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曙

景德镇瓷器的辉煌延续了2000多年，它最重要的秘诀有两个：三氧化二铝成分高的高岭土和遍布江西的马尾松。

高岭土熔点达1780℃左右，能承受1200℃以上的高温烧造。马尾松油性好、没有烟，耐火耐烧，焰火大而不烈，燃烧值能达到高颜值瓷器所需要的1400℃-1700℃炉温，使瓷器胎质达到玉质的艺术效果。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技史》一书中写道： “景德镇是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城市，一部景德镇瓷器发展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发展史。”中国人自古以来崇尚玉通神灵，君子佩玉并“以玉比德”，制瓷如玉成为烧造陶瓷的最高审美境界。景德镇自古以来烧造陶瓷的森林资源和制作陶瓷的水资源十分丰富，水路运输便利。尤其是在古代中原地区战乱、饥荒以及森林和水资源渐趋匮乏的情况下，景德镇成为天下陶工逃难置业的避难所和世外桃源，自宋代以后云集了各大名窑的窑工。得天独厚的制瓷自然资源与社会条件，以及景德镇人千百年来孜孜不倦追求制瓷如玉的工匠精神，成就了景德镇“五德（金、木、水、火、土）相生”、独领风骚的陶瓷文化，奠定了千年窑火不熄的“中国瓷都”的尊崇地位。

“瓷的时代”

宋代北方瓷窑主要烧杂木，火势弱、烟大，烧造工艺是“氧化釉”，烧成温度普遍在1260℃以下，即使御瓷也达不到玉的胎质学术界一致认为宋代是一个伟大的“瓷的时代”，全国各地瓷窑遍布，五大名窑、八大瓷系争奇斗艳，北方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中国人日常使用的金属器和漆器逐渐被陶瓷器皿取代，并且产品远销海外。

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北方陶瓷产区环境寒冷干旱，土壤呈盐碱性，多适合榆树、国槐、柳树、杨树、梧桐树、绒毛白蜡、金叶复叶槭等耐寒耐旱耐盐碱的杂木生长。另外还有少量生长的落叶松、柏树主要用作建筑材料。这些杂木是元代以前北方各窑口所用的主要烧窑柴火，其火势弱且烟大。由于人为因素，宋代以后北方森林大面积减少导致烧窑的树木短缺，逐渐改用柴、煤混烧甚至完全用煤烧造陶瓷，导致后来的陶瓷品质不尽如人意。

据专家对北方古陶瓷的研究，发现瓷胎粉、砂质粘土的陶土富含铁质成分，其普遍采用的燒造工艺是“氧化釉”即所谓的“色釉”。因窑室中氧气充足，燃料不会与釉彩原料发生作用，釉彩粉末烧至熔化、混合共熔在一起而产生颜色。陶瓷窑烧成温度普遍在1260℃以下，还有不少瓷窑的烧成温度介于1100℃-1200℃之间，普遍存在微生烧状况，胎骨断面干涩而没有玻璃光泽、显气孔率大多偏高，吸水性亦明显，胎骨不透明、胎色不白，陶瓷胎体玻璃相（即瓷化度）偏低，其胎骨硬度与玉度都难以达到理想的质量与艺术的效果，即使御瓷也达不到玉的胎质，从严格意义上说概不能称作瓷器。

宋代北方以烧造白瓷闻名的四大名窑汝、官、定、钧之一的定窑，为宫廷烧造的白瓷釉层均匀光润，被美誉为“粉定”，而民间仿烧因色质差被谑称为“土定”，其胎体普遍存在微生烧、瓷化度低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否因柴火、窑型、陶土等烧造工艺在某个环节不当所致，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可以推定是“五德”匹配不全的缘故。

古谚云“一里窑，五里焦”。自秦汉以来北方地区战事频发、朝代更替，烧窑筑城、大兴土木，长期对森林进行掠夺性砍伐，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北方森林和水资源的日益枯竭与匮乏可谓“五德”相克，使宋末北方各大陶瓷名窑日益衰败。

马尾松的奥妙

遍布江西的马尾松油性好、没有烟，耐火耐烧，焰火大而不烈，燃烧值能达到1400℃-1700℃炉温，使陶瓷胎体和釉面的釉质烧造得更加玉润，燃烧值能达到高颜值瓷器所需要的1400℃-1700℃炉温，使陶瓷胎体及釉面的釉质烧造得更加玉润景德镇辖区地处黄山、怀玉山余脉到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市区内平均海拔32米，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东北和西北部多山，最高峰位于与安徽休宁接壤的省界地带，海拔1618米，是典型的江南红壤丘陵区。全年平均气温18℃，光照充足，雨量充沛，为茶树与马尾松等树木提供了优渥的生长土壤。

景德镇是瓷之源、茶之乡，素有“一瓷二茶（红茶、绿茶）”“瓷精茶佳”之美誉。景德镇在历史上长期属于浮梁县管辖，浮梁北部和东北部山区“晴天早晚遍地雾，阴雨成天满山云”的优越自然条件非常适宜茶树生长，成就了浮梁茶“朝朝出贡品，岁岁产好茶”的经典品质。

茶具是茶艺活动最重要的物质载体，在品茗活动中富有美感的茶具给人极大的精神享受。陆羽《茶经》里面就精心设计了适于烹茶、品饮的二十四器茶具。明清时期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中相当一部分为茶具，其中宜窑、成窑出品的茶具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唐代以来船运茶叶多以陶瓷器皿和茶具作为压舱重物，由于陶瓷产业的发展，载运陶瓷和窑柴的运输业也随之发达起来。景德镇用于运输的船只多来自毗邻的鄱阳湖畔，由于水路运输发达，可以从江西省调运造船所需的大尺寸樟木、杉木等。正是由于景德镇位于赣东北，有马尾松为主的窑柴和发达的鄱阳地区造船业这些区位优势，陶瓷业的发展如虎添翼。

景德镇现有面积5270平方公里的丘陵，生长着烧造高品质陶瓷用的连绵不绝的马尾松速生林和杂木，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薪柴。马尾松是松科松属乔木，高可达45米，胸径达1.5米。自古以来景德镇官窑烧制御器都选用马尾松柴，因为它的油性好、耐火耐烧，热量高、焰火大而不烈。窑工在烧窑过程中尤为讲究柴火应用的先后次序。前期用5年或者8年以下的马尾松木开烧，使初烧速度加快，到中后期续烧要用8年以上甚至十几年的大马尾松木，因为油性更好没有烟，燃烧值能达到高颜值瓷器所需要的1400℃-1700℃炉温，使陶瓷胎体及釉面的釉质烧造得更加玉润。这些古法松薪窑烧、炭炉焙烧技术一直沿用至今，经久不衰。

据《江西经济问题》一文记载，民国三年（1914年）以前每年由各地船只运至景德镇的松柴达400万担，每担为100市斤，换算为20万吨。另外还有烧焙低温釉需要的大量木炭，烧制木炭一般是伐用生长十余年、胸径5厘米以上的栗树等硬木，烧制250公斤木炭大约需要1000公斤原木。据保守估计，景德镇每年烧瓷需要木炭的担数当以万计。另外陶瓷新彩、普通粉彩的调色油需要由马尾松提炼出的松香油调制，用于陶瓷新彩的榻色也需要由樟树提炼的樟脑油，这两种调色油每年的用量也极其可观。

景德镇自汉代“靠山筑窑，伐木为薪”，古代许多民窑的龙窑就地取材，直接建在山沟河边的山坡上。龙窑最长的有近20米，一般大的长约10米，内膛直径约7至8米，一窑要烧十几万到二十万件陶瓷。通常要烧4天，有的甚至要烧五六天，一窑大约要烧十多吨窑柴。每年上半年砍柴练泥、制画陶坯，秋季烧陶瓷，平均每季烧7窑左右。在方圆十余里的窑区内把树木伐光了，就转移到新地方继续开窑，十几年后新的树木长成了又回来继续烧窑。作为民窑的龙窑由于山体潮湿、长度很长，窑平衡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烧造的陶瓷质量稳定性差。目前农村尚存的龙窑一般都是烧陶缸、瓦器等。烧造高档瓷器的小型“镇窑”大多数建在城里，一般长约6米，宽约2至3米，一次烧柴约两三吨，一棵15年的松树高大约20米、直径20厘米，出柴约100公斤，树冠占地面积约10平方米，其下土壤可以生长檫木约100公斤。如果参照上述数据推算，理论上每平方公里可生长约2万公斤松树与檫木。每年砍伐约100平方公里200万公斤的松檫木，按照景德镇现有面积5270平方公里除去270平方公里为其他土地用途，剩下5000平方公里以15年为松树生长周期计算，砍伐可以持续50年，还未计入3.3次轮回的15年修复期。由此可见，景德镇的马尾松和檫木林完全可以满足烧瓷和生活用木材的巨大需求量。

自古以来树木成为景德镇制陶人的命根子。赣东北地区古代宗法制度繁盛，风水术盛行，特别重视保护来龙山和水口林。有的村口风水大树还建有树神庙祭祀。对于族产山林的砍伐以及封山护林，由宗法族规确立的村规民约在交通要道和山口勒石立碑以示，逐渐演变成约定俗成的乡民自觉行为。例如来龙山的树木、风水树和水口林绝对禁止砍伐，对族产山林的砍伐与封山育林根据林木的生长周期制定一整套做法。例如吃饼封山，由宗祠垫资人均半斤护林饼，开始封山，有私自砍伐者，还复垫资。打锣封山，每年冬令村或联乡定人鸣锣，口呼所封山场的地名，串村走户昭示禁约，违反者罚款并打锣宣教。杀猪封山，族长筹款买猪一头，猪头祭山，猪血涂写封山碑牌，向全村男子宣布封山乡规，喝封山血酒、吃封山肉，违反者杀自家猪祭山，分飨全村。得到宗祠砍伐族林许可烧窑者，除了遵循风水树、幼树不得伐的规定外，对所伐山林亦抱有敬畏与感恩之心，选定开山吉日，全体窑工抬观音像或菩萨像及贡品上山，面向西方，举行祭祀山神操斧仪式消灾祈福。这些乡规民约和祭山仪式至今还在一些山区保存着，也成为景德镇瓷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殊的瓷土

景德镇出产的高岭土，三氧化二铝成分高，熔点达1780℃左右，能承受1200℃以上的高温烧造而不变形熔融，使陶器烧结致密、不吸水分，胎质达到玉质的艺术效果景德镇附近的高岭出产高岭土（亦称瓷土），国际通用名称叫“Kaolin”，对于瓷器的品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成为高质量瓷器必不可少的主要原材料。

瓷土是由云母和长石变质而来，其中的钠、钾、钙、铁等流失，加上水变化而成的软质矿物，学术界大略认为它是长石类由于温泉或含有碳酸气的水以及沼地植物腐化时产生的气体起作用变质而成的，是特定地质条件下的产物。高岭土的熔点在1780℃左右，因为多少含有不纯物质，所以熔点略为降低。瓷土中的三氧化二铁成分比陶土低，三氧化二铝的成分较高，故可承受摄氏1200度以上的高温烧造，不至于变形熔融，使得烧结致密、不吸水分，陶器胎质达到玉质的艺术效果。

据文献记载，今浮梁县的东晋五品官赵慨为人刚直嫉恶，辞官故里潜心研陶，在釉胎配制以及成型和焙烧等综合工艺方面都进行了重大工艺技术改革，使景德镇由制陶提升至制瓷而贡献卓著，被后辈陶工奉为祖师、陶神。宋代景德镇在五代时青白瓷的烧造技术基础上进一步改进陶瓷工艺配方，窑工们发明了“麻仓土加磁石”二元配方的新泥料，并使瓷胎中的氧化铝含量增高而提高烧成温度，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使景德镇从此可以烧造大件陶瓷，结束了制瓷业一直使用单一磁石的千年历史。

由于青白瓷胎中氧化铝含量低，仅为18.65%，其胎质致密，瓷釉洁白纯净、温润如玉、透光度好，呈现典型的青白色。且釉料在焙烧熔融过程中黏度小、易于流动，瓷胎与釉面烧结后融为一体，呈现“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玉质，使白瓷的瓷质和硬度均接近现代瓷的水平。同时陶瓷装饰艺术以刻花为主，手法简练、线条流畅，因此在视觉上满足了人们对陶瓷美玉的审美追求，代表了宋代瓷器烧造的最高水平。

景德镇产瓷区原属浮梁县兴西乡的昌南小镇，朝廷并没有在此设立御窑，由于能够烧造上好的青白瓷受到朝廷青睐命其“进御”。为了褒奖景德镇陶瓷艺术的成就，宋真宗赵恒将自己的“景德”年号赐给昌南，镇名改为景德镇，自此开启了景德镇“中国瓷都”的历史“昌南-China”亦由此逐渐名扬世界。

元代设立浮梁瓷局后，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2007年在中国广东省海域打捞出水的宋代商船“南海一号”装载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器，说明这时的景德镇瓷器已经远销海外。景德镇青花瓷成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宫廷贵族的最爱。当时中国进口的瓷器非常昂贵，一个普通的碗要价30两银子，不是非富即贵的人用不起这些瓷器。由于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伊朗商人和西班牙宫廷贵族都试图仿制青花瓷器。据史料记载，伊朗的古城克尔曼在13世纪（元朝时期），特意从中国带去了300多名工匠，试图仿制景德镇的瓷器。尽管这两个国家都出产或拥有青花釉料，但是都由于没有高岭土和窑炉温度达不到1300℃以上而终告失败，只能停留在生产软质青花陶的阶段。

明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从伊拉克萨马拉地区带回一批“苏麻离青”料。明万历十九年（1591）《事物绀珠》“永乐宣德窑”条记载：“二窑皆内府烧造，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由此可见，元、明远洋贸易的迅速发展，给景德镇陶瓷带来了勃勃生机。

1602年荷兰设立东印度公司，之后法国、英国也相继设立了东印度公司，并在广州设立了分公司，大量收购中国瓷器。从此景德镇瓷器在欧洲大为流行，但也加劇了巨大的中外贸易逆差，间接成为后来发生鸦片战争的原因之一。

1705年，法国传教士皮埃尔·昂特雷科莱（汉文名殷宏绪）来到中国的景德镇传教。他利用神父的个人魅力和超强情商，于1712年获得高岭土二元配方并寄回法国。18世纪后期，欧洲生产出可以和中国技术相抗衡的瓷器，结束了中国瓷器独步天下的历史。

水的功绩

景德镇瓷土依靠当地水的淘洗、过滤、调和才形成瓷坯，再经过拉坯、修坯等工序，可塑造出形态万千的陶瓷器形景德镇年均降雨146天，滋养了以马尾松为主的速生林植被，也形成了沟壑纵横的水系，汇集昌江直通鄱阳湖。为制瓷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通过对瓷土的淘洗过滤与调和而形成瓷坯，这种瓷坯特别适应器形的塑造，经过拉坯、修坯等工序，演化出形态万千的陶瓷艺术造型。至宋时景德镇陶瓷器物艺术造型大量仿制汝、官、哥窑的仿周、汉时期青铜鼎、炉、玉壶春瓶、胆式瓶等器型，使得五代时只有碗、盘、碟、执壶等几种的陶瓷造型发展到多達几百种。

在以水运为主的古代景德镇，辖区内自然形成的纵横交错的河流构建了通达的水路运输体系，为运输源源不断的烧窑柴薪、陶瓷、茶叶等提供了便利条件。主干河流昌江直通鄱阳湖，经长江通航全世界，景德镇由此成为浙赣皖重要的交通枢纽。元代大量的景德镇陶瓷通过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温州、杭州设置的市舶司进行海外贸易，通达50余国，开启了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

景德镇昌江河畔旧有许家码头、曹家码头、湖南码头和刘家码头四大水运码头，其中刘家码头俗称窑柴码头，每天都有几十条船停泊在刘家码头等待卸柴。早在明代景德镇港就有一种称为“鸦尾船”的小船，作为景德镇“门户船”。该船头尖肚宽，船尾翘起，板薄钉稀，由一人驾驶，因为吃水浅，载量最多不超过5吨，可特别便捷地将浮梁各乡山里的窑柴由昌江上游及其支流运达。婺源、乐平、鄱阳的窑柴经信江、饶河等河流运达，几乎所有运窑柴的鸦尾船都必须在这里停靠卸货。

宋、元两朝景德镇出现“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盛况空前的繁荣局面，造成浮梁、饶州一带人口急增。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从江西移民160多万，仅从赣东北地区就迁徙了大约100万人。这些移民在鄱阳湖边的码头瓦屑坝上船离开江西的时候，家家户户带走一块坝上陶窑废墟的破瓦片作为对故土的纪念，每逢过年时在瓦片上放上祚肉以祭先祖和怀念故土，这种风俗一直被移民后裔流传至今。

金属氧化物的贡献

景德镇瓷土和陶瓷都以矿物质原料为着色剂，用铬、铁、钴、锑、铜等的氧化物作为绘画颜料，才能绘制和烧出色彩纷呈、品类繁多的陶瓷彩绘艺术品瓷土和陶瓷装饰绘画的颜料都是以矿物质原料为着色剂，以金敛之。例如陶瓷颜料东瀛红主要是铬的氧化物，玛瑙红是铁的氧化物，西赤是铬的氧化物，草青是钴、锑和铜的氧化物。应用这些金属氧化物作为绘画颜料，才能绘制和烧出色彩纷呈、品类繁多的巧夺天工的陶瓷彩绘艺术品。例如，清朝康熙后期景德镇陶工们新创的粉彩瓷器所使用的“玻璃白”颜色，经研究发现是不透明的白色乳浊剂，属氧化铅、硅、砷的化合物，在描绘时利用其乳浊作用，使彩绘出现浓淡凹凸的变化，画面效果粉润柔和充满生机，富有中国画的风格和表现力，因此被冠以“东方艺术明珠”的美誉。景德镇瓷工与时俱进，特别是在为宫廷研发烧造御瓷新品种方面不遗余力。

新品种的研发主要是在陶瓷新材料和配方方面。闻名中外的青花瓷在陶瓷绘画上使用低锰、高铁、含硫和砷、无铜和镍的伊拉克萨马拉进口钴蓝料（苏麻离青），适当的火候烧造下呈现蓝宝石般的鲜艳色泽，还会出现银黑色四氧化三铁结晶斑，即“铁锈斑痕”，俗称“锡光”。中国青花瓷因这些美轮美奂的艺术特质，成为受宠的旷世宝物。同时氧化铜着色剂在陶瓷绘画的应用，又产生了宫廷御瓷的新宠儿釉里红瓷。

1717年，萨克森国王奥古斯特二世为了得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价值27000塔勒（德国旧银币）天文数字的127件中国青花瓷花瓶作为婚礼的装饰，竟然要以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近卫骑兵去交换那些瓷器，至今这些花瓶仍珍藏在德国德累斯顿茨温格宫博物馆内。

景德镇入明后设置御窑烧造宫廷御瓷，极大推动了景德镇陶瓷业的创新与发展。清代朝廷指派督陶官督烧御瓷，特别是经督陶官唐英的不懈努力，使康煕、雍正、乾隆三朝的制瓷技艺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景德镇从宋代起就建立了一整套严格而完备的行业管理及税收制度，据元代蒋祈《陶记》记叙： “窑有尺籍，私之者刑;釉有三色，冒之者罚。凡利于官者，一涉欺瞒，则牙、商、担夫一例坐罪，其周防可谓密矣。”可见宋时官府对于陶瓷全行业管理采用了秦汉以来联保连坐的严苛制度。陶瓷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陶瓷业的升级改造，形成了人类工业史上第一条产业化“一条龙” 的制瓷流水作业生产线。据西方经济学家测算，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的GDP占整个世界的1/3。民国杜重远《景德镇瓷业调查记》记叙，景德镇在极盛的康乾时代有窑户4000余户、工人20万人，每年瓷业产值达白银一千四、五百万两。按2018年物价指数换算，康乾时期的一两白银相当于450元人民币，通过这个数据可知当时景德镇年产值约达67.5亿元人民币之巨，人均年产值约33750元。这组惊人的经济数字，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令世人瞩目和震惊的。

窑火的创新

景德镇烧造陶瓷根据火候适时闭窑“细火慢炖”，使窑烧燃料缺乏氧气，迫其从釉彩原料甚至胎土中提取氧元素来助燃。同时燃料中的碳元素也慢慢由釉水表面穿越釉层到达瓷胎，渗进烧器的皮、肉、骨，再由里到外还原出来，使釉彩原料发生变化，由此产生质感如玉的结晶釉色距景德镇约60余公里同属赣东北地域的万年县大源乡，距今14000年的仙人洞—吊桶环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和原始陶器，由此推见景德镇陶火延绵约2万年。人类陶瓷烧造经历了由原始的堆烧到后来的窑烧的工艺发展，为了追求陶瓷品质与节约能耗、创造更大的经济与艺术价值不断改进烧造陶瓷的工艺。窑型和火候是烧造瓷器的两个命门，景德镇“火德”精神就是凤凰涅槃不断创新的精神。传承万年窑火，火筑千年瓷都。“瓷器之成，窑火是赖”，制瓷经历千辛万苦的坯料制备、制模、成型、装饰、施釉、干燥、装烧等一系列繁杂工艺流程，最后一烧定乾坤，可见烧窑工序的重要性。

景德镇窑工至今一直供奉一个明代万历年间名叫童定新的浮梁人为“风火神” ，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为他的祭祀日。传说他为解除众窑工烧造朝廷大器时“累不完工，或受鞭箠，或苦饥荒”之难，自投火窑献祭，使御瓷大器烧成。

景德镇成规模生产的瓷业始于战国时代，兴于汉唐。据记载，奠定景德镇陶瓷历史地位的是始烧于唐武德（618-626）年间的青白瓷，而烧造青白瓷的窑是根据烧松柴的特点，通过对龙窑参考北方馒头窑进行改造而成熟起来的，称“蛋形窑”，也称“镇窑”。这种窑炉窑身如半个蛋形覆置，窑体内形成一个前高后低的隧道空间，在控制烧成气氛和瓷器质量以及燃料能耗等方面均比龙窑、阶级窑和馒头窑等更加优越。在烧造上采用“还原釉”工艺，分别为“压力还原”与“气氛还原”，也就是根据火候适时闭窑“细火慢炖”，使窑烧燃料缺乏氧气，迫其从釉彩原料甚至胎土中提取氧元素来助燃。同时燃料中的碳元素也慢慢由釉水表面穿越厚厚的釉层到达瓷胎，渗进烧器的皮、肉与骨，再由里到外还原出来，使釉彩原料发生变化，由此产生质感如玉的结晶釉色。此法能烧制出硬度达7度的高质量青白硬瓷，但“还原釉”烧制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稳定，烧窑时必须随时注意窑火与气候的变化，以免功亏一篑。

据考证，中国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使用专门的匣钵烧制蛋壳黑陶。匣钵具有一定的导热性和热稳定性，另外可起到隔离烟尘防止窑渣掉落保证陶瓷质量的作用。官窑一匣一器单烧成本非常高，民窑多为一匣多器或多匣多器进行叠烧。景德镇自汉以来就应用匣钵装烧的方式并不断革新，宋代摈弃了五代时的“泥团支钉叠烧法”而采用五大名窑成熟的“仰烧法”，使烧成的器物釉面更完整，外观质量大为提高。到了宋中期景德镇学习定窑把碗碟由小至大依次扣在匣钵上的“多级垫钵覆烧法”，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支圈覆烧法”，比仰烧法增加装烧密度4倍以上，到明清时发展到使用一匣一器的匣钵支烧（正烧）。正是历代窑工不断革新创造陶瓷烧造工艺，使景德镇制瓷业始终保持全国的龙头地位。

景德镇御窑烧制高温釉御瓷特别讲究工艺流程，松木必须是两尺长、碗口粗的，而且要半干半湿。干的那部分来自砍伐运来的马尾松，堆码成内空的柴垛，晾晒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使之达到干柴烧烈火的热效。湿的部分是刚砍伐不久的松树，干湿混烧使阴阳协调，火候不温不燥恰到好处，并且选择干燥少雨的秋季来烧窑。同时经过精心淘练的陶泥做好的陶器坯也要阴干几个月，才可以装匣入窑。在一连三四天的烧窑过程中，窑工们除了需要不间断地加窑柴烧炼外，还在没有任何现代化仪器监测的情况下，仅凭一双“火眼金睛”观测窑膛温度，根据试火片（火照子）颜色掌控火候，确保窑炉烧得不老不嫩。以青花瓷釉里红为例，炉温必须严格控制在1350℃左右，超过1380℃匣钵就会液化，造成塌窑，导致烧焦变色。而低于此温度，陶瓷的硬度和白度以及青花色还原的饱和度都达不到质量要求。低中温则需要炉炭焙，尤其是粉彩等低温颜色釉的烧制，温度区间控制不得超过上下十余度，否则前功尽弃。

整个烧窑过程的人员由通晓全部烧窑技术的把桩师傅（火头）指挥，负责满窑装匣烧火的是驮坯、架表及助手收兜脚，另外还有学艺打杂的小火手以及三夫半、二夫半、一夫半等窑工。烧窑完成闭火后，窑工们还要经受出窑的艰辛。在短短两天降温后，窑工们往往要冒着200℃左右的高温和烟尘，鼻子蒙着湿布强行进窑出货。因为热湿相冲，他们中许多人得了景德镇特有的职业病“吸火病”和尘肺病，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景德镇陶工伟大的工匠精神，使得景德镇陶瓷成为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和全世界文物收藏拍卖中的热点。仅以故宫博物院为例，在馆藏的35万件陶瓷藏品中，景德镇元、明、清三朝遗物占90%以上。现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陶瓷馆的清乾隆烧造各种釉彩大瓶，可谓古今中外陶瓷烧造举世无双的巅峰之作。

景德镇陶瓷有“五德”：木生于土而燃于火，土行于金而和于水，使景德镇虽偏居一隅而名扬天下，形成陶瓷“五德”美之大业。关于“中国瓷都”的故事拙笔点墨难书，大凡到景德镇城里山间，看过那些瓷片、匣钵残片堆积如山的古代窑址废墟，都会油然而生“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苍凉感觉。改革开放以来，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历年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极大地促进了中外陶瓷艺术的交流与发展。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促进将创意视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因素的城市之间的合作，在全世界严格筛选出数十座城市成立创意城市网络（CCN）。景德镇因其厚重的陶瓷手工业文化历史，2014年作为手工艺城市加入了创意城市网络，迎来了景德镇陶瓷发展的一个新契机。“千年瓷都”景德镇把“五德”之蕴的工匠精神发展到极致，为人类的陶瓷文明点燃了一炬永不熄灭的窑火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