一个傀儡政权。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德国的失败，乌克兰政权又回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手中。在乌克兰事件中，资产阶级并没有利用民族自决权达到自己的目的。卢森堡在叙述了一些民族内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反对俄国革命和苏俄无产阶级政权政策时说，实际上并不是“各民族”实行了反动的政策，“仅仅是同本民族无产阶级群众处于极其尖锐矛盾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把‘民族自决权’歪曲成了他们的反革命阶级政策的一个工具”。接着她说：“但是，——我们这就正好涉及问题的症结了——这一民族主义词句的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性质恰恰就在于，它在阶级社会的残酷现实中，尤其是在矛盾极其尖锐化的时期，干脆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手段。”[5](p17)她的上述论断，应该肯定的思想是：在非俄罗斯民族中，只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期会利用民族自决权来达到本阶级的目的，即与异族分离并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目的。应该看到的缺憾是：她夸大了历史事实。真实的事实是，芬兰一个国家出现了这样的典型案例，可她说这种事件“绝不是偶然的例外”，而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3.如果想借助“人民投票”的途径达到使非俄罗斯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目的，只会到处得到“使布尔什维克很不愉快的结果”。按照布尔什维克对民族自决权的说明，非俄罗斯民族要不要与俄罗斯分离和要不要建立独立国家，一般来说，需要经过“人民投票”来做决定，即这个问题必须根据全体人民的意志来决定。卢森堡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寄希望于非俄罗斯民族通过“人民投票”的途径得到赞成革命和参与革命的多数票，这是不可理解的“乐观主义”，如果将“人民投票”的办法作为同德国的军事暴力政策相抗争的策略，即以“人民投票”的方式来反对德国的军事进攻，则是“危险的玩火”。他还指出：“即使没有德国的军事占领，如果在边疆各国举行这样的‘人民投票’，那么由于农民群众和广大的还漠不关心的无产者阶层的精神状态，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倾向以及资产阶级的上千种对投票施加影响的手段，完全可能到处都得到一种会使布尔什维克很不愉快的结果。”[5](p17-18)她的意思是，由于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有限，由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投票过程的干扰，无产阶级不可能得到赞成革命和参与革命的多数票。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她强调说，或者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预见到投票的结果会对他们不利，以种种借口阻止投票的进行；或者是他们估计到他们可以通过一定的干预手段使投票产生对他们有利的结果，而加紧实施干预手段。在这两种情况下，结果都是对无产阶级不利的。卢森堡的这个看法倒是不无道理。可是实际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未必怀有这样的希望，即希望非俄罗斯民族通过“人民投票”的方式使他们走向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问题上向来不相信“选票”的作用，他们相信的是革命的方式和武装起义的方式。

4.把民族意识和分离倾向纳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来，引起了无产阶级队伍思想的混乱，动摇和削弱了边疆地区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当芬兰无产阶级作为俄国无产阶级阵营中的组成部分而斗争的时候，它在芬兰具有支配性的实力地位，控制了国内的局面，使得资产阶级陷入完全无力的状态。乌克兰曾经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堡垒和发源地。从罗斯托夫、敖德萨、顿涅茨地区产生的革命洪流，在俄国的各个地方燃起火焰，为1905年革命做好了准备。这种情况在1917年革命中再度出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个民族，1905年革命以来革命形势也是日益高涨。可是为什么1917年以来反革命在这些地区取得了胜利呢？卢森堡说：“民族主义运动使无产阶级脱离了俄国，正因为如此它使无产阶级陷于瘫痪并且听任边疆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摆布。”[5](p19)意思是说，各个非俄罗斯民族的无产阶级脱离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整体力量，或者说力量由于已经分散而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所以才在国内斗争中处于被动的局面，甚至遭到了失败。卢森堡还说，布尔什维克没有按照他们一向宣传的那样，坚持国际的、阶级革命的政策，把俄国所有地区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维护“俄罗斯帝国”作为革命区域的完整性，把各民族无产阶级的一体性和不可分离性作为至高无上的政策，反对民族分离的意图，“而是恰恰相反，他们通过‘民族自决权直至实行国家分离’这一大叫大嚷的民族主义废话，给一些边疆国家的资产阶级提供了求之不得的、最漂亮的借口，简直就是为他们的反革命意图提供了旗帜”[5](p19)。她的意思是，布尔什维克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口号，被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接过去并进行利用，大大有利于他们在国内镇压无产阶级的斗争，并且采取各种敌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动作和措施，造成了对苏俄无产阶级政权的威胁。就此她还说：“布尔什维克通过这一民族主义的要求导致了和准备了俄国本身的瓦解，从而把刀子送到自己的敌人手里，好让他们用它来扎进俄国革命的心脏。”[5](p19)

在这一时期，列宁就民族自决权阐述的思想主要是以下内容：

1.无须在意原来的俄罗斯会划分为多少个独立的共和国，无须在意国界划在哪里，但必须保持各民族无产阶级以及劳动者的团结和联盟，齐心协力地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或者说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民举行十月革命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进而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使无产阶级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得到翻身解放。俄国苏维埃政权实施民族自决权，允许一些非俄罗斯民族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同保持各民族无产阶级以及劳动人民在斗争中的团结和联盟，完全没有矛盾。而且这样做有利于树立俄国苏维埃政权提倡自由的高大形象，有利于俄国无产阶级团结其他民族无产阶级一起进行斗争。因为在旧俄国，沙皇政权对其他民族的压迫空前残酷和野蛮，非俄罗斯民族对沙皇政权怀有刻骨的仇恨，并且将这种仇恨迁延到全体俄罗斯人身上。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如果在民族问题上没有一种新的姿态和政策，则不能改变非俄罗斯民族对俄罗斯人的态度，则不利于俄国无产阶级团结其他民族无产阶级一起斗争。1917年11月下旬，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论及沙皇政权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和其他民族对沙皇制度的仇恨以及对全体俄罗斯人的不信任态度，强调必须实行民族自决权，强调不怕俄罗斯分离为许多独立国家。他说：“有人对我们说，俄国一定会四分五裂，分裂成一些单独的共和国，不过我们用不着害怕这一点。不论有多少独立共和国，我们都不怕。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在于国界划在哪里，而在于保持各民族劳动者的联盟，以便同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作斗争。”[3](p112)在他的思想上，俄国变成了多少个独立共和国，或者国界划在哪里，只是一个形式。这对无产阶级的斗争进程影响不大，重要的是俄罗斯无产阶级同其他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和联盟。有了这种团结和联盟，就能够齐心协力地斗争，推翻旧制度，赢得无产阶级的解放。当时，芬兰已经独立，并且得到俄罗斯苏维埃政权的承认。列宁就这个事实说，俄罗斯苏维埃政权正在“征服”芬兰，但是不是像资本家强盗那样去征服。“我们的征服办法是允许芬兰有同我们或同其他国家结成联盟的完全自由，保证完全支持一切民族的劳动人民反对各国的资产阶级。这种联盟不是以条约，而是以被剥削者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的团结为基础的”[3](p112)。他的意思是，俄国无产阶级支持一切民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愿意同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结成联盟，共同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即是俄国无产阶级和苏维埃政权对待芬兰或者“征服”芬兰的办法。当时乌克兰也宣布了独立，也得到了俄罗斯苏维埃政权的承认。列宁就此说：“我们要对乌克兰人说，你们乌克兰人可以按照你们的愿望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我们要向乌克兰工人伸出兄弟之手，并且对他们说，我们将同你们一起为反对你们的和我们的资产阶级而斗争。只有各国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联盟才能消灭民族迫害和民族纠纷的一切根源。”[3](p112)这里表达的也是各国无产阶级团结斗争的思想以及无产阶级的团结与联盟同民族自决以及建立独立国家不相矛盾的思想。

2.允许非俄罗斯民族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但坚持对非俄罗斯民族的资产阶级反苏维埃势力进行斗争。乌克兰1918年1月宣布独立时，国家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央拉达”手里。中央拉达一方面同俄罗斯苏维埃政权谈判，另一方面支持各种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它们从战争前线召回乌克兰的部队，放弃对德军的防御；解除驻守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苏维埃政权军队的武装，削弱其战斗力，以利于德军的进攻；支持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支持原白卫军队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于是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在俄罗斯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发动武装起义，占领了各主要城市。中央拉达的成员逃往国外。列宁1917年12月初在《告乌克兰人民书》中指出：“我们人民委员会现在就无保留无条件地承认有关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的一切事项。”[3](p140)但是我们必须对拉达作斗争。“拉达走上了这条骇人听闻的叛变革命的道路，走上了支持既是俄国各族人民民族独立的死敌又是苏维埃政权死敌的道路，即走上了支持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敌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道路，这样就会迫使我们毫不犹豫地向它宣战，即使拉达是一个已经被完全正式承认和一致公认的最高国家政权机关，即独立的乌克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政权机关”[3](p141)。这里表达的思想是，对于非俄罗斯民族中的反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或机关，即使它已经获得正式的承认，俄国无产阶级也要对它宣战，彻底地战胜它。可以看出，在列宁的思想上，允许非俄罗斯民族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同对它们中的反苏维埃政权势力宣战并战胜它们，是不矛盾的，甚至是相得益彰的。

比较研究卢森堡和列宁的思想，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1.卢森堡提出的有些批评意见，列宁已经做出了解释或回应。当时列宁虽然没有专门写一篇文章回应卢森堡提出的批评意见，但是他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中以及有关的文章或文件中，实际上已经回应了卢森堡的意见。例如卢森堡批评说，民族自决权变成了非俄罗斯“各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工具，即“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个权利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压迫和剥削国内的无产者，镇压国内无产阶级的斗争并反对俄罗斯的苏维埃政权。可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列宁在有关文件中提出，必须对非俄罗斯民族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势力宣战，彻底战胜它们。各个非俄罗斯民族的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利用民族自决权作为达到本阶级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卢森堡批评说，民族自决权使民族分离，削弱了非俄罗斯民族无产阶级的力量，使他们在斗争中受挫。历史事实也不是这样。列宁在有关文件中强调，必须保持各民族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的团结和联盟，齐心协力地同敌对势力作斗争；俄国无产阶级作为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一定会有力地支持别国人民的斗争。实际上当时不存在别的民族或国家无产阶级的力量遭到削弱的事实。卢森堡批评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以民族自决权换取非俄罗斯民族对俄国革命支持的打算落空了。1922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联得以成立，证明俄国革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其他各个民族的人民向着它、拥护它和支持它。

2.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是一种超越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将“自由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思想融为一体的高境界的思想，卢森堡的思想是一种不辩证、不通融的或者说死板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反对民族压迫和实现民族独立，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如同实现人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追求的目标一样。从一定的意义上看，列宁所说的民族自决权同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自由权利具有一致性，可是实际上它大大超越了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自由权利，因为没有任何一部资产阶级的法律规定过民族可以自由分离且已经将这种规定付诸了实践。列宁主张这种权利并通过苏维埃政权将它付诸了实践。他的思想是超越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自由思想”。同时列宁主张各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加强团结和联盟，体现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或者说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他把超越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自由思想”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高境界的革命思想。卢森堡的思想停留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般性理解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无产阶级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别，所以无产阶级在革命的进程中不应该人为地制造民族分离和建立更多的民族国家。无产阶级斗争的舞台首先在本国的领域内。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的力量越强则越有利于斗争的胜利。建立许多民族国家从而使无产阶级的力量分散，显然不利于无产阶级斗争的进展。卢森堡熟知这些理论，但是她不善于从俄国当时的实际出发，灵活地、变通地运用这些理论，而是死板地用这些理论来观察现实生活，产生了一些同现实不相符合的结论。

二、关于解散立宪会议和选举权问题

在十月武装起义以前，俄国的一部分群众崇拜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形式即“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为了让广大群众在此方面产生亲身的经历和经验，正确地选择俄国未来的政权形式，支持举行立宪会议。可是，立宪会议的候选人是十月武装起义以前一段时间内产生的。选举于1917年11月12日开始，即是在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进行的。选举产生的715名代表中，社会革命党人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这个结果反映了十月革命以前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举行时，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的立宪会议拒绝讨论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鉴于立宪会议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和行为，苏维埃政权于1月6日命令驱散了立宪会议。对于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驱散立宪会议，卢森堡提出了如下批评意见：

1.尽管立宪会议反映了过时的旧状态，但人民群众的情绪会对代议机构产生正面的、革命的影响，纠正它的错误倾向。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有关文章中说，立宪会议选举是在十月革命后进行的，而发生十月革命的消息不能迅速从首都传播到外省去，特别是不能迅速传播到农村去，所以许多农民将票投给了社会革命党的代表。这说明立宪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政治斗争和党派组合的变化。卢森堡不同意这种看法。她认为，选民和代表之间有着活生生的精神联系，他们的革命情绪将对代表和代议机构施加正面的、革命的影响。如她说：“人民情绪的活的流体始终包围着代议机构，参透它们，指引它们。否则我们怎么有可能在每一个资产阶级议会里都有时看到‘人民代表’非常有趣的疯癫行径呢？他们突然受到一种‘新的精神’的鼓舞，唱出了完全出人意料的调子。”[5](p24)她的意思是，在资产阶级的议会里，有的议员会突然出人意料地在发言中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这说明他受到了人民群众情绪的影响。既然资产阶级国家人民群众的情绪会对议员产生影响，在苏俄，人民群众的情绪也一定会对立宪会议的代表产生影响，所以不能认为立宪会议反映了过去的旧状态或者落后于政治斗争的形势。她还认为，正在进行的革命也会对立宪会议产生正面的、革命的影响。这就是她所说的：“恰恰是革命通过它的火热激情创造了稀薄的、振动着的、敏感的政治空气。在这种空气中，人民情绪的波浪、人民生活的脉搏立刻就以极其奇妙的方式对代议机构发生作用。”[5](p24)在卢森堡看来，立宪会议是会进步的，驱散它是不应该的。

2.苏维埃政权驱散立宪会议的办法比立宪会议有可能产生的坏结果“更坏”。布尔什维克有的领导人在文章中论及立宪会议的错误以及缺陷时，提出了这样的话语或者概念，即“民主机构的笨重的机制”，意在指明像立宪会议这样的民主机构运行不灵活，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卢森堡不同意这个说法和看法。她说，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而且恐怕人类设立的一切机构都不可避免地有局限性和缺陷。但是对于这种局限性和缺陷，有纠正的办法，这正是生机勃勃的群众运动。然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没有找到正确的办法，没有以群众运动纠正立宪会议的局限性和缺陷，而是驱散了它。如她说：“只不过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5](p25)这里的意思是，如果说立宪会议会出现错误或者说会干坏事的话，那么驱散它即“取消一切民主制”的办法及后果会比前者更坏，因为这样做的后果是“堵塞”了或者说不再有人民群众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了。这个看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驱散立宪会议并不等于取消一切民主制，更不等于“堵塞”人民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

3.苏维埃俄国的选举权是一种“空想的、脱离社会现实的幻想产物”。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这个政权下，在旧俄国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即享有选举权，把过去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排除在民主权利以外，即他们没有选举权。列宁在一系列著作中对无产阶级专政以及选举权问题做了论述。卢森堡对此不以为然，提出了批评意见。她说，苏维埃政权既然否定了根据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它为什么还要规定普选权呢？人们也不知道这种选举权在什么时候实行过，它“可能说是纸上谈兵”。她还说，根据列宁和苏维埃政权对选举权的解释，只给予那些靠自己的劳动为生的人以选举权，而拒绝将选举权给予其他的人。“显然，这样的选举权只有在一个经济上也有能力使一切愿意劳动的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充裕的、文明的生活的社会里才有意义。”[5](p26)意思是说，社会的经济条件好，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就业，都能获得充足的生产资料，才能形成每个人靠自己的劳动为生的事实，才可以实施这种选举权制度。她认为，当时的苏俄没有这样的条件，战争使俄国的经济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各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进行着经济封锁，农业、工业和商业由于财产关系的变化而处于动荡之中。由于这些情况，无数的人突然地被赶出家园，脱离了生活的常轨，客观上人们没有劳动的条件，不能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不仅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是这样，中间等级以及工人群众也是这样。由于城市生活的困难，无数的产业工人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寻找生活之路。面对这种情形，将是否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作为能否获得选举权的条件，“是完全无法理解的”。由此出发，她批评指出：“把选举权描述为一种空想的、脱离社会现实的幻想产物，这是荒谬的。正因如此，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认真的工具。”[5](p27)且不论当时苏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参加生产劳动、都不能成为靠自己的劳动为生的人，就她转换“概念”而言，是十分错误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在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人以及靠自己的劳动为生即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在苏维埃制度下享有选举权；在旧社会剥削别人劳动的人，则在苏维埃制度下不享有选举权。卢森堡将其“转换”为在苏维埃制度下以自己的劳动为生的人享有选举权。前后两者的含义大相径庭。

在关于解散立宪会议和选举权问题上，列宁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其内容主要是：

1.按照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存在的那些党派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召集的立宪会议，必然同进行十月革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在1917年5月至10月之间，俄国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是社会革命党，该党在首都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在农民中间有较大的影响。当年10月，该党作为一个统一的政党提出了立宪会议候选人名单。可是一个月以后，即在立宪会议选举完成以后、会议召集之前，该党发生了分裂，分流出左派社会革命党。这样该党立宪会议的代表与现在两党的力量对比未必是相适应的，并且立宪会议的所有代表与现在俄国各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未必是相适应的。另一个情况是，立宪会议的选举开始于当年11月12日，即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刚一周的时候。无产阶级举行十月革命的信息没有也不可能传递到首都以外的广大地区，特别不可能传递到偏远的农村地区。首都以外的许多投票人特别是农民投票人，不知道十月革命的意义，不知道领导这次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决策和英勇壮举。由于这些情况，立宪会议代表中右翼力量占优势，代表的比例关系不适应现实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列宁在有关文件论及此问题时指出：“因此，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俄国各种阶级力量的划分情况，在1917年11月和12月间，实际上根本不同于1917年10月中旬各党派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所反映的情况。”[3](p165)他还提出：“按照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以前、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存在的那些党派所提的候选人名单召集的立宪会议，必然同10月25日开始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3](p166)在他的思想上，有冲突必然导致危机。消除危机的办法是：让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地行使改选立宪会议代表的权利；立宪会议自己同意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这种改选的法令；立宪会议立即无条件地宣布承认苏维埃政权、苏维埃革命以及苏维埃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令；立宪会议坚决地同反苏维埃势力作斗争。

2.立宪会议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割断了它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联系”，成为苏维埃政权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5日举行。布尔什维克党团要求立宪会议承认苏维埃政权以及它通过的一系列法令，但遭到占代表多数的右翼的拒绝。布尔什维克党团发表声明并退出了会议。随即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要求会议就苏维埃政权的和平政策进行表决，也遭到右翼的拒绝。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也退出了会议。这时的形势是，在立宪会议以外，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并且他们在街头组织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游行示威。在立宪会议内，右翼代表的种种发声与会议外的活动紧密呼应。列宁就此指出：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花冠”，是横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前进上的“障碍”。它拒绝承认《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这样，立宪会议就割断了它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联系。”[3](p240)他还说：“现在，反对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反对人民所争得的苏维埃共和国，支持资产阶级议会制和立宪会议，那就是向后倒退，就是要使整个工农十月革命失败。”[3](p240)在当时，是否站在被剥削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19世纪以来，国际无产阶级包括俄国无产阶级为掌握政权和推翻剥削制度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现在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政权，可以展开消灭剥削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尝试。否定十月革命和否定苏维埃政权是千百万被剥削劳动群众所绝对不能答应的。所以上述列宁的话语，实际上是千百万被剥削劳动人民的心声。

3.苏维埃制度以及它的选举制度，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民主制。在准备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列宁一再强调未来的国家政权采取巴黎公社的形式。如他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3](p115)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人民委员会的委员等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鉴于当时普遍的选举制，列宁1918年1月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由人民完全独立地创造出来的苏维埃，是一种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民主制形式。”[3](p242)它是“一种伟大的、世界革命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同年4月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中提出，苏维埃民主制的性质和特点是：第一，选举人是被剥削劳动群众，排除了资产阶级；第二，废除了选举上的一切官僚主义的手续和限制，由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日期和程序，并且选举人有罢免当选者的完全自由；第三，建立了各级苏维埃组织，使工农群众能够通过这种组织学习管理的知识，并开始进行管理[3](p183)。从当时的情况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上是这样认识的，在实践中也是这样进行的。这样的民主制度比资产阶级的议会制确实更有生机和活力，更能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对比卢森堡和列宁在解散立宪会议及苏俄选举权问题上的思想，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卢森堡对俄国政治斗争的实际缺乏真实的认识，以推理和想象的方案或图式去衡量苏俄的现实生活，其思想或结论不符合苏俄的实际。列宁的思想形成于斗争实践中，是切合实际的和科学的。如，俄国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向来反对由工农掌握政权，反对革命朝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它们在本质上是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反对力量。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的代表在立宪会议中占绝大多数。由此，立宪会议不可能承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可以说，这个事实是由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本质所决定的。卢森堡对此缺乏真实的认识和了解，或者说不懂得这一点。她明知道立宪会议代表的构成对苏维埃政权不利，却根据人民群众的情绪可以影响立宪会议的代表、并可以使其改变立场和观点的想象方案，反对解散立宪会议，主张等待它走向进步。也许人们应该肯定，人民群众的情绪确实可以对政治人物或者立宪会议的代表产生影响。可是这种影响的方向也许是这样的，也许是那样的；影响的程度也许很深，也许较浅；也许在短时期内可以产生影响，也许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才会形成影响。显然，人民的情绪对立宪会议产生积极的影响，是一个不可把握的、难以确定和奏效的问题。换言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立场及观点不是那么容易受影响并发生改变的。卢森堡以这种想象的方案去解决俄国革命现实中的问题，是非科学的甚至是有害的。这说明，她对俄国革命的实际缺乏真实的认识，对立宪会议右翼代表的本质缺乏真实的认识。列宁身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对于斗争的实际有亲身的感受，对于右派社会革命党等相关派别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如同他所说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切尔诺夫的党，在立宪会议中获得了多数。这个党自命为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政党，但是却领导资产阶级分子反对工农革命，它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政党。”[3](p234)他认识到，这个党的代表占多数的立宪会议，必然是十月革命以及苏维埃政权继续前进的“障碍”，在一定的时候解散它，是推进无产阶级事业的唯一正确选择。列宁的这一思想是符合当时斗争实际的和正确的。

2.卢森堡在认识俄国革命问题时不善于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往往产生模糊的、错误的认识。列宁则善于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并产生正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人们认识社会和社会问题的不可多得的思想方法。但是卢森堡不善于运用这一方法来认识俄国革命的问题。她说，如果解散了立宪会议，其后果是“堵塞”了人民群众政治生活的途径，不再有人民群众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了。实际上，解散立宪会议，只是打击了立宪会议中的右翼代表，即打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权的那些势力，不会形成打击广大人民群众的后果。卢森堡显然不善于将反对革命的势力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即不善于将不同的阶级力量区别开来。列宁提出，苏维埃国家的选举权给予那些靠自己的劳动为生的人，意即“非剥削者”可以得到选举权，剥削者则不能得到选举权。卢森堡不善于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区别开来。她荒谬地说，在当时的苏俄，由于战争的破坏等客观原因，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工人和农民等，都没有参与生产劳动的条件，都不能成为靠自己的劳动为生的人，都不能得选举权，所以苏维埃国家的选举权是一句空话。她还说，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公职人员，靠国家公费养活。他们没有参加劳动，所以也失去了选举权。可见，在她的思想上，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概念，在选举权问题上没有这两个阵营的区别。列宁的思想方法与此不同。他在讲到十月革命时，称其为工人农民的革命或者无产阶级革命，认为革命的对象是地主和资本家阶级。在认识立宪会议时，他往往是从阶级力量对比关系上观察它的立场和政治态度的。所以他的观点或结论往往是正确的。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姚海.俄国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德]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6]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