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松峰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德向善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传承中，善已经积淀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和独特精神标识。时至今日，许多惩恶扬善、劝诫行善的名言警句仍为人们耳熟能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等，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立身处世和为官为政。

善义寻绎

何谓善？从造字结构上来看，甲骨文中的善字，上面是一个“羊”，下面是一个“目”，表示羊的眼睛非常明亮。正因为此，人们在形容女子的眼睛很漂亮时，多会用“明眸善睐”一词。后来，善字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羊”加一个“二十”，下面还有一个“口”字。二十口羊，就表示有很多羊的意思，正所谓“羊多为善”。其实，善在古文中还写作“”，《说文解字》中说：“，吉也。从，从羊。此与义、美同义。”我们知道，羊咩咩的叫声，让人听后感觉很温柔而美好。所以，真正做到善，不仅目光、行为要好，语言、声音也要美。此外，“羊”字偏旁所组成的一些字，如美字，就是“羊”加上“大”，表示“羊大为美”。总之，善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多种含义，如善良、和善、友好、美好、喜好、通晓、赞许等，无不指向的都是“好生活”。

从善观念的发展嬗变来看，它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善恶观念就已萌芽。传说中的黄帝与炎帝间的战争，就带有善与恶的争斗色彩。史书上记载：“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血流漂杵。”黄帝之所以能够战胜炎帝，就是因为他“修德振兵”。尧舜禹时期，善成为道德品行的重要内容。传说舜的家世非常不幸，父亲瞽叟是个盲人，母亲很早去世。瞽叟续娶，继母生弟名叫象。舜生活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环境里。父亲、继母和弟弟串通一气，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然而，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十分孝顺，与弟弟十分友善，多年如一日，没有丝毫懈怠。有一次，瞽叟让舜修补仓房的屋顶，却在下面纵火焚烧仓房。舜靠两只斗笠作翼，从房上跳下，幸免于难。后来，瞽叟又让舜掘井，井挖得很深了，瞽叟和象却在上面填土，要把舜活埋在里面。幸亏舜事先有所警觉，在井筒旁边挖了一条通道，从通道穿出，躲了一段时间……尽管如此，舜一如既往地孝顺父母，友于兄弟，而且比以前更加诚恳谨慎。可见，舜是一个品德高尚、心地善良之人。当然，在原始社会末期，人们也形成了关于明辨善恶的基本标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凡是维护氏族公社的财产公有制、有利于巩固氏族公社原有秩序的就是善，对它的亵渎与否定就是恶。

西周时期，伦理善恶观开始出现。《尚书》中就多次用到善字，如《大禹谟》篇中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当然，这一时期，很多古籍中还有很多内容是劝解人们行善要适宜、要坚持不懈等。可以说，西周时代善恶观的出现，为先秦时代善学说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瓦解，社会的根本变革带来了新旧观念的交替，在先秦各派思想家从理论上对自己的伦理主张进行说明和论证中，善的学说体系开始形成。当然，各家在阐释善伦理时，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儒家以内在的心性来界定善，道家以顺自然来规定善，墨家以众人之利来评价善，法家以法代替善等。这些思想奠定了后世善伦理范畴的基本内涵。

善不可失

据《国语·楚语》记载：春秋末期，诸国争雄，晋楚最盛。晋有良璧，名垂棘；楚有美玉，称白珩。皆名闻诸侯，彼此交羡。此时，晋国权臣赵简子羡慕楚国的美玉白珩。楚昭王派王孙圉出使晋国时，晋国赵简子问楚国的珍宝美玉现在怎么样了？王孙圉答道，楚国从来没有把美玉当作珍宝，只把利国利民的善言、善人和善政看作国之大宝。那么，楚人为何视善为宝呢？“善，德之建也。”对一个国家而言，如果能够从善言、举善人、施善政，那自然就会得民心之所向，无往而不胜；对我们个人来说，如果能够时时把善记于心中、行在事中，自然也会得人善之，自得善终。

善是君子德行修养的至高境地。《大学》中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统称为“三纲领”。“止于至善”居于最后，它是对“明明德”和“亲民”的最高要求，是一个人道德修为的最高境界。当然，“至善”并非是高悬于九天之外的东西，而是蕴含在人们的日常言行之中的。善作为一种德行修养，告诫人们要与人为善、善始善终、从善如流。宋代的寇准与王旦，同朝为官，王旦为宰相主管中书省，寇准为副相主持枢密院事务。两人的性格一个柔和，一个刚直，所以常有摩擦。一天，中书省有文件送枢密院，不合诏书格式，寇准便把这件事报告了真宗皇帝，王旦受到了责备，中书省的官吏也受到了处分。没出一个月，枢密院有文件送中书省，也违反了诏书格式，中书省的官吏很高兴地呈送王旦，认为报复的机会来了。王旦却叫人将其送还枢密院。寇准十分惭愧，拜见王旦说：“您真是有天大的度量啊！”王旦与人为善，宽容对待同僚间的摩擦，消除了彼此隔阂，确保了政坛稳定。

善政是国家治理的理想追求。《大禹谟》中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德政才是最好的政治，好的政治能够使老百姓生活得更加美好。统治者要想赢得民心、获得上天的庇佑，必须有德行、施恩惠，通过各种途径做利国利民的善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社会治理状态。否则，国家将陷入混乱的境地。所以，对为官从政者而言，既要不断完善自我，还要兼善天下；既要富有同情心，又要负有使命与担当，努力追求善政之目标，实现“为政一任，造福一方”。唐代诗人白居易为官四十年，孜孜以求善政济天下。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当时西湖因淤塞无法储水，致使农田缺水灌溉，他便主持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并作《钱塘湖石记》，把治理湖水的政策、方法、注意事项等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学习参考。后来，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在那里带领州民开挖七里山塘河，并沿着山塘河扩展山塘路。灌溉和交通的便利使得当地很快繁荣发展起来，百姓因而受益良多，他们的感激之情在白居易卸任时可见一斑——“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

善从何来

古人云：“知善致善，是为上善。”那么，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如何拥有一颗善良的心，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呢？中国传统关于善观念的诸多论述，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肯定了人性的相通性和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孟子主张人性本善，通过自我修养实现善德；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必须通过外在的制度与法律约束，方可成就善德。因此，善德之养成，大致说来主要有两条路径：

一是通过教育、制度和法律等外在路径。孔子非常重视善的教育，强调人们要与人为善，要求人们应该以善良之心去帮助别人，真正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在《尽心上》篇中也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在孟子看来，仁德的言语不如仁德的声望那样能深入人心，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育那样能赢得民众。好的政令，百姓畏服；好的教育，百姓喜爱；好的政令得到百姓的财富，好的教育得到百姓的心。

二是通过修养德性、克制欲望等内在路径。中国传统善恶观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把改过迁善看作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认为“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为此，一方面强调要积极践行，如果只说不做那是伪君子；另一方面强调要慎独，达到高度的自觉。这样，人们通过自我内在的道德修养，才能最大限度地把社会道德要求转化为个人的内心信念，并将这种内心信念转化为一种实际的道德行为。

善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它生发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培育和提高。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应该积极树立践行善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只有不弃小善，才能积成大善；只有积众善，才能有高尚品德。同时，在工作中要做到善做善成、善始善终，使工作能力和效率得到切实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