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 梅 菊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秦始皇统一六国，终结了商周以来推行上千年的分封制，而改为由皇帝委派官员的郡县制。短命的秦朝二世灭亡，西楚霸王项羽以战胜者的姿态断然否决秦制，全面恢复故有秩序，把天下分封给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十九个诸侯王。[1]317仅仅过了四年，项羽兵败身死，主宰天下的大权落入刘邦手中。平民天子刘邦能够崛起于阡陌之中而取得大位，绝非等闲之辈，以他超常的政治敏感度，不难分辨出两种体制的优劣。分封制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诸侯王位世袭，拥有封地，独立性强，容易发展为割据势力；郡县制官员由皇帝与朝廷委派，官位概不世袭，官吏只有俸禄没有封地。实行郡县制，中央的命令可以逐级下达直至乡里；而且，郡县官吏职责各有分工，相互牵制，很难形成割据局面，更有利于统治。

应该说，两种体制是相互排斥的。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大汉政权建立之初，刘邦却采用了一种比较矛盾的体制，他自己当皇帝的同时，又大封了异姓诸侯王。

一、刘邦缘何分封异姓王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首先应了解项羽搞分封的有关情况。

秦朝的迅速灭亡，使天下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六国世袭贵族复国的愿望已经实现，南方的楚有后怀王，东方的齐有田荣、田横兄弟，三晋也被赵王歇、魏王豹、韩王成等诸国世袭贵族重新把持，除了燕国被韩广占据外，六国中五国都有世袭贵族势力存在。外表看，霸王威风八面，气吞山河，但实际不尽然，相比于六国世袭贵族们，项羽有几个明显的劣势：其一，职位低、地盘小，“诸侯上将军”只是临时职务[1]307，“鲁公”(鲁县县令)的身份，使其地盘仅有鲁县一地；其二，直属部队虽然精却不多，项梁、项羽叔侄率八千江东子弟西进，先后收编陈婴、英布、蒲将军几路人马，兵力强盛时也就五、六万人规模[1]298，经过连续征战消耗，只会更少，即使后来有所补充也数量有限(各诸侯国的补充兵源都首先满足本国部队需求，巨鹿之战时楚军已属远离本土作战)；其三，缺少核心团队，霸王在项梁死前并非项家的头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死时才30岁)还没有机会培养自己的核心团队。这就决定了项羽不可能仅凭巨鹿之战的军威便一步登上帝位。他要对抗的，除世袭贵族们的现实优势外，还有历史形成贵族世袭传位的政治传统。而只有通过分封，自己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据大部分楚国疆土，以“霸王”之名代行义帝权威，号令诸侯，徐图大业。

公元前206年12月，在戏亭举行的“戏下分封”，经过三个多月的钩心斗角、讨价还价，终于有了结果。主持“分赃”的西楚霸王抢得义帝地盘而“王梁、楚九郡，都彭城”[1]317，无疑是当时最大的赢家。

应该说，戏下分封是由范增主导完成的，有着很深的政治谋略。[1]316六国间关系原本平等，作为楚国的一员大将，项羽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以盟主身份自封为西楚霸王时，未必没有动过做皇帝的念头。其实，诸王是用不着项羽去分封的，各国本来就有自己的地盘。怀王当年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1]313，是针对部下楚将说的，他推想灭秦后天下应该还是七国。而当时项羽一下子封了那么多王，很明显想让大家一齐打破这七王的局面。他把事情做得很绝，首先将头号对手刘邦挤出最有资格得到的关中富裕之地，而把三个没有人望的秦降将分封于此，目的就是防备刘邦，待到大势已定时他便可轻而易举收回三秦要地。对其他诸侯国的分封，则逐个分化瓦解，有些该封的不封，不该封的却封以王位，并刻意将五国贵族从原来的富庶之地迁往“恶地”，同时将自己的部将安插于“善地”[1]2581。这样既削弱原五国贵族势力，又加深新旧诸王之间的矛盾。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项羽引兵东归，占据义帝宝座还没有焐热的时候，因为分封不公，山东田氏诸王兄弟率先发起战端，大打出手，并把战火烧到赵国，引起连锁反应。后院起火，项羽不得不搅入局中，被搞得焦头烂额。而刘邦则暗度陈仓，占据关中，向其霸主地位发起强力挑战，虽屡战屡败，却愈挫愈强。四年之后，刘邦指挥汉军，逼迫项羽兵败自刎。在各路诸侯拱手称臣、到处一片恭维声中，刘邦登上皇帝宝座，由此开启了长达400年的大汉帝国。历史的这一走向，恐怕是参与推翻秦帝国的各路诸侯谁都不曾料到的！

客观而言，刘邦在内心深处是认同秦朝体制的，一句“大丈夫当如此也”[1]344不能简单看成只是一种对秦始皇个人的羡慕，应该包含更为广泛的赞美。但在和项羽争夺天下时，由于双方实力太过悬殊，使其不得不面对现实。为了广揽人才，早日击败强敌，他不断加大奖赏力度，即便裂地封王也在所不惜！刘邦前后共册封了八个异姓王，从分封性质看，有的是为了分化敌营、为我所用，如燕王臧荼、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有的是奖励军功、安抚人心，如齐王韩信(徙楚王)、梁王彭越；有的是通过安置心腹、进而转变分封规则，为大封刘姓子弟做好铺垫，如燕王卢绾。分封手段的运用，迅速壮大了刘邦势力，从中也可以看出刘邦的心思：既然分封诸侯王是取胜手段而非目的，那就多封不如少封(萧何、张良、曹参、陈平、周勃、樊哙等140多个文武功臣都只是得到侯爵[2]94)，封外人不如封亲近的自家人。

在当时情况下，分封的好处显而易见，既可以激励功臣，使他们更为卖力；又可以分化敌营，迅速扩张实力，把未能直接统治的地区纳入麾下，实行间接统治；进而还可以调度直接统治的地区和间接统治的地区合力讨伐敌对地区，这样比起直接军事占领更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分封的弊端则在于，开国之君过世后，当继任君主其势微弱或能力不足，或内部作乱、受到钳制时，容易被封臣克上。而在楚汉争霸的大背景下，当务之急是击败项羽，成为诸侯盟主乃至皇帝。权衡利弊，对刘邦来说，分封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明智选择。

二、异姓诸侯王的悲剧

平民出身的开国皇帝刘邦，自身并不具备特别突出的军事能力，却凭着无与伦比的政治才能和超乎常人的悟性，在秦末群雄蜂起、强手如林的复杂背景下强势上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深通“得”“失”(施)之道(“喜施，意豁如也”)[1]342，善于笼络人心。通过不计血本赏赐，将众多豪俊聚于帐下而为我所用，最终彻底击败强大对手——出身高贵的“战神”项羽，从而夺取天下。在内心深处，他并不打算与昔日合力对付“共主”西楚霸王的其他“盟友”分享天下。当刘邦成为盟主，率领诸侯消灭了最大的对手并称帝后，共同敌人消失，异姓诸侯王就成为中央政权潜在的主要威胁。

汉初的诸侯王“谋反”问题，焦点实质在于：一是中央集权与王国分封间的体制矛盾，二者不可兼容；二是汉政权由共天下向家天下转化，进而由家天下向独天下转化，引发尖锐矛盾冲突。至于诸侯王与皇帝间的个人恩怨，以及刘姓内部的远近亲疏等，都只能算是引起这种结构性矛盾冲突爆发的诱因。

受冲击比较早的是燕王臧荼。此人原为燕王韩广部将，巨鹿之战时奉命率军救赵，后随项羽征战有功，项羽大封天下时，分燕地为燕和辽东两国，以臧荼为燕王而徙封原燕王韩广为辽东王。臧荼领兵就国后攻杀韩广，统治了整个燕国故地。楚汉争雄，臧荼采用闭门自保策略。汉三年(前204)，韩信率军灭赵后派使者前来诱劝，臧荼遂背楚归汉，加入刘邦的反楚联盟。由于身份有别，无法得到刘邦和他那些老部下的信任，相互猜忌之下，发生冲突在所难免。臧荼“造反”和刘邦领兵攻灭的详情史书记载甚少，时间上也有出入。《史记·高祖本纪》说是在汉五年(前202)十月[1]381，《汉书·高帝纪》说是同年七月[3]58，而《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又记述为九月[3]377。从史书模糊含混的记载可以看出，臧荼“造反”成为引发汉初诸侯王问题的开端，又隐约让人感到多少带有一些“欲加之罪”的味道。

另一个被项羽封过王的张耳，年轻时曾为魏公子信陵君的座上常客，做过魏国外黄县令。仰慕其大名的平民刘邦曾远途奔波，前往拜访，与之交游很久。[1]2572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举起反秦大旗，张耳投奔帐下做了义军校尉。八月，义军大将武臣自立为赵王，以张耳为右丞相，武臣死后，张耳立原王室后裔赵歇为赵王。诸侯灭秦，项羽念其扶赵抗秦之功，分赵地北部，立为常山王。汉二年(前205)，张耳兵败投奔汉王，次年与韩信大败赵军，被刘邦封为赵王。汉五年 (前202) 张耳去世，其子张敖嗣立为王。张敖是刘邦的女婿，汉七年(前200)，高祖路过外黄时，张敖执子婿礼甚恭，却反遭辱骂。赵相贯高等因此而心怀不平欲谋刺皇帝，未遂。次年事发，张敖受到牵连入狱。后因贯高受惨刑极力辩白，得赦，贬爵宣平侯，国废。

还有一个人与韩信同名，为了区分，史家称其为韩王信。刘邦受怀王指派向关中进发，攻打阳城时命张良收服韩国故地，得到韩信，任命为韩国将军，率所部随从刘邦入关。汉元年(前206)领兵攻略韩地，次年平定韩国被刘邦立为韩王。后率部跟随刘邦征战，汉五年(前202)正式被册封为韩王。汉六年(前201)春，天下既定，刘邦认为其封地战略地位太重要，下诏将封地迁移到太原以北，以防备抵抗匈奴。这年秋季，韩王信遭匈奴冒顿单于重兵包围，多次派使者到匈奴求和，引起刘邦猜忌，怀疑他有二心并派人前来责问。恐惧之下，韩王信投降了匈奴。汉七年(前200)冬，刘邦亲自统兵征讨，韩王信战败逃往匈奴。汉十一年(前196)，在战场上被汉军斩杀。

名将当中，最先出现问题的是鼎鼎有名的大将军韩信。作为主帅，他领兵出陈仓、定三秦，擒魏破代、灭赵降燕，威震诸侯，天下莫敢与之争锋。刘邦在楚汉大战中能一次次扭转被动局面，大多得益于韩信的军事谋略。[1]2612汉四年(前203)，韩信平定齐国后，借口齐国反复无常，要求封自己为“假(代理)王”。当时刘邦被楚军围困于荥阳，日夜盼望他率军来援。得此书信，知是韩信借机要挟，非常震怒。张良、陈平认为，汉军形势堪忧，并无能力阻止韩信自立为王，不如顺水推舟，以收军心。[1]2621刘邦不得已封韩信为齐王，垓下大战一结束便立即夺其兵权，改封为楚王。刘邦由此加重了对韩信的戒心，汉六年(前201)有人告其谋反，刘邦采用陈平计谋，以游楚地云梦作借口，将韩信逮捕，降为淮阴侯并软禁于长安。从此，韩信常称病不朝，心怀不平。后来陈豨造反，刘邦御驾亲征，韩信托病不从。有人告其谋反，吕后与萧何设计，将韩信斩于钟室，并以谋反罪夷其三族。

下一个出问题的彭越，应该说是被杀异姓王中死得最冤且最惨的。彭越与韩信、英布并称汉初三大名将，楚汉战争中，他率部在敌后展开游击大战，迫使项羽两面作战，疲于应付。汉四年(前203)，楚汉最后大决战前夕被刘邦封为梁王，于是率所部与各路汉军会于垓下，围歼项羽残部。处事谨慎的彭越，在韩信被废后更加小心翼翼，没想到陪了千般小心，还是惹恼了刘邦。起因是陈豨叛乱时，皇帝令各诸侯王率兵与他一起讨伐，彭越称病不出，刘邦一气之下就派使节到梁国责问。惶恐之中彭越乱了方寸，本想亲自前往洛阳谢罪，部将扈辄却认为那样就等于自投罗网，不如借机造反。彭越没有接受扈辄建议，却被人密告谋反。刘邦派人以慰问为名将其控制，押解洛阳受审后废为庶人，流放蜀地。押送途中路遇吕后车驾，向吕后哭诉冤情反被骗回洛阳。吕后对刘邦说:“彭越壮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1]2594刘邦觉得此话有理，但作为皇帝又不好收回成命。吕后说，她自有办法。于是让彭越的门客告他再次聚集族人阴谋造反，立即下狱处斩，并灭其家族。更为残忍的是，将其头颅悬于洛阳闹市示众，尸体剁成肉酱分赐给诸侯和功臣以示警告。[1]2603

受彭越案子惊吓，被迫铤而走险，起兵反叛的是淮南王英布。英布原为项羽帐下大将，被封九江王，后经刘邦所派使者游说叛楚归汉。汉四年(前203)七月，楚汉决战进入关键阶段，刘邦立英布为淮南王。英布策反楚大司马周殷降汉，合力阻断项羽退路，使其陷入绝境。接着挥师垓下参加最后灭楚战役，为刘邦称帝立下大功。汉十一年(前196)，吕后诛杀淮阴侯韩信，引起英布的不安。同年夏，又杀梁王彭越，将其肉酱分赐给诸侯。英布大为恐慌，怕祸及自身，于是暗中聚合部队，随时关注邻郡的动静。当时他一个宠姬有病，常去就医，住在医家对门的中大夫贲赫善意馈赠厚礼接近这个宠姬，英布怀疑二人有不轨行为，准备逮捕贲赫。情急之下，贲赫上书告发英布谋反，并乘驿车赶往长安。英布派人追之不及，于是杀贲赫全家起兵反叛。刘邦亲率大军征讨，展开大战。英布数战皆败，带着百余人逃到长江以南，终为当地人所杀。[1]2606

异姓诸侯王中唯一没有出问题的是吴芮。作为当时的百越部落领袖，吴芮先跟随项羽南征北战，被封为衡山王。后与张良结为好友，遂叛楚投向刘邦。项羽败亡，被刘邦封为长沙王。汉六年(前201)，吴芮病逝，其子吴臣袭封继任。其实刘邦并未解除疑心，曾屡次试探吴芮。吴芮接受张良建议，低调行事，把大部分领地让给刘邦子女，其封内仅余二万五千户[4]471，地小势孤，无力与中央抗衡，故此得以沿袭。至汉文帝时，因没有子孙相传，被除国。

刘邦所封的最后一位异姓诸侯王，是燕王卢绾。作为发小，他们不仅同乡同里，而且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少年时代，两人一起上学，一起成长。刘邦浪迹丰沛市井时，卢绾时常紧随其后。刘邦在沛县起兵，卢绾以宾客身份相随。刘邦受封汉王前往汉中，卢绾被任命为将军，常担任侍中。楚汉大战，卢绾官至太尉，封长安侯。由于二人关系特殊，他得以出入刘邦的卧内，充当联系汉王与大臣的内廷枢要，被视为最贴身的心腹。汉五年(前202)七月，随刘邦出兵攻打燕王臧荼。高祖想封卢绾为王，又怕引起群臣不满。等到俘获臧荼之后，就下诏封将相们为列侯，在群臣中挑选有功的人封为燕王。大臣们都明白皇帝的意思，就一致上言：“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3]58皇帝下诏书认可，正式册立卢绾为燕王。然而就这么一个人，却被手下张胜给坑了。[5]561汉十二年(前195)，刘邦得到其脚踩汉朝和匈奴两只船的消息，非常生气，一怒之下发兵讨伐，卢绾只好带着数千人逃往匈奴，一年后在匈奴去世。

刘邦封卢绾为王，从表面看分封制度并未改变，仔细体察，王国分封的原则却有了微妙变化，出现了由因功封王而趋于因亲封王的转向。刘邦分封韩信、彭越、英布为王，群臣没有意见。卢绾则不同，就军功而论，他根本无法与三大名将相提并论，即便与刘邦集团内部的曹参、樊哙、周勃、灌婴之属相比，也相差甚远。卢绾能被封王，完全得益于他和刘邦的关系最为亲近。等到铲除其他异姓王后，刘邦便开始大封同姓王，并立下白马之盟：“非刘姓而王，天下共诛之。”[1]440从而在制度层面上，彻底终结了异姓王。

三、为什么又封同姓王

刘邦在铲除异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同姓子弟为王，把全国54个郡中的39个分给了9个同姓子弟，而属于中央统治的仅有15个郡。[1]802其用意是通过同姓王来替代那些异姓王，以起到屏藩朝廷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姓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愈来愈不可调和，终于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

颇具政治远见的刘邦，为什么在铲除异姓王时又要看似多此一举地大封同姓诸侯呢？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最为现实的，是要有人来管理。

异姓诸侯王被清除，若不及时派遣官员进行管理，必然出现权力真空。在战乱初定的时代背景下，那样的局面是极其危险的。况且一个诸侯王国地域也不小，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以韩信的封地楚国为例，《史记》里虽没有说具体范围，却明确记载后来被分成了两部分：一个是荆，国王刘贾，有52个城；一个是楚，国王刘交，有36个城。[1]1994由此可知，韩信的楚国共有88个城。要实现有效管理，每个城都必须设置相应的机构和管理者，而紧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经费如何解决？人员哪里来？连年征战，中央把所有人力、财力都集中在军事斗争上，怎么可能顾及地方管理队伍的培养！一个楚国就有88个城，其他诸侯国少说也有几十个城，全部加起来就是个非常大的数字。中央确确实实管不过来，这才是当时问题的症结所在。[6]44

其次，皇帝个人的主观因素。

相对而言，以血缘为纽带的同姓亲族诸侯比异姓诸侯更具向心力，当诸侯、权臣作乱时可以拱卫皇室。消灭异姓王后，朝廷的当务之急是稳定统治。当前急迫需求与长远潜在危险两相权衡，分封同姓诸侯王就成为必然选择！在当时刘邦的眼中，异姓王个个心怀鬼胎，早晚会出问题，即使当下不惹祸端，刘家子孙终究会受到异姓王后代的威胁，所以一定要将他们除掉。至于接着又封同姓王，根源还在于守业更比创业难。刘家一下子有了全天下如此宏伟的基业，必须得有人帮着好好把守看护。刘邦一直为此事大伤脑筋，著名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1]389，正是他心绪郁结的真实写照！战争年代要有猛士冲锋陷阵、攻城略地，而今江山已经到手，皇帝真正需要的是忠诚，只有绝对忠诚的力量出现，才能让他安心而不再忧虑自己创下的家业被外人抢夺。

谁的忠诚度可以经得起考验呢？在刘邦眼中，同姓王是自家人，自家人当然不会有外心，万一将来出现什么变故，还能互相有个照应。当时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下，那么大的家业，在刘邦看来必须要分王管理。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一定要分，那还是分给自己更信得过的同姓王！

最后，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

汉王朝建立之初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是皇帝与诸侯王分治天下。这是由当时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决定的。生于战国长于战国的刘邦，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时已年满35周岁，处世观念已经完全成熟。而在当时天下人眼中，秦朝短暂的大一统只是一个小插曲，诸国并立才应该是正常的状态。如果站在刘邦同辈人的角度，就不难理解项羽大封诸侯，和刘邦杀了异姓王又封同姓王的举动。商周以来千百年形成的秩序不会因为秦朝短短十余年的统一就突然消失，历史的惯性不可小觑，统一的帝国秩序，是在汉初四、五代皇帝手中缓慢建立起来的。曲折前进、螺旋式上升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我们不妨看看分封制到大一统反复的过程：战国并立→秦统一战争→秦末列国复辟和项羽大分封→刘邦铲除异姓王战争→刘邦分封同姓王→汉初削藩及平定叛乱战争→武帝时的大一统。这个统一与分裂的反复过程，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秦汉相交时期要想华夏大地完全实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历史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必然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看，刘邦杀功臣的举动，和后世的开国之君杀功臣，性质上大不相同。别人是怕子孙被权臣篡位，他其实是在削藩。后世很多人过于将刘邦杀功臣集中在权谋层面来看待，其实这个眼光太局限，正确的分析方法应该放眼于体制转型。刘邦创立汉朝的时候，一开始就存在中央集权与分封制两种体制的矛盾，当时皇室基础还相对薄弱，必须依赖诸侯王按区域来管理辽阔的疆土，加之很多人仍对周朝分封留有好感，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将郡县制和分封制捏合在一起的矛盾复合体——“郡国制”。

四、体制转型期的特有矛盾

秦末汉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经历了春秋战国(前770—前221)550年的剧烈动荡、尤其是秦末大乱之后，天下人在期盼早日结束割据局面的同时，又因痛恨秦统治者的暴政而对以往千百年形成的旧体制恋恋不舍。作为天下共主的西楚霸王项羽一把火烧毁咸阳宫，接着又大封各路诸侯，如果放入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无异于倒行逆施；然而在当时背景下，很大程度却又恰恰符合众人的愿望。

“楚汉战争”初期，楚强汉弱的格局迫使刘邦想方设法争取其他诸侯王的支持，同时为了笼络自己部下，也不得不使用封王的办法。这样做的确为孤立对手、最终打败强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当平定天下以后，这些诸侯王国的存在又对中央政权构成潜在威胁。当时的诸侯王合法拥有自己的强大军队，他们只是表面上归中央管理，实质上在王国内部官吏的任免，以及税收、货币铸造等重大事项中央都无法干涉。如果他们是“侯”而不是“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第一功臣萧何经过多次加封达到一万二千户，封地不会超过一个县，因此刘邦对侯也就不需要怎么防范了。但是对诸侯王，他丝毫也不敢懈怠，这就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隔阂，为异姓王的“谋反”直至覆灭埋下了种子。这些异姓诸侯王又大多立于刘邦称帝之前，分封只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双方心理比较微妙。在刘邦眼里他们和项羽没什么区别，只是大家先联合起来灭掉一个势力最大的而已；诸侯王的心态也不会因为刘邦称个帝就改变的，他们眼中的刘邦还是那个势力最大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联合起来也把他干掉。从这个意义上说，楚汉之争是战国的延续，讨伐异姓王战争是楚汉之争的延续，平定“七国之乱”是讨伐异姓王战争的延续。

从打天下到坐天下，本质是一次全面的体制转型。这种转型应该包括：(1)政治转型：从地方割据到国家政权的转型；由共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型；从武将到文臣的转型，打天下靠的是武将，治天下则离不开文臣。(2)经济转型：从战时体制向和平建设的转型，战时一切为打仗服务，生产仅限于粮食与军用物资；而和平建设时期，无论生产还是分配都要为整个社会服务。(3)军事转型：从打江山到守江山，从扩充兵力到士卒复员，从境内剿除对抗势力到对外守护国土安全等等。秦始皇兼并天下，力图从国家意识、文化基础等根源入手，构建一个崭新而稳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模式，他的工作其实只完成了一半就撒手人寰。继任的二世胡亥不仅没有致力于善后工作，反而大肆屠杀亲兄弟，结果挖了自己墙角，导致帝国大厦轰然倒塌。秦朝的灭亡实质上是转型失败，统一全国之后，本应该让天下休养生息，但是当政者却动用国家力量搞各种大型工程，拿军队与整个社会进行对抗，完全失去了民心。教训近在眼前，且极为惨烈而深切！

而要彻底解决这些转型问题，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的。聪明的刘邦在巩固皇权时只抓住一个最为关键的核心环节——干部转型：首先除掉对转型阻碍最大的功臣，大多是武将，比如韩信、彭越。随后是排斥战时功勋卓著而战后却不想任用的谋臣，比如张良。接着把一些武将转为便于使用的文臣，比如曹参。最后安排的是可以继续留用的部分较低级别武将，比如樊哙、周勃；以及功臣中的文人，比如萧何、陈平等。采取这些强力措施，对汉帝国由战时状态向和平建设顺利过渡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刘邦还面临着更为棘手的皇权不合法、别人可能有样学样，以及皇位世袭等问题。从霸主到皇帝，改变上位规则的始作俑者正是刘邦。以前的最高掌权者都是贵族出身，有一套相对稳定的规则。如今，仅凭暴力手段就可夺得政权，其皇权的合法性难免会受到质疑。而且一个普普通通的“黔首”也能君临天下，等于向世人宣布，任何像刘邦一样出身的平民，都有可能当皇帝！

皇帝之前，与之近似的职位叫“天子”，那是一种高高在上、几乎与神灵齐名的超然存在，远古时代只有超越凡人的信仰与崇拜才能统治所有子民，使天下得以太平。而现在的皇帝是通过造反、杀戮一步步夺得天下的凡人，再也不是大众信仰的中心。这样的“凡人”其公信力自然要大打折扣，只有军队和舆论(刀把子与笔杆子)才是守护江山的利器。为了保住自己区区凡人却获得超神地位的现状，刘邦采取强硬措施：一方面通过笔杆子操纵舆论，编造神话伪装自己；另一方面利用刀把子进行武力威慑、残酷打压有可能造反的势力。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平息战争，打破凡人对皇权的憧憬，并杜绝其通道，不然叛乱将永不停息，国家将永无宁日！

至于帝位的世袭问题，在当时很难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从长远看，唯有开放竞争的体系才最具生命力。然而即使最初是开放竞争的体系，其早期的成功者在变得足够庞大之后，也很难避免由于变成既得利益者和食利阶层，从而使社会变得日趋保守，无论主观还是客观上都会妨碍新一轮创新者的诞生，他们甚至可以利用社会地位直接消灭新的竞争者。于是，历史便不可逆转地进入又一个轮回！

五、结语

刘邦铲除异姓诸侯王既有主观方面的权谋运作，更有汉初社会两种体制冲突以及体制转型因素；而后世开国之君杀戮功臣，更多是“家天下”思想作祟。在华夏帝制几千年历程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闹剧周而复始上演，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社会文明进程近乎停滞不前！其实，古代贤哲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探讨“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7]63，人得其所的理想境界，思考着如何走出怪圈，建立起使国家走向民主富强的社会机制。今天，我们更应该从制度建设和思想道德培养等方面入手，真正使人人为公、唯才是举、君子重义、守信勤勉、浩然正气等优秀民族文化深入人心，以期早日实现先贤们所期待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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