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河

从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刮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我的父亲陈原也无例外地被卷入其中。记得在头三年的疾风暴雨之后，1969年的9月份，父亲被宣布“解放”，并要求第二天离开北京，和原文化部系统的数千名干部们一起，前往文化部“五七”干校，按照当时的说法是通过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

文化部五七干校主要区域位于湖北咸宁的一片围垦的湖区，是斧头湖南端的一段湖汊，原名关阳湖，在当时的环境下起名为“向阳湖”。同时在鄂西的丹江口、武昌县的金口等地也有干校的单位进驻。干校人员包括文化部机关的绝大多数干部，还有当时文化部直属的各大单位，涵盖各大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以及其它几十个相关文化单位的干部职工，加上家属子女有6000多人。许多国内的文化大家都被“一锅端”到咸宁向阳湖。这些文化人刚去的时侯十分艰苦，他们住在茅草棚，要用自己的双手在荒野中打造出一个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是这些文化人在这种逆境中工作也还是一丝不苟，非常认真，将近五十年了，他们自己盖的房子至今还能住人，他们建造的桥梁至今还在通车。

当年11月，按照当时当权者的指令，要求父亲立刻回京上交所住宿舍，把因风湿性心脏病在家休养的妻子和上小学的儿子带到“五七干校”劳动，并且特别强调要求父亲处理掉他保存的书籍。那时候，估计我父母都认为我们以后是回不来了。

父亲在回京的短暂的几天中淡定地处理了一切，在我大姐和大姐夫(当时我的二姐、三姐都已经离开北京到“广阔天地”里去了，大姐在部队工作)的帮助下打点好简单的行装，处理掉了多年来积攒在家中、放满好几个房间的书柜里心爱的书籍，包括这场风暴来临前他潜心写作的《鸦片战争》的未完成手稿。上交了家里的住房。父亲脸上表情是平静的，但是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是五味杂陈，在现实的逆境中不得不承受，对未来依然抱有希望。

处理这些书籍的时候，我不由得想到在这风暴的三年里，父亲依然鼓励我们要多读书。1966年9月，我家被“造反派”抄家，家里成排的书柜被贴上封条。在那个年代里，没有学可上，没有书可读。我们家的孩子们和住在同一座楼里的邻居的孩子(她家的遭遇也一样)一起，时常在夜晚悄悄用水将封条浸湿，然后打开书柜将自家的书“偷”出来看，白天把封条原样封好，把书藏起来，以应对“造反派”随时会来的检查。那个时期我们读了不少书，受益匪浅。父亲当时虽然行动不能自由，但闻之此事还是支持我们多读书，要知道这在当时他不制止我们这样做是要冒着巨大的风险的。

1969年11月下旬，12岁的我和母亲与文化部干部的家属们一起，在我父亲的带领下乘火车到达咸宁车站，在县城的学校过了一夜后，家属编为家属连(主要由“一大队”——文化部机关和“二大队”——所谓“图博口”的部分家属子女组成)，用大卡车运往武昌县的金口镇郊外(现为武汉市江夏区)，占据了当时已经停课的一所农校作为根据地。父亲在安顿好我们后即返回位于向阳湖的一大队。如果没有干校的直通车，两地在当时的交通情况下单程要用至少一天时间。即使同在文化部五七干校，也只有节日才能同父亲见面。

在金口，母亲在家属连参加劳动，以种菜为主。我一开始在干校于金口开办的“五七小学”上学，老师由文化部系统各单位的干部客串，到该上初中时和家属连的其他同龄孩子转到当地金口镇小学初中班上学，当然，其中有大量时间是和大人们一起劳动。

第二年四月份，向阳湖进入插秧大忙季节，我们在金口的干校子弟们奉命到向阳湖支援春耕——当时的说法是“小孩没腰，插秧有优势”——编为学生连下湖干活，住宿则在各自父母所在的连队宿舍。这样，我得以短暂地与父亲在同一间集体宿舍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每天早上，干校的大人们和我们学生连的孩子们各自整队，在“军宣队”人员的带领下跨过干校学员自己建设的“五七大桥”，进入已经围垦的向阳湖，在划分出来的不同地块劳作。围垦出来的耕地到处是泥沼，下田的“路”脚下泥泞不堪，水道纵横，横架在水面上的通道的往往是两根沾满了泥的圆木，常有人因此滑入水中全身湿透。那个季节是雨天多于晴天，当时上面的当权者提倡“大雨大干“，一般不会因为下雨而不出工。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拼搏着。每天收工回来衣服上都是一身泥，待到泥干了就用手搓下来。

记得偶遇连队吃炸酱面(这是难得的改善伙食)，面条放在大水桶中，大家用两尺长的大筷子来捞，父亲是南方人，大约不擅长面食，半天捞不上一碗，于是我帮他捞，一筷子一碗。他笑着对我说，平时我不在他跟前时，遇到吃炸酱面他有时就放弃，直接去盛点米饭就着雪里红咸菜凑合一顿，现在想来还有些心酸。

在难得的休息日如果遇到晴天，父亲有时会带我到池塘边一起洗衣服，有时一起走几里路去甘棠镇“逛街”——在红土的泥路上一边走一边把粘在鞋上的泥球甩出去——这是至今挥之不去的记忆。

1972年初，金口家属连撤销，我随母亲一起来到向阳湖与父亲团聚，一家人住在一连炊事班旁边的一间宿舍，算是安了家。那时父亲曾在休息日与陈翰伯、范用等前辈会面，谈天说地，议论时政，一起用煤油炉做点好吃的改善生活。会面地点有时在我“家”，有时在位于452高地的校部。

离开干校25年以后，我陪同父亲重返向阳湖，受到时任咸宁地委办公室主任的李城外老师和当地领导的热情接待，父亲写下了 “六千人的汗水、泪水、苦恼和忧虑，还有一点希望，汇成向阳湖” 的题词，我想这就是父亲和他们那一辈人当时的心境。

1972年6月，父亲奉调回北京工作。离开干校那天，我和父亲一起坐在一辆解放牌卡车的露天车斗里，前往咸宁火车站，卡车在裸露着红土的丘陵公路上上下下地颠簸着，卷起的尘土铺满全身，仿佛预示前面的道路依然存在着坎坷和艰辛。

这就是我父亲的另一面，不同于一位学者、不同于一位领导干部形象的另一面。

(本文作者系陈原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