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专栏作家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宫斗剧的流行表明了中国新的一代既压抑又谨慎，同时极度渴望成功的幻想。与其说他们不担心自己在向上爬的过程中迷失自我，倒不如说他们更坚信“一切皆有可能”。对许多胸怀梦想的人来说，拼搏是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在这条路上，他或许很容易把野心当作是雄心，而他理解的“竞争”也可能在实质上变为“斗争”。

徐贲|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文学博士

文艺表演和公共娱乐中的笑不应该只是个人的情绪反应，更应该是一种个人与他人的联系方式。安置在“表演现场”有事没事哄笑的“观众”起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群托”的作用。但是，因为受他们传染或暗示的条件反射之笑，与真正觉得痛快、淋漓酣畅为之叫好的拍手大笑，是不同的。

尼德罗 |媒体人

对于下一年要面临幼升小或小升初的孩子，家長的神经会更加敏感。五花八门的补习班、衔接班，令孩子们在暑期就提前踏上了忙碌的新征程。从暑期结束，到学校开学，孩子们不过是从一种繁忙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繁忙状态。忙碌并不是最可怕的，但随波逐流式的被动忙碌，是对童心童趣的一种扼杀。忙碌之后，必将是疲倦、烦躁乃至抑郁，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被异化成了工具。

蒋方舟|作家

作家很难书写城市生活，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城市的文明结构还没有形成。我曾经看过几个创作者改编伍迪·艾伦的剧本。伍迪·艾伦笔下中产阶级的忧愁，改编之后，变成了小市民的撒泼扯皮，非常糟糕，非常难看。

周海燕|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就我的有限观察，有关性别平等的理论在中国很难触发男性和女性群体之间真正有价值的讨论，女性主义者激愤的隔空喊话在男性群体中往往如泥牛入海，一去无声。这是因为，辩论或许能够在理论和逻辑层面胜出，却无法真正获得男性群体的内心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