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惠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中国正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战略构想和实践，迫切需要相关的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国别与区域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区域国别研究，是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进行的全面深入研究。①郭树勇：《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人民日报》2016年2月15日。自晚清开始“睁眼看世界”，国人一直在努力获取外部世界的知识。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设立，奠定了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些年，相关的成果不断涌现，为探索新时期国别区域研究的路径，积累了诸多有益经验。郑州大学陈天社教授所著《哈马斯研究》，②陈天社：《哈马斯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哈马斯是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民族主义组织，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巴勒斯坦，几十年来日益发展壮大，对巴勒斯坦政治和巴以和平进程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哈马斯研究》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也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本深入研究哈马斯的专著。这本书共十章，主要研究以下五方面的内容：(1)哈马斯的内部状况；(2)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政治的关系及影响；(3)哈马斯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关系及影响；(4)国际社会与哈马斯的关系；(5)哈马斯在困境中得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这本书所具有的突出特点，反映了作者对国别区域研究路径的深入思考。

一、中国学者的视角

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在界定哈马斯的性质这一问题上，体现的尤其明显。美国等亲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将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即使是中东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对哈马斯的立场也不一致。埃及和沙特这两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就一度将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国外学术界对哈马斯已有很多研究，但对其性质的看法差异巨大。国家利益也应该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国内学界对哈马斯的深入研究较少，一些报道和研究，受西方国家和学者的立场影响比较大。这本书在对哈马斯全方位、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哈马斯的主张、活动以及巴勒斯坦人历史发展阶段与现实，对哈马斯的性质进行客观分析，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独立视角。

哈马斯自称是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解放及为巴勒斯坦人合法民族权利而斗争的民族解放运动。[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86页。它的主张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解放巴勒斯坦，二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88页。自建立时起，哈马斯就是巴勒斯坦政治和社会中的重要角色。它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社会工作和政治这两个主要的活动领域。出于宗教和现实目的，哈马斯积极开展宗教、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与社会救济活动，解决了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缺乏国家支持的社会服务问题，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基础。[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166—168页。与一般印象相反，武装行动并不是哈马斯活动的主体，而且，它的武装活动仅限于巴勒斯坦地区。[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91页。从巴勒斯坦民族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民族解放、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巴勒斯坦人现阶段的首要民族任务。同时，哈马斯以伊斯兰教为根本指导原则，在实践中推行伊斯兰化，具有强烈的伊斯兰色彩。[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103—123页。因此，作者把哈马斯界定为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民族主义组织。[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459页。

哈马斯坚持强硬反对以色列、反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立场，其频繁发动的自杀性袭击行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是以色列及西方国家把其定性为恐怖组织的重要原因。作者梳理了哈马斯自杀性袭击活动的概况，分析了哈马斯自杀性袭击的动机、社会原因及影响。他认为，哈马斯自杀性袭击活动的主要动机有为个人报仇、宗教献身、报复以色列的行动、反对巴以和谈等。[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133—137页。他进一步分析了哈马斯发动自杀性袭击背后复杂的社会原因：巴勒斯坦人的悲惨遭遇，成为滋生自杀性袭击者的温床；巴勒斯坦人对自杀性袭击的高度认同，为哈马斯的自杀性袭击提供了深厚的民意基础；对巴以和平进程的失望，使巴勒斯坦人转向暴力；也有一定的宗教因素。[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137—142页。他指出，哈马斯的自杀性袭击导致巴以陷入以暴抑暴的恶性循环之中，但加强了哈马斯作为抵抗组织引领者的地位；促使巴勒斯坦殉难文化流行，激励着许多巴勒斯坦人走上自我牺牲之路。[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143—147页。

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国别区域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必须打破学科界限，合理运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外交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研究哈马斯这一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复杂政治组织，更离不开对伊斯兰教、社会、经济、历史与政治等因素的综合考量。

根据对《哈马斯宪章》及哈马斯文件、领导人言论等主要材料的分析，作者从自我定性、奋斗目标、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对犹太人、中东和平进程及西方的立场、对巴勒斯坦其他派别、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立场、国家观等六个方面系统地归纳了哈马斯的基本主张。特别是对哈马斯国家观的介绍是国内成果中鲜见的。哈马斯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伊斯兰国家理论，将真主和选民作为立法者权威的两个来源，并提出了创建伊斯兰国家的途径。作者结合《古兰经》和圣训，从伊斯兰教及伊斯兰激进思想家入手，分析哈马斯纲领的理论来源。他认为，哈马斯纲领的首要理论来源是《古兰经》和圣训，同时，从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卜、阿布·阿拉·毛杜迪和穆罕默德·埃兹丁·喀萨姆等伊斯兰激进思想家的思想中汲取了丰富营养，但又立足于巴勒斯坦的现实，与这些人的思想有不同之处。系统的纲领与深厚的理论来源，是哈马斯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103—123页。

哈马斯能够在以色列的重重打击下生存、发展，缘于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作者综合分析了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和统治，被占领土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思潮，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及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是哈马斯得以生存的关键；经济停滞，失业率奇高，社会混乱，绝望情绪蔓延，使巴勒斯坦整个社会呈现激进化趋势，这为如哈马斯一样的激进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温床；伊斯兰教及巴勒斯坦浓厚的宗教氛围为哈马斯提供了宗教基础与宗教合法性，哈马斯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具体体现之一。此外，哈马斯的崛起也反映了巴勒斯坦人对世俗民族主义、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失望。[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412—456页。

研究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政治中的作用，需要将其置于巴勒斯坦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中系统考察。作者根据巴勒斯坦民族发展的历史阶段，将哈马斯与巴勒斯坦另一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及世俗民族主义组织法塔赫进行比较，分析哈马斯与巴解组织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巴勒斯坦民族和解进程的关系演变，考察哈马斯参加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及执政情况。他认为，哈马斯与法塔赫分别代表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两条不同路线，这是两派不和的根本原因。内部的不和与斗争削弱了巴勒斯坦实力。哈马斯由拒绝到融入巴勒斯坦政治现实之中，反映了哈马斯的实用主义与灵活性，虽然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政治中一般充当的是反对派角色，但在2006年1月后，哈马斯成为巴勒斯坦政治中无法忽视的关键角色。哈马斯的胜选表明了巴勒斯坦人变革的呼声，与哈马斯的社会工作、竞选策略有关，也与法塔赫的执政无方和腐败、巴以和平进程停滞有关。他认为，尽管身处绝境，哈马斯还是有效地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哈马斯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伊斯兰化。他指出，哈马斯以伊斯兰推动巴勒斯坦民族认同，在巴勒斯坦国家构建方面的最大特点是伊斯兰化，这与法塔赫所推动的世俗民族主义民族认同与国家构建进程产生了冲突。[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460—461页。

三、多层次的论述体系

研究地区政治行为体，需要将其置于地区、国际等层面，深入考察其同相关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评估哈马斯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在地区层面，需要考察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关系，哈马斯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分析中东地区局势对哈马斯的影响；在国际层面，需要分析哈马斯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关系，研究国际体系对中东局势的影响。

作者阐释了哈马斯的犹太—以色列观，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关系，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立场，分析了哈马斯反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原因、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以及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政策。他指出，哈马斯并不认为自己是出于宗教原因而反对以色列，也不反对和平原则，它持反对立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273—279页。以色列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反对哈马斯，它对哈马斯的打击产生了许多负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哈马斯的“合法性”。[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304—313页。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体上说，哈马斯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阻碍者，但哈马斯的崛起反映了巴勒斯坦人对和平进程的失望与不满。哈马斯反对和平进程的立场又是对巴解组织的制约，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维护巴勒斯坦人利益，是无法绕过的环节。正是鉴于此，国际社会屡有声音要把哈马斯包含进中东和平进程。

作者具体研究了阿拉伯世界及伊朗等国对哈马斯的立场及其交往。他认为，出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利益与兄弟情谊，阿拉伯国家和哈马斯有种种交往，叙利亚、约旦、卡塔尔、苏丹等国公开支持哈马斯(叙利亚、约旦现已与哈马斯关系恶化)，但在交往的背后，许多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并不支持哈马斯。主要原因有三：哈马斯的拒绝立场危及温和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二是许多阿拉伯国家担心哈马斯刺激本国的伊斯兰势力，三是担忧伊朗影响的增强。[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361—366页。2011年初以来发生的阿拉伯剧变对阿拉伯国家与哈马斯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最主要的一个变化是叙利亚与哈马斯关系恶化，而埃及、卡塔尔与哈马斯关系升温。而埃及局势的突变又使埃及—哈马斯关系有了不确定性。他指出，伊朗是哈马斯的重要支持者之一，双方跨越教派分歧形成了战略联盟关系，但伊朗处于支配地位。这一联盟关系是互有所求，哈马斯是伊朗构建其地区同盟的一环，而伊朗的支持对哈马斯的生存至关重要。[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367—380页。作者将哈马斯与真主党、基地组织等中东的伊斯兰激进组织进行了比较，认为哈马斯与真主党在反以行动中没有直接联手，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哈马斯与基地组织有关。[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386页。

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把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但他们的政府官员曾和哈马斯有不少私下接触。[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404页。哈马斯在西方国家开展了不少活动，特别是募集资金活动。俄罗斯和哈马斯有密切往来，这是俄罗斯重返中东战略的一环。[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409页。

通过对哈马斯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作者认为，从相当长时期看，哈马斯将仍是巴勒斯坦政治中的关键角色，中东和平进程也无法绕过哈马斯。国际社会要推动巴勒斯坦民族和解与中东和平进程，无法对其视而不见。巴勒斯坦问题是中国中东政策的重要一环，我们需要客观认识和对待哈马斯，进而确立自己的立场与政策。[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461—462页。

四、理性对待国际政治中的预测问题

国际政治具有高度不稳定性。虽然人们期望学者能够预测国际关系的走向，但学术界的研究往往赶不上与国际政治的波谲云诡。“预测困境”不仅存在于中国学术界，也是国际学术界长久以来面临的难题。美国中东学界就因为未能预测出九一一事件而饱受抨击。学者无法预测国际政治中具有高度随机性和易变性的事件，但可以对影响事态演进的因素和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巴勒斯坦问题的演变、哈马斯的实用主义倾向和灵活性、巴勒斯坦民族和解进程、中东地区局势的变化，都是影响哈马斯未来发展的因素。[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462—463页。学者也可以对具体事态发生和变化的可能性进行预测。作者在2013年就提出，哈马斯会继续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政策和策略调整。[注]陈天社：《哈马斯研究》，第462页。而实际上，到了2017年5月，哈马斯就发表《纲领及政策文件》，明确地表示将接受“以1967年边界线为基础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家”，调整了在巴以问题的立场。

这本书有着丰富的资料基础，除关注美、英、德等西方国家学者的研究外，充分重视巴勒斯坦学者和以色列学者的研究成果。书中提出了很多关于哈马斯的真知灼见，对我们深刻地认识巴勒斯坦局势及巴以和谈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然而，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缺乏对有关哈马斯的阿拉伯文资料的使用。本书对哈马斯发布的英文文献及巴勒斯坦学者英文著作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始资料的缺憾。如果能有更多的阿拉伯文材料，将使论证更加有力。其次，缺乏实地调研数据。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学者进行国际调研的机会渐多，这将极大地增强研究的现场感与可靠性。如果作者能够到巴勒斯坦本土，实地考察哈马斯的群众动员及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本书将更加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