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海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公元前1千纪期间，从中国边界至多瑙河岸边的“新月形”草原地带漫游着斯基泰人游牧族群。他们的出现使几乎整个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呈现出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因此，欧亚草原的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3世纪时期又被学术界称为“斯基泰时代”。斯基泰游牧族群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开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当时的中国和西方世界还没有直接接触，草原世界充当了东西文化交流的中介。斯基泰人族群从这一角色中受益颇多，成为当时东西方文化的集大成者。欧亚草原各地发现的各种形制的斯基泰时代铜镜就是很好的明证。但由于主客观原因，目前对该时代铜镜仍缺乏系统性研究。本文将在笔者所见资料的基础上，对斯基泰时代欧亚草原铜镜的分类、用途和流布作一探讨。

一、斯基泰时代铜镜的器型和分类

铜镜在欧亚草原斯基泰时代墓葬中普遍发现。多发现于女性墓葬，男性墓葬也有，但相对较少。铜镜形制多样，既有中国地区流行的圆盘具钮镜，也有希腊、西亚和北非流行的具柄镜。依据铜镜系挂或握持等使用方式的不同，斯基泰时代铜镜可分为三个大的类别：具钮镜、具柄镜和无柄无钮镜。

A类，具钮镜：圆盘镜身，镜体正面平直或微凸，镜背中央铸有一钮，镜钮形制以弧状或半圆环的桥形钮和矩形钮为主，镜钮或无纹，或装饰有动物纹，镜缘平直或向背折形成凸起，镜背或光素或有纹饰。具钮镜依镜背纹饰，可分为三型：

A1型，素面镜：镜体背面光素无纹饰，发现数量较多，是具钮铜镜中的主体。依据镜缘特征可分为二式：

I式，平缘素面镜，镜缘平直无翻折。

伏尔加–南乌拉尔地区萨夫洛马泰文化[1]113、哈萨克斯坦中部塔斯莫拉文化晚期[2]297,①本文所引铜镜示例，除有特别标注的外，其他均引自杨建华先生的著作和J.Davis-Kimball的著作，以下不再一一引注。参见文献[1]，文献[2]。、天山七河地区萨卡文化、图瓦地区乌尤克文化、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以及外贝加尔石板墓文化早期等都出有该式铜镜。

此外，该式铜镜还有特殊镜钮形制镜，如巴泽雷克文化出土有一件，背面中心有“四角按钮”，钮顶为菌形[3]22，米努辛斯克盆地塔加尔文化出土有一件，钮呈矩形，饰有两背向马头。

II式，折缘素面镜：发现数量较多，是具钮镜中的流行款式，镜体边缘向背面凸起或翻折为立边，立边与镜体背面呈直角或钝角。

北高加索地区斯基泰人文化出土有该式镜，一件镜体边缘向背面凸起，中央钮顶上饰有卷曲猫科动物[4]182，钮呈矩形，一件镜体边缘向背面直角翻折，矩形钮，钮顶上饰一卷曲回首马；黑海北岸斯基泰人文化所出，一件镜缘向背面直角翻折，钮呈矩形，钮顶为圆片形，圆片上饰有一只大角站立鹿浮雕，另一件与前一件基本相似，只是钮顶直接装饰一卷曲回首的大角山羊[5]193；萨夫洛马泰文化和锡尔–阿姆河下游地区萨卡文化都出土有镜缘向背面钝角翻折，半圆环桥形钮的铜镜；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萨卡文化早段出土有镜缘向背面直角翻折，立边较高，似盘状，半圆环桥形钮铜镜；塔加尔文化和乌尤克文化都出有镜体正圆，镜缘向背面直角翻折，矩形钮铜镜；阿尔泰老阿列伊文化出有一件，背面中心有“四角按钮”，钮顶形状接近正方形[3]18。

A2型，几何纹镜：镜体背面饰有几何图案，发现数量较少。依镜缘特征也可分为二式：

I式，平缘几何纹镜。

乌尤克文化出有一件，镜背面内区围绕钮座有一圆圈纹，圆圈上交错有放射状梭形纹，钮呈半圆环桥形。

II式，折缘几何纹镜。

黑海北岸斯基泰人文化出土有该式铜镜。一件镜背面饰有凸起的同心圆线纹三圈，钮呈半圆环桥形，一件背面饰以放射状楔形纹，尖头向里，平头向外，钮呈半圆环桥形[5]66,190；塔斯莫拉文化早期出土有一件，镜背面饰有拱形的十二连弧纹饰，钮呈半圆环桥形，该镜的出土证明连弧纹镜在中亚地区有着较早的历史。

A3型，动物纹镜：镜体背面饰有动物图案。具钮动物纹镜较为少见。

阿尔泰麦爱米尔文化出土有一件，背面浮雕有五只鹿和一只羊，其中踮脚的鹿纹与图瓦地区阿尔然一号王冢中鹿石上的鹿纹极为相似[2]232，呈现出典型“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风格[1]287。该铜镜钮环已失，镜缘翻折处有一小孔，可能是在使用过程中钮环损坏，持有者在镜缘钻孔用以悬挂铜镜，继续使用。铜镜工艺水平较高，动物纹饰精美，是难得的艺术品。由于此类型的铜镜很少发现，没有明确的传承关系，可以推测制作者可能是将成熟的动物风格艺术直接用来装饰该铜镜。

北高加索斯基泰文化出土一件银镜，具备典型的西伯利亚外形（圆形，镜背中央具钮环）[6]，同时也融合了伊奥尼亚和西亚地区的主题和风格（动物女神、狮子互斗和捕食、斯芬克斯、格里芬等）[4]183-184。银制镜在希腊、西亚和北非较为常见，严格来说此镜不属于斯基泰时代动物纹铜镜，但其形制和背面饰有的卷曲猫科动物以及野猪的姿势与肌肉表现手法明显属于斯基泰文化，因此可算作斯基泰时代的具钮动物纹镜。

B类，具柄镜：圆盘镜身，镜缘加一柄，镜身与柄的连接方式有连铸、铆接、熔接和銎装，镜柄的材质有金属、木、骨和角。公元前6世纪始，具柄镜在欧亚草原逐渐取代具钮镜占有主体地位。依据镜柄的长短和形制特征，可分为三型：

B1型，长柄镜，镜缘或平直或向背折形成凸起，柄较长可直接用手握持使用，有的柄端穿孔，可用以穿系。根据镜柄装饰特征可分为三式：

I式，素柄镜，柄为长条形，上无装饰图纹或雕塑。

北高加索斯基泰文化、黑海北岸斯基泰文化、塔斯莫拉文化[7]和巴泽雷克文化[8]等都有该式铜镜，镜缘平直，柄端或无或有穿孔。萨夫洛马泰文化发现较多素柄镜，镜缘或平直或翻折或有凸起带，镜背面或素光或有动物纹饰。南乌拉尔地区的早期萨尔马提亚文化发现了数量更多、形制更加丰富的该式铜镜，镜缘或平直或有带状凸起，镜背面有的中心有圆状凸起，有的绕圆状凸起饰圆圈凸弦纹，镜柄或上下同粗或上细下粗。阿尔泰罗戈济赫墓地和巴泽雷克墓地都出有与上述萨尔马提亚文化类似的铜镜，镜背面中心有圆状凸起，绕凸起有数道圆圈凸弦纹，镜柄上细下粗[3]82。我国新疆地区也出土有斯基泰时代的长柄铜镜，镜缘平直，镜柄呈长条形，柄端有穿孔或加一钮[9][10]。

II式，动物装饰柄镜，柄上装饰有动物图案或雕塑。

北高加索斯基泰文化[11]、黑海北岸斯基泰文化[1]51,[4]186、萨夫洛马泰文化等都发现有一种该式镜，镜缘向背面翻折，柄端饰有蹲伏于台座上的猫科动物塑雕，柄身有两道纵向凹槽，柄与镜盘连接处为一心形基座。这种铜镜在以上各文化中出现的时间大致相同，为公元前6世纪。

黑海北岸斯基泰文化发现此式铜镜较多。通常镜柄端饰有动物形象，有豹、牡鹿、山羊头和风格化的鸟[12]。米利都人殖民城邦奥尔比亚遗址发现一件斯基泰艺术铜镜，镜缘向背面翻折，柄端饰以公羊头，柄身有四道纵向凹槽，柄与镜盘由一俯卧牡鹿连接。另有一件铜镜也发现于奥尔比亚[13]，除柄端饰有俯卧的猫科动物和柄盘连接处为俯卧野猪外，其他特征与前一件基本相同。乌克兰巴西夫卡村六号墓葬出土一件[14]，镜缘平直，柄端饰有两相对的风格化鸟头，柄身已腐朽，柄与镜盘连接处饰涡卷纹。刻赤半岛的库尔奥巴墓地出土一件铜镜，镜缘平直，镜柄已失，但包裹柄的金箔还在，柄与镜盘连接处饰有精美的涡卷纹，金箔上面饰有格里芬追赶跳跃的大角鹿，柄端椭圆形部分有一未知身份的猛兽[4]186-187。

III式，像柱柄镜，黑海北岸安诺夫卡发现一件[5]377，镜缘平直，镜柄为一平举双臂的裸体女性，站于基座之上，头顶镜盘，双手也于两侧托举镜盘。

B2型，短柄镜，镜柄较短，难以用手握持，应是另穿系皮带类或加装柄托使用。根据柄的特征又可分为四式：

I式，有孔短柄镜，镜体较小，镜缘平直，缘处有一短柄或钮凸，上有孔。镜柄多素面，亦见有纹饰者。镜背亦如此。该式是短柄镜中最为流行款。

塔斯莫拉文化晚期、天山七河地区萨卡文化、巴泽雷克文化[15-16]、乌尤克文化、塔加尔文化、蒙古乌兰固木文化[16]以及外贝加尔石板墓文化晚期等都出有素柄素面该式镜。纹柄素面该式镜也有发现。例如，塔加尔文化所出，一件柄端有一椭圆形环，长轴环外有两突起，一件柄为山羊头，大角向后弯曲，与颈背接触，形成环孔，还有一件柄为两背向狼头，吻部与镜盘相接，中间竖直孔较长[17]；蒙古乌兰固木文化所出一件，柄上装饰有双鸟头。蒙古西北部还出土有背面带有动物纹的此式铜镜，一件柄部圆孔已磨穿，镜背面饰有一只奔跑中的大角山羊，还有一件原来的孔磨穿后，在靠近镜盘处又钻一孔，镜背面饰有身体翻转的公羊[18]468。

II式，有钮短柄镜，形制与I式基本相同，惟柄背有桥形钮，钮孔较小，应是穿系绳带类，不适合装柄。I式与II式短柄镜可统称为钮柄镜。

塔斯莫拉文化晚期出土有一件，柄部饰有羊头，柄的背面有一半圆环桥形钮，钮孔方向与柄平行；哈萨克斯坦东部萨卡文化出土有一件，柄背桥形钮孔与柄垂直；阿尔泰地区出土有一件，镜背饰有潦草未知动物纹，柄背桥形钮孔与柄平行[19]；乌尤克文化所出，一件镜背素面，柄背有桥形钮，钮孔与柄平行，一件镜背饰有山羊纹，柄背桥形钮孔与柄平行；乌兰固木文化出土有一件，柄背桥形钮孔与柄平行[20]。

III式，钉状柄镜，镜背周缘凸起，背面或素光或饰有几何纹或中央饰以圆状凸起，柄呈钉状，下端尖锐，应为插入特制镜柄内使用。

南乌拉尔地区早期萨尔马提亚文化出土有该式镜。有的镜盘背面中部饰有六角花形纹，围绕六角花有两圈弦纹；有的镜背中央有圆状凸起。北高加索萨尔马提亚文化也有类似铜镜。镜背饰有六角花纹，绕六角花有三圈弦纹；间或镜背素面。

IV式，凸状柄镜，与I式类似，只是柄上无孔。

萨夫洛马泰文化、北高加索萨尔马提亚文化、天山七河萨卡文化、麦爱米尔文化等都发现有该式铜镜。此式镜柄较短，不宜握持，应同III式一样也需插入特制镜柄内使用。

B3型，兽柄镜，镜体较小，镜缘平直，以动物全身塑雕作为镜柄，动物透雕孔可用来穿系绳类，应是由有孔短柄镜发展而来，柄部装饰动物，种类较多，动物姿势或站立或跪卧或互斗。

巴泽雷克文化所出，一件柄为简化动物形象，动物脖颈下有一孔，腹部下有一大圈孔[16]；一件柄为抽象背向动物形象，呈X形，下部有一三角孔[15]；一件柄为简化俯卧翘首双峰驼，骆驼躯干部有一圆孔[3]23。乌尤克文化所出，一件柄为互斗虎形象，虎头部正面像，柄部有多个镂空孔[11]；一件柄为跪卧野驴形象，脖颈下方有一孔洞[15]。塔加尔文化所出，一件柄为写实站立山羊圆雕，四肢间有镂空，大角向后弯曲与颈背接触，形成环孔[21]；还有一种柄为简化动物形象，柄部结构与上述巴泽雷克文化那件基本相同[17]。蒙古中戈壁省出土两件，柄为一长吻动物圆雕，吻部和四肢在同一水平线上，与镜盘相接，五者间有镂空。外贝加尔石板墓文化晚期出有一件，柄为简化动物形象，柄部结构与巴泽雷克文化简化动物柄镜几乎一致。

C类，无钮无柄镜，镜盘圆形间或四边形，镜缘平直间或向背面翻折，数量较为稀少。该类镜镜盘边缘钻孔的可悬挂使用；镜缘无孔的，根据巴泽雷克文化阿克-阿拉哈三号墓地 1号冢出土四边银镜[22]可知，可装于某种镜框中使用。依据镜盘形状可分二型：

C1型，圆形镜。萨夫洛马泰文化出有一件，镜缘向背面钝角翻折，镜面平直；北高加索萨尔马提亚文化出有一件，镜缘平直，镜面微凸。

C2型，四边形镜。中期萨尔马提亚文化出有该型铜镜。虽然在年代上已晚于斯基泰时代，但结合阿克–阿拉哈三号墓地1号冢四边形银镜判断，四边形铜镜在斯基泰时代已然出现。

二、斯基泰时代铜镜的渊源和流布

斯基泰时代草原地区的铜镜不仅汇集了同时代人类铜镜的各种形制，也有自己特有的创造。虽然镜子这种器物可能是多点起源，但具体到某种形制不可否认存在传播交流。

具钮镜是斯基泰时代早期的流行款式，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几乎遍及整个欧亚草原。目前发现最早的圆盘具钮镜出土于南土库曼斯坦东部的吉奥克修尔一号遗址[23]29-31，年代在公元前4千纪中叶[18]226-228。在吉奥克修尔文化人群之后，占居泽拉夫善河谷的萨拉子模文化[24]211三期（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千纪）遗址出土有圆盘形铜镜[25]。两河流域的乌鲁克文化晚期（约公元前3200年）墓葬里发现有一些圆盘铜镜，镜缘向后翻折以方便握持[26]。阿姆河右岸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边界地区的萨帕利文化（公元前2千纪中叶）墓葬中发现有折缘铜镜[23]175-176。以上考古发现证明，圆盘具钮镜和折缘镜早在公元前4千纪之前就已诞生于中亚和西亚地区，并有相对连续的传承关系。草原地区在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已出现圆盘具钮镜[27]247，米努辛斯克盆地在卡拉苏克时期也已出现圆盘具钮镜[2]173。从事畜牧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早期人群与同时代农耕定居的萨拉子模文化人群已开始接触，而萨拉子模文化早在公元前3千纪就已与西亚、近东地区有了相当广泛的交流[24]212,231。圆盘具钮镜和折缘镜也许就是沿着这条路线，由西亚、中亚传至北方草原地区，直到米努辛斯科盆地。具钮镜的流布很好地诠释了文化交往的三种模式，区域性交流、跨地区交流和远程交流[28]。

至斯基泰时代早期，圆盘具钮镜在欧亚草原东部已普遍存在。斯基泰时代牧民选择圆盘具钮镜和折缘镜的结合体圆盘具钮折缘镜作为流行款式，也许这更符合他们的审美，因为此型铜镜与他们平时喜欢佩戴的圆形金属牌饰很是相仿。圆盘具钮折缘镜还在斯基泰人西迁之时，被带到北高加索和黑海北岸地区。圆盘具钮镜在同一斯基泰文化圈的不同区域被发展出不同样式，如北高加索和黑海北岸地区在钮顶为圆片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在圆片上饰以动物纹或浮雕的样式，米努辛斯克盆地有以双动物首装饰钮体的样式；相邻区域间因存在交流而有共有样式，如伏尔加-南乌拉尔地区和锡尔-阿姆河下游地区的具钮钝角折缘镜；相隔区域间因存在交流而出现相似元素，如高加索地区银镜背面与阿尔泰地区铜镜背面相同的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装饰风格。

具柄铜镜在斯基泰时代欧亚草原的分布特点是，以乌拉尔山为界，西部流行长柄镜，东部流行钮柄镜。据国外学者的研究，最早的具柄镜出自古埃及早王朝时期（公元前3200 - 公元前2700年）孟菲斯地区[29]，至公元前2千纪后期已传遍近东和希腊地区[30]。两河流域基什地区加姆达·奈斯尔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墓地发现几件不同大小的圆盘具柄镜[26]。南土库曼斯坦东部阿尔丁特佩遗址（公元前2300 - 公元前2000年）发现有具柄镜[18]240。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边界的萨帕利文化墓葬中也出土了具柄镜[23]174-176。沿着与具钮镜相同的传播路线，具柄镜在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也出现于欧亚草原地区[2]67。

斯基泰时代在欧亚草原东部，具柄镜除保留原有的长柄型外，还出现了钮柄镜。在草原经济由畜牧向游牧的转变过程中，具柄镜镜体逐渐变小，镜柄逐渐变短，最后演变出方便游牧民携带的钮柄镜。有孔短柄镜有的直接来自变短的有孔长柄镜，有的是取具钮镜的钮来代替具柄镜的柄而产生。有钮短柄镜则明显是具钮镜和具柄镜的结合体。

斯基泰时代欧亚草原盛行动物装饰艺术，草原居民不仅用动物形象装饰铜镜的背面，还用动物形象装饰铜镜的钮部或柄部。柄上装饰动物浮雕或圆雕的有孔短柄镜种类繁多，如双鸟首的、双狼头的和山羊头的等。兽柄镜也许就是有动物装饰的有孔短柄镜的变体，其使用方式与后者相同，只是更富于艺术之美。为了能更加普及这种新型镜，简化和抽象的兽柄镜便应运而生。

乌拉尔山以西的欧亚草原地区，由于受近东、希腊的影响，斯基泰时代中后期流行长柄镜。其中融合希腊元素和斯基泰元素的动物装饰柄镜占很大比重，如柄端饰猫科动物，柄杆有纵向凹槽的“奥尔比亚铜镜”在当时就非常盛行。在形制上它具有希腊镜的长柄和斯基泰镜的折缘，在装饰上它具有希腊式的纵向凹槽和斯基泰式的动物雕塑[4]182-183。苏联考古学家认为这种样式的铜镜主要产自希腊人殖民城邦奥尔比亚[13]66，因此学界称其为“奥尔比亚铜镜”。该式铜镜在北高加索、黑海北岸和乌拉尔地区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以上地区之间在斯基泰时代就已经存在广泛交流[31]。

公元前6世纪后期，黑海北岸斯基泰文化中还出现了一种像柱镜。古埃及早在新王国时期已发展出以裸体女性为镜柄的象柱镜[29]，随后这种镜式便向近东[26]3、希腊传播。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本土也出现了相同样式的铜镜。斯基泰文化中的像柱镜为标准的希腊类型，应是直接来自希腊人世界[4]182,186。

自公元前5世纪末开始，萨尔玛提亚文化中流行一种钉状柄铜镜[1]169。钉状柄镜在近东地区源远流长。自公元前3千纪外高加索地区的彼得尼文化[23]98-105，公元前2千纪到前1千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亚述文化，至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北叙利亚的Deve Huyuk墓葬都有钉状柄镜的发现[26]3,5。钉状柄镜应在萨尔玛提亚文化之前已经由高加索山区传入南乌拉尔，之后随着萨尔玛提亚人的迁徙，广泛流行于高加索山以北的草原地区。

同一时期的萨尔马提亚文化中还出现了一种镜背中央有圆状凸起，周围绕以圆圈，镜柄上细下粗的长柄镜。无独有偶，大致同一时期的阿尔泰地区也出现了此类铜镜。有研究者认为，它们属于“进口铜镜”，来自所谓的东方或者印度[3]81。

装于某种镜框中使用的无钮无柄镜在西亚地区出现也很早。乌尔第一王朝（约公元前 2900年）金字形塔塔基之上发现一枚圆盘铜镜，镜体非常薄，镜缘上翻以固定于后面木框之上[26]2。西亚此类镜与欧亚草原此类镜二者间有何关系，由于缺少相对清晰的传播轨迹还有待深入探讨。

三、早期中国与境外草原之间的铜镜交流

我国中原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具钮镜出自安阳殷墟，时代上属于商代晚期。殷墟出土铜镜是外来文化因素已是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但对于具体来源之地还存在争论，有“西域说”[32]，“甘青说”[33]和“多元说”[34]。梅建军先生认为以上“三说”立论基础存在问题，结合中亚和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早期铜镜的发现，提出铜镜在中国西北的出现及早期发展受到中亚西部文化影响的假设[27]246-247。圆盘具钮镜在中亚地区出现远远早于中国西北地区，且形制早已成型，并在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传入中亚北方草原。圆盘具钮镜出现于天山北路文化应该与公元前2千纪安德罗诺沃草原文化的扩张有关。据七河地区出土有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的圆盘具钮镜[2]67推断，此类型铜镜可能由中亚西部经该地区传入新疆天山北部，之后再由新疆天山北部继续东传至中原地区。

西周之前中原铜镜基本都为舶来品，西周晚期自产铜镜开始正式出现，到战国时期铜镜铸造业异军突起，以其丰富的纹样、精致的造型达到当时青铜工艺的顶峰，特别是南方的楚国，似乎成为了铸镜的中心[32]。由于制作精良，中原铜镜开始向临近的欧亚草原输出。南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和米努辛斯克两地都出土有中国战国后期八叶四山镜，并且两地所出铜镜形态一致[35]。叶纹山字镜是楚镜的典型形态之一，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到战国后期已遍及中原各国。有学者认为，南西伯利亚出土战国铜镜不是来自楚国而是来自燕国都城燕下都（今河北易县）[36]。因为燕下都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所需商品的重要产地之一，该城遗址不仅出土了南西伯利亚战国铜镜类型的陶范，而且还发现了相同类型的铜镜[35]。

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长柄镜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四川和云南一线，集中于中国西部地区，以新疆出现最早，年代多为春秋以后。新疆出现长柄镜应该与斯基泰游牧人群的活动有关，而将长柄镜由新疆传入藏、川和滇地区则很大程度上与先秦两汉时期氐羌族群及其南迁支系有关。

中国辽宁、内蒙古、河北、甘肃和新疆等地均发现有类似斯基泰时代的钮柄镜。该型镜应该源自境外欧亚草原，因为那里的钮柄镜出土数量众多，形制丰富，传承演变脉络清晰，而中国境内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形制较为单一，地域上围绕境外草原呈弧状分布且较分散。

兽柄镜在中国新疆、内蒙古等地早期游牧民族墓葬也有发现。该型镜在南西伯利亚地区出土数量、形制丰富，发展演变轨迹清楚，年代略早于中国地区。不可否认中国境内的兽柄镜可能由境外草原输入或受其强烈影响。

至于境外草原与中国地区共有的动物纹镜，笔者认为有其各自的起源，是在各地动物纹风格形成后，装饰于铜镜背面之上。斯基泰动物装饰风格追求自然写实，而中国北方动物装饰风格流行简约抽象。这种风格上的区别在二者动物纹镜上同样表现明显。

人类早期铜镜之流布与演变足见东西文明交往历史之久远，互动时空之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