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林

清朝康熙、雍正时期，方苞以复兴古文为己任，是桐城派中扛大旗、擂大鼓的人物。在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之前，方苞在文坛顾盼自雄，颇有不可一世之概。文字狱犹如疾雷破山，骇人魂魄，一年半的囚禁就磨掉了他的大部分锐气。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

桐城派在康乾文坛异军突起，叫好者与质疑者几乎势均力敌。方苞的古文，褒之者不吝溢美之词，大学士李光地称为“韩欧复出”，状元出身的礼菼部尚书韩最夸张，极赞方苞为“昌黎后第一人”，也就是说，欧阳修、王安石、三苏父子和曾巩都稍逊一筹，更毋论余人了。然而贬斥桐城派的高手始終都有，酷评甚至有一种淬毒的味道。学者和诗人李绂就认为方苞的文章经不起推敲，甚至无足轻重。有一回，方苞携所撰《大父马溪府君墓志铭》请李绂赐教，李绂只看了开篇第一行———“苞先世家桐，明季，曾大父副使公以避寇乱，之秣陵，遂定居焉”，就毫不客气，把文稿归还方苞。方苞年长李绂七岁，孰料当场吃瘪，徒然讨了个没趣，他颇有些恼羞成怒，质问李绂：“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李绂的回答相当干脆：“然。”方苞顿时七窍冒烟，既抓瞎又抓狂，非要李绂给出明确的评语不可。李绂说：“今县以‘桐名者五：桐乡、桐庐、桐柏、桐梓，不独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后世谁知为桐城者？此之不讲，何以言文？”李绂并非吹毛求疵，他的话一针见血，摆出的道理无可辩驳。方苞将“桐城”省写为“桐”，当代读者多半能猜出是桐城，后世读者则不知“桐”是桐乡、桐庐、桐柏、桐梓和桐城五处中的何处，方苞省减一字就无异于设绊挖坑，造成阅读上不必要的阻碍。方苞无法反驳李绂的批评，他采取的策略是“暗用其言而显弃其人”。如何“暗用其言”？方苞回家后，立刻修改文章，因此我们现在翻检他文集中的《大父马溪府君墓志铭》，首句已改成“苞先世家桐城”，不再是“苞先世家桐”了。如何“显弃其人”？方苞不肯虚心承认李绂是自己的一字师，也就罢了，他与李绂的交情竟因此失去了回旋余地。

与方苞同时代的名家，视桐城派古文为赝鼎的并非一个两个。王澍以书法名世，亦究心诗文，多有妙会，他曾一语中的：“望溪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他揭看方苞的底牌后，还暗讽方苞欺世盗名，也真够狠的。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二日，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揭看了方苞的另一张底牌：“望老为人作墓碑，常恐死者家之言不足信，篇中俱为疑惑不定之辞。夫人之愿有先生之文，以其人之言足重也，为之文而复不信之，斯言复何贵乎？谀墓虚文固足耻，必如州县取甘结，亦可笑矣。”方苞为逝者撰写墓志铭，总是对其亲属提供的吹捧材料持不信任态度，歌功颂德时常不免犯嘀咕、打折扣。赵烈文调侃方苞撰虚文而求实证，“必如州县取甘结”，“甘结”是有法律效力的画押文据，如此一本正经就令人忍俊不禁了。我估计，死者家属刊刻其欲赞还休的墓志铭，会相当尴尬。

钱塘高士龚鉴为官清正，做过一任江苏甘泉令，惠民造福。龚鉴生性狷介，与人交往，谄言谀词难出其口。有一回，他耐着性子听完方苞的高谈阔论，居然起身夸赞道：“先生不愧为本朝第三人矣。”方苞闻言一怔，摸不着头脑，好生奇怪，就微笑着询问第一、第二是何方高明。龚鉴徐徐作答：“贵老师安溪先生，令兄百川先生。”安溪先生是当朝大学士李光地，方苞尊之为恩重如山的严师。百川先生是方苞的兄长、桐城派作家方舟，他“深思自得，无所依傍，自成一家之言”，可惜英年早逝。戴名世在《方舟传》中夸赞方舟、方苞兄弟“意度波澜各有其造极，人以比之眉山苏氏兄弟云”，吹得太过响亮，捧得太过高端，苏氏兄弟是否在九泉之下生出反感，尚属其次，智者啪啪啪打脸才叫难堪。龚鉴的回答绵里藏针，方苞听出了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为之不怡者竟日”。

据《方舟传》所记，方舟、方苞兄弟以先意承志的孝行著称，其父逸巢先生夸赞道：“吾体未痛，二子已觉之。吾心未动，二子已知之。”自古迄今，父亲夸赞儿子孝顺，就数逸巢先生这十八个字妙至毫颠，要超越它，难度极高。

方苞因为给《南山集》作序而被捎入戴名世案，好不容易从文字狱的天罗地网中捞回性命，惊吓之后，庆幸之余，各种打脸也就不复生痛了，各类吃瘪也都能囫囵吞下。

选自《今晚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