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振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公管传媒学院讲师）

我国对传媒事业的管理体制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了其计划经济的模式，这种高度集中的制度结构留下了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制度遗产，从而使我国的传媒体制改革具有了自己特殊的性质和路径，这也必然影响到传媒产业规制变迁的逻辑起点问题。

当然，逻辑起点和初始条件只是制度变迁的一种外部环境，它不可能完全决定改革的方向、进程和成败。毕竟，传媒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还充满了创造和选择，我们不能停留在初始条件的好坏上。

而在继续深化传媒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依然面临着以下四大问题，这些问题从前就存在，现在以及以后仍然会非常明显。

一、社会大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传媒产业规制体制改革是嵌入在整个社会转型背景中的一部分，它与社会转型和整个国家制度的变革紧密相连。

目前，我国在市场经济、城镇化、现代化和政治改革等多方面的制度转型都还远远没有完成。

无论是整体的国家改革，还是具体到文化领域的改革，目前改革的成功主要局限在相对较浅层次的领域和部门，深层次的改革进展比较有限。

早在新千年伊始，就有大量学者和政客提出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但是十几年过去了，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真正触及到核心问题的制度改革却相对停滞，合理的市场制度尚未完全建立，金融投资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刚刚进入实质阶段，与改革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但是，改革存在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是已经开启还是早已关闭，抑或是尚未到来？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这些都很难界定。

社会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与改革的窗口期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不同步将会导致规制变迁在速度、效果和先后次序等问题上出现较多的矛盾。

而传媒体制改革与整体社会转型之间能否实现协调发展也是重要难题。

整体的社会转型和文化体制改革之间的内在统一，是中国传媒产业化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两个进程之间的摩擦也同时构成了中国传媒产业化过程的基本矛盾。

为了满足社会转型过程和目标，政府对传媒体制改革过程强力的、大范围的控制和干预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又使传媒产业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制约。

二、计划经济的事业体制与市场经济的产业属性

在这一阶段，传统计划经济的事业运行机制与新的市场经济的产业运行机制同时并存，这种双轨运行的特征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直到形成传媒事业和传媒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

由于我国原有的传媒领域基本都是事业属性，因此，事业体制尤其是电视台、报社等本身事业属性的影响在传媒产业发展过程中仍然十分强大。

在这种双重体制中，市场调节与行政调节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但是，由于传媒产业的市场机制在整个传媒产业链中尚未完全建立，而行政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又不愿意主动退出，二者之间的责权利界限尚未明晰，这也就使得行政调节与市场调节经常会产生摩擦。

传媒产业化本身就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是权力由集中到分散的分权化过程。

传媒产业的繁荣发展必然要以独立和分散的决策为基础的，没有分权就没有文化市场经济的形成。

而直到现在，尤其是在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领域，行政的集权手段与市场的分权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三、改革者和改革对象的一体两面性

文化体制改革本质上是对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的根本改造，是文化事业从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分权的市场经济的文化产业的根本转变。

但是我国这种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的文化体制改革，使得体制内的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既是改革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又是改革的对象；而改革的参与者作为理性的个人无疑在这个过程中会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

甚至在双重体制并存过渡时期，由于政府对市场和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仍然比较广泛，难免为权力的货币化提供寻租的空间。

例如，广播电视“官商两面”“一体两面”的特性，广电部门的行政干预和庞大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了，这种情况不仅使得广电集团化过程中政企不分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为权力的货币化，为少数人的以权谋私提供了广泛的可能。

四、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时滞现象

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文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的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也因此，他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应、适应性预期以及既得利益约束等因素的存在，制度一旦形成，就会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

不管是否有效，即使现实存在更有利的选择，已经存在的制度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因此，制度选择的结果可能并不是最优的。

实际上，任何制度都是一种政治和经济行为。传媒产业的政府规制相对于其他产业的政府规制，更容易受到文化、价值观念、社会习俗、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并且形成的正式的传媒产业规制，其重要基础和影响因素恰恰是以上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非正式制度，这些非正式制度建构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世界观。

可以说，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政治哲学、意识形态等是传媒产业规制的重要基础，这些因素的变化也可能称为传媒产业规制变迁的重要动因。

但是，由于路径依赖现象的存在，一旦确立了一定的模式，即便是这些制度或规制有所调整，也都基本会沿袭最早的制度传统。

这就要求传媒产业规制的制定者重视并不断解决路径依赖问题，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只有这样，传媒产业才能沿着战略预定的路径快速前进。而一旦传媒产业的规制制度进入错误的路径，改变将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站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制度的稳定或变化，一种社会制度之所以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或陷入非绩效的锁定状态，是因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处于均衡状态。

利益机制是传媒产业的政府规制产生路径依赖或者发生转型的根本原因，既得利益团体会维护现有规制，没有得到满足的利益团体会促使规制发生变化。

制度非均衡意味着潜在利益或规制变迁可能性的存在，但是即便如此，由于人的认识、创新能力的原因，制度创新往往是滞后的，从意识到制度的非均衡、发现潜在的利润直到发生制度创新、实现新的制度均衡之间存在一段较长的时间，这就是制度变迁的时滞现象。

甚至会出现尽管进行过多次调整，制度仍然变化不大的现象。

因此，规制变迁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的一个渐变过程，很多规制变迁多为局部调整和修补。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选择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