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国医药科学》 苏 暄

中国正迎来“科技创新3.0”的时代。一年前的10月，《关于全面推进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出炉，首次提出将科技创新放在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中的优先和核心地位。我国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的巨轮滚滚向前，强大的需求和动力来自何处？医卫科技创新未来走向将是怎样的？为此本刊记者日前采访了业界人士并梳理了相关话题。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明确了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当前我国正处在科技发展的新时期，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同时以健康中国建设战略为基础和保障。2016年8月19日，习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工作方针是以基层为重点，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将改革创新为动力作为新的卫生工作方针写入了今后发展的目标。2016年底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用健康梦助力中国梦。可以说，卫生健康领域从事科技创新的工作者赶上了我国快速发展的机遇期，如何能把握机遇趁势而上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目标指标如下：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4岁增至2020年的77.3岁和2030年的79.0岁，婴儿死亡率从2015年8.1‰降至2020年7.5‰和2030年5.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2015年10.7‰降至2020年9.5‰和2030年6.0‰，孕产妇死亡率从2015年20.1/10万降至2020年18.0/10万和2030年12.0/10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到2020年和2030年分别比 2015年（2013年19.1%）降低10%和30%。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到2020年和2030年分别达到超过8万亿元和16万亿元。从主要健康指标看，2015年较“十一五”时期显著提高，到2020年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基本形成健康产业体系，到2030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健康产业繁荣发展。

美国癌症学会（ACS）等公布了1975年～2011年美国不同性别人群癌症标化发病率、死亡率变化趋势等数据，美国恶性肿瘤性疾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病率、死亡率出现下降拐点，2015年美国新发165.8万例，死亡58.9万人。而在我国，2000～2011年不同性别人群癌症发病率、死亡率还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数据根据肿瘤防治办公室2015年我国肿瘤登记年报）。2015年新发癌症429.2万例，死亡281.4万人。我国高发的4大癌症发病谱（肝癌、肺癌、食管癌和胃癌）与欧美发达国家（血液肿瘤占第一位）不一致，我国相应的药物研发领域要应对疾病的挑战，更多需要依靠自身的创新实力。目前我国居民重大疾病需求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心脑血管、糖尿病、恶性肿瘤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4大慢病”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尤其心脑血管和恶性肿瘤的防控工作是重中之重。

NO1：满足重大疾病防控需求

在应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挑战的同时，我们还面临传染性疾病的威胁。肺结核危害指数位居法定传染病第一位，发病人数为全球第二。艾滋病健康危害指数为法定传染病第二，2006～2015年健康危害指数升高速度位于第二。病毒性肝炎健康危害指数位于法定传染病第三。手足口病2006～2015年健康危害指数增长速度位于第一位。梅毒2006～2015年健康危害指数升高速度位于第三。此外，还面临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人口流动加速传染病的传播，爆发了一系列的新发突发传染病，如 2003年的 SARS、2005年 H5N1流感、2008年手足口病、2009年的H1N1流感、2011年血小板伴发热综合征、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2013年H7N9、2014年埃博拉出血热（尚未在我国发现病例）和H10N8、2015年H5N6、2016年寨卡热等。世界卫生组织警告，所有的全球新发突发传染病离健康人群有多远？可能只隔着一个舱门的距离。在新发突发传染病面前，任何一个国家和民众都必须严阵以待。

NO2：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需求

2017年5月，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刊登了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统计的“全球医疗质量排行榜”。在世界195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排名中，我国医疗服务质量指数74.2，名列82，处于中游水平，先天性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子宫癌、消化性溃疡等医疗质量指数排名靠后。医疗质量指数高低取决于32种可防可适宜质量疾病的治愈率与死亡率，包括癌症、心脏病、传染病、母婴疾病、呼吸道疾病等。治愈率高、死亡率低则指数分值高，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好。我国基层医疗条件差，技术水平低，健康扶贫任务艰巨。截至2015年底，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比例达到44.1%，涉及近2000万人。其中深度贫困县的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患慢性病、患大病、因残致贫占80%。在面对重大疾病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我们在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因素上面临极大挑战。“如何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科技也应该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并不是最顶级医院有科技的问题，提高基层卫生服务水平依旧是科技的责任。”

NO3：应对社会发展健康危险的需求

工业化、城镇化、生活方式改变等对我国民众的健康提出了新挑战。如果我们不把它们纠正在初始阶段，将来产生结构性变化将是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极大考验。比如人口老龄化和生育政策变化使社会需求增多、卫生总费用和医疗保险需求压力增大。《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报道，我国居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主要有10个方面：高血压、吸烟、高钠饮食、高血糖、高体重指数、低水果类饮食、饮酒、大气颗粒物污染、室内空气污染、低谷物类饮食。这些问题都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NO4：加快促进医药产业发展需求

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也需要科技创新。当前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持续升高，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2016年，我国药品市场销售额达到1.49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医药市场。药物器械研发能力逐步提高，但90%以上专利药、中高端医疗器械主要依靠进口。在国产药的研发不仅是医药卫生产业发展的问题，更多的还涉及到这一领域中的用药安全问题。

NO5：抢占医学科技创新发展前沿需求

医学科技创新一直是世界各国战略必争的高地，已成为衡量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标志。每年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的研究占《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等学术刊物论文的一半以上，生命科学和医学占每年世界十大科技突破的一半以上。发展医学科技是各国重要战略部署，美国提出了人体微生物组计划、脑计划、精准医学计划、抗癌登月计划、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欧盟提出的“地平线2020战略”将卫生与健康作为科技投入的第一重点。日本的《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将“实现世界最尖端的医疗技术，建成健康长寿社会”列为重点方向。医学是各国政府科研经费投入最多的领域，美国政府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经费投入为每年300亿美元，远远高于航空、能源等领域。美国科学基金会（NSF）每年获得的经费投入74.6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每年获得经费投入56亿，美国能源部科学办公室（DOE）每年获得经费投入53.5亿。科技创新正在给传统医学、诊疗模式、生活方式带来颠覆性变化，虚拟现实、人工智能、便携/可穿戴传感、远程医疗、基因编辑、3D打印相应问世。2017年人工智能系统“智医助理”获准参加了全国临床执业医师综合笔试测试，经过专家阅评，“智医助理”总分456分，位居全国考生中高等水平。这是全球范围内机器人首次通过医学领域综合笔试。未来很有可能成为基层医师辅助诊疗决策的工具。

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发展，向哪儿去?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科技创新政策，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环境和系统正在逐步形成，包括医疗卫生领域在内的科技创新活力不断被激发。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体系和创新基地平台。其中医学高等院校221所，医药类科研机构296家，医药和器械企业2500余家，医疗机构2.9万余家。创新人才队伍形成梯队，专职科研人员6.4万余人，医务技术人员840余万，其中高级职称64万（7.6%）以及各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卫生健康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75家，国家工程技术中心12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32家，国家卫生计生委级重点实验室92家。在创新人才的引进方面，以2009年启动的“千人计划”为例，分12批计划共计吸引6000余名创新创业人才回国，且入选人数逐年上升。约80%为创新人才，20%为创业人才，第11批“千人计划”中565名创新人才中33%为生物医药领域人才。

当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问题之一是国家科技投入持续增加，医学科技投入占比低。2017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1年至2013年我国财政科技拨款逐年上升，科技进步贡献率56.2%。“十二五”初期的2013年政府对科技的投入高达6000亿元。“十二五”末期的2016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支出）达到1.544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政府的投入增加了1.5倍，但对医学领域的投入不到2%。美国和英国等中高收入国家的医学R&D经费占GDP的比例最高（分别为第一和第二），英国和美国的医学R&D经费占GDP和总R&D经费的比例约为1/3（分别为30.7%和29.4%），我国的这一数字只有4.9%，远远低于金砖国家的平均水平。

问题之二是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但原始创新能力薄弱。《中国医学科技发展报告2016》数据显示，我国卫生健康科技论文数量总体呈上升且增速较快。2005～2014年共发表31.31万篇，为全球第二位，但转化率和应用率不足8%。论文质量偏低，2005～2014年医学论文总引频次全球第10位，篇均被引频次10.62次，低于典型国家平均水平。专利申请数量增长快，自2011年来我国医学专利申请数量位列全球第一。专利质量不高，国际专利（PCT）申请数量位居第3位，但多数由国内跨国公司持有，使用率和拥有率很低。在一些先进技术领域，我国还没有掌握底层关键技术。比如在基因编辑技术领域，我国和美国的论文、专利数量和应用属世界第一阵营，欧盟和日本等国在第二阵营。但这一领域里我国的专利多为应用性的，90%的底层、原创性、工具性技术都属于他国。当运用这些技术去发展和改变生物医药卫生、农业并产生颠覆性影响时，占据主动和价值链高端的永远是掌握原始技术的国家，在未来的竞争中与之的距离会更大。如何提高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掌握底层创新技术是医卫健康科技工作者必须奋起直追的领域。

眼下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与临床密切相关：一是临床研究基础和能力薄弱，亟待搭建临床医学研究网络。缺乏临床研究创新体系和平台，临床研究难以领先。二是临床资源丰富，中国方案不足。我国拥有最丰富的临床研究资源，但无法成为可利用的研究资源，很难转化为影响临床实践的证据和方案。三是临床机构众多，研究网络不全。

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发展的任务与部署

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一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被纳入“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二是健康中国建设。出台了健康中国2039规划纲要、健康服务业发展指导意见。三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医药工业“十三五”规划指南。四是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已于2015年3月发布。

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近几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技创新，二是体制创新，三是管理创新。从这三个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实现双轮驱动。改革体制机制，政策环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科卫协同机制为组织保障，专项规划发展和重点方向、业务任务。首先，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同科技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对创新体系建设、深化体制改革、营造制度环境等进行了系统布局，主要是解决政策和动力问题。其次，会同科技部等6部门研究编制了《"十三五"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偏发展、偏任务和重点方向的，解决“干什么”的问题，同时在组织管理上进行了创新，建立了中央层面的科技卫生协同机制，在整个科技体制改革环境中，使我国科技资源更多向健康卫生领域汇集，整合后的资源能集中到健康卫生领域的重要问题。

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营造服务科技创新优良环境，主要是要激发医学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创新没有积极性就会缺乏源动力。为解决创新源动力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一是改革人事制度。培养创新型人才，鼓励兼职产业，科研人才双向流动，吸引海外人才。二是改革成果收益分配。打通成果转化渠道，个人奖励不低于50%，主要人员不低于50%。建立知识价值导向的成果收益分配机制。三是优化科研经费管理。简化预算编制，下放调剂权限；提高间接费用，加大绩效激励；明确劳务费开支，不设比例；改进结转结余资金处理方式；自主规范管理横向经费。四是营造创新文化。宗旨是创新价值的传播塑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尊重人才；科研诚信，伦理建设。

目前来看以上政策较好的解决了创新源动力的问题，但还有一个问题尚未“破题”，就是未能激发临床医师的创新动力。过去临床医师写科研论文的动力是提职称，不休假写自然基金的标书，如果现在对临床医师不作论文要求，用什么激发医师的临床科研动力？在这些政策文件中，提出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医药卫生转化应用研究的主体，成为组织科研工作核心，这才是符合卫生健康领域创新规律的。我们需要努力推动临床研究成为资源整合、转化研究实施、先进规范技术辐射、新型服务模式试点示范的平台，医学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规范、新模式、新策略，让临床研究回归本质。发挥医疗卫生机构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以创新主体衔接来推动功能衔接，形成医疗卫生机构产出的创新技术和产品与企业的转化环，政府与科研中介的服务环，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之间的协同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研发环。

在专项规划方面，重点领域主要是加强应用基础研究，以个体发育、衰老调控、代谢、环境与健康、心理健康、人体微生态、中医药、运动与健康，尤其是以免疫学、脑科学、干细胞和再生医学为重点。前沿技术创新主要是生命组学、基因操作、医学人工智能、疾病早期发现、新型检测与成像、康复辅助，尤其是精准医学、生物治疗和微创治疗领域。提升疾病的防控水平主要是针对重要传染病、常见多发病、生殖健康及出生缺陷、重点寄生虫病和地方病、重要疾病流行病学、临床医学检验标准和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尤其是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领域。开发医药健康产品，如康复辅具研发、健康监测产品研发、医药健康产品评价研究，尤其是药物研发和医疗器械研发。

2015年启动的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把100余项的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布局和落实渠道整合为五大类：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传染病防治和科技创新2020重大项目），三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干细胞及转化研究、精准医学、重大慢病等），四是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引导基金），五是基地和人才专项（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千人”、“万人”计划）

第一类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部2010年成立后，所获经费最多，占总经费超过1/5，位居各部之首(生命科学约占16%)。2010～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医学科学部的项目经费稳步上升。2010年11.4亿元（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总经费的20.8%），2011年22.5亿元（21.6%），2015年25.9亿元（21.5%）。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决定资助37409项，经费投入182亿元。医学科学部项目数量占24%（9025项）和经费投入38.04亿元（21%）。医学部与生命科学总经费占基础研究的40%以上。

第二类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这是一个面向长远、面向重大和面向未来的重要任务部署，“十一五”到“十三五”的15年间，我国启动了10个重大专项。生物医药领域有重大新药创制和重大传染病防治两个重大专项，是我国科技领域的重中之重。重大新药创制实施期限是2008～2020年，针对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精神性疾病等10类重大疾病。在“十三五”（2016 ～ 2020年）期间，两个重大专项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官阶段。目标是提高我国自主创制药物的研发与产业化能力，保障人民健康和促进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撑。目前重大新药创制已立项1000余项，概算至2020年投入200亿元。“十一五”的目标是大品种+平台建设，“十二五”是新药研发、基地孵化和关键技术，“十三五”是围绕品种及关键技术+创新平台能力建设进行相关部署，相应的指南已经公布。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主要是针对艾滋病、肺结核、疟疾三大传染病和新发突发传染病，在“十三五”期间相关研究技术的开发还有数亿元资金的部署。

目前国家还在部署中长期任务——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6+9），6是六个重大项目，9是九个重大工程。美国启动“创新性神经技术推动的脑计划”，欧盟将“人脑计划”作为欧洲未来的新兴旗舰计划，日本、俄罗斯和加拿大也已启动相应的脑计划。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6+9）中的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以认识脑、模拟脑和保护脑为目标，以脑认知原理研究为主体，类脑计算与脑机智能技术和脑重大疾病诊治技术研发为两翼，推动我国脑科学和相关技术研究的跨越式发展，并带动相关高科技产业革命。目前该实施计划即将通过国务院的科改领导小组会的审议，有望在近期启动。

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6+9）中的健康保障工程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部署，总体投入远远高于重大专项。目前工程实施方案的正在编制中，将在前沿技术、疾病防控、示范推广三方面进行任务部署。健康保障工程总体设计分为定位、任务和目标。定位是对标三步走创新战略和健康中国建设战略，任务是重大需求，问题导向，链接创新链、产业链和服务链。前沿技术到疾病防控和示范推广。目标是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提供科技支撑，强化医学研究国家力量，若干前沿技术实现领跑，开发重大疾病创新技术、产品和诊疗方案，健康管理的技术产品支撑体系。

第三类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该计划与“十二五”（973、863计划）同期相比，资金投入提高了22%。在卫生健康领域启动了7个重点专项（数量最多），包括2015年启动的干细胞与转化医学、数字诊疗装备，2016年启动的生殖健康与出生缺陷，精准医学研究，重大慢病防治研究、生物医用材料研发和生物安全关键技术，每个重点专项20～30亿元，占总专项（42项）的1/6，目前已投入百亿元。“十三五”已计划投入105亿元，实现需求问题导向、全链条设计、一体化实施和专业机构管理。2017年即将启动食品安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2018年还将启动新的系列项目，下阶段布局是围绕主动健康与老年保障，常见多发病防治，重点寄生虫病防治。

第四类是面向企业。

第五类是在科技创新基地和平台建设方面，主要是系统布局创新基地平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国家转化医学中心；国家实验室；国家卫生计生委级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和省部共建工程技术中心；国家人类遗传资源中心；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学仪器装置、科技文献信息资料和生物样本等资源性和数据性平台；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网络和国家菌（毒）种保藏中心。

刘延东副总理批示，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和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统筹推进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疾病协同研究网络建设，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科技支撑。2012年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开始进行试点建设，把临床医学研究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平台系列。涉及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慢性肾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精神心理疾病、妇产疾病、消化疾病、口腔疾病和老年疾病等11个疾病领域，32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2100余家医疗机构加入协同创新网络，发布233个诊疗指南和技术规范，254个药物、医疗领域等技术专利，32万技术推广和基层技术人员。通过5年试点工作，解决了3个问题。2017年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被纳入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初步形成临床医学研究的“国家队”。今后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可谓“平起平坐”，只需要专注于临床医学研究，不再进行细胞分子等基础性研究。

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技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明确定位将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纳入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建立绩效考核基础上财政稳定支持的机制，国家科技计划定向支持及创新政策支持。在其他项目中对国家临床医学中心给予重点支持。从2017年起，国家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的一些项目已在指南上明确写出，定向委托和定向择优由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牵头申请，今后临床研究项目必须由国家临床医学中心牵头组织实施。2017年下发了5年规划和管理办法和绩效评估办法。力争在5年内28个领域建立100家中心，建立我国临床研究体系。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国家中心、分中心、省部共建、省级中心）和绩效评估的动态调整、后补助依据。

同时国家卫生计生委协同国家发改委将在“十三五”期间着力建设转化医学平台和委级重点实验室。重点建成5家国家转化医学中心——北京协和转化医学中心、解放军总医院转化医学中心、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转化医学中心、第四军医大学转化医学中心和上海交大瑞金医院转化医学中心。国家卫生计生委级重点实验室84个，覆盖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公共卫生、工程技术、政策研究和条件保障等领域，其中临床医学占42%、基础医学35%、预防医学11%、中医学和中药学1.5%，药学6%，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3%。

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培育和引进高水平创新人才，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他们是我国的未来。做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选拔，实施科技创新青年英才培养工程。“医教协同”推进人才培养，调整规模、优化结构，强化临床实践与科研素养，建立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做好人才服务于保障激励，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改进评价考核方式，推进薪酬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健全“职务发明”奖励制度；注重科技伦理道德建设，倡导“甘于奉献、潜心科学”创新文化，加强科研创新体系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学术风气。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到2050年我国成为科技创新强国的标志，是在卫生健康等各个领域我国领先世界，涌现出一批科技、临床大家，青年人才是我国实行科技强国梦想的中坚力量，必须下大力气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