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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伟大的思想家与艺术家，他的作品使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上升到了世界的现实主义文学高峰。他在细致地观察和展现俄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过程中极为关注家庭问题。如《战争与和平》中皮埃尔与娜塔莎幸福平和的小家庭，《安娜·卡列尼娜》中四组各异的家庭,以及在《复活》中玛斯洛娃个人家庭观的渐进发展等等。下文拟通过《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两部作品来分析作家的家庭观。

一、《安娜·卡列尼娜》中作者的家庭观

《安娜·卡列尼娜》一方面揭露出沙皇统治时期上流社会的黑暗、专制，另一方面深切地表现出“家庭的主旨”。小说开头第一句就是“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自己的不幸”[1]1，这便为后文重点描述的四组家庭作了铺垫。四组家庭分别是奥勃浪斯基与多丽支离破碎的家庭，卡列宁与安娜·卡列尼娜的“合法”家庭，沃隆斯基与安娜的“合情”家庭，列文与吉蒂的幸福家庭。对美满与不美满的四组家庭的穿插描写充分展现了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法制婚恋家庭观。

（一）《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宗法制家庭观

在奥勃浪斯基与多丽的家庭中，婚后的前8年是幸福的：奥勃浪斯基总会夸赞“多丽真是一个难得的女子呢”。但随着时光流逝，柴米油盐生活使多丽不再年轻，奥勃浪斯基开始与孩子的家庭教师暧昧，并在妻子警告后变本加厉。奥勃浪斯基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了家庭的不幸。当多丽去列文的庄园看望了安娜后，非常羡慕安娜与沃隆斯基气派的庄园。然而在与安娜交谈的过程中，她越来越意识到，安娜所谓的自由，其实是建立在安娜本身也并不太能承受的来自社会压力或者亲戚朋友的特别的目光之下的。这时，本来对自己家庭生活失望的多丽意识到了自己的幸福，并果断拒绝了沃隆斯基与安娜的一再挽留，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自己“幸福”的家中。多丽从赞叹安娜勇敢地追求爱情变为同情可怜无助的安娜。作者借助多丽此时的心理活动，突出了自己的宗法制家庭观。在托尔斯泰看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作为个体的人，他隶属于一种固定的社会秩序，他只能在这个社会圈子里行动，基于爱情而缔结的婚姻，必须符合宗教、社会与道德规范”[2]，而家庭也是必须要建立在当时的社会普遍认可的基础上，要符合宗教或者道德规范的。

安娜是一个美丽、温柔又浑身散发着高贵气质的女子，她的婚姻生活平淡无味，沃隆斯基的出现像一缕阳光，吸引她奋不顾身地抛开一切去追逐爱情。她放弃婚姻背弃丈夫显然是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和宗教规范的。托尔斯泰在文中肯定了安娜的勇敢的追求，但否定她担任妻子或母亲的角色中的错误行为。另一方面托翁虽然肯定婚姻中的爱情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更注重婚姻的“合情”又“合法”。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尽管安娜与卡列宁没有爱情基础但却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是受宗教教义与法律条文的强有力支持和保护的；而安娜与沃隆斯基的不“合法”家庭终将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挤。上流社会的孤立与围攻，例如剧院风波，使安娜无法再融入社交圈。当她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就不时地遭受侮辱，失去了原先的地位、名誉以及朋友的支持。这都成为安娜几近崩溃的原因，最后也终于导致了安娜卧轨自杀的惨剧结局。

沃隆斯基本是花花公子，他嘲笑宗法制婚姻及家庭生活，可遇到了他心目中的女神安娜的时候，他开始注重家庭关系，想要与安娜建立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在与安娜有了小安娜的时候，女儿只能跟着卡列宁姓，这让他无法忍受。他希望安娜离婚，自己能和安娜建立合法、正当的关系。从这几点来看，沃隆斯基已经意识到家庭受社会认可的重要性，同时也表现出了作者本人对于宗法制家庭的看法。

小说里另一对夫妇列文与吉蒂俩人在吉蒂的家长支持下结为夫妻，双方的亲朋好友赞同，社会认可度也很高。这两个人坦诚相见，互相爱慕，且双方都在婚后履行着各自在婚姻里的义务因而婚姻生活是非常和谐幸福的。列文是典型的托尔斯泰式的人物，他的一切关于未来的思索，都浸透着对于美好、和谐生活的信心：“应当努力争取过一种较好的、更好得多的生活。”[3]他对家庭有强烈的责任心，因为父母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所以他在娶吉蒂前就幻想着能在父母住的地方与吉蒂建立一个像父母那样的美满家庭。婚后，列文一如既往地爱着吉蒂，履行婚后男人的义务；吉蒂井井有条地管理着家庭琐事，为家庭默默奉献着自己，履行婚后女子的义务，而且在婚姻里对列文很专一。列文与吉蒂在婚姻里各司其职，为了家庭的幸福一起努力，形成了列文理想的、具有俄国特点的一种家庭模式。

列文与吉蒂的婚姻既有爱情基础，又合乎法律与道义，因而也是幸福、美满的。这反衬出安娜与沃隆斯基有爱情却没有社会认可的家庭的不幸，也反衬出奥勃浪斯基不履行婚后的义务而造成的家庭的不幸。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对几组家庭的对比描绘中，反复说明了在当时的封建俄国社会中社会规范、道德和宗教教义对家庭认可的重要性和婚后夫妻双方努力尽到自己的义务的必要性。由此，作者自身的宗法制家庭观得以展现。

托尔斯泰认为，家庭的组合要建立在符合社会各个方面的规范的基础上，这与他本身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深入体验农民生活紧密相关。托尔斯泰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处在一个农奴制改革后社会充满复杂矛盾的社会背景之下。他本是高等贵族阶级出身，但是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密切关注着俄国的现实，终生都在乡村生活，也力所能及地帮助农民干一些农活，甚至到了晚年，他竟然要完全抛开自己的贵族权利和私有财产去和农民一样过健康、简朴的生活。同农民的长期接触，使他越来越体会到农民的辛苦与不易，也赞叹农民辛勤、美好的家庭模式。于是，在思想方面，他也向农民的思维靠拢，最终完全站到了农民的立场并成为宗法制农民利益的表达者。

托尔斯泰晚年思想上的“倒戈”，也有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宗法制农民的家庭观所具有的一种优势。比如在列文与吉蒂的理想型婚姻里，两人真心相爱组成合法家庭，且婚后的两个人都努力地尽到自身职责，共同维护家庭的和谐性和稳定性。在这个理想化的家庭中，正因为列文与吉蒂的高度责任心才使得他们的家庭没有像奥勃浪斯基与多丽的家庭那样成为一盘散沙。

（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婚恋家庭观

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4]。无独有偶，托尔斯泰在小说里表现的婚恋家庭观与恩格斯观点一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第一组家庭，奥勃浪斯基和多丽可以说是在爱情的基础上结合的，但是婚姻结局却并不圆满。结婚8年之后，奥勃浪斯基并没有继续“道德”地去维护自己的婚姻，反而到处寻花问柳，导致了家庭矛盾频出。托尔斯泰在文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对话来批判那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即小说中列文不能理解奥勃浪斯基时，说他就像是“吃饱了，从面包前经过，却又偷了面包”[1]45。但是即使这组家庭不那么幸运，相比于安娜与卡列宁的婚姻来说，又是幸福得多。安娜刚到情窦初开的年纪就被姑妈安排嫁给了比自己大20岁的省长卡列宁。这个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公务缠身、思维僵化守旧，与安娜很少有精神交流，也不去理会安娜真正追求的东西。就这样，久而久之，两个人的婚姻只剩外在的空壳。当安娜在莫斯科的车站碰到了年轻俊朗的沃隆斯基后，她的心像被点燃一样，重新发出那个年纪应该有的活力。沃隆斯基的穷追不舍，终于让安娜抛开了一切世俗看法、宗教教义和道德约束，甚至舍弃了自己最心爱的儿子谢辽沙，勇敢地去追求渴望的爱情。安娜的出轨意味着她与卡列宁之间没有爱情滋润的婚姻多么脆弱不堪。托尔斯泰用安娜与卡列宁之间没有爱情的婚姻的悲惨结局来证明自己的婚恋家庭观，即爱情在婚姻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抨击了安娜在婚姻里的不道德。

托尔斯泰还利用小说中列文与叶戈尔的谈话内容表达出了自己的婚恋家庭观，即“婚姻中主要的事情是爱，有爱才会永远幸福，所以幸福全在于自己”[1]427。小说中的列文是一个托尔斯泰式的英雄人物，对待家庭认真负责。他在中学时代就喜欢吉蒂，第一次向吉蒂求婚未果后，纵然失落，却没有放弃追求爱情的婚姻。遭拒后的列文只能黯然回到乡下的旧式房子里。因为这曾是他父母生活直至去世的地方，所以那房子就相当于他的整个世界。父母美好的家庭生活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就好像是一个完美的理想，他也幻想着能同自己的妻子重建那样的幸福家庭。[1]103因此列文对家庭从来就是抱着不将就的态度，幻想自己能和喜欢的人组成家庭。这种在双方爱恋的前提下组建一个幸福家庭在当时俄国社会虽然是比较理想化的，但是列文与吉蒂却一起实现了。婚后的列文一如既往地深爱着单纯的吉蒂，他对她还是那么细心体贴，无微不至，同样，吉蒂也一样在婚后专一地爱恋着列文，为着两个人的家庭默默努力。托尔斯泰在小说里描述的这一对恋人因为爱而结合，结婚后双方依然恩爱，一起为了家庭担负着各自的职责，也许这会有一些理想化的东西，然而却并不影响小说的真实性。托翁在作品中丝毫不掩饰对这组家庭的喜爱，他把列文和吉蒂的形象都描述得比较高尚，且赞颂了列文的婚恋家庭观和吉蒂的专一。

由此看来，《安娜·卡列尼娜》中表现的托尔斯泰的宗法制婚恋家庭观主要包括三个要素：首先是婚姻里一定要有爱情为前提，其次婚姻要符合社会道德与宗教教义，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夫妻双方在婚姻中的责任心。这三点，缺一不可。小说里出现的重要的四组家庭，有三组分别不符合上述三要素中的一个或两个，因此，家庭都不像列文与吉蒂的家庭那样幸福和谐。最后不得不提到的是，托尔斯泰这种宗法制婚恋家庭观在1861年后的俄国社会只能是作为美好的理想而存在。

二、《复活》中作者的家庭观

《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晚年的重要作品之一，此时的托翁不止在艺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在思想上也有了一个高层次的提升。例如他在看待妇女思想解放问题上就有很大的提高，当然这也进而影响到了他的家庭观的变化。从《安娜·卡列尼娜》到《复活》，作者不仅在对于女性解放的问题上有了很多改变，也在家庭观上有了些许改变。在描绘安娜的形象时，作者虽然赞扬她敢于追求爱情，追求自由的精神，但是对于她在家庭中担任妻子或者母亲的角色角度讲，却批评她是不合格的。而在作品《复活》里，作者在描述女主人公玛斯洛娃对于男权婚姻家庭制度的一系列认识变化时，也透露出自身对于男权家庭制度的不认可。

（一）玛斯洛娃对家庭的期盼到反抗的变化

《复活》中，女主人公玛斯洛娃是一个乡间庄园女主人的养女兼仆人，单纯又美丽。然而聂赫留朵夫的出现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

在聂赫留朵夫诱奸了玛斯洛娃之后，扔下一百卢布不负责任地逃跑了，而玛斯洛娃却还傻傻地等待着这位少爷再回来找她。当玛斯洛娃挺着肚子去火车站找他之前充满了幻想和期待，因此“她对她心口下的那个娃娃，不仅不觉得讨厌，反而对在她肚里有时温柔、有时剧烈地蠕动的小生命，常常觉得出奇地亲切”[5]153。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怀着孩子的玛斯洛娃站在站台上看到聂赫留朵夫安逸地坐在火车里说笑、玩乐，这才意识到自己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在那一刻，她所有美好的愿望都化为泡影，甚至想要卧轨自杀来结束生命。之后，玛斯洛娃因为怀孕身子不便，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伺候主人，于是被赶出了庄园。再后来，她遇到的所有人里，只要是女人就总会尽量地利用她挣钱，只要是男人都视她为玩物。被社会现实逼迫的她，只能一步步堕入深渊，不再对曾经希冀的家庭有期许，不再对人敞开心扉。

沦为妓女的玛斯洛娃心理状态逐步发生变化，在一系列的生活打击中，她开始讨厌男人，认为男人是不可靠的。当聂赫留朵夫对身陷监狱的她说想要和她结婚时，她总是坚决拒绝。在笔者看来，玛斯洛娃拒绝与聂赫留朵夫建立婚姻家庭关系，有一部分原因是在她经历了那么多受到男人对她精神上或者肉体上的蹂躏之后，恨透了男权社会的男性高高在上，随意将女人的尊严践踏的行为，同时也对建立一个男权婚姻家庭有了深深的厌恶。她的思想逐步变化的时候，也正是家庭观逐步变化的时候。

在玛斯洛娃家庭观变化的过程中，她拒绝接受男权所谓的正统声音，不认为自己卑贱、下流，反而认为不论老年还是青年，不论警察局长还是监狱看守，不论有没有受过教育，都需要她，认为自己是个很重要的存在。她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黑暗不公的社会。另外在拒绝聂赫留朵夫的求婚过程之中，她也是在拒绝接受男权婚姻家庭制度。她说：“你别走近我！我是一个苦役犯，你是尊贵的公爵，你来这儿干什么。”“你企图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这辈子你利用我寻欢作乐，下辈子还想利用我拯救你自己！我厌恶你！走开！”[5]195不仅如此，她还说宁愿上吊也不会成全聂赫留朵夫，她害怕又被这个公爵引进一个男权体制社会，使她丧失了现在的主体地位和所谓的自信。一个男权制婚姻家庭无异于一副压制女性权利和自由的枷锁。女主人公坚决拒绝与聂赫留朵夫建立家庭的行为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让他想要建立的男权婚姻家庭以失败告终。

（二）作者对于家庭制度的新的看法

晚年的托尔斯泰在创作《复活》时，心境发生了变化，他完全从贵族立场站到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小说中的玛斯洛娃被主人赶出来，想要靠劳动得到尊重却无能为力，开始陷入困境，只得依靠肉体与冰冷的社会作斗争。当时的两个选择里，一个是继续做女仆，时不时受到男人的骚扰，一个是公开的、法律许可且有丰厚的收入的妓女。她毅然选择的是做妓女。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堕落，反而是她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尊严以及自由的最好选择。这就是女主人公对于男权社会的无声的反抗。在被陷害入狱后，却依然坚决拒绝聂赫留朵夫的求婚，答应与革命者西蒙松在一起，更是一种彻底的反抗。相对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家庭观，这个时候托尔斯泰的家庭观更注重维护妇女的自由、权利和思想的解放。小说中玛斯洛娃可以选择做妓女，可以选择人生伴侣西蒙松，可以拒绝与聂赫留朵夫结婚，拒绝进入男性掌控的婚姻家庭。她对待家庭制度的态度是对俄国旧有的对女性禁锢的家庭的大肆否定和彻底反抗，这也正是晚年的托尔斯泰家庭观的表现。他不再强调妇女应该在家庭里好好履行职责，而是更注重妇女在男权家庭里应该有的话语权，强调女性在社会中有自主选择人生的自由和权利。

三、结语

列夫·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擅长运用小说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见解和对封建统治的不满。作品中描述出来的一个个不同类型的家庭不仅反映出托翁本身的主体意识与思考，而且也表现了当时俄国社会统治者黑暗腐朽的统治对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制约。在《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两部作品中，托尔斯泰通过几个各色各异的家庭呈现出了其不断探索且发展着的家庭观念。他对社会、家庭的思考，也是他人文主义精神的表现。另外，作者在这两部作品中对于当时黑暗的社会背景的描述与抨击也是我们所要注意到的方面。也正因为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托尔斯泰的家庭观才会一步一步得以提升，更加贴合民心，更加具有人文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