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

刚念完初中，看着失去父亲后已经变卖一空的家，看着母亲干枯憔悴的脸，我决定不读书了，去长江中间的一个沙洲农场种棉花。

过年的几天假期，母亲整天料理我从农场带回的棉花：找弹花匠打了两床棉被，家里留下一床，另一床让我带回农场，其余的给我们姊妹几个做棉袄棉裤——之前我们都是单衣单裤过冬。

除了忙活这些，母亲还有些事总是在我们几个都睡熟以后才做。到我动身返回农场的那天早上，她指着一只堆得老高的竹篓说：“这是给你带去农场的。”“什么啊？这么多！”我很惊讶。母亲淡淡地说：“就是一床棉被。”

我们早早赶到公交车站，却好长时间见不到车来。车站的人越积越多，好不容易来了一趟车，母亲口中虽说“莫急莫急”，其实她心如刀绞。车票是预先买好了的，如果误了车，就等于废了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差不多没指望的时候我们上了车。终于到了火车站。一下公交车，抬上竹篓，母亲就飞快地跑起来。她在前，我在后，跑了几步，我就感觉到母亲的步子乱了，一个趔趄接一个趔趄，终于跑不动了。我不由得一个劲儿埋怨母亲，不是说就一床棉絮吗？这么沉？母亲喘气说：“你一个人在外面，我照顾不到，能带就多带些。”就那样挣扎着进了站，发现还要翻过一座高高的天桥。我坐的那趟车，预告的汽笛忽然响了。母亲真的像疯了一样弯下腰往天桥的台阶上爬。上了桥，过了一段平路，就是下台阶了。我在后面紧紧地抓住竹篓，不使它压上前面几乎已经缩成一团的母亲。

离下天桥还有几个台阶了，母亲忽然腿一软，瘫坐在地上：“快，儿呀！就几步了！”我冲到前面扯起竹篓，拖到车门下边，列车员帮我把竹篓弄到了车上。我冲进车厢，猛力掀开车窗。

母亲已经站起。抱着月台上的站牌柱，失神地站在那里。列车刮起的风，卷起她破旧的衣服和已经花白的稀疏的头发。

当天傍晚到农场，打开竹篓，那床棉被下面居然有那么多的瓶瓶罐罐：砂糖，猪油……其中居然有那么大的一罐豆腐乳，一罐梅干菜红烧肉！

不幸的是，那些瓶瓶罐罐都已破碎，是上午母亲跌倒时摔碎的。给母亲去信时，我没有说那些瓶瓶罐罐的破碎，我怕母亲的心会跟着破碎。

再次回家过年，我才知道，一年前送我那次在火车站跌倒，母亲胫骨韧带撕裂，而在这一年我收到的家信里，有關她受伤的事只字不见。因为她怕我的心会跟着撕裂。

文雯摘自《渤海早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