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玉青

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历史小说的写作更加多样化。21世纪初，天涯论坛开设“煮酒论史”栏目引来许多民间写史作家，他们在网络上将历史题材进行再创造，创作了五花八门的历史文艺作品。其中被称为“新派写史掌门人”的曹三公子（原名曹升）尤受追捧，品读其书，其解读历史方式令人新奇。曹三公子在序言中说：“古人已远，但他们曾和今天的我们一样，也会体验到压力、愤怒、绝望，也会感受到愉悦、幸福、狂喜。……而我的写作目标，便是临摹他们的思绪，重温他们的心迹，让读者‘以心证史'，仿佛亲历，而不只是站在遥远的地方冷眼旁观。”[1]其中“以心证史”概括了曹三公子写史的方式与原则，在其书中处处体现着这一观念。他的著作《流血的仕途：李斯与帝国》《嗜血的皇冠：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中许多精彩绝伦的描写，正是通过“以心证史”的方式才得以呈现。

一、“以心证史”的文本表现

曹三公子的著作不拘泥于史实的罗列，而是专注于历史事件中人性魅力的发挥，注重对人物的思维、心绪、情感的挖掘，力图使历史事件鲜活地、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多采取内心旁白的方式，试图从事件的表面现象下探索出人物的心理运动，由内至外地表现人物的变化。这种体验式的写史方式，与其说是在描写历史，不如说是在解读人心，书中字字句句都从“心”出发来呈现历史中每个跳动的心灵，继而表现由这些心灵产生的伟大时代。《流血的仕途：李斯与帝国》以秦国丞相李斯为镜头，从中洞见战国末年秦国在嬴政手下一统天下到二世而亡的这一段传奇历史，时间跨度46年。在李斯这一段起伏沧桑、腥风血雨的仕途中，许多人物如星辰般出现、辉煌最后泯灭，这些心灵在历史中都闪耀过，他们的智慧、个性、容颜都是影响了之后几千年历史的传奇。曹三公子“以心证史”正是试图展现这些人物心灵，从而实现历史流变的真实展现。

从其书对李斯的描写可以感受到作者所说的“以心证史”概念的体现。以往历史小说对李斯的描写都是在《史记》与其他杂记的基础上进行白话解释，鲜有发挥，对其进行深度探索、人性化描写是在现代才开始，时间比较近、引用较多的，除曹三公子的《流血的仕途：李斯与帝国》外，还有钱宁著《秦相李斯》、常万生著《仓鼠劫——秦相李斯的黑白人生》、张汉东编著《李斯小传》、程步著《真李斯 包赔不换》、孙朦著《将相传奇——大秦风云宰相李斯》等，而其中以曹三公子所著的传记篇幅最长，描写最为细腻、深入。如其中对《史记·李斯列传》：“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尚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几句话的解读。对于李斯做出辞去众多乡亲羡慕的职位，走上未卜的前途这个决定时内心的震动与挣扎，曹三公子不同于其他历史小说对其带过或者浅显解说，而是在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将心比心的推测，将李斯当时的感怀与人生之叹铺陈开来：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活了二十多年，都活了些什么？看看自己身边，尽是庸庸碌碌之徒。难道我也要和他们一样，朝生暮死，无声无息？一想到此，李斯浑身泛起一阵神圣的战栗。他趴在地上，一阵干呕。

大丈夫于人世间，有两个问题必须问问自己：活着时怎样站着？死去时怎样躺着？留在上蔡郡，他将注定一事无成。他将被胡乱埋葬在某个乱坟堆里，他的名字只会被他的儿女们偶尔提起，而等到他的儿女们也死去了，他的肉体也早已在棺椁里腐朽烂透，他的名字也将不会被世间的任何一个人所记起。到那时，上天入地，也找不到半点李斯曾存在过的痕迹。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2]

这些发问与感叹完全是从李斯作为“人”的部分来解读，将李斯走上历史舞台的这一句话背后，作为“人”的情绪揭示出来。其中“趴在地上，一阵干呕”，“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等句子，正在人之常情的基础上，对李斯的极端情绪进行感悟而写成，从而这些话能够获得读者的认同，既合理又震撼。“以心证史”首先是从历史故事中提炼出历史人物作为“人”的部分，其中“证史”不是通过其他历史事实来进行相互证实，而是通过人类之间共通的思维与情感来解读历史人物，在与历史人物达到共鸣之后，展现历史人物作为“人”的真实情感与思考，从而见证历史真实。

又如其中《谏逐客书》的故事。李斯单凭一封谏书改变了嬴政作为天子的决定，力挽狂澜，救了千千万万的外客，这个故事充满神秘。而且，“陈思王曹植先后上《求自试表》和《陈审举表》，行文凄厉郁苦，读来泫然出涕，结果泥牛入海，终生不得见用。李白呈《与韩荆州书》，吞云吐电，气势超绝，结果对牛弹琴，不闻下文。韩愈上《谏迎佛骨表》，激昂慷慨，文理斐然，结果唐宪宗龙颜大怒，险些将他加以极刑。”[3]在这么多例子下，偏偏李斯的《谏逐客书》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禁让人大为疑惑。

对于历史中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历史小说一般是从人物关系、历史背景等外在方面去考证与推究，其中注重的是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而曹三公子“以心证史”是从人物的内心出发来解读其所创下的传奇。

“在《谏逐客书》里，李斯跳出了个人情绪的小格局，也跳出了围观他写字的外客们集体营造的悲伤气场，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克制，站在旁观公允的角度书写谏议，只字不提个人恩怨、外客的凄凉。在他的文章里，只有血，没有泪。”

因为，李斯在作《谏逐客书》时，“站在嬴政的角度考虑问题，分析他的处境，判断他的立场，然后对症下药”，所以作为帝王的嬴政能接纳这篇没有“动之以情”而是“晓之以理”的谏文。

在这段文字中，曹三公子完全从李斯的视角来考虑李斯的心绪，其中没有写外在因素，而是对李斯个人的心理运动进行剖析。这一段可谓是非常精彩的，既让人对《谏逐客书》的故事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又将李斯这个人的性格与智慧展露无遗。“以心证史”其次是对历史人物作为“人”的部分中的内心运动进行感悟，“以心”不仅是让读者用心去阅读，而是在解读历史时与历史人物的内心达到共通。

在曹三公子书中类似于这种揭露历史大事件背后人的因素的，还有嬴政杀韩非的故事。初见韩非之书《孤愤》《五蠹》时，嬴政“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因此不惜为韩非发动战争，而得见韩非之后没过多久就将韩非打入狱中，虽然历史记载是因为韩非的弱秦之计与姚贾、赵高等人的排挤，但是嬴政作为秦王要想留住一个人才又有何难，可见韩非的死是经过嬴政同意，或者说是经过嬴政授意的。而这又是为什么呢？

曹三公子一句“寡人越喜韩非之书，便越恶韩非之人”道出了嬴政的心声：

韩非不懂难得糊涂的道理，他只顾沉迷于自己锐利的才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于是犯了嬴政的大忌。术者，只能操于帝王一人之手，而天下莫能知晓。天下莫能知晓，自然更无法言说。是以，韩非关于术讲得越多，便错得越多。”

“韩非也不适合做人臣。人臣的标准是：可以从命，而不可以为命。而韩非在他的书中，却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过足了为命的瘾。这样的韩非，嬴政又怎么敢轻易信任？[4]

对于这个历史事件，这段文字更多的是从人性方面来考虑。作为帝王，嬴政有着权威性与自负感，不容许韩非凌驾于他之上，而韩非正是不懂这一点或者说不愿意去懂这一点，正是如曹昇所说的“他沉迷于自己锐利的才气”，所以，即将统一六国的秦王嬴政，不能容忍韩非的存在。“以心证史”最后是从人心中找出人性作为基础，是以人性来证史。

从人、人心到人性，曹三公子“以心证史”是在寻找历史最本源的推动力，历史本来就是人的活动痕迹，从人出发来见证历史是一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或许可以更接近历史真实，对于读者来说，也更加容易接受。但是有人曾对曹三公子的这种写作方式进行批判，认为其虚构了历史真实。对于这种怀疑，或许可以用卡西尔的话来解释——“什么是历史的事实？一切事实的真实性都暗含着理论上的真实性。”[5]确实，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空隙就是不断通过“理论上的真实性”来进行填补。文学具有想象的空间，历史具有事实的基础。历史小说正是对历史事实进行“理想化的重建”。

二、“以心证史”的学理依据及其可能

曹三公子提出的“以心证史”，就是对历史人物进行人性化还原的探索，这个“理想化的重建”并不是历史的个人化过程，而是对历史更加人性化的建构。本文对这种写史方法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主要阐释“以心证史”如何能够实现，也就是作者如何能够还原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的问题，从而试图找到“以心证史”的合理性。关于这个问题，用康德的“共通感”与中国直观的艺术精神或许能窥知一二。

首先，作者对历史人物的重建是以自我体验作为基础的，也就是“如果换作是我，我会怎么做？”的反身思考。那么这种自我体验式的“我思”是如何与古人的“他思”相互联通的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对“我思”与“他思”的关系做探讨。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通过三种不同的思维准则的对照，谈到了共通感概念的特点，他认为“在每一个别人的地位上思维”是“判断力的准则”。“以心证史”中运用的自我体验式的“我思”正是康德说的“在每一个别人的地位上思维”，“我思”与“他思”的联通首先是主体走出自身，运用这种共通的判断力来进行体悟与选择。

关于判断力，康德曾经将判断力区分为规定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两种，规定性的反思是在自然领域与道德领域中进行，指向的是人的知性与理性，对这两个领域的决定根据，康德运用先验的阐明之后的结果就是，范畴与道德命令。而在情感领域的反思是康德“反思的判断力”的核心，指向人的情感能力，只能寻求主观的根据，而这个依据只能用共通感来建立。

“以心证史”中运用的自我体验式的“我思”与古人的“他思”达成共通的过程必然离不开这三个领域——自然领域、道德领域、情感领域，但是正如维科所说：“诗性语句是凭情欲和恩爱的感触来造成的，至于哲学的语句却不同，是凭借思索和推理来造成的，哲学语句愈升向共向，就愈接近真理；而诗性语句却愈掌握住殊相（个别具体事物），就愈确凿可凭。”[6]“以心证史”所注重的正是历史诗性地阐发，偏重于“心”的情感认识能力，在“我思”走出自身为“他思”而“思”时，范畴与道德命令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普遍的概念上的“思”，而只有在体验到“他思”在情感领域的选择时，才能领悟他人个体生命的人性光辉。所以，两个独立领域的“思”的联通，关键在于情感的“共通性”。对于情感的“共通性”，康德通过“共同的感觉的理念”做了程序上的解释。

康德认为“人们必须把sensus communis[共通感]理解为一种共同的感觉的理念”“以便把自己的判断仿佛依凭着全部人类理性，并由此避开那将会从主观私人条件中对判断产生不利影响的幻觉，这些私人条件有可能会被轻易看作是客观的。”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要“我们把在表象状态中作为质料、也就是感觉的东西尽可能地去掉，而只注意自己的表象或自己的表象状态的形式的特性”。[7]也就是，共通感走出私人的主观，走向客观，但这个客观不是理性的客观，而是感性的客观。这是自己的判断依凭于“别人在思维中的表象方式”，以便先从主观私人条件的局限性中摆脱出来，但是这样还不能获得“共同的感觉”，而只能获得“仿佛是全部人类的理性”。只有将自己的评判与“别人在思维中的表象方式”进行对比，在对比过程中将自己“在表象状态中作为质料，也就是感觉的东西尽可能去掉”，获得“自己与别人在表象状态形式的特性”的同一，“我思”与“他思”中的“情感”才获得了共同的基础，达到了内容与形式上的契合。也就是从“我思”的主观情感中去掉偶然的局限，让“他思”的理性赋予感性内容，从而获得“共同的感觉的理念”。也就是曹三公子在情感领域里对“他思”进行体验的过程，首先是在内心唤起情感，但是这个情感还是自我情感，要与他人客观的情感达到相契合，就要在丰富情感体验之余忘掉自我，去掉“表象状态中作为质料，也就是感觉的东西”，然后在情感的形式中找到与他人情感的大同，也就是“共同的感觉的理念”。所以“以心证史”是从自我之心中去掉“自我”的范围而保留内容，再代入到古人之心的形式中。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共同的感觉的理念”对情感交流的程序的解释是合理的，但是“这样一种处理程序固然也许显得太做作了”[8]，“情感”交流如果只是内容与形式的结合，最终指向的还是外在，不能表现出情感从内在爆发的根本性力量。而中国自古以来对情感都强调内在的直接通达，康德最后提到的“情感的消解、统一能力”在中国艺术中自始至终都仿佛内在流动的气一般存在着。

《易经》中有一句话：“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无思”即忘掉对象的知识，“不让心对物作知识的活动，不让由知识活动而来的是非判断给心以烦扰，于是心便从知识无穷的追逐中，得到解放而增加精神的自由”[9]；“无为”便是将己身从行动之欲望中脱离出来，“不给心以奴役”，将一切归于虚静，则可“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天下行止皆静观自在，达到“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大宗师》二三〇—二三一页）从忘物忘我，达到从容自知，悲喜与四时和，从而精神从物中得到解放，心与物自然合而为一。所以苏东坡诗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王羲之云：“在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诗人了却物外，直观自然，“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10]中国艺术中情感的直达与内观，是在心与物的自然消解中直接达到的。情感的共通就在忘我忘物，物我为一的超越中随意流动。

所以曹三公子与古人心与心的交流，重在自由精神中情感的直接共通，这是从有隔到无隔的过程，无隔，便能与所著之物一脉相承，契合无间。因此，可以说，“以心证史”对历史人物的还原过程，通过康德的“共通感”而获得了理论上的基础，从而解释了反思他人怎么在情感上达到共通的问题，但是最终与人物相融为一，还在于与古人进行“心”的交流时的“一点觉心”，达到情感的纯粹、精神的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游”诸物外，达到“情”的内通。不过，曹昇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与古人达到契合，更在于无隔之后的有隔，在于“所著之物皆还是我”的独创。他在与“他思”达到大同之后，又在形式上重新寻回自己，所以书中一方面对李斯远赴咸阳壮志激情、对阵吕不韦的谨慎与高傲、初见嬴政的崇敬与欣喜、经历韩非之死的复杂痛惜、见证统一大业完成时的居安思危、被打入大牢的沉默悔恨有着深切的感悟，一方面又以幽默诙谐的现代性语言体现着自我的真实存在。正是这种独特的结合方式吸引读者，让读者能够轻松接受其作品。

三、“以心证史”的价值探索

曹三公子的新派写史方法作为网络文学的一种新的探索，不仅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更重要的是他在抓住时代发展需求的同时，对历史小说的走向做了新的引导，相比于传统历史小说与当代流行的架空历史小说，“以心证史”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

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下，传统价值观强调的“有”与网络空间的“无”中，能够获得人生短暂解放的“无”被提高了。在“无”的引导下，后现代主义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更强调在虚幻的空间中寻找存在感，所以类似架空历史小说等超越真实的网络文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但是曹三公子主张的“以心证史”写史方式，在“有”与“无”之间强调情感的贯通；并且，贯通于其中的“情”没有或者说很少被理性所推崇的深度所束缚，在通过“共通感”传达共通情感时，并没有将“情”引向“理”。

而这种对历史的纯粹态度，来自于曹三公子对时代观念的把握。数字、网络时代下，事物的“深度”正在消解，但这并不是说当代人对事物不作深入地思考，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去接近事物，当代人试图卸下背后的价值包袱，纯粹地对事物作“我”之观察。所以作者将创作视为个人的活动，在书中与自己游戏。康德说：“属于天才本身的领域是想象力，因为它是创造性的，并且比别的能力更少受到规则的强制，却正因此而更有独创力”[11]，曹三公子除了通过想象力达到心与规则的消解，还通过与“自己”游戏，达到了与文字的消解。而这个“自己”正是后现代文化所追求的“自我”意志。孔子提倡“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但在后现代，不管充斥其中的感性文艺产品对孔子的“乐教”持如何态度，后现代人已经有将文艺视为自己的领域的倾向，更加强调自我对文艺的力量，而不是文艺对自我的力量。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一时代的偏向，抓住了读者的时代审美，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达风格，准确地找到与情感表达相适应的时代选择。他在运用“一种把想象力的转瞬即逝的游戏把握住并结合进一个概念中（这概念正是因此而是独创的，同时又展示出一条不能从任何先行的原则和榜样中推出来的规则）的能力”[12]时，“不囿于历史，而是时常生发开去，古今中外，多有征引，连类属比”[13]，并且在传达概念的同时毫无顾忌地展现自己的风格，时常在书中表达自己的感怀，现身于书中。正是曹三公子在书中表现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读者产生了时代的共鸣，让读者能够轻松地在他的文字中寻找到自己想要的历史。

所以，“以心证史”即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纯粹强调历史的力量，与架空历史小说的虚幻历史也有着很大的区别。“以心证史”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人性的一种探索。在写作目的上，传统历史小说注重历史事件的大脉络分析与历史人物的典型化构建，较少关注历史人物作为“人”的喜怒哀乐、怨恨情仇；架空历史小说关注“人”的感性表达，但走向极端，将历史真实完全抛弃，为了个人的幻想而写历史；而“以心证史”既不是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也不是为了个人而写历史，而是为了写“人”而写历史，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人性进行合理的挥发与推测，以达到对历史人物的生动还原，从而找到“人”身上最宝贵的价值。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传统历史小说将正史摆在高位，认为其权威性不可置疑，就算进行文学的阐释也是在解释正史；相反，架空历史小说对“历史记忆的意识形态性质保持警惕并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进而对历史的真实进行历史思辨”，“在这种叙事中，作者与叙事者高度同一，并在角色功能上，无限高于历史人物”[14]，文章强调对历史人物的支配性；而“以心证史”既不将正史奉为圭臬对其采取仰望的态度，也不随意支配历史采取游戏历史的态度，而是与历史平等地接触，与历史人物平等地对话，对历史进行合理地发问与扩充，还原生动的历史之后使历史又具有现代性的特色。在价值取向上，“如果说，经典历史小说类型追求‘真实性'和‘艺术性'，并以‘真实性'为前提的话，架空历史小说则以‘艺术性'和‘娱乐性'为目的”[15]，而“以心证史”则又是一个折中的方式，其中“真实性”与“艺术性”并重，而且可以随着作者的发挥具有一定的“娱乐性”。

通过对比发现，“以心证史”弥补传统历史小说的不足又结合了架空历史小说的优势。首先，“以心证史”保留了更多历史与人性的真实，因为身由“心”而动，还原历史人物的内心便可以还原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且将历史真实放大，可以让读者也能够直接感受到历史人物的际遇沉浮、命运沧桑、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在普遍的情感中让读者重新找到与历史的共鸣；其次“以心证史”还是对人性的真实探索，相比于架空历史小说关注的人性更具有广泛性与根本性，因为回到真实历史事件中去探讨人性可以跳出个人的范围，而从民族、从整个人类的范围来对人性做出关怀；最后，“以心证史”让历史回归到“人心”找到“人心”的真与诚、生命活力等超越时间的永恒概念，让历史超脱物质的偶然性，从而找到整个人类的本根性的东西，而正是这些东西才让历史穿越几千年而感动现在的读者。从这个角度看，书写历史最根本的目的不是以史鉴今，而是为人们保留人类的“真心”，“以心证史”正是为历史小说开辟了这么一条新路，或者说找回了历史小说原始的目的，从而让追求自我的现时代人还能从历史中找到“真实自我”，在不断解读历史中实现历史的延续。

综上所述，“以心证史”适合当代的历史小说的发展，对人物的公正态度，更适合大众化的传播。从历史层面探讨出来的人性光辉，又对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具有一定的抵抗力，能够让历史小说保留其本身的价值。

注释：

[1]曹升：《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曹升：《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3]曹升：《流血的仕途 终结版：李斯与秦帝国》，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4]曹升：《流血的仕途 终结版：李斯与秦帝国》，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5]卡希尔：《人论》，唐译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第170页

[6]维科：《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页

[7]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8]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9]李维武：《徐复观文集四卷中国艺术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10]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11]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12]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13]曹升：《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4]许道军，葛红兵：《叙事模式·价值取向·历史传承——“架空历史小说”研究论纲》，社会科学2009年03月版，第171—178+192页

[15]许道军，葛红兵：《叙事模式·价值取向·历史传承——“架空历史小说”研究论纲》，社会科学2009年03月版，第171—178+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