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菲(山西师范大学，山西 临汾 041000)

梁辰鱼作为魏良辅改革派系中的一位推动者，在明朝嘉靖末年的昆腔革新运动中，经过不断的钻研积累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一大流派，编著了第一部昆剧剧本《浣纱记》。剧本以描写范蠡与西施的爱情为故事线索，揭示了吴越两国兴亡衰败的原因，全剧以《泛湖》为尾声作为情节发展的终结，其中蕴含着剧作家文学艺术的匠心精神，即在平衡观众审美心理之余还潜藏着多重可待挖掘的深意。

一、文人的自省意识

在《浣纱记》中，梁辰鱼在传统历史故事的基础上，增添了了范蠡、西施的爱情线索，那么作者的重点是想要表现吴越兴亡的历史教训呢，还是体现范蠡、西施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呢？显然，这其中饱含了梁辰鱼“以曲为史”的历史自觉性和省人的创作意图。明清中叶以后，“以史作剧，以剧为史，成为传奇作家自觉的审美追求”[1]，文人传奇作家们都自觉且有意识地把史论兴叹融会到剧本创作当中，在叙述中加入自身的感悟与探讨。梁辰鱼在首出《家门》中便道出他的创作动机：

【红林檎近】何暇谈名说利，漫自倚翠偎红。请看换羽移宫，兴废酒杯中。骥足悲伏枥，鸿翼困樊笼。试寻往古，伤心全寄词锋。[2]

本出以“暗说”的形式点明创作动机，作者自称“骥足悲伏枥，鸿翼困樊笼”“伤心全寄词锋”，颇有怀才不遇、壮志未酬之志。曲中所表现的淡泊名利、不追求“倚翠偎红”豪华享受的思想倾向，以及寄情于“换羽移宫”的戏曲创作、思考历史与人生的追求，无不显示着对功名失意的感慨和历史兴亡的感伤。而后的【汉宫春】一曲中叙述剧情梗概，此曲盛赞范蠡、西施的爱情故事，也为他们在纷乱兴亡的历史环境中铺垫了理想的结局。这在最后一出《泛湖》中对于吴越两国的兴衰喟叹及饱含人生哲理的颂歌反思得到对应：

【北收江南】(生)呀!看满目兴亡真惨凄，笑吴是何人越是谁?

【北清江引】(生)人生聚散皆如此，莫论兴和废。富贵似浮云，世事如儿戏。[3]

范蠡、西施二人远离朝廷，摆脱纷杂的世俗，以《泛湖》作为结束，余韵袅袅，引人深思。功成身退、归隐湖山，是古代文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条途径。首出“平生慷慨，负薪吴市梁伯龙”与本出“尽道梁郎识见无，反编勾践破姑苏”首尾呼应，作者深意可见一斑。梁辰鱼创作《浣纱记》时正当壮年，却苦于报国无门，奈何最高统治者沉湎酒色、奸臣当道、杀戮良将。现实中的明世宗不就是《浣纱记》中的吴王、越王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国家兴废置之不理。于是，梁辰鱼借《浣纱记》来映射现实环境，袒露对历史兴亡的感慨，充分表现出梁辰鱼“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宗旨。由此可见，《浣纱记》以《泛湖》为结纵观悲欢离合的始末，既符合剧本的客观内容和结构要求，也展示了作者对历史的愤慨与无奈，同时在《浣纱记》中加强了浓烈的时代色彩，结合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使其达到思想上的高度融合。

二、正旦的家国情怀

能构成“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的必要角色非正旦莫属，而此角色首先要具有政治观念，进而才能促发其参与政治斗争的事实。此外，剧中正旦必然是国家动荡不安中的关键性人物。受封建社会的束缚，女子必须遵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女子以“无才便是德”的卑微社会地位立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小姐成为行为典范。因而，她们极少接触社会生活，更别提与政治兴亡的联系。在封建父系社会中，女性极少有家国情怀的政治参与意识，而《浣纱记》中的西施在有限的条件下展现着自己的政治才华。

关于历史中的西施流传着多种说法，《越绝书》与《吴越春秋》中，西施在吴越争霸的故事中都十分被动，仅仅像妹喜、妲己、褒姒那样，被冠以“美人计”的称号，是用来惑乱帝王的工具。梁辰鱼《浣纱记》中塑造的西施是一位美貌与智慧并存的美人，政治使命的赋予使西施拥有了勇敢正直的历史形象，西施的这种以国家事为重的大家意识在《迎施》一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别离三年后，杳无音信的范蠡再次与西施见面后解释无音信的原因是“为君父有难，拘留异邦”，此时一个深明大义、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西施在这时得到尽显，“但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岂为一女之微，有负万姓之望？”[4]，可见西施的思想境界。后得知范蠡为了国家大义欲将自己进献于吴王，迷惑吴王，致吴败则越兴，西施哀哉：“不过是田姑村妇，裙布钗荆……恐难移彼易此”[5]，但是范蠡一句“稷废兴，全赖此举”。虽无奈，西施“勉强应承”[6]，接受了范蠡为国移情之议。至此，西施正式成为吴越争霸的关键性人物，同时西施的人物地位达到了如同范蠡、文种等将臣一般的地位。文已至此，观众不禁感叹范蠡到底更看重江山还是美人呢？在最后一出《泛湖》中梁辰鱼给出了答案，范蠡通过【北雁儿落】【北得胜令】【北沽美酒】三首曲向西施倾诉衷肠，吐露当年荐西施入吴宫的矛盾与痛苦。可见范蠡既心系大国之忧乐，具有胸怀韬略的豪迈，又有传统文人对自由美好的期许，无奈在政治背景下将爱情线索含蓄隐忍。故而，吴亡后，俩人终得眷属便携手相伴一同泛湖登舟远遁，这样的结局彰显了范蠡与西施进退自如的人生态度，折射出不一样的人性光辉。

三、明朝思学的影响

作为明朝理学的代表形态，阳明心学有着极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并发展形成一阵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潮。“明中叶以后出现的带有近代化色彩的文学新思潮，特别是戏曲、小说的大发展，实际上正是左派王学及反理学思潮的直接成果。”[7]阳明心学盛行于嘉靖年间，而梁辰鱼的《浣纱记》正是创作于此时期。

宋人强调程朱理学，重礼教，于是在北宋地理志《太平寰宇记》中，将魅惑吴王而失去贞洁的西施沉入太湖。梁辰鱼的《浣纱记》中通过范蠡、西施的爱情对于男女爱情婚姻、贞节道德提出新见解。范蠡与失身的西施喜结连理，是对范蠡与西施超脱世俗观念爱情的充分肯定，更是对窠臼贞节观念的突破，体现了在古老历史题材里熔铸新内容、新思想的觉悟，这样的结局展示了梁辰鱼创新的思想理念，并且符合大众的审美情感期待。文人的艺术创作在阳明心学的指引下开阔了视野，引发了崭新的道德评判标准的思考。此外，在《被擒》一出中，越军入吴，吴太子血战被擒，痛心疾首，悲叹吴国沦丧。越国将军正准备火烧姑苏台，这时西施立于城楼中，在战火纷飞的映射下她不再是集娇宠于一身的妃子，而更像是一尊守护一方和平的神灵，她喊道：

“越国众兵听着，我就是越国西施，近作吴国夫人。传示范文二位大夫，吴国大王又不在此，不得惊吓我，你暂且收兵回去。”[8]

如此巾帼不让须眉、大气凛然的将士形象跃然眼前，加强了女性在历史车轮中的使命感，女性角色获得了与男性角色平等的地位。王阳明时就已经从人性良知上肯定人的平等性，阳明心学主张人的主体性和时代的个性解放，同时唤醒女性自觉的独立人格意识。剧中，苎罗山下、若耶溪畔，范蠡游春，巧遇西施一见钟情便留一缕溪纱私定终生，此情此景虽为古典戏曲中男女钟情的固有模式，但范蠡以越国上大夫身份钟情于农家浣纱女西施，其情超脱社会地位而表现为真诚的人性。这种人性的自然情感不再受等级观念的束缚，与全剧结尾处范蠡、西施双双泛湖归隐在思想上达成高度的一致性。

四、结语

明传奇的成就使中国文学史又出现了一个高峰，不论是其文学性、音乐性还是审美表达都自成一体。梁辰鱼的《浣纱记》则是昆剧最早的完整显示，无论是创作者本身的现实体现，还是哲学支撑下的美学价值体现，在最后一出《泛湖》中都可以得到答案，这既是现实的必然走向，也是艺术的理想归宿，是情景交融、情理结合的完美典范，也是对昆剧艺术的有效传播，极富文学艺术魅力的《浣纱记》对于后世的一切影响都值得深究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