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武

习近平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心，对当代中国文化所面临的诸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刻阐发，这一系列精辟论述构成了他的文化观。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习近平文化观的一个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是习近平2013年12月30日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的，当时的提法是“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P160）。在以后的多次讲话中，他反复重申这一思想，进一步表述为“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更明确指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3]这一思想作为习近平文化观的重要内容，为我们正确看待传统文化与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已有许多研究者对习近平的这一思想进行了解读和阐发，为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提供了有启发性的思考。但这些解读、阐发和思考又都存在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空间，有待通过新的研究使之更为深入、更加全面。在这里，本文主要对习近平这一思想做专门性探讨，以期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观。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学习和领会习近平的“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首先需要把握的是对这一思想有一个完整而准确的理解，而不是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提法的来源与含义作细琐的梳理与考释。在这里，需要理解的是两个关键性概念：一是文化，二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什么是文化？对于文化，尽管有许多不同的概念和解释，但大体而论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广义的文化概念，二是狭义的文化概念。广义的文化概念，指人类所进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创造及其全部成果，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各方面内容；狭义的文化概念，则专指人类所进行的精神创造及其成果，仅包含思想观念的内容。

对于这两种文化概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作过认真探讨和明确界定。1923年，瞿秋白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广义的文化概念作了界定，指出：“所谓‘文化’（Culture）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中之‘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上当有的。”[4]（P20）在这里，瞿秋白不仅对广义的文化概念的内涵予以了明确的规定，而且揭示了其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唯物史观出发，对狭义的文化概念作了界定，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5]（P663-664）在这里，毛泽东把文化定义为“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把文化看作是人类创造活动中不同于经济、政治的内容，认为文化既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之上，又反过来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从而清楚地说明了狭义的文化概念。瞿秋白与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有广义与狭义的不同，但坚持以唯物史观来理解文化则是共同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制定路线、政策和策略时，为了具体而明确地说明和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更多的是使用从唯物史观出发的狭义的文化概念，所论文化往往是指与经济、政治不相同而又相关联的“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习近平也是如此。一方面，他是在精神世界和观念形态的意义上来讲文化问题，强调文化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用他的话说就是：“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3]，“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另一方面，习近平又指出，文化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不是永远如此、凝固不变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6]（P350），“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1]（P161）。这些都表明，习近平所讲的文化及传统文化，都是指从唯物史观出发的狭义的文化概念。

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是在这一文化概念的意义上，来看待传统文化与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关系的，其内涵十分清楚：传统文化是建筑在过去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之上的，并不是建筑在现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之上的；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过去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改变，文化也或迟或早要出现变化和发展，使之适应于新的时代，使之适应于新的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为了在新的时代保存和发挥传统文化的精华，就需要对属于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进行转化和改造，使之能够在新的时代得以承续并起到积极作用；而这种对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所进行的转化和改造，需要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既不是守成不变，也不是守先待后，更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这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2]

这些都清楚表明，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自己的基本点：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回答传统文化与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关系的问题，而不是以别的什么主义、别的什么历史观回答这一问题。在这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统一在一起的。而要理解和把握这一基本点，在于理解和把握从唯物史观出发的狭义的文化概念。换言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离开了从唯物史观出发的狭义的文化概念，不可能看到文化存在、变动、转化、发展的真实基础，是难以完整而准确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思想的。

二、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据

立足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回答传统文化与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关系问题这一基本点，习近平进而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据作了具体的阐发。他的这些阐发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阐明传统文化对现时代中国人的重要性，二是阐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性，三是阐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可能性。

习近平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6]（P349）因此，传统文化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过去了的东西，没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东西；而是与现在和未来相联系的东西，是对今天的人们十分宝贵、值得今天的人们倍加珍惜的东西。对于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作用、价值与意义，习近平作了反复的强调。他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P155）；又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P155）；还说：“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1]（P29）传统文化的这些重要性，要求我们必须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价值和意义，使传统文化融入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中，这就提出了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要求。这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第一个根据。

习近平又指出，传统文化尽管对于今天的人们有着重要性，但还必须看到，传统文化毕竟是在古代社会中创造和发展的，毕竟是建筑在过去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之上的，其中除了精华之外，还有糟粕；除了积极的内容外，还有消极的内容；除了至今还有价值的东西外，还有在今天已经过时了的东西。他说：“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2]由此来看传统文化，对于其中的糟粕、消极的内容、在今天已经过时了的东西，当然要加以鉴别、批判和扬弃；对于其中的精华、积极的内容、至今还有价值的东西，也要使之与今天的时代要求相适应、与今天的社会发展相结合。“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2]因此，传统文化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适应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才能得到传承、延续生命、永葆活力。这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又一个根据。

那么，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否实现呢？习近平指出，传统文化尽管是古代的东西，但是今天的人们完全能够对其加以正确取舍，使之实现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推陈出新。在这个问题上，他以现实的事例作了具体的说明。习近平以全国道德模范为例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1]（P158）他又以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指出：“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我们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夙愿，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也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P181）因此，他确信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能够实现的，表现出了一种坚定的文化自信。这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再一个根据。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阐发，习近平指出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也就阐明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据。这些根据清楚表明，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决非一种策略性的宣传工作，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建设。

三、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不仅论析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据，而且对如何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了许多阐发。在这些阐发中，既有关于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又有关于具体工作措施的指示。如对于有关学科的建设问题，习近平就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出：“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7]这些关于具体工作措施的指示当然值得重视，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关于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在这些有关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中，最为重要者无疑是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指导思想问题。

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在提出“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同时，就已强调了这个转化和发展的思想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1]（P160）。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更明确地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3]这些都清楚表明，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对于这个指导思想，并不是所有重视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的人都赞同的。在一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就其来源论，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的；就其作用论，更不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过直接作用。那为什么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非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呢？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入中国古史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开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时，就遭遇到不断的质疑之声。面对这些质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因此而收起自己的思想旗帜、放弃自己的学术探索。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曾大声疾呼：“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8]（自序P5）李达在为他的学生吕振羽著《中国社会史纲》所写序中，肯定了吕著的一个特点在于：“对于殷代以前的那一长远的历史时期，著者根据莫尔甘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卢森堡的《经济学入门》等著，探求出史前期人类社会的一般特征；根据中国古籍中神话传说式的记载和仰韶各期古物，探求中国史前期社会的一般特征，对这一历史时期，整理出一个整然的系统。”①引文中的“莫尔甘”，今通译为摩尔根；引文中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今通译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文中的《经济学入门》，今通译为《国民经济学入门》。[9]（P607）这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们的学术方向、理论勇气以及由此而取得的学术成就，至今对我们仍然有着启发性。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列举的当代名家大师中就有郭沫若、李达、吕振羽的名字，并强调：“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7]

具体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只要能对习近平的有关思想进行认真的学习和思考，就会消除这种质疑。因为习近平所讲的“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本来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框架中阐发的，本来就是将这种转化和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就这一转化和发展的主体言，还是就这一转化和发展的内容与取向言，都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体看，习近平所讲的这种转化和发展是有其明确的主体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的根本原则。对于这一点，习近平从理论上予以了深刻阐明。他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6]（P65）正是这样，尽管“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6]（P66）；也正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坚定信心：“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源泉。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6]（P66）因此，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容与取向看，习近平所讲的这种转化和发展是有其明确的内容与取向的，这就是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推陈出新，使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这就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对传统文化的精华、积极的内容、至今还有价值的东西，要使之与现时代的要求相适应、与现时代的实践相结合；而对传统文化的糟粕、消极的内容、在今天已经过时了的东西，要加以鉴别、批判和扬弃。为此就有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评价、鉴别、取舍的工作，需要确立评价、鉴别、取舍的标准和方法，否则传统文化是无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然而，这个评价、鉴别、取舍的标准和方法，不可能在传统文化自身中去求得，因为即使是古代圣贤也不可能了解现时代中国，更不可能使传统文化与现时代的要求相适应、与现时代的实践相结合。因此，这个评价、鉴别、取舍的标准和方法，只能在现时代中国来求得，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来求得，在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中来求得。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当然是应有之义。这就要求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内容上、在取向上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家在思考问题时总是强调先立乎其大者。今天我们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当如此。这个大者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毛泽东当年在选择“主义”时曾言：“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0]（P554）距此95年后，习近平又指出：“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6]（P33）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样少不了引领人们共同趋赴的思想旗帜。时下的“儒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些乱象，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批评，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旗帜还打得不够坚定、不够鲜明。只有我们自己的思想旗帜打得坚定了、鲜明了，才能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确立明确的评价、鉴别、取舍的标准和方法，才能有效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切入点

习近平不仅从宏观上强调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指导思想，而且经常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引用传统文化的精华、积极的内容、至今还有价值的东西，使之与现时代的要求相适应、与现时代的实践相结合，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推陈出新。这就为我们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切入点。其中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尤其富有启发性。

首先，习近平注重发掘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发生重要作用的传统文化因素，以表达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使今天的中国人从中得到启示、受到教益、提升境界，也使世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人们由此来了解今天的中国。习近平指出，古人的一些精彩思想，有益于今天的中国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说：“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1]（P405-406）习近平又指出，今天的中国人对于和平的热爱，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印证。他说：“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2]他由此认为，孔子与儒学之所以值得今天的人们重视和研究，需要对其思想遗产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在于孔子与儒学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因此，“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2]

其次，在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发生重要作用的传统文化因素中，习近平注重发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联的内容，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获得最广大的中国人的认同和践行。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P170）他进而举出“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中国古代的思想和理念，他说：“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1]（P171）

再次，在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发生了重要作用的传统文化因素中，习近平注重发掘其中具有人民性的内容，以此来提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必须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他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6]（P316）习近平列举了古代诗歌的一些名篇佳作，如《古诗源》的《弹歌》，《诗经》的《七月》《采薇》《关雎》，屈原的《天问》，还有北朝的《敕勒歌》《木兰诗》，强调这些都是从人民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他又列举了古代诗人的一些感人诗句，如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认为这些都深刻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他由此告诫今天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们：“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作家艺术家最大的幸福。”[6]（P318）

上述这三个方面，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具有示范性和启发性。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着不同的切入点，关键在于立足现时代中国，经过认真探索，作出合理选择。切入点选择得好，就能使传统文化的精华、积极的内容、至今还有价值的东西，很好地与现时代的要求相适应、与现时代的实践相结合，做到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推陈出新，从而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五、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关系

在提出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同时，习近平还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不是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下工夫、做文章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密切相关联的，必须要处理好这三种文化形态的关系。因此，处理好这三种文化形态的关系，是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内容。

如何处理好这三种文化形态的关系呢？习近平有两段话十分重要，阐明了这个问题。一段话是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的：“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帜。”[6]（P36）另一段话是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3]认真领会这两段讲话，我们可以从中把握处理好这三种文化形态关系的关键，发现处理好这三种文化形态关系的钥匙。其中，有三点尤其需要领会和把握。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古”与“今”的关系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之“古”，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为中国文化之“今”。中国文化之“今”是有其具体的创造主体和创造基础的。这个创造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这个创造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近百年的伟大斗争。这个伟大斗争包括了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正是这个伟大斗争塑造了现代中国，创造了中国的新经济和新政治，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之“今”。中国文化之“今”与中国文化之“古”，其风貌、其内容、其主流思想、其时代精神当然不相同，但都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所决定的，都有着历史的客观根据和历史的合理性；正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近百年的伟大斗争，中国文化才出现了“今”与“古”的区别和由“古”而“今”的更替。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其共同点，中国文化之“古”与中国文化之“今”是相通的。这个共同点，这个相通之处，表现在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从历史看，这三种文化形态作为中国文化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都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帜，一脉相承而源远流长，并不是说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脱离了中国文化发展主流的歧出。从现实看，这三种文化形态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都有着重要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来源，而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没有这个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会失去丰厚的资源、缺乏养料的滋润；没有这个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站立起来、发展壮大。因此，不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看，这三种文化形态实是相通的。

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联，是按照由“古”而“今”的历史逻辑来确立的，表明了现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点，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作了很清楚的阐发。现时代中国文化的这一发展方向，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决定的，是由这个实践中创造的新经济和新政治所规定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中国文化“古”与“今”的关系问题，只能依据这个历史的逻辑来解决，以由“古”而“今”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不能违背这个历史的逻辑来论说，去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甚至异想天开，由“今”返“古”。

正是这样，习近平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积极倡导和发掘的同时，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予以了大力阐发和高扬。在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他肯定了其中“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同时又指出其中“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1]（P169）。习近平指出，由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培育的“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不仅广大青年要坚守和践行，全社会都要坚守和践行”[1]（P168）。在谈到当前的家风建设时，他肯定了古人家风的精华，说：“诸葛亮诫子格言、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都是在倡导一种家风。”[6]（P355）但他更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培育的革命家风，指出：“中国人历来讲求精忠报国，革命战争年代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都体现着向上的家庭追求，体现着高尚的家国情怀。”[6]（P354）“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高度重视家风。我看了很多革命烈士留给子女的遗言，谆谆嘱托，殷殷希望，十分感人。”[6]（P355）习近平号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6]（P35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的关系表明，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是传统文化在自身范围内的改进、完善和演变，不是传统文化“独善其身”的“自改革”，而是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密切相关联的文化再创造，是以由“古”而“今”为发展方向的中国文化新开展。因此，处理好这三种文化形态的关系，从中确立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是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7]，这是习近平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殷殷期待。在看待中国文化的古今关系时，我们也应当以此为指导思想。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09-25.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10-28.

[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05-19.

[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9]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