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宝科（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1、新中国大学体育政策的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大学体育的发展，不断完善大学体育相关政策，本研究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学体育政策的筛选和梳理，将大学体育政策的演进历程归纳总结以下四个阶段。

政策初创期（1949-1965）：主要政策有1952年的《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1954年的 《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195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卫国”体育制度条例》（修改草案）及《师范学校体育教学大纲》、1957年教的《关于1957年学校体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60年的 《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1961年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简称高教60条）、1965的 《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 《标准条例》）等。

政策破坏与无序发展期 （1966-1976）：“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最先从教育领域发起的，教育事业成为了重灾区。受到“文革”的摧残和破坏，大学体育事业深受冲击，“文革”前期大学体育一度荡然无存，“文革”后期便转为扭曲的畸形发展状态，相关政策颁布数量少之又少，主要为1973年在部分地区积极试行，1975年正式颁布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政策恢复与改革时期（1978-2000）：主要政策有1979年颁布实施《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1980年、1983年分别下发的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精神抓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1990年实施的新的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实施办法》。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1998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相继颁布，教育行业也逐步走向规范化，同时也为我国大学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

政策繁荣期（2001至今）：进入新世纪，尤其是申奥成功以后，国家对学校体育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政策颁布数量直线上升，主要有：2002年、2005年，先后颁布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2006年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2007年5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文件、2009年颁布《全民健身条例》、2012年《国务院关于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53号）、2014年颁布《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等。

2、我国大学体育政策发展的建议

2.1、拓宽公民参与大学体育政策制定过程渠道，提升参与路径

公民参与是大学体育政策科学性、民主性、有效性重要前提。科恩认为，“民主的尺度有三个方面，民主的广度、民主的深度和民主的范围”。

第一，从民主的广度来说，拓宽公民参与大学体育政策制定过程的渠道。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渠道主要通过关键公众接触、公民调查、公民投诉、公民会议、公民听证或咨询委员会、公民论坛、社区发展公司等途径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但是，这些途径操作性、适用性不强，同时缺乏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的保障，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所以，在进一步完善现有公民参与大学体育政策制定过程渠道的同时，也要开拓网络参与等新形式公民民主参与的渠道。

第二，从民主的深度来说，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但是，公民深入的参与到大学体育政策的过程中来仍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从国家层面上，政府对于大学体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不积极。从社会层面上，公民组织的不健全，参与大学体育政策过程缺乏独立性和合法性。从个人层面上，公民自身参与大学体育政策的能力不够，意识不强。因此，加深民主参与大学体育政策过程的关键是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方面统筹起来，提高政府公民参与的主动性，保障公民组织参与政策过程的独立性、合法性，提高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能力。

第三，从民主的范围来说，就是加强公民民主参与的强度。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大学体育政策过程的广度和深度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所以在公民参与大学体育政策的强度方面也存在着众多的问题。由于公民参与大学体育政策过程的强度不大，导致公民参与大学体育政策的功效未能很好的体现，大学体育政策的功效不强反过来又会降低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强度，这样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功效和公民参与的强度呈现反相关恶性循环的相互影响。因此，只有通过健全和完善公民参与大学体育政策过程的制度机制，加强公民参与制度执行的监督和问责，保障大学体育政策过程中的公开透明，让参与者感觉到自身的功效，才能够更好的提高公民参与热情，提高公民的参与强度。

2.2、加强和完善大学体育政策制度化“体系构建”

当前，我国大学体育政策制度化体系“漏洞百出”，从制度化内部结构来看，智囊缺失，效率低下的大学体育政策制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大学体育政策执行；缺乏独立，效果甚微的大学体育政策评估；监督不强，沟通不畅的大学体育政策监控等问题不断涌现,加强和完善我国大学体育专项政策制度化 “体系构建”已经迫在眉睫。因此，在大学体育政策不断深入的研究基础上，形成以制定体系为前提，执行体系为基础，评估体系为关键，监控体系为保障的“体系构建：（1）完善大学体育政策的制定体系建设。健全和完善大学体育政策制定过程的智囊系统，简化大学体育政策制定的程序化、复杂化，提高制定过程的效率；（2）加强大学体育政策的执行体系建设。一个再正确的政策决策，再完美的决策方案，也会滞死在落后执行力的政府执行部门手中，执行力是政府行政和政策执行成功的关键。我国大学体育政策的执行受到政策本身、政策执行主体、政策对象以及政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加强大学体育政策的执行体系建设势在必行；（3）构建大学体育政策的评价体系建设。建立科学的大学体育政策评估体系，健全评估系统，完善评估方法，将评估体系指标不断量化和深层化，告别“摸着石头过河”评估阶段；（4）保障大学体育政策的监控体系建设。政策监控是政策过程的一个基本环节或功能活动，它贯穿于政策过程的始终，制约或影响着其他各环节，起着重要的作用。政策监控的运行是由政策监督、政策控制、政策调整三个部分组成。形成独立的大学体育政策的监控机构，内部监控和外部监控协调配合，各部门之间沟通顺畅的的监控体系。

2.3、构建大学体育政策有效实施的“运行机制”

大学体育政策的有效实施运行是保证我国大学体育政策获得系统最优效益，发挥大学体育政策最大作用的重要前提。第一，“跨部门”理念建立大学体育政策协同运行机制。不论是政策制定还是政策的运行，都需要“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的部门机构或组织参与其中，而不是由某一方面的所决定，是多方面共同协同的结果。第二，“平衡性”理念保障大学体育政策运行协调。大学体育政策作为学校体育政策的一个子系统，其合理的运行必须与其他横向、纵向子系统保持协调一致。这种协调，从横向上大学体育政策要与小学体育政策、中学体育政策之间的保持协调；从纵向上大学体育政策要与社会其他政策系统保持协调。第三，“高效率”理念提升大学体育政策的运行效率。大学体育政策的运行效率对于政策的效益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需要不断强化我国大学体育政策的运行效率。只有建立协同、平衡、高效的大学体育政策的“运行机制”才是我国大学体育政策的有效实施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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