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珊·雅各比 著 曹聿非 译

“这个国家的心灵，被培养得志向低微，反噬自身。”1837年，当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一个显然还在积累智识资本的年轻国度中说出这句话时，他主要把它当作修辞。但在美国新的非理性时代中，爱默生的稻草人获得了生命，对记忆和知识的侵蚀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主题。记忆的丢失让我们成了糟糕的智识遗产管理人，而文化宝库的耗竭又将引发新一轮遗忘。反理性主义和反智主义繁荣兴盛，表现为对信息娱乐的痴迷、各式各样的迷信和平庸的教育系统，它在基础技能和这些技能背后的逻辑的传授上都表现平平。

有什么办法能遏制——更不用奢望逆转——智识退化之势吗？这种趋势在我们的娱乐文化中根深蒂固，又有损于美国民主的理想。确有反对力量存在，即便是在无知、反理性和反智之声在公众场合回荡得最响亮的时候，它们也没有离开。在乔治·W.布什总统第一个任期最后的必胜狂热中，白宫的一位助手曾经对学者、科学家和记者出言不逊——说他们都是“相信解决方案源于对明确现实的审慎研究”的人。但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世界不能被无限否定下去。巴拉克·奥巴马和约翰·麦凯恩的总统之争在2008年9月15日迎来了转折，当天，股市暴跌五百余点——这是华尔街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之后重新开始交易以来的最大跌幅。这是市场对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和历史悠久的美林证券为避免破产将被出售的消息的反应。那一天，丧失赎回权的住房数量达到新高，失业率不断上升，麦凯恩却声称“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他的表态和美国中产阶级所感受到的现实大相径庭——他们发现，投入股市的养老基金已经跌去了三分之一——奥巴马甚至都不需要去问问他的对手究竟来自哪个星球。自此之后，所有从文化角度出发指向奥巴马的攻击都不再有效，每个美国人都能亲眼看到的金融灾难提出了新的主要问题，谁能更好地把握事实，谁更有本领去解决经济问题。不妨称之为以现实为依据的世界的复仇。

在为特朗普主义提供了土壤的后真相时代，无法撼动的现实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打破美国人的错觉、粉碎美国人的幻想？我不会假装知道答案。如果特朗普在增加国防预算的同时削减企业税和国内开支，他那重建美国衰败的基础设施——并在这一过程中带来充足的蓝领工作岗位——的许诺必然无法实现，也许要到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才能回答上面的问题。

由于美国人不愿做那些原本由未登记移民工人承担的辛苦的低薪工作，如果大批移民被遣返，庄稼会烂在田间，餐馆会关门。而当美国本土再次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个恐怖分子来自特朗普的旅行禁令上列出的国家。我不知道新的以现实为依据的世界会以何种形式呈现，但我知道，它一定会回归，这只是时间问题。

关键问题在于，厌恶后真相社会概念的美国人现在可以为现实回归的那一天做些什么准备，那一天也许成为心理学家所说的“受教时刻”，而不是更多怒火和否定的诱因。总有那么一个时刻，无法忽视的种种事件将让我们的公民大吃一惊，让他们警惕基于信仰和情绪，而不是事实和逻辑作出的决策有多危险。到那时候，人们也许会愿意考虑他们普遍想要回避的思想，甚至在行为上有所改变。但是，如果要把握这样的时刻，美国人必须能够认识和准确描述他们生活的世界——记忆和知识的全面危机危害着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普通公民还是他们选出来的代表，不论是否身为知识分子，都必须有这样的认识。有什么能让美国人警惕智识缺陷的重要意义呢？

最基础的第一步首先是否定：我们必须丢掉技术可以解决问题的错觉，不论我们的新机器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当前的状况，技术都无法解决本质上非技术性的问题。2007年，在发布新的微软Windows Vista操作系统时，比尔·盖茨认真地说，他和妻子可以通过新系统来限制年幼的孩子们使用电脑的时间，老的Windows却不行。我并不认为盖茨只是在为了推销最新产品而吹嘘，他只是沉醉于父母们——对他来说，是企业家——那种愉快的错觉，认为对技术手段制造出来的强烈情感刺激的饥渴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控制。

一方面，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知道，聪明的十二岁孩子肯定可以，也许还可以很快地找出办法，绕过那个据说能让爸爸妈妈控制电脑使用时间的系统。就像把果树放在伊甸园中，又警告亚当和夏娃远离那棵树的上帝一样，作为父亲的比尔·盖茨想要相信，有办法可以防止孩子们过度暴露在由他努力创造的诱人商品面前。假装可以通过某些相对简单的机械手段来打破信息娱乐成瘾的代际循环，这标志着我们作为一个社会而言，还没有意识到文化损失的深度和广度。当文化标准的降低被当作几无关联的种种问题的集合时，商界、政界和教育界心存忧虑的领导人物只能提出无关大局的解决方案。在左右两翼政客眼中，当代美国的教育危机仅仅是条件较差的少数青少年所面临的困境，可以通过提高标准化测试得分的协同努力来帮助他们。关于测试的处方相当于教育方面的“家长控制”功能：都是看似有道理的体面办法，都基本无助于缓解文化弊病——这才是儿童落在后头的原因，假如标准略有提升，多数儿童都会被算作落后群体。较低的标准是真正的问题，标准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但那么多贫穷的黑人和拉丁裔儿童还是无法达标，这证明了一直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巨大的种族、阶级和经济鸿沟。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儿童能够通过要求不高的标准化测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学到了有效的民主社会中的公民需要知道的东西。

美国公民知识、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普遍退化加重了政治极化，因为辩论场往往完全留给了那些——带着一种非主流的激情——密切关注特定的政治和文化事项的人。美国人的治理方式中的每一个不足都和公众的知识缺陷有着某种联系——经过选举上任的政府官员和选出他们来的人有着同样的智识盲点，所幸他们制定的政策尚未引起公愤。2006年，国会指定成立了由两党议员组成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详细考察伊拉克战争中各个层面的问题。这个小组发现，在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的1100名雇员中，只有32人会说阿拉伯语，其中只有6个人熟练掌握这门语言。政府为一个大使馆配备的几乎全都是完全不懂当地语言的外交官，虽说不太像话，但并不意外。毕竟在我们这个国家，六分之五的青年认为掌握外语没什么重要意义。我们现在这位总统——支持者们认为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主张通过减少国内外的外交官数量来支付增长的军费，削减为外语教育提供补贴的教育计划则是另一个办法。和很多美国民众一样，他似乎没有从近些年的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受教时刻”尚未来临。大部分美国人依然想去相信简单办法的存在，特朗普则作为提供简单办法的候选人脱颖而出。在就职之后的头一个月里，特朗普发现自己“废止和替换”奥巴马医改的竞选承诺短期内不大可能实现，他哀叹道，“没人知道医疗保障能这么复杂”。事实上，只要在医保系统中工作过，或者看看专家们关于过去二十五年中美国医保制度的说法，任何人都能知道，对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进行大幅改动是多么复杂的事情。当然，特朗普从未在医保产业中工作过，而且还以从来不读专家的“书”为傲。就此而言，特朗普不但强化了在他许诺废除奥巴马医改时欢欣鼓舞的那些选民的观点，同时还反映了他们的心声，他们却从来都不知道，《平价医疗法案》为他们提供的保险其实就是他们深恶痛绝的奥巴马医改。自选举以来，照很多知识分子权威（既有自由主义的，又有保守主义的）的描述，“自由主义精英”看不起投票给特朗普的工人阶级，认为他们是容易上当的傻瓜。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它认为所有公民（不分阶层，无关收入）都无须为自己的信息不足而负责。在互联网时代，不用花什么工夫（搜索主流，而不是极右网站）就能发现，《平价医疗法案》就是被共和党打上了标签的奥巴马医改。极右翼说得没错，讨厌奥巴马而又信息不足的很多选民根本想不到，他们正受益于一朵换了名字的医保玫瑰（至少算得上是雏菊）。不论收入高低，懒得了解重大问题的美国人都不配赢得特别的尊重。他们也许不是傻瓜，但他们是懒汉。

历史健忘症也许是如今我们最严重的公民问题，但在人们可以记住些什么之前，首先应该让他们吸收某些值得铭记的基本事实和思想——对既不夸大又不轻视美国成就的公正的国家自我形象塑造至关重要的事实。包括很多大学生在内，美国人不但对基础的数学和科学知识掌握得不大牢靠，而且对美国历史中的里程碑式事件，对作为政府基石的根本思想和组织结构也了解有限。国家宪法中心的调查表明，尽管美国人对《宪法》怀有崇高敬意，他们对建国文献的了解却微乎其微。绝大多数成人和青少年不知道《宪法》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起草的。在13至19岁少年当中，近98%的人说不出谁是美国的首席大法官。

这就是我们的公民现状，而且，如果不设法阻止年轻人当中的无知大潮，我们的公民社会还将面临更令人不安的未来。1981年，在对圣母大学毕业生发表演讲时，罗纳德·里根表达了他的希望：“当你们要向下一代人解释往昔的意义，并由此向他们传递未来的希望时，你们将记起那些……勾勒出我们的文明、构成了我们民族遗产的真理和传统。现在，你们需要将它们保护和传承下去。”里根这里特指的是他那阳光版的美国往昔，在其中，尽管“也有悲伤片段，任何客观的观察者一定会对美国历史持积极看法，这是一段希望实现、梦想成真的历史”。

近年来的任何一位政治领袖都没有勇气明确指出，公众，以及政客本身，应当为美国文化中好斗的无知负责。建议父母关掉电视和电脑，多花些时间与孩子们对话和阅读的奥巴马最接近这个目标——他的努力也值得赞扬。但对任何一位总统来说，他们都需要非凡的勇气才能斩钉截铁地说出：“当今美国生活中的重大困难并非只是上届政府政策的后果，也不是服务于意识形态的谎言。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变得太懒，懒得去了解那些在作出合理的公共决策之前需要知晓的东西。我们当中有三分之二在地图上找不到伊拉克。我们当中有三分之二不知道我们为信用卡付了多少利息。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懒得读报，不论是在纸上还是网上。我们的无知便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对很多政府官员和其他美国人来说都是如此。”相较于暗示选民和他们选出来的两党代表都需要为自甘受骗负主要责任，说“你们都是谎言的受害者”要简单得多，在政治上也安全得多。我们当然没法指望特朗普提出这个问题，毕竟把自己扮成凡夫俗子（尽管是富有的凡夫俗子）是他吸引选民的基础。作为一个强迫症似的在凌晨发推特，而且据最了解他的人说沉迷电视直至深夜的总统，他没有资格（即便他有意愿）去谈论公众的无知和公民生活之间的关系。

即便是最高明的政治领袖也只能轻轻推动着公众走上正确的方向，无法带来克服智识惰性的民众意愿。丹尼尔·韦伯斯特在1826年为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他们两人都在《独立宣言》通过五十周年纪念日去世，这是美国历史上十分令人感伤的巧合之一）撰写的颂文中宣告，如杰斐逊和亚当斯所愿，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已经凭借着“一种刚刚苏醒、不可战胜的自由探索精神和知识在整个社群中前所未有的播散”卓然于世。韦伯斯特写道，美国的未来“命运与这些伟大的兴趣紧密相连，牢固捆绑。如果它们倒下，我们也将一同倒下；如果它们站稳脚跟，那是因为我们支撑和维护着它们”。要重新树立起自由探索和传播知识的“伟大的兴趣”，塑造了企业、教育、媒体和政治的根深蒂固的态度必须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为了让“后真相”有朝一日被视为不合时宜的东西，而不是年度词汇，所有尊重理性与知识的人都必须全力以赴——这是比我们很多人以往的一切努力都更为迫切的要求——恶劣的政治气候使得这项任务更加重要，而不是相反。此刻，有一种倾向（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都存在），在提到特朗普主义和信息娱乐成瘾时，好像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公民生活格局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乔治·奥威尔（对后真相的不安已经让他的小说《1984》重回畅销书榜单）1946年在一篇散文中提到了认为未来只会是“当下事物的延续”的危险。他写道：“这样做的趋势不只是一个坏习惯。这是生死攸关的严重精神疾患，它的病根部分在于懦弱，部分在于和懦弱脱不了干系的权力崇拜。”

特朗普主义就是我们当下的事物，被奥威尔称为严重精神疾患的东西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尤其是媒体界的知识分子为当前局面哀叹，好像这种现象将永世长存。不少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在低声抱怨，他们多半反对特朗普的提名，害怕这将意味着他们眼中真正的美国保守主义的死亡。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如果他们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话——都应该认同一点，世无定事。因此，应当由受过训练的人全职来做文化保护，这是当前美国思想史上的这段阴郁时期的急迫任务。到理智在后后真相时代中来临之前，可以拯救些什么？又该如何拯救呢？

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形成共识则没那么容易——很难从非政治的角度看待历史、经济，甚至艺术——但在这一领域的某些问题上，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们曾经达成过共识。戴安娜·拉维奇作为教育历史学家、政治保守主义者（尽管她不受什么党派影响，在乔治·W.布什和比尔·克林顿两位总统政府中都曾在教育部任职），二十多年前与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小亚瑟·施莱辛格合作完成了一篇不寻常的文章，这篇最初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对新的全国历史教学标准（除了美国之外，所有发达国家都有这种标准）大加褒扬。这篇文章流传甚广，因为它是政见不同的公共知识分子之间少有的为了重大举措而合作的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应对美国公民教育中的严重缺陷。两位作者明确指出：

我们的孩子们对自己国家（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历史知之甚少。近年来，历史教育消失在无定形的“社会研究”之中，它们的目标是向孩子们讲授“社会动力学”、“人际关系”、提升“自信”，以及其他所有与历史无关的东西。我们毫不怀疑，美国人民希望自己的孩子们——以及正在成长的整整一代人——清楚地了解我们是谁，我们的制度从何而来，我们如何处理行为和理想之间的差异。

2007年逝世、享年89岁的施莱辛格在参与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兄弟的政治事务多年之后，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在关于美国历史的文化战争中发出理智与清晰的声音。

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每个领域都需要这样的努力。迫切需要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合作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高等教育机构对看上去希望主修信息娱乐的学生的纵容。有关流行文化的大学课程从“肥胖研究”到对科幻电视剧的深入剖析无所不包，只要一瞥这些五花八门的课程，我们就能发现，为了迎合学生和他们的教师——很多教师已经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恶劣的因素和七十年代的流行文化中学到了经验——课程标准已经降低到了何种程度。一种令人遗憾的看法认为，全国范围内的无数大学设置的所有这些课程都是2007年造成32人被杀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被大肆报道的副产品。惨案发生后数日，报纸的头版报道透露，枪手赵承熙的行为和写作内容曾让英语系的教授和学生们十分不安。赵承熙上的似乎是研究当代恐怖电影和恐怖文学的英语课程，课堂上研究的是电影《黑色星期五》，以及史蒂芬·金和帕特丽夏·康薇尔的畅销小说等流芳百世的英语作品。这种课程的存在并不能让我们了解凶手和他的动机，但却很能说明高等教育如今在很多机构中意味着什么。康薇尔和金的小说非常适合在洲际航班上打发时间，这些书的主要优点是，它们的厚度和充斥其中的悬念与暴力足以让读者忘记真正恐怖的经济舱之旅。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课程还要求学生们写下“恐惧日志”，不但要写出他们对课堂上提到的作品的反应，还要记录下他们私人生活中害怕的东西。如果学生可以凭“恐惧日志”拿到学分，这样的机构还怎么能够自称为大学？这样的学术团体还怎么能够自称为英语系？高等教育的职责不是向学生传授流行文化，而是让他们学习更有价值的东西。真正的知识分子——大学校园中还有一些这样的人——应当奋起斗争，把这些垃圾扫出门外。有关流行文化的课程在学生当中很受欢迎，讲这些课的教职员工争辩说，这些课程能够帮助学生“解构”大众娱乐，就此展开批判性思考。他们错了，有关流行文化的课程实际上只是在让学生继续把自己的心灵朝向低下的目标。如果开一门要求学生们阅读《罪与罚》和《呼啸山庄》的课程，他们也许就能懂得，为什么《黑色星期五》并不值得解构。

最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必须坚决反对为了保护学生远离可能激起痛苦回忆的令人不安的话题（比如强奸和虐童）而设置“触发警告”的要求。在有些学校，学生们甚至坚持认为，他们有权退出教学材料有可能令他们感到不快的课程。提出这些要求的往往是政治观点与中左立场相去甚远的人，但认为自己属于自由主义者的学生大多数并不认为自己应当受到保护，远离可能会令自己不快的学术材料和观点。

我在这里谈论着政治领袖需要把美国人当作思想着的成人来对话，知识分子需要走上前来把自己的知识而不是权力欲带给民众，教育家需要致力于教育和知识而不是跟着通俗心理学赶时髦，某种意义上说，我这也只是在健忘的边缘敲敲打打罢了。也许这个国家的记忆和保持专注的能力已经受创太深，哪怕是美国最高明的天才用尽全力也无计可施。但如果连美国最高明的天才都不愿承担这个任务，那么还能对打破作为谎言文化核心的坚定不移的无知抱有什么希望呢？

我的所有这些建议都无法解决媒体——我们无时无地不在遭遇的精神镇静剂——带来的核心问题。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美国人有意愿去减少他们对视频和数字世界带来的轻松满足感的依赖；相反，婴儿视频的成功营销表明，在孩子们有机会自主探索世界之前，很多父母就已经急切地把他们拉向信息娱乐的陷阱。有些父母和公民决心将视记忆与真正知识为至宝的火种保存下去，如果在娱乐文化之外可以另寻他途，那么这条路只能依靠他们一家一家地创造。在个人和历史记忆的传承中，成人的自我控制，而不是数字工具的家长控制功能，是首先需要满足的条件。有些父母每天晚饭后都会坐到电视机前，一边监视着孩子的电脑操作，防止他们在写完作业之前上网查看Facebook和YouTube最新视频，这种做法关于书本所传递出的信息并非好坏参半，而是完全负面的。对那些完成了乏味的古登堡时代苦差的孩子们来说，观看各种屏幕的时间是一种奖赏。我知道，年幼的我之所以会去读书，是因为我的父母总是在阅读。他们当然也会看电视，但书籍却总像是通向成人世界的通行证。关于年轻人在屏幕之前花太多时间的危险，不断有人在发出警告，但这些警告回避了孩子们只是在跟着父母有样学样的事实——更直接地说，他们陷入了父母在沙发上压出的越来越大的凹痕。指望人们直接关掉电视机、电脑或iPad并不现实，因为信息娱乐之瘾更像是贪食症，而不是烟酒成瘾：人们可以完全避开酒精和尼古丁，但食品和媒体一样，一边提供着养料，一边提供着无用的垃圾。我们需要的——也是大部分家庭和大部分学校中的孩子缺少的——是教导和身边的榜样，帮助他们区分能让真实世界离得更近的互联网和让人们疏离于真实世界的互联网。

几年之前，我决定参加一个由异想天开的非营利组织“关电视网络”赞助的年度无电视周活动，借此衡量我对媒体的依赖程度。当然，只关电视还不够，我必须关闭所有屏幕，度过没有娱乐的一周。此外，作家的工作要求我不断使用网络进行研究。我不能说我把所有信息娱乐逐出了生活，但我确实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理。真正的痛苦在于如何禁止自己去摸遥控器，去打开手机查看邮件和短信息或者是观看猫咪视频，哪怕连一小会儿都很难。这种痛苦叫作戒断。让人羞于承认的是，尤其是在我们让心灵独处的时候，我们是那么频繁地用视频玩具来屏蔽掉自己的思考，屏蔽掉我们心爱之人的需要，回避更加主动的娱乐形式——从读书到户外漫步。关掉电视、不上自己心爱网站的做法让我承认，有太多时间被我习惯性地扔进了信息娱乐的无底洞，但我也发现，在最初的戒断反应过去之后，把数字时间减半既轻松又让人愉快。我出乎意料地意识到，当我自以为是在读书的时候，余光中闪烁的电视屏幕让我错过了那么多内容。我不得不承认，我在网上做的专业“研究”是那么频繁地让我点进了购物网站上的毛衣页面和YouTube上老的深夜喜剧视频。但是，我更加确信，我们在互联网上消费的时间——消费是个更合适的词——比内容重要无数倍。如果只是在周末玩一个小时《侠盗猎车手》，或者看一个小时老电视节目，大脑并不会因此变蠢。但是，如果每天为此花上几个小时，你就稳稳当当地走在了通向鲁莽、假新闻和无休止的娱乐之路上——所有这些让我们更难认识到真实和重要意味着什么，更不用说加以关注了。限制屏幕时间会让所有崇尚自我奋斗的人变得更好，至于父母们——他们手中实实在在地握着未来——除了发挥榜样的力量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培养出不被商业影像完全控制的孩子来了。

美国人2016年选出来的这位总统的政治事业正是从商业形象起步的。竞选活动开始之初，特朗普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就已经是名人，作为《学徒》节目中霸道的面试官，他早已造访过千家万户。和他长期以来在电视上展现的有力形象相比，他作为建筑商的信誉并不重要。作为一个看似个人化的数字平台，名人可以利用Twitter来营造错觉，好像他们与崇拜者之间有着真诚、贴心的联系。对于一个通过早期大众传播媒介收获最初的大批受众的候选人来说，Twitter的兴起是绝佳的机遇。和电视上更古老的图像一样，社交媒体上对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极具感染力的数字模因同样有着强烈的商业动机。这些信息和图像妨碍了批判性思考，那些依赖这些模因的人会不可避免地被无法理性和批判性地思考的领导人所吸引。这就是美国人在谎言文化中选举出了如今占据着白宫的那个人的主要原因。我们把国家的领导权交给了一个利用技术来推广后真相文化的人，我们能否从这样的经验中学到什么真实准确的东西，这才是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