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贤鑫，陈美球，邝佛缘

(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鄱阳湖流域农业资源与生态重点实验室，江西南昌 330045)

农药在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保证粮食丰收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其合理使用是减少人力投入、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保障[2]，但由于农药的高毒性，不规范使用、监督缺失等原因造成的土地地力下降，环境污染加剧对农业生产及生态环境、食品与人体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据统计，1990—2013年我国农药施用量由73.3万t增加到180.2万t，增幅为145.8%，单位面积农药用量从1990年的7.6 kg/hm2上涨到2008年的13.81 kg/hm2，是同期发达国家平均用量7 kg/hm2的2倍[3]，因使用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农产品引发的人群中毒事件也时有发生[4]。2015年农业部下发《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提出主要农作物农药利用率达到40%以上、比2013年提高5百分点，力争实现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的行动目标。而农户作为耕地的实际生产经营者，其农药使用行为将直接影响耕地质量的变化[5]，因此，分析影响农户合理使用农药行为的主要因素对引导农户决策行为、维护耕地生产地力、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关于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积极的探索，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农户农药使用现状研究。我国解放以后全国农业使用农药超过130万t/年，平均使用农药高达 24.2 kg/hm2，仅有0.1%的农药作用于病虫害，其余99.9%则进入生态系统[6]；滥用或过量施用农药等不合理行为依旧存在，这不仅给农产品质量带来安全隐患，还危害到农业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7]。二是农户农药使用认知与意愿研究。Norse认为，农户农药使用认知的缺乏是造成农药使用不当的主要因素，大多数农户使用农药以熟人或经销商推荐为依据，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也缺乏安全意识[8]；Mekonnen等对埃塞俄比亚5个国营农场调研发现，只有一小部分工人认识到可以从提高喷雾器材的安全和佩戴防护设备等来减少农药投入使用的风险[9]。三是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众多研究表明，影响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包括农户的主体特征、认知水平、行为态度以及种植特征、自然环境、政策措施等[10-16]。江西省是我国的传统农业大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2个从未间断向国家贡献粮食的省份之一[17]，以江西省为例开展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具有典型代表性。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假设提出

学术界对于农户的定义集中在“生存小农”“阶级小农”“理性小农”“商品小农”等经典理论[18]，以上理论为农户认知与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依据。徐勇等结合中国实情，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化小农”理论，即中国农民依旧是小农，但已经融入高度开放的社会化体系中，社会化以货币为媒介，小农的理性是追求货币收入的最大化，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升，小农是有限理性和利益最大化“经济人”和“社会人”的融合体[19]。因此，本试验从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营特征、认知特征、用药习惯特征等4个维度对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提出研究假设。

1.1.1 农户个人特征 农户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务农年限。农药的使用属于体力活动，一般由家庭男性劳动力完成，女性劳动力接触较少；年纪大的农户普遍拥有较长的务农经历，较少咨询技术指导；农户务农年限越长，越习惯按照多年养成的务农经验使用农药。因此，假设农户性别、年龄和务农年限与其农药使用合理性呈负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农业生产活动认知与适应能力越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越强。因此，假设农户文化水平与其农药使用合理性呈正相关。

1.1.2 家庭经营特征 家庭经营特征包括家庭年收入、耕地收入、家庭总人数、劳动力比重、耕地面积、耕地块数。家庭收入为农业活动提供资金保障，家庭年收入高的农户选择低毒低残留农药的可能性大；耕地收入是家庭年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耕地收入的增加将提升农户对耕地质量和生态的关注度，更注重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家庭经营的耕地面积大，农药投入成本增加，农户更看重农药的使用效率。耕地块数是耕地细碎化的直接体现，分布零散的耕地加大了耕种的难度，也提高了单位面积农药的使用量。所以假设家庭年收入、耕地收入、耕地面积与其农药使用合理性呈正相关关系，耕地块数与其呈现负相关关系。对于总人口数多和劳动力比重大的家庭而言，一方面当家庭人员均在家务农时，此类家庭年收入有限，务农强度大，将沿袭传统的务农习惯；另一方面，当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时，家庭兼业化突出，家庭承包地多有流转，此类农户使用农药机会少。因此，难以明确家庭总人数和劳动力比重对农户使用农药合理性的影响。

1.1.3 认知特征 农户认知特征包括负面影响认知、农药剂量认知、安全隔离期认知3个方面。农户能够意识到农药使用可能存在的各种负面影响，在用药时考虑更为全面；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是保障农药使用效果、维护作物生长和保护人畜安全的重要措施，农户对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认识越清晰，农药使用规律越明显，对维护农作物产量和农产品安全越有保障。而农户对农药使用剂量的认知将直接影响农药的实际使用量。因此，本试验假设农户对负面影响的认知和安全隔离期的认识与其农药使用合理性呈正相关，对农药剂量的认知则表现为负相关。

1.1.4 用药习惯特征 农户用药习惯特征包括防护设备和天气条件。农户穿戴防护设备喷施农药降低了农药对人体的伤害；天气条件是决定农药药效的重要因素，考虑喷施农药时的天气状况，将提高农药的杀虫效果，农户一般会选择在无风晴朗的天气喷施农药。此外，农户穿戴防护设备或者考虑天气条件使用农药本身就属于按要求用药行为，而自觉按要求从事农业生产，如按农药使用说明喷施农药则是合理用药的重要表现。因此，假设防护设备和天气条件与其农药使用合理性均呈正相关关系。

1.2 变量选择

综上假设，将“农药使用是否合理”设为因变量y，考虑到农药使用行为合理性的判断标准不统一，本试验以农户是否“按照使用说明书或技术人员指导使用农药”作为判断合理与否的依据。将“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影响因素”设为自变量，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营特征、认知特征、用药习惯特征4个维度15个因素，具体变量名称与代码、定义与赋值及其对农药使用合理性的预期影响方向见表1。

1.3 模型构建

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可分为“合理”“不合理”2类，分别用1、0表示，模型的因变量是典型的二分变量，因此选取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以确定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的影响因素[20]。

(1)

式中：y表示农户农药使用的合理性，y=0表示农户不合理使用农药，y=1表示农户合理使用农药；p表示农户合理使用农药的概率；xi(i=1，2，…，n)表示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的影响因素。因变量y是自变量xi的线性组合，即：

y=β0+β1x1+β2x2+…+βnxn+ε。

(2)

由公式(1)和公式(2)可知，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发生比的Logistic回归模型线性表达式为：

(3)

式中：β0表示常数项；βi表示第i个因素的回归系数；ε表示随机误差。

1.4 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1.4.1 数据来源 笔者所在课题组于2016年在江西省进行了1次预调查，随后经专家论证对问卷内容进行补充完善，2017年1—3月调查人员分组前往江西省鄱阳湖平原、吉泰盆地和丘陵地带周边的10市44县(区)开展参与式评估的问卷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由村长、村主任带领，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对象多为农户户主，每户调查时间约为30～40 min。共发放2 370份问卷，回收问卷2 176份，实际有效问卷为2 068份，问卷有效率为95.04%。问卷涉及农户的基本信息、农户确定农药类型及用量依据、农药使用方法与习惯以及农户对农药认知等内容。

表1 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注：“-”表示负相关，“+”表示正相关，“？”表示影响方向难以确认，有待检验。

1.4.2 样本特征 (1)农户户主的个人特征。被调查者以男性为主，男女比例接近3 ∶1；年龄分布集中，总体表现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特点，46～60岁人数比重高达54.26%；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有超过4/5的农户属于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中专及以上人数仅占4.50%；务农年限总体时间较长，11～20年务农经历占25.87%，20年以上的占比超过总样本数的一半。(2)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家庭年收入2万元及以下、>2万～6万、>6万～10万、10万元以上的占比分别为 12.48%、45.50%、26.84%、15.18%。(3)家庭耕地特征。农户家庭耕地经营规模以0.13～0.40 hm2为主，户均 0.59 hm2。

表2 样本农户基本特征

1.4.3 农药使用合理性特征 从农药使用的合理性来看，农药使用合理的农户占41.20%，使用不合理的农户占58.80%(表3)。从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来看，农户合理使用农药的年龄呈正态分布，其中有458名被调查者集中在46～60岁，占合理使用农药农户的53.76%，说明有合理使用农药倾向的群体主要是中年农户；从文化程度来看，合理使用农药的农户从小学到中专及以上文化比重呈现逐渐递减的规律，其中以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为主，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的比重则明显高于不合理使用农药人数的占比。

2 结果与分析

2.1 Logistic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确定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的影响因素、方向与程度，本试验运用SPSS 19.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首先通过多重共线性的检验发现各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2.614，最小值为1.039，均在0～10区间范围内，说明各项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对所选变量不作筛选。然后将所有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模型运行效果与参数见表4。全体样本的卡方检验P值=0.000<0.05，拒绝自变量回归系数存在为0的假设，表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且有较高的总体显著性水平。模型预测正确率为 65.90%，其中伪R2和伪决定系数值分别为0.113和0.152，符合截面数据合理范围，拟合程度一般，具有解释力。从回归模型结果看，进入方程的自变量表现的作用方向与研究假设的预测结果一致，且自变量对模型的作用大小依次为农药剂量(0.840)>安全间隔区(0.669)>负面影响(0.571)>天气条件(0.418)>防护设备(0.365)>文化程度(0.321)>耕地块数(0.013)。

表3 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特征

表4 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的模型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差异显著。VIFmax=0.614；VIFmin=预测准确率为65.90%；卡方检验值为247.65(显著性=0.000)；似然函数值为2 554.808a；伪R2为0.113；伪决定系数为0.152。

2.2 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运行结果可知，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营特征、认知特征、用药习惯特征等4个维度中共计7个自变量[包括文化程度(x2)、耕地块数(x9)、负面影响(x10)、农药剂量(x11)、安全间隔期(x12)、防护设备(x13)、天气条件(x14)]，对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具有显著影响。

2.2.1 农户个人及家庭经营特征分析 农户个人特征中仅有文化程度(x2)1个自变量对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有显著影响。由表4可知，文化程度(x2)在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文化程度高的农户更倾向合理使用农药。原因是文化水平高的农户购买农药时不仅听取经销商的推荐意见，还会阅读用药须知，在考虑药效的同时也对农药的毒性有所顾虑，用药行为趋于理性。农户家庭经营特征中也仅有耕地块数(x9)1项自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耕地块数越多，农户农药使用行为越不合理。这是由于江西省零星耕地多分布在山地和丘陵地带，进出路途长且较难行走，这导致农户难以统一使用农药，增加了农药喷施的轮换次数，从而增加了单位面积的农药使用量。

2.2.2 认知特征分析 在1%显著性水平上，负面影响(x10)和安全间隔期(x12)2个变量对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如果农户不能正确认识农药使用存在的负面风险或对农药使用的安全间隔期不了解，将直接导致农户对农药使用缺乏危机意识，进而忽视农药使用说明书或技术的指导作用，造成农药使用不合理。在1%显著性水平上，农药剂量(x11)与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显著负相关，即农户认为农药使用越多越好时，农药使用行为越不合理。喷施农药的目的是防虫去害，使用农药是农户被动的选择，农户只会在病虫害高发期密集喷施农药，因此盲目地认为农药使用越多越好并不符合作物的实际用药需求。

2.2.3 用药习惯特征分析 防护设备(x13)和天气条件(x14)对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影响较大。防护设备(x13)在1%的水平上显著，优势比exp(B)=1.441，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防护设备”因素每改变1个单位，则表现为合理使用农药的概率与不合理用药概率的比值概率提高了1.441倍，这也符合农户的用药习惯，即穿戴防护设备喷施农药对身体具有保护作用，可以降低农药对身体的伤害。天气条件(x14)也在1%水平上正向显著，优势比exp(B)=1.519，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天气条件”每改变1个单位，则表现为合理使用农药的概率与不合理用药概率的比值概率提高了1.519倍，原因在于依据天气条件选择是否用药是提高农药使用率的重要手段，如在阴雨天气喷施农药不但不能起到杀虫去害的效果，还会因农药的流失造成面源污染。因此，农户考虑天气条件再决定是否使用农药是理性的选择。

3 结论与讨论

使用合理农药的农户占总样本数的41.20%，主要集中在被调查者文化水平为初中及以下且年龄在46～60岁之间的农户。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受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实证分析验证了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营特征、认知特征、用药习惯特征4个维度的7个变量(即文化程度、耕地块数、负面影响、农药剂量、安全间隔期、防护设备、天气条件)，都在不同程度影响着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合理性，且影响方向与研究假设保持一致。从各因素影响程度来看，农药剂量>安全间隔区>负面影响>天气条件>防护设备>文化程度>耕地块数。为更好地引导农户合理使用农药，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启示：(1)被调查对象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仅有不到1/2的农户合理使用农药。因此，应运用宣传手册、广播报纸、知识讲座等手段广泛宣传不合理用药可能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通过劝说、教育、激励等方法纠正诸如农户认为农药使用越多越好等错误的认识，提升农户安全、环保的农业生产意识，如积极引导农户重视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进而逐渐完善农户农药使用行为。(2)有47%的农户选择凭自身的经验确定农药的使用量，缺乏用药技术指导。因此，一是要加强科技下乡培训工作，为农户提供优质的良种，鼓励使用农药增效剂，引导农户依据农药使用说明书或专业技术指导以预防或治理病虫害，并为农户提供施药防护设备，以降低农药对人体的伤害；二是指导经销商完善农药销售结构，引进多样化、时效好的农药种类，尤其是高效低毒无公害的农药，为农户提供更多的农药选择，这不仅能有效解决“病虫害年年有，农药使用量却越来越多”的困境，也是农户提高农药使用效率、降低农药使用风险的重要举措。(3)针对耕地块数对农药使用有负向显著影响，应进一步坚持土地流转的政策导向，鼓励有条件的种粮散户向专业户、家庭农场转变，通过农企合作、建立农业合作社等形式促进适度规模化经营，降低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和生产成本，以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与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目标的“双赢”局面。

本研究以江西省为例，运用二元Logistics模型详细探讨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的影响因素，这为科学引导农户农药使用行为、提高农药利用效率、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提供了参考依据。但研究中仍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怎样严格界定农户农药使用行为是否合理？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是否还须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政策环境、区位条件等？本研究探讨的农户农药使用合理性具有显著影响的各因素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如果存在联系，是可种联系，而其他不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又该如何解释？以上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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