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理工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东 肇庆 526000）

结构主义作为二十世纪西方学术思潮中的显学，其“结构”思想旨深意远，它以“知识学”的立场改变了人类认知的思维方向，深入影响西方现当代学术体系。而结构主义也一度在中国广泛传播，只是时间比较晚近。结构主义是伴随“解构主义”而一同被中国人认识的，中国学界实际上不是站在“建构”而是站在“解构”的立场对“结构”进行理解，那么这无异于一场批判，这样使得我们始终站在“结构主义”影响的末端而难以对其有全面客观的评价。“结构主义”已被认为是思想上的“落伍者”，我们鲜少用“结构主义”思维来“建构”我们的学术。

一方面是认识上的误区，一方面却是中国学术的迫切需要。一部西学东渐史，我们不得不面对传统文化失忆、西学不精的现实。而学术的提升、更新是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文化复兴的必然要求，不仅需要继承发展好文化传统，也需积极引进西方学术思想，用传统文化思想和西方文化思想碰撞的火花共同演进新型社会主义文化。“结构主义”思潮在推动中国文化研究的浪潮中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一、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的新思路

结构主义起源于西方语言学研究，也落脚于语言学研究，它背后的哲学史背景是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1]。通过对符号、语言及心理的研究，我们在认识论上逐渐发现语言的不可靠，这时的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已经意识到，语言和言说仅仅是一种心理习惯的约定，语言和实存物之间并没有实质关联，于是语言的存在价值或者语言的研究价值在于语言结构背后的价值意义。

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的结构研究成果应用到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上，并不追问文化习俗发生的客观现实指向，只关注族群习俗背后的“无意识”结构，还原此结构以找到族群文化的“集体记忆”，用以解释一些文化现象，破解文化难题。列维·斯特劳斯将结构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通过感性直观获得，但深层结构则需要通过模式（模型）来认识，模式通过“分割”和“编配”，将表层结构的对象分解成各个单元，然后对各个单元按一定规则进行重组，在重组中再现对象的本质。[2]

二、结构主义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借鉴作用

结构主义思想深邃而独特，结合中国实际，我们认为结构主义带给我国文化研究几点借鉴和启示：

（一）文化研究可采用共时性方法，不探讨文化的历史发展

“共时性”方法即在语言或概念同一时空讨论问题，不追究精神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历史演化过程，打破因果关系原则，一扫“历史”对学术的影响，使文化研究由纵向研究转向横向研究，由立体研究转向平面研究。而中国的文化研究历来重视历史内容，习俗、语言历史文献的整理或阐释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研究主要方向，这体现了国人感性而发散的学术观。我国学术研究偏重文化现象解释，同时比较注重全面整体的介绍，相对缺乏对本质要点的提炼，缺乏原理性的概括，更少有语言逻辑方面的思考。在对待“历史”的方法问题上，我们应该持有更加辩证的立场，既应该看到“历史”研究的价值意义，也应该看到单一“历史”方法研究的局限性。

（二）文化研究转向语言符号（或现象）的深层意义研究

结构主义的肇始是人类思想研究向语言的单一转向，是思辨逻辑走向极致的结果。它将我们带入纯粹的思维之思（即对思维的思维），这说明西方现代学术方法深受近代认识论成果的影响，康德理性哲学影响深远。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整体上是缺乏思辨逻辑的，我们虽然有朴素的辩证法，但缺少系统的逻辑学，对于语言，我们习以为常，很少思考语言背后的深意。将语言看作高度逻辑的成果而重视起来，并将语言作为思维研究的工具，这是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可以尝试的新路。

（三）“结构主义方法”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的应用

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方法，有几个关键问题值得我们注意：1.对于有效模型的获取，模型是从理智出发对于经验世界的理性构造，带有明显的理性（超验）倾向，但它的操作性和推广性需要进一步讨论和证明；2.强调对表层对象的整体认知，也就是说，对现象的分析要站在文化全局的高度，兼顾到文化的方方面面；3.着重对元素之间“关系”的研究，不研究元素内涵；4.共时性，概念于同一空间下的比较，这一空间可能是构造的。

基于此，我们总结出的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为：先得出一个倾向性的结论猜想，再立足于基本现象，运用理智寻求现象中的“关系”，利用此关系模型将现象切割成基本单元，然后重组这些单元，并用重组结果证明预设结论（证明又带有功能主义倾向）。

由此可见，这种方法还是秉持符合论的真理观[3]。在这种方法中，关系模型的获取异常重要，而在中外思想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模型就是“对立统一关系”。众所周知，中国思想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是普遍存在的（比如《老子》等），这说明中国学术思想具有应用“结构主义”做研究的基础。但辩证法最终在中国文化主流中式微，考据和义理之学逐渐兴起，考据与义理之学成为已有文化结构和秩序的捍卫者，而不是解构者。以李幼蒸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学人致力于以符号学（受结构主义的直接影响）将传统儒家思想文本内容符号化，然后编码重组，希望得出中国文化的一些新的认识和结论，这可看作是应用结构主义思想研究传统文化的新尝试。当然，结构主义方法还可以应用在更广阔的文化研究领域。通过这些新尝试，结合结构主义本身的特点，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启示：1.其结论预设并不是随意的，如果要应用在中国文化中，必须符合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整体发展方向；2.面对丰富多样的中国文化现象，要立足于现象的深层研究，寻找现象中的对立元素（包括中介元素），并且着重于对元素间关系的研究，可以选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3.关系模型的制定同样不能违背中国文化精神；4.按照结构主义思想，要重视文化效能研究。

（四）文化研究不探究文化的最初意识起源

列维·斯特劳斯强调：结构主义不探讨“无意识结构”的来源。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将还原置于经验世界的最初精神文化形态，并不探问这些形态背后的意识来源，不考虑认识起源问题，于是，“主体”意识几乎被消解。但我们认为，这是现代西方学术企图颠覆西方思想传统的一种说法。西方传统学术因为受因果关系原则的固有影响一度陷入认知循环，而现代西方学术试图用结构主义来“解构”此思想传统。

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其思想传统主流却为儒家的实践哲学，是与西方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习惯于考据训诂之学，相对缺乏思辨逻辑和寻本溯源的探究精神，所以我们在引介结构主义的时候一定对此要有清醒认识，我们在落脚于文化结构研究的同时，有必要加强文化的意识本源探究，以弥补我们学术思想的不足。

三、以结构主义方法探究广府地区清明文化价值的尝试

清明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清明节俗内涵的死亡观念深入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与信仰，清明节文化对于理解中国人的思想传统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但对于清明文化的研究目前尚处在表象阶段[4]。清明节研究散见于民俗学中，而我们对清明文化价值的研究却没有应有的展开，尤其是清明文化的内在价值没有得到很好地梳理，对于整个清明文化价值的逻辑体系，我们也是不清楚的，而我们认为这是清明文化研究的关键。这里我们以清明文化价值的研究为例，尝试将结构主义思想方法应用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实践。

按照前面总结的文化研究方法，我们首先应当把握清明文化的整体文化意蕴：清明节的内涵是明确的，它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的专属节日，其内容包含图腾禁忌、生殖崇拜和死亡意识等原始思维，清明文化逐渐融入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将儒家的治世理念和佛家的精神超越、道家的返璞归真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中国人对生命、对社会、对自然的基本认识和态度，“透过祭祀仪式沟通生死两界，促进幽明两界皆处于相通相安的和谐秩序状态之中，从而更好地协调世俗人伦关系，建构家族血缘情感及其社会日常生活”[5]。

通过对广府人清明节俗的前期研究，我们为清明文化价值体系构建的预设目标是：清明文化价值体系是一个思辨逻辑系统，这个系统成为广府文化的内核和动力。首先，通过对广州、佛山、肇庆等广府文化核心区域的走访调查、汇总研究，不考虑历史发展影响，我们可梳理出当前清明习俗活动中的价值对立因素：

“遵循”与“改变”：广府地区清明习俗承续传统的清明、上巳、寒食三节习俗，祭祖、踏青、寒食仍为主要活动，因循而成体例，具有繁琐而严苛的程式。但是广府地区发展了南方清明重生命的特点，受海洋环境的影响，其创新和改变意识较强，这就使得广府地区的祭祖活动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尊重传统，一方面又敢于挑战传统。总体上传统习俗保存较好，但独具浓厚功利主义色彩。

“图腾”与“禁忌”：清明节俗中的墓园文化、纸钱文化、祭品文化体现了中国人对祖先的偶像崇拜，清明文化融合农耕文明的土地生命意识，体现生殖崇拜。而广府地区的清明禁忌也很多，“忌食、忌穿、忌行、忌言”几乎涵盖了人类日常的方方面面。清明节期间，食物是异常讲究的，上坟一般会带熟的猪肉或烧猪、整只鸡、3至5个糯米团、几块松糕、甘蔗，还有几个鸡蛋或是鸭蛋和白酒。拜祭完成即可食之，酒和蛋壳要洒在坟头，有的地方还会用艾叶和以糯米、白糖，制作一种“清明粄”的食品。穿着要素朴得体，忌穿大红大紫。行动时间和路线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一般是清明第一天祭祀同族远祖，第二日才祭祀各家近祖。在节日期间禁止乱说胡言、嬉戏打闹，广府人认为这些可能毁侮到先人。

“男性”与“女性”：男性作为清明祭祖的中心和主角，充分体现男权社会的传统理念和男性宗族意识。在佛山地区，清明节最主要的程序就是到祠堂进行拜祭，祭拜本村开村之人“太公”。“联宗祭祖”体例中规定由本族中最年老的男性长者来主持祭祖活动，布置分工。此外，男性在祭祖活动中基本是没有禁忌的。而女性的禁忌较多，女人不能参与分猪肉、上山祭扫等活动，孕期和经期更要回避，甚至有的地区明确规定女性不能参与整个清明祭祀。

“本族”与“外族”：广府地区清明节明确为同宗同族人的精神盛宴，其内在具有强烈的血亲理念和竞争意识，基本上不希望外族人参与，广府人的解释是这样可以保持本族的好气运。女婿这个角色是非常独特的，他处在本族与外族的中间地带，在广府地区，女婿是可以参与到清明活动之中的，但是有严格要求，比如佛山的习俗就规定，坟头压纸女婿须压红纸，其余血亲压白纸。

“自然”与“文化”：清明节在中国上古时期就与寒食节合二为一，其本身就蕴含着原始生殖崇拜，土地、墓地、自然、生命在清明节中具有浓厚的本源哲学意义，这是“自然”的一面。但在清明节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衍生了丰富的文化形式，不仅节日制度逐步完善，而且涌现众多的清明文艺作品，其文化意义自不用言。而且，清明文化也与家族文化融合在一起，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一翼。“自然”和“文化”相生相息，交织影响着中华文明。

“生”与“死”：广府地区清明节俗内容本质是死亡的祭仪，是中国人对死亡意义的沉思。但广府人在清明节日内容中却表现出对生的极大关切，在清明节祈诵祝福内容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对生者升学、升官、发财、长寿、健康等方面的祈佑内容。

“本真”与“功利”：清明节的整体意蕴是朴素的死亡意识和生死观念，是人在洗尽铅华，赤条条面对生命来源，接受生命体悟的本真状态。但是广府地区的清明习俗却又有功利的一面，清明祭祖活动本身就带有为生者服务的色彩。我们注意到，大多数的清明讲究和禁忌也都是为生者而设立的，如独特的食品带有招好运的意味，在佛山，节日期间撒酒、撒蛋壳和压纸更是带有宣扬本族繁荣，向外族炫耀的意思。

四、结构主义视域之下清明价值体系的构建

按照结构主义方法，结合清明文化的整体思路，我们将上述对立中的因素重新编排组合，一条重组路线为：遵循—图腾—男性—本族—文化—功利—生，这组路线充分反映广府清明文化是一种男权社会的积极文化，它的核心理念为男性宗族传承和生命发展意识，总体反映人类改造自然、向外进取的行为目的，它在清明文化价值中占主导地位；另一组路线为：改变—禁忌—女性—外族—自然—本真—死，与第一组形成鲜明对比，它代表了生命向本质沉潜回归的一面，其价值倾向是对精神本源的内在诉求。

第二组价值与第一组价值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很容易看出，两组之间形成对立统一关系。“改变”“禁忌”“女性”“外族”“自然”“本真”“死”为辅助价值，“遵循”“图腾”“男性”“本族”“文化”“功利”“生”为主流价值，通过辅助价值将主流价值提升到更充沛完满的程度。我们看到这样的价值倾向：改变是为了更好地遵循，禁忌是为图腾服务的，女性以男性为中心，外族以本族为转移，自然则是文化的基础和升腾力量，只有面对死亡才能更好地生存（向死而生）。价值倾向展现了辩证逻辑的升腾力量。

于是，清明文化价值体系的基本框架业已形成：生死是核心命题，男性血亲宗族、生存繁衍、外拓扩张为主流价值，女性外族、死亡沉潜、精神本源性为辅助价值，两组价值以对立统一关系形成辩证的巨大张力，构成既闭合又开放的体系。

然而，由于中国文化的实际局限，此体系也需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证明：我们不能忽略中国文化的整体走向（历时性研究）和最本质性的特征（意识起源研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儒家思想自觉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它的路径为内圣外王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基本价值追求。佛老思想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追求返璞归真、清净无为、天人合一，强调对生命本源的探寻和拷问。中国文化就在这两股思想洪流中交迭而生，中国文化在辩证意味中将世界开拓出新的格局。在中国文化传统浸淫中的清明文化价值，也是符合这一整体文化走向的，它以死亡祭仪或死亡练习集中凸显了中国人的生命伦理价值，以“生死”这组最宏大的对立统一关系带出一整套辩证意味浓郁的价值体系。

五、结语

以上就是我们以清明文化研究为例探讨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推动作用的一次尝试。在这次尝试中，我们能够看到应用西方学术思想的可能性，也能看出这种应用并非易事。清明文化绵延千年，内涵深刻，清明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复杂工程，仅仅依靠结构主义思想构建清明文化价值体系也是远远不够的，清明文化得到更充分的研究有赖于学界更为深入地引介西方学术思想，并更好地发掘传统文化价值。而清楚的是，清明文化只是中华文化中很小的一部分，中国文化整体研究的进展需要更为开阔的思路革新，结构主义只为西方文化的冰山一角，但也将承担起应有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