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沛沛

（天津中医药大学 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天津 300193）

学习词典是词典中的重要类型之一，有教学词典、教学型词典、学习者词典、学习型词典等不同表述。Hartmann和James认为“学习词典（learner's dictionary）”属于“教学词典”类，是为满足第二语言教师教学和第二语言学习者学习需要而编纂的参考书，与为本族语使用者编纂的“学生词典”（student's dictionary）相对，因此又可以称为二语学习词典[1]82。其中，英语学习词典在二语学习词典编纂与研究领域一直处于领军地位，几乎成为了学习词典的代名词，而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与研究较之相对滞后。本研究将以英语学习词典和汉语学习词典为例，分别概述二者的编纂历史和出版现状，以及他们各自最新的研究动态，以期为未来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出版及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一、英语学习词典编纂与研究

（一）英语学习词典编纂

1.英语学习词典的诞生。英语学习词典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1935年，韦斯特《新方法英语词典》（The New Method English Dictionary） 出版，这部词典通常被认定为第一部英语学习词典。1938年，帕尔默《英语词汇语法》（A Grammar of English Words）出版；1942年，霍恩比《英语成语及句法词典》（IdiomaticandSyntacticEnglish Dictionary）在日本出版。这三部词典的出版得益于这些编纂者对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规律的理解和认识，在编纂实践中吸收了词汇控制理论研究、短语研究和教学语法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三位也因其重要的贡献被奉为学习词典编纂的先驱，这三部词典也被后人视为为第一代英语学习词典。

2.谱系化英语学习词典编纂局面的形成。1963年，《英语成语及句法词典》由牛津大学再版，后更名为《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以下简称《牛津》），在接下来的20年里，该词典在学习词典领域一直处于领军地位。直到1978年，《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ongman Dicitonary of Comtemporary English，以下简称《朗文》）的出版，才打破了《牛津》一统天下的局面。这部词典最大的特色，一是精选2 000余词解释所有单词，真正落实了词汇控制理论；二是再版时明确了语用信息在学习词典中的功用和价值，此后，“整个英语外向型学习词典编纂领域开始对语用信息进行系统化处理”[2]。随后，《柯林斯高阶英语学习词典》（以下简称《柯林斯》）、《剑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以下简称《剑桥》）和《麦克米伦高阶英语学习词典》（以下简称《麦克米伦》）相继问世，这五部词典不断地创新、再版，使得英语学习词典也由此呈现出谱系化的发展趋势，至今已经衍生到了第六代。

3.系列化、多模态英语学习词典的蓬勃发展。虽然上文提到的这些词典的使用对象都为高级阶段英语学习者，且皆为单语学习词典，但因其“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开拓性、延续性和重要性”早已成为了学习词典的代名词[3]。经过70多年的发展，以英国五大英语学习词典为代表的学习词典早已获得了词典类型学意义上的成功。这类词典以收核心词和次常用词为主；控制释义用词数量，2 000～3 000左右；例证多；搭配用法多；词性标注及动词句型详细；关注语用信息；语音IPA标注；插图精美[4]。

“层级性思想的实现是教学词典学高度发展的标志”[5]87。为此，牛津、柯林斯、朗文等出版社又相继在高阶英语学习词典的基础上研发了初阶和中阶英语学习词典，以及动词短语、习语、同义词、搭配、写作、插图等专门用途英语学习词典，如《牛津英语同义词学习词典》（Oxford Learner's Thesaurus a Dictionary of Synonyms）、《朗文写作活用词典》（Longman Language Activator），大大丰富了学习词典家族成员。由于这些词典在全球各地广受学习者的欢迎，这些出版社又纷纷与当地出版社联合推出相应的双解版以及半双解版，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学习词典》《半双解英汉词典》。近些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移动学习的出现，承载这些词典的介质也发生了变化，以英国五大英语学习词典为例，他们纷纷在最新几版推出了相应的光盘版、网络在线版以及智能手机App，呈现出多模态的编纂形式，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学习需求，也使得学习词典“一站式”查询功能的实现变为可能。

总而言之，英语学习词典在编纂理念、编纂内容、更新速度、词典编纂体系及现代化程度等诸多方面都为其他二语学习词典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经验。

（二）英语学习词典研究

英国五大英语学习词典的出版与再版不仅影响了其他国家学习词典的编纂，也相应地带动了学习词典研究的发展。我们将从多个视角对国内外英语学习词典研究进行回顾和述评。

1.经验主义视角下的英语学习词典研究。经验主义视角的研究主要指在批判性总结前人编纂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来词典编纂的反思，研究方法通常是“直觉性的”，早期主要局限于这一视角的研究[6]。Cowie通过系统分析前三代英语学习词典的产生背景和编纂经验，考证了英语学习词典的历史变迁，可谓是学习词典经验主义研究的集大成者[7]。近些年来，用户研究越来越热，单纯依靠经验主义视角进行学习词典研究的文献日趋减少，但是仍出现了一些佳作。如Vrbinc等人比较了用法标签在五大英语学习词典不同介质中的处理方式，指出五大词典中名异实同的用法标签可能会引起学习者在理解、检索上的不便[8]。

2.语言学理论视角下的英语学习词典研究。“词典编纂者已经自觉地把词典学纳入了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并自觉地在词典编纂实践中借鉴当代流行语言学观的研究成果，同时在成果的应用上大胆创新”[9]。英语学习词典研究亦是如此，社会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语用学无一不在推动着这一领域的研究。近些年来，认知语言学与英语学习词典研究相结合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其中主要用于解决词典释义的问题。代表性的研究及观点有：Wojciechowska以概念转喻理论为理论框架，详细分析了五大英语学习词典处理转喻信息的现状[10]。Ostermann的《认知词典学：利用认知语义学研究词典的新方法》一书可谓是利用认知语言学研究英语学习词典的最新成果，该书详细论述了认知语言学和学习词典的密切关系，并以指人名词、情绪词和小品词为例，分别阐述了框架语义学、概念隐喻理论和基于认知视角的多义词研究在编纂上述三类词中的应用和价值[11]。

3.用户视角下的英语学习词典研究。受西方文论中接受美学的影响，词典的用户研究开始兴起。这一研究是对以编纂者为中心的词典编纂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反拨。1979年，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召开了词典研讨会，会后Hartmann编辑的《词典和词典用户》被看作是以用户为中心的词典研究新领域正式兴起的标志[12]。Hartmann和James把这一视角下的研究定义为一种从用户的立场和观点来考虑词典编纂的方法[1]152。由于Hartmann一直致力于词典用户研究，他也被视作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2001年，Hartmann将该研究视角分为六个具体的研究范围，包括教学词典学研究、词典意识研究、用户社会学研究、用户查询技能研究、用户需求研究和用户词典使用培训研究[13]。这一分类也影响到后来学习词典用户研究的发展。Welker收集了2010年前词典使用与外语教学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从五个角度分别总结，其中包括：单语学习词典或双语学习词典使用的调查研究；不同语言活动（写作、翻译、词汇学习、阅读）下的词典使用效果的实证研究；特殊词典使用的实证研究；电子词典使用的实证研究；词典使用教学效果的实证研究[14]。2011年，Lew对《国际词典学》10年来的词典使用实证研究进行了述评，他指出，近10年该期刊收录的词典使用实证研究的论文呈明显上升趋势，学者们通常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刺激回忆、有声思维等方法设计实验，根据用户使用词典中释义、搭配、例证等的效果，对现有英语学习词典设计是否具有学习属性做出了相对科学的判断，并对未来英语学习词典的编纂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15]。

除了上述研究视角外，一些学者还从其他视角对英语学习词典展开了研究。如魏向清等人汲取产品设计学的相关成果，分别就英语单语学习词典和双语学习词典的设计特征展开了研究[16]。

二、汉语学习词典编纂与研究

（一）汉语学习词典编纂

我国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历史较长，早在19世纪20年代，由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需要，当时编纂了一些具有些许学习词典特色的汉英双语词典，如《华英字典》（马礼逊主编）。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学习词典出版数量也越来越多。根据金沛沛的研究[17]，我们将新中国成立后的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分为三个时期：

1.早期汉语学习词典编纂（1995年之前）：种类比较单一。早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汉语学习词典只有王还主编的《汉英小词典》和吕叔湘编写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前者被看作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供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词典，后者则被视为第一部面向外国人学习汉语语词用法的词典。

2.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的第一个高潮（1995—2004年）：关注句法信息。到了1995年，汉语学习词典出版的数量明显增多。《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以下简称《现汉学习》）、《汉英双解词典》《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等相继出版。这期间出版的汉语学习词典突出的特点就是多为单语词典，注重语词用法信息（尤其是句法信息）的描写和标注。

3.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的第二个高潮（2005年至今）：种类日趋多样化。2005年后，汉语学习词典又出现了一个出版高潮，代表性较强的有：吸收柯林斯“整句释义模式”而编纂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初级本》；以例证丰富和实用为编纂特色的《学汉语用例词典》；第一部专门为中级汉语水平以上的外国人编写的《商务馆学汉语词典》（以下简称《学汉》）；具有半双解词典性质的《汉语教与学词典》（以下简称《教与学》）；基于“词汇—语法”理论编纂的双语词典《国际华语学习辞典·初级水平》。期间，大量的专门用途汉语学习词典也相继面世，如《商务馆学汉语近义词词典》《留学生汉语惯用语词典》《商务馆学汉语成语词典》《汉语口语词典》《汉语副词词典》《现代汉语离合词学习词典》等。另外，由大陆和台湾合编的《中华语文大词典》也将于2018年出版[18]。

总的来说，与英语学习词典相比，汉语学习词典虽然数量和类型同样十分丰富，但是由于与《现代汉语词典》之间有太多的家族相似性，“学习”因素没有得到彰显，并没有表现出类型学上的区别特征[19]。加之受限于计算机、互联网、数据库、语料库技术，汉语学习词典在收词、释义、例证、用法等具体编纂问题上也没有真正做到英语学习词典所凸显出的学习属性。由此可见，“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已经到了从内容到结构都需要细化、深化和‘外化’的阶段”[20]。

（二）汉语学习词典研究

1.经验主义视角下的汉语学习词典研究。汉语学习词典的经验性研究较多，多是编纂者对所编词典的经验性总结。例如，孙全洲从所编《现汉学习》的经验出发，认为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应该格外注意四个方面：重视字词的语法分析；在例证中展示词语用法；从词义类聚的角度编纂；突出汉语的民族特征[21]。李晓琪以主编的《现代汉语常用词词典》为例，探讨了汉语学习词典收词和词类标注的原则，以及处理同音词的具体方法[22]。鲁健骥、吕文华认为《学汉》编纂的目标是“易查、易懂、易学”，并从释义、收字收词、举例和词性标注等四个方面归纳了编纂原则[23]。这些研究虽然带有较多的经验色彩，缺乏理论高度，但是由于编纂者（研究者）同时也是汉语教师，所以透过这些词典文本的分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他们对汉语学习者需求和学习规律的把握。

2.语言学理论视角下的汉语学习词典研究。这10年来，语言学理论视角下的汉语学习词典研究日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伴随现代汉语本体研究（尤其是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已成定论的成果可以直接应用到词典编纂与研究中来；二是英语学习词典与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研究层出不穷，为汉语学习词典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

释义研究方面，于屏方详细论述了如何利用框架语义学理论，采用汉、英语学习词典对比的方法，来细化汉语学习词典中动词义位的释义模式[24]。翁晓玲运用释义元语言理论，从学习词典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结构分析《学汉》的释义模式，建构了汉语学习词典宏观及中观结构释义框模元语言，以及微观结构释义框模与释义词模元语言[25]。

用法研究方面仍以句法信息研究为主，鲜见语用信息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梅晓娟吸收了配价语法理论的一些研究成果，并依据这一理论的原理对词典中某些动词、形容词和名词如何标示和展现其句法信息提出了改进建议[26]。郑定欧借鉴词汇—语法理论，提出词典编纂“句本位”的思路，并以具体词条为例详细分析了利用该理论处理词典句法信息的方法[27]。张相明以题元理论为视角，提出了汉语学习词典的动词句法信息处理模式[28]。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尚未完全成功地转化到词典编纂中来，但确实为汉语学习词典编纂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多角度的解决思路。

3.用户视角下的汉语学习词典研究。基于用户视角的汉语学习词典研究是在近几年才逐渐受到学者关注的。早期这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研究者站在学习者立场上揣测并审视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例证、用法是否符合他们的需求，但这本质上还是一种基于编纂者（研究者）经验的词典研究。

近几年，受早期英语学习词典用户研究的影响，一些研究者普遍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从汉语学习者对汉语词典的态度、偏好、习惯、信息类型的需求等角度展开调查，有的学者在调查中没有区别学习者的国别背景，如夏立新[29]、章宜华[30]、解海江等[31]；有的学者有针对性地调查了不同国别（或地区）的学习者的词典基本需求，如郝瑜鑫等[32]、刘汉武等[33]分别就母语环境下美国学习者和越南学习者汉语学习型词典的查询需求展开了调查。

除此之外，还应该充分了解学习者的学习规律和习得机制。张博基于中介语理论，提出并界定了汉语易混淆词这一概念，并进一步论述了编纂汉语易混淆词词典的根本原则应该是针对性[34]。

另外，一些学者还从其他视角对汉语学习词典进行了研究。蔡永强从汉语课堂教学的局限性出发，借鉴教育心理学领域的自主学习理论，以典型汉语谓宾动词的微观设计为例，指出编纂适合学习者自主学习的汉语学习词典的必要性[35]。

三、词典比较视阈下的汉语学习词典编纂与研究走向

正如黄建华所言，愈是将中国的词典发展史放到世界词典演变史的大框架之中，中国词典的学术高度和民族特色也就愈发突显[36]。本文基于词典比较的视角分析英、汉学习词典编纂与研究的特点，目的恰恰也在于此，即通过对比，结合新时期汉语国际传播的形势，发现汉语学习词典编纂与研究的不足,确立未来编纂与研究的方向。

伴随着数百余所孔子学院的建立，“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格局开始从以国内教学为主向以海外汉语教学为主的转变，海外汉语教学也更注重“本土化”教师、教材、教法的推行。在这一大背景下，汉语教师培养方法、汉语教材编写取向及汉语教学方法研究都随之发生了改变。但是，作为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排头兵[37]，汉语学习词典在编纂理念和更新速度等方面却与这一大背景格格不入，相应的研究与前面所说的“三教”相比也稍显滞后。

（一）未来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取向

40年来，国内出版的汉语学习词典显然深受早期英语学习词典编纂的影响，释义语言多为单语（即汉语），适用对象多为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但没有紧紧跟上二语学习词典编纂的新形势。比如，目前出版的英语学习词典现代化程度相当高，形成了多模态的编纂形式，但国内出版的汉语学习词典仍以纸质词典为主；再如，新近编纂的英语学习词典更注重用户需求及使用反馈，在内容上侧重收录和呈现更多体现交际得体性的语用信息，这些都是现有汉语学习词典未能充分体现的。

由于英语早已成为了世界语言，英语学习词典将编纂重心定位于中高级英语学习者理所当然，但是汉语国际传播历史相对较短，加之汉字学习的难度大，海外汉语环境下数量最多的是初级汉语水平学生，汉语学习词典仍以中高级汉语学习者为主要编纂对象，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在海外汉语教学蓬勃发展的今天，编纂“低起点”“语别化”的汉语学习词典更符合学习者的需求。

（二）未来汉语学习词典的研究趋势

较之英语学习词典研究，汉语学习词典研究也相对薄弱，研究的相对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汉语学习词典类型特征不明显。未来汉语学习词典研究，要加强用户视角的汉语学习词典研究，笔者也曾基于1984—2014年的汉语学习词典研究文献的统计指出，近几年用户视角的研究重心又发生了些许变化[17]。

我们认为，基于上述对比分析，未来汉语学习词典用户视角研究需要尽快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将词典用户细分。从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以及近几年国家的一些方针政策来看，面向非通用语种所涉国家的词典将是未来汉语词典编纂的重心，编纂出满足他们特定需求的词典无疑更有助于汉语的国际推广。二是利用词典用户在实际语言活动中的使用反馈完善词典质量。正如Tarp所说，学习词典必须能够“帮助有更高要求的使用者进行有意识的和持续性的语言学习”[38]，学习词典的这一转向意味着研究者不仅要关注他们的需求，更要关注他们如何使用词典进行学习，词典的学习效果如何等问题。这方面英语学习词典研究已然开始，汉语学习词典研究中却极为鲜见。三是用户研究方法多元化。与英语学习词典研究相比，汉语学习词典用户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调查内容（多局限于词典查询需求）和研究方法（多采用问卷调查）都相对单一。当然，任何一种研究视角都有优势及局限性，虽然当今学习词典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主流是用户研究范式，但是也不能忽视编纂经验和语言学理论指导的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回顾了英、汉两种类型学习词典的编纂历程，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审视了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近年来，作为二语学习词典家族的成员，他们的编纂和研究都是围绕着如何满足第二语言教学和学习需求进行探索的。但是，显而易见，汉语学习词典编纂较之英语学习词典编纂，在编纂理念（即以用户为重心）、编纂重心（关注语用信息）、再版更新速度、编纂体系、现代化程度等方面，都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同样，汉语学习词典研究成果也稍显薄弱，缺乏用户需求及使用反馈视角下的词典研究，也鲜见综合多元视角的研究成果。今后，为了更好地完善汉语学习词典编纂，除了借鉴英语学习词典中优秀的研究成果外，还应在编纂实践中吸收汉语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充分展示汉语的独特性，积极主动了解汉语学习者的反馈意见并满足其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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