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修海

孔夫子说：食色，性也。“食”当然包含吃，尽管不一定都是美食。因为当“酒肉池林”的时候，其实那些的酒和肉，更大程度上不过充当了道具而已。不是有成语叫“秀色可餐”吗？至于说后现代的人体盛宴什么，我们就姑且不说了。色，尽管也纳入了以“肉”为元素的欲望，但也不仅仅是“肉”欲。连阿Q都知道把这个最原始的“色”欲，含蓄地说成古老的“困觉”，可见这个“色”也是有睡觉的意思。人生，当然不能说是眼睛一张一闭——就过去了，必须要吃。不吃不喝，就不会有这一张一闭。古今多少事，眼皮和脸皮，都不如嘴皮重要。好坏都赖一张嘴，要命的是人嘴居然还是两张皮。

绕了半天，还不如说句乡下人的“人话”吧，所谓吃得下，睡得着，就是安乐。这是句大白话，诚然也是大实话。也就是说，比动物多往前走了五十米变成了人的动物来说，吃和睡也都仍旧是根本的问题。这是最高标准，也是最低标准。

说到“吃”和“睡”，瞿秋白和他的《多余的话》也就浮上脑际，余味悠长，余音袅袅，扣人心弦。瞿秋白目前可见的文字中极少论及吃喝，但并非没有。而且一旦说起便感“多余”。例如，《多余的话》的结尾里，他就郑重而随意地扫了看似“多余”一笔：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列了一堆书目，除《红楼梦》，其它都是中国和苏俄现代文艺经典。这是瞿秋白从精神食物的意义上肯定自己最终对现代文艺的选择和认同。然而，在宝贵生命的最后时日里，瞿秋白猛然间来了一个“规定外的动作”，似乎成了《多余的话》中的“多余的话”，让人哑然失笑。苦笑？自嘲？然更像是一种了悟。说了半天高雅的文艺阅读——书呆子对精神生活的渴望，死了都要“读”——之后，居然来了一出貌似“庸俗”而“多余”的“吃”的想头，而且还是“吃豆腐”，显然有深意在焉，欲言又止。因为对他而言，人生短短三十六个春秋，一个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时间开始了”。

天下事，无独有偶。瞿秋白既然在生命倒计时的关头都调侃过“吃”，那不妨也回眸一下“喝”吧，毕竟吃喝一家亲。果不其然，在就义的二十天前（写完《多余的话》之后一周），他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回忆了当年两人在革命被陷入高潮时期难得的豪饮：

还记得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个温暖的回忆罢。愿你勇猛精进！

这种时候的怀想，温暖固然是温暖，但更像是灰烬里的火光。此时此刻的祝愿，与其说是畅想美好，不如更是一种诀别！两相对照，时隔不久的“吃”与“喝”的呼应，这难道不可以说是“舌尖上”的“革命”？谁说吃吃喝喝里就没有人生呢？鲁迅不也从药与酒中体察出魏晋风度吗？

关于喝酒，既然瞿秋白是在信中言及，私密了一些，况且古往今来的讨论和感慨已经够多了，我们就不说了罢。还是回到吃吧。在《多余的话》的“末了”，瞿秋白居然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是不是世界第一，反正不是质量监督，纯粹出于个人感觉。瞿秋白说的“豆腐”，实有其物，即福建省长汀县的长汀豆腐。补充一句，瞿秋白此刻被关押所在地——福建长汀，当地的豆腐以鲜嫩出名。至今为止，该地出产的豆腐干也仍为有名的“闽西八大干”风味特产之一。事实上，闽西客家地区由于水土的关系，当地的豆腐都是很有名的家常食物，包括和长汀挨着的连城新泉豆腐系列美食，也是当地佳肴。这是实写的一面，表明瞿秋白并非是如许多人所猜想的“空口说禅”。所谓“起兴”，长汀的豆腐，惹得瞿秋白一时兴起了，但随即戛然而止。

有道是：弱水三千一瓢饮。为什么偏偏是豆腐呢？还是借用《舌尖上的中国》里对豆腐的一个颇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评价，豆腐有“弱德”。叶嘉莹说“词”有“弱德”之美，那是纯文艺的怜香惜玉，当然也未必就不是人世苍凉的大彻大悟。事实上，万事万物有强有弱，所谓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这是自然。但革命是暴力，一定是强者为王。不在革命的情境中，我们当然可以置身事外，細细品味老子的“上善若水”。但瞿秋白却是革命中人，恰恰又是革命队伍中的读书人，而且是古典风致很浓厚的“文人”，他对强与弱的感受，自然也就只有革命中人才能体会，也只有革命中像他这样的读书人才会这样去品味。正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所呼应的：

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侯，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的确，革命当然是不能客气的。在强势逻辑的世界里，客气是弱者的表现，起码也是示弱的表现。毛泽东说得直接痛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世界有革命世界的伦理，俗世生活循俗世生活的道德，乍一看也天经地义，没有问题。可是，革命者也是人，都是血肉之躯，难免会有“弱者”，当然也就会有“弱德”之感。真是论难一概。于是，才会有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也才会有关于“豆腐”引发的“多余”感慨，一个关于“吃”的“多余”思想顿挫！

说了“吃”就该要“睡”了。《多余的话》也不例外，例外的是它先说了许多的睡，最后才想到了吃，也只是想到了而已，没敢多想，也没法子多想。事实上，在以困窘为主色调开始的短暂人生里，瞿秋白也不会去多想。瞿秋白很想，似乎一直都很想的是“睡”，或者叫“休息”：endprint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

瞿秋白的“休息”有大小之分。所谓的大小，既有一般意义上的睡觉的“小”，也有疲于革命（人生）事业奔竞的“大”；既有短暂的日夜更替的“小”，也有“死”——“时间开始了”的“大”。

又是无独有偶。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长汀，《申报》报道中再次呼应着他的“伟大的休息”观。不过这次不是一般的“伟大”，而是直接下了断语——“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

十七日，奉中央电令，着将瞿就地枪决。翌日（十八日）晨八时，特务连连长廖祥光即亲至狱中促瞿至中山公园照相，瞿欣然随之。照相毕，廖连长示以命令，瞿领头作豪语：“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

这种休息，我们不妨理解为是他的精神了悟——“得其放心矣”。所谓的“黑甜乡”，苦乎？乐乎？有意思的是，瞿秋白赴俄当记者之际，临行时他发愿要“一行惊醒梦中人”。当时他写下了一段足以“榨出皮袍下面的小来”的心里话，就录在《饿乡纪程》里：

世界上对待疯子，无论怎么样不好，总不算得酷虐。我既挣扎着起来，跟着我的“阴影”，舍弃了黑甜乡里的美食甘寝，想必大家都以为我是疯子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我知道：乌沉沉甘食美衣的所在——是黑甜乡；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是你们罚疯子住的地方，这就当然是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却还不十分酷虐），我且叫他“饿乡”。我没有法想了。“阴影”领我去，我不得不去。你们罚我这个疯子，我不得不受罚。我决不忘记你们，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我现在挣扎起来了，我往饿乡去了。

瞿秋白的这一个“去了”，掷地有声，悲壮高洁；从“豆腐”到“休息”，则百味杂陈，慨当以慷。

其实，《多余的话》本来就是绝命词。人生之总结，本该从头说起。但该从哪个“本”呢？千头万绪，又该从哪个“头”说起呢？人生开头是缘分，人生之尾则是宿命，这是冥冥之中事。可是，一旦这个“尾”是由别人决定的，是被“掐掉”的尾，那又该情何以堪？

但《多余的话》也仍旧是话。是“话”，就必须要有“话头”，否则开不了头。人间正道是沧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瞿秋白似乎毫不犹豫地引了《诗经·王风·黍离》里的这句“经典”。按照《毛诗序》的说法，这首诗是周人东迁后行役到故都，见宗庙宫室，平为田地，遍种黍稷，故“闵周室之颠覆”。这显然是“赋诗断章”，显然是“赋诗言志”。“引诗”，目的当然在于“用诗”，所谓“引得”。作为革命洪流中滚过刀枪水火的领导人，瞿秋白当然有着乾坤之志。伟业未成身先陨，一腔衷情凭谁诉？黍离之悲，在所难免。

但似乎瞿秋白迅速发现了这个“头”开得不够好。也许是因为下面的这一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会让其叙述有点失焦的危险。还是换个开头吧。说什么呢？还是“开头”的问题。古人作诗，实在不行，往往“无题”。等而次之，也是“拟……”。瞿秋白迅速从古典世界里“接着说”，不用开头了。于是就有“何必说？——代序”，写于“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辩难往复，人生绝灭之际，《多余的话》就这样写，算是开了头，即便是“引诗”又“代序”，尽管明明知道“何必说？”

《多余的话》由“引诗”、“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共八个部分构成，另有一附录“记忆中的日期”。全文显然不是一气呵成，而是在八天内断章续成。越到后面，文气越为散乱，声情激越。尽管偶有重复絮语处，但回望一生的旨意仍为相当清晰。当然，对革命的舍与不舍、对人生的迷与悟、对文艺的爱而不得、对抉择的能与不能的怅惘也始终贯穿其间。

事实上，不仅在文本结构标目，就是语词运用、乃至于标点符号，也都似乎有着千千结。转折类连词（如“可是”等）出现190次，破折号出现63次，感叹号“！”（包括俄文字母“A”）出现24次；不确定性连词（如“似乎”等）出现74次，省略号“……”出现11次，问号“？”出现21次，而因果类连词则出现69次。大量的转折、感叹和因果追寻，编织成瞿秋白绵密委曲的绝灭心绪。

说一千道一万，最不能忘怀的，最不明了的，都当然是“我”——自己，出现395次。瞿秋白对自我身份的确认表述中，“文人（绅士、游民、读书人、读书种子）”出现29次，对应的“文学（文艺、书本子、翻译、俄国文学）”出现48次。对身体精神状况的表述中，“废”（病、弱、休息）等词出现62次，流露出强烈的人生角色失败感，心灵渴盼得到皈依的飘忽感。

钟情的不光是文艺，当然还有政治，这仍是瞿秋白最大的胸中块垒，“政治”等词出现68次，“主义”出现69次，“马克思”出现32次，“阶级”出现28次，“斗争”出现20次。有意思的是，关于政治生涯的追忆，瞿秋白有时甚至激越得不能自已，如“我和马克思主义”这部分，他最后不得不标注英文字母“STOP”横亘期间，强行中断叙述。时势无奈，流水无情，单“历史的误会”、“历史的纠葛”、“形格势禁”一类的语词出现有45次之多，呈现出瞿秋白精神世界深刻的无奈。

《多余的话》不好写，因为不好开头，但总归是可以选择。但如何结尾呢？瞿秋白要面对的，是一个将要结束，也随时都可以说是“结尾”的“头”，那是无法选择的。它是开放的，又是闭锁的，开放的是时间，闭锁的是现实人生的命运。这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结尾，也是一个必然如此的“开头”。实的是人生，虚的是文字，《多余的话》里的多余和不多余，从何谈起呢？从“一九三五·五·一七”到“一九三五·五·二三”，说了八天都是“多余的话”：无论是“三规”——规定时间、规定空间、规定命运——的情境下的“不按规定”的写作，还是文本内外、真實与虚幻的流动；无论是主义人生的精神庄严，还是吃豆腐的物质琐屑……在该说“永别了”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多余”呢？既然是“多”且“余”，那就是“义有未安”，那不就还是在开头，或者说还没有正式的开头么？

但“多余”也总是要到“头”的。于是，终于就有了这么两句：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前一句是舌头到指头，后一句是从指头到生命之“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从“头”说起，说到了“舌头”，最后走向了文本尽头，挥手作别了自己短暂悲壮的人生。

责任编辑 林 芝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