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霞

(广东开放大学 文法系，广东 广州 510091)

`南宋永嘉学派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该学派以地缘为基础，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中心，在乾道、淳熙年间与陈亮永康之学、吕祖谦金华之学相呼应，一起形成了注重事功的浙东学派，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立而存，在学术界影响甚巨。《宋元学案·水心学案》称：“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成鼎足”[1]1738。

永嘉学派是典型的事功学派，他们一改南宋理学家奢言性理、空谈性命的空疏习气，将形而上之“道”落实到具体之“事”上，体现出鲜明的现实功利性。《宋元学案·艮斋学案》称：“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1]1696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主要借研习经制来实现，务求从历代典籍中探求制度得失以资时用，故永嘉之学又被目为“经制之学”。永嘉学派研究的对象不仅指儒家经典，还包括广泛的史学、子书，历代兵学典籍则是其重要内容。这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

学界对永嘉学派以事功为核心的儒学思想研究颇丰，但尚未有人将其儒学思想与兵学思想联系起来。本文将对永嘉学派的兵学著述作一清理考梳，试图呈现永嘉学派这一南宋时期与朱子理学、陆子心学鼎立而存的儒学流派的独特面目，并为进一步探讨永嘉学派儒学思想与兵学思想的融通、兵学思想与其文章风格及文章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打下文献基础。

一、 薛季宣的兵学著述

薛季宣(1134-1173)是永嘉学术向永嘉事功之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宋元学案·艮斋学案》评道：“永嘉之学统远矣，其以程门袁氏之传为别派者，自艮斋薛文公始。艮斋之父学于武夷，而艮斋又自成一家，亦人门之盛也。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1]1690薛季宣平时性情淡泊霭如似儒者，但据其时大儒吕祖谦《宋右奉议郎新改差常州借紫薛公志铭》记载可知，薛季宣也是为人所公认的识兵、知兵行家：“莅官随广狭，默寓之薄领期会之间，其僚或联曹，经时而不知公为儒者也。平生所际文武之职不同，未尝为町畦崖崖，而去就从违之际守义不可夺。言兵变化若神，而在朝每以不可轻试为主”[2]621-622。

薛季宣十分博学，陈傅良《右奉议郎新权发遣常州薛公行状》称其：“自六经以外，历代史、天官、地理、兵、刑、农、末至隐书小说，靡不搜研采获，不以百氏故废。尤邃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务通于今。”[3]644关于薛季宣的著述，陈傅良行状称：“有《浪语集》若干卷……若《阴符》、《握奇》、《山海经》、《古文道德经》……皆校雠为之叙。其文精确趣实，可以济世。其经说不并依先儒，其校异书必解剥其不正者。”[3]644其中校订《阴符经》和《风后握奇经》是其重要的兵学成果。所校《阴符经》已佚，只存序文。所校《风后握奇经》今存于《浪语集》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子部“兵书类”著录薛季宣校定《风后握奇经》，且称：“自晋马隆三百八十四字续图三百十五字，合标题七百字，又有马隆赞述多所发眀，并写阵图于后，马隆本奇作机。”[4]薛季宣不但校正了《握奇经》正文，绘制了详细阵图，还撰写了《八阵图赞并序》一文，对八阵图的源流加以考梳，认为所谓八阵、六十四阵都“演自孙吴”[2]419，是孙子“奇正相生”思想的体现和运用。薛季宣还注重研究历代兵制，明万历《温州府志》卷十七著录其有《汉兵制》一书，今佚。

二、陈傅良的兵学著述

陈傅良(1137-1203)学从薛季宣，是薛季宣经制之学的继承者。楼钥《攻媿集》卷九十五《宝谟阁待制赠通议大夫陈公神道碑》称：“公游从最久，造诣最深，以之研精经史，贯穿百氏，以斯文为己任。综理当世之务，考核旧闻，于治道可以兴滞补敝，复古至道，条画本末，粲如也。”陈傅良著有兵学研究专著《历代兵制》八卷，与薛季宣《汉兵制》统绪相承。薛季宣《八阵图赞并序》亦被收入《历代兵制》中。兵制即军事制度，兵制的得失常常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存亡。唐杜佑论兵时说：“若制得其宜，则治安；若失其宜，则乱危。”(《通典·兵典》)但在唐以前人们对兵制的研究并没有引起重视，即使如杜佑以专载历代典章制度、卷峡浩繁的《通典》中也没“兵制”这一门类。陈傅良的《历代兵制》当是系统研究我国兵制的肇端。

《历代兵制》为陈傅良晚年著述，尚未脱稿，故《宋史》本传、蔡幼学行状中都未见著录。其门人曹叔远在嘉定戊辰(1208年)为《止斋先生文集》所作的《序言》中说，其未脱稿者有《周汉以来兵制》，即指本书。[3]704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辑录了该书部分内容，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也吸取了该书一些论点，明代唐顺之《荆川稗编》收录了该书中论春秋、西汉、东汉兵制等篇，可见其在宋明时期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历代兵制》共八卷，分别论述西周至北宋兵制，前七卷为陈傅良自撰，第八卷(宋代部分)则系收录王铚《祖宗兵制》之“引文”。王铚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绍兴初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曾奉命纂集《祖宗兵制》，受到高宗赵构的赏识。其子王明清在《挥麈录·后录余话》卷一中说：“建炎庚戌(1130年)，先人被旨修《祖宗兵制》，书成，赐名《枢廷备检》。”[5]《历代兵制》宋代部分之所以照录《枢廷备检》之“引文”，大概由于陈傅良生前未能完成全书，其门人整理遗稿时将其收录其中，以补其书之不足。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国防力量孱弱的一代：北宋以国家岁入三分之二养百万兵，北不能抗辽，西不能御夏，及至金人崛起，中原板荡，二帝为虏；南宋以不及北宋税收之半养兵一百六十余万，终致使国困民穷，国势日危。鉴于此，有识之士纷纷研究前代兵制，以为当代之鉴，陈傅良《历代兵制》即为此而作。《历代兵制》内容几乎涉及与兵制相关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状况，军队的体制、编制、装备、兵役、训练、调拨，兵员额数、后勤供应与军费开支等。这说明陈傅良对兵制的属性与内涵有明确的界定与深刻的了解。他通过阐述西周乡遂井田制，汉代京师南北军、郡国兵，北周、隋、唐府兵，北宋禁军及各代兵制的继承和发展，探求历代兴亡与兵制得失之关系。

陈傅良《历代兵制》考梳历代兵制，目的是通过研究古制以质证当时军制之得失。《四库全书总目》评道：“是书上溯成周乡遂之法，及春秋、秦汉唐以来历代兵制之得失，于宋代言之尤详。如太祖躬定军制，亲卫殿禁，戍守更迭，京师府畿内外相维，发兵转饷捕盗之制，皆能撮举其大旨”，对宋朝兵冗而力弱“言至为深切”，“盖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于时务者矣”。正如陈傅良在其策问中所言：“方今养兵甚厚而屡骄，将帅无显功往往富贵极矣，而意不满。上恩视汉有加焉而无其报，厥咎安在？愿与诸君商汉氏之得失而悉数之，以推见其明效。据古驭今，将于是乎取焉。”[3]544“据古驭今”正是其撰写《历代兵制》的用意。

三、叶适的兵学著述

叶适(1150-1223)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少时即从陈傅良问学，其在陈傅良墓志铭中称：“陪公游四十余，教余勤矣。”[6]300又从郑伯熊、王楠等问学。叶适学综前人，又自有创新。《宋元学案·水心学案》称：“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1]1738叶适之出，遂使永嘉功利学派、事功学派成为思想独特鲜明的学术流派，在南宋学术中占据重要地位。

叶适没有完整的兵书著作，其兵学成果主要收录在《习学记言》中，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几篇文章，对历代著名兵家及其兵学理论都做出了自己的评论。叶适的兵学思想主要从儒学角度来观照，对兵学重权谋机变、诡道诈力等思想提出批评，从道德伦理角度提出了战阵应当“有正无奇”，要求将兵须有“王者之师、智慧之将”，认为兵学应该纳入到儒学的学术框架。

另外，与薛季宣、陈傅良等人一致，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汉书志》中对兵制也予以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班固为兵志而不详著汉兵法，但言材官、南北军、七校、楼船而已。后世方考汉兵制纷纷，此事恐当更审。……且先王之法有可因于后世者，而独兵为不可因，盖地大小、备众寡不同耳。若夫以天下之大，无制服四海之实，而惟兵不足用之忧，祸甚于春秋战国，则汉之无制固未易可返；今将强揠以为有制，则其论益难工矣。”[7]309与薛季宣、陈傅良不同的是，叶适认为时人纷纷研习汉代兵制“以资宋用”并无多大意义：因为时变势异，各时期各国地之大小、守备之众寡不同，先王之兵制并不能为后世法；如果国家不能依靠道德纲纪来使国家安定、四夷宾服，仅着力于兵员之额与兵力之强是不足取的，所以也不必沿袭战国秦汉军事制度。

四、钱文子的兵学著述

钱文子(1148-1220)字文季，号白石山人，温州乐清人，吴越王钱俶后裔，绍熙三年(1192)由上舍释褐出身，是南宋后期著名的学者，时称“儒林巨擘”、“一代宗师”，《宋元学案·徐陈诸儒学案》称：“嘉定后，诸儒无一存者，先生岿然为正学宗师，以太学两优释褐，仕至宗正少卿。”[1]1969。钱文子是永嘉学派的重要学者。周梦江将钱文子列入徐谊一派，将其视为徐谊弟子，但《宋元学案》并未将钱文子列为徐谊门人。全祖望《徐陈诸儒学案·序录》称，该学案“原底作徐陈二先生学案，定刊本则称徐陈诸儒，盖忠文后益以钱白石，故易其称”[1]1968，亦将徐谊、陈葵与钱文子并列为“诸儒”而成一学案。该学案称徐谊为“陈(葵)陆(九渊)同调”，称钱文子为“永嘉同调”，又称“钱文子，……乾、淳之际，永嘉诸儒林立，先生遍从之游，而于徐忠文公宏父尤契”。[1]1969-1970钱文子于“永嘉诸儒，遍从之游”，与永嘉学者交往密切，徐谊而外，其受陈傅良经制之学影响尤其深刻，其学术路径与主要学术思想亦与永嘉学派一致，故《宋元学案·止斋学案》又将钱文子列为“止斋同调”[1]1722。

钱文子撰有兵书《补汉兵志》一卷，备述汉代更卒、卫士、材官骑士、戍边、南北军、三辅兵、城中兵、屯兵、郡国兵、边兵等制度。因其材料记载丰富，该书多为后世典制研究者所征引。关于《补汉兵志》的撰写目的，《四库总目·〈补汉兵志〉提要》道：“文子以汉承三代之后，去古未远，犹有寓兵于农之意，而班史无志，因摭其本纪、列传及诸志之中载及兵制者，裒而编之，附以考证论断，以成此书卷。”说明其撰书“以古质今”、“为宋事立议，非为汉书补亡也”的目的。这正是永嘉学派倡导事功之学、研古质今、切于实用的精神核心。宋惩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师，谓之“禁军”，名额巨众，但素质很差，无战斗力。南渡以降，招聚更多，有些禁军只供杂役不打仗，且缺额严重，空头吃皇粮，导致朝廷军费开支庞大。钱文子针对这种弊端，认为应在兵制上进行改良，仿照汉代“寓兵于农”、耕战并举的屯田法，减轻国家财政费用，但未受到南宋当局采纳，“明知其弊，而不能骤革者也”。

就《补汉兵志》的历史意义，朱彝尊在《书钱氏〈补汉兵志〉后》一文中道：“乐清钱文子见南渡兵食之冗滥也，以汉制不失寓兵于农遗意，而班史无志，因以补之书，仅一卷。言近而旨远，辞约而义该。此非低头拱手髙谈性命之学者所能括也。”指出在宋代冗兵冗费、兵力孱弱的情况下，钱文子撰写《补汉兵志》借古证今、以补史之阙的历史意义，并肯定了该书的文辞特点及与理学空谈性命不同的事功精神。四库馆臣《〈补汉兵志〉提要》认为钱文子的观点虽不无牵合泥古之弊，但还是称赏其论述击中宋制弊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然兵农既分以后，其势不可复合，必欲强复古制，不约以军律，则兵不足恃；必约以军律，则兵未练而农先扰。故三代以下，但可以屯种之法寓农于兵，不复以井田之制寓兵于农。文子所论所谓言之则成理，而试之则不可行者”，“以所论切中宋制之弊，而又可补汉志之阙，故仍录之以备参考”。

五、王自中的兵学著述

关于王自中生平及事迹，《宋史·本传》载：“字道甫，温州平阳人。少复奇气，自立崖岸，繇忤是世。……庆元五年八月卒，年六十。”[8]可知王自中生于绍兴四年(1134)，卒于庆元五年(1199)，享年六十。淳熙五年进士，陈傅良有《王道甫圹志》一文，称其“登淳熙五年(1178)进士第”[3]628。《宋元学案·龙川学案》在“龙川同调”下列王自中道甫。[1]1846。王自中与陈亮学术同调，与永嘉陈傅良、叶适等人亦交情深厚。王自中去世后，叶适和陈傅良分别作墓铭、圹志，并对其为人品性与学术路径予以肯定，可见其思想的一致性。

王自中撰有兵学著作《孙子新略》，是借研究兵典以务求事功的专著。据魏了翁《宋故藉田令知信州王公墓志铭》记载，王自中“博通古今，文气奇杰。尝注《孙子新略》、《前后序》并《历代年纪》十二卷，《王政纪原》三卷，启奏、札歌、诗五卷，公自号因轩居士，因以目文集焉”。“注《孙子新略》”是十分重要的兵学成果。清修《浙江通志》卷二百四十七“经籍七·子部下·兵家”条，据《万历温州府志》著录王自中撰《孙子新略》。魏了翁与方志记载有出入，魏墓志称其“注《孙子新略》”，方志记载其“撰《孙子新略》”，若为“注”则“撰”当另有其人，但遍索史籍无一记载，则方志所记王自中“撰”《孙子新略》为准确。《孙子新略》虽不传，但据叶适所评王自中作文根本：“每应试，皆陈实策，无一语类时文”[6]482，可推知王自中撰写孙子兵学研究专著与永嘉学派事功务实精神的一致性。

六、陈直中的兵学著述

陈直中字颐刚，永嘉人，生卒事迹不详，史籍无载。陈傅良《止斋集》卷四十有文《分韵送王德修诗序》[3]506一文，记载同乡送别王德修登览山水分韵赋诗的情况，赋诗送行者有14人，王自中、陈直中、潘雷焕、蔡幼学、徐谊皆在其中。其中，徐谊、潘雷焕、蔡幼学与王修德为同年进士。徐谊为陈傅良“学侣”，钱文子与徐谊关系“尤契”，蔡幼学为陈傅良门人，《宋元学案·止斋学案》称其：“未冠，从止斋游，朝夕侍侧者十年，止斋勉以前辈学业。中乾道八年(1172)进士第，授广德教授。”[1]1723可见陈直中作为陈傅良等人乡邻与永嘉学派关系密切，可视为永嘉学派成员。

陈直中撰有兵学著作《孙子发微》，亦是古代兵学典籍研究的专著，侧重于对孙子兵学精神的探讨，并借以质言宋事，体现出典现的现实功利性特征。其书不传，从陈傅良代其所作序文《孙子发微序(代陈颐刚作)》可知大概：

自六经之道散而诸子作，盖各有所长，而知兵未有过孙子者。春秋之季，天下将趋于战国矣，故武之书多权谋，儒者辄摈弗道。间有好其书者，又往往为之章句训解。夫兵事尚变，而欲以训诂求之，不亦陋乎。余自乾道乙酉不干有司之试，端居深念，今复岁矣。盖所观六经，孔孟二氏之遗书，由汉以来诸儒发明之者略备，余未能有所增益。间读十三篇，尚多余意，因以所闻于先君子与渡江诸将议论兵间事，与已见推武之说，附次其下。嗟乎！方天子明圣养晦于外，而拱手让中原者五六十载矣。士大夫怀安，顾耻言兵，然则余是书亦有为为之也。[3]514

从陈傅良序文大概可知：其一，陈直中著《孙子发微》是在宋代特定的战争背景下，在其家父及南渡诸人所议兵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撰成。其二，陈直中著《孙子发微》时朝廷对宋金关系采取主守、主和的政策，士大夫怀安习危、耻言兵事，陈直中借著兵书表达了对当时文人士夫苟安之风的批评。其三，充分肯定孙子兵学的历史意义，对于儒学或摒弃兵学耻于言兵、或从章句训诂角度研究孙子兵学的治学路径予以批评，认可“兵事尚变”而兵书重“权谋”的必要性。陈直中《孙子发微》已佚，无从知其原貌，陈傅良这篇代序文，十分难得地记载了陈直中著书的态度及其研习《孙子兵法》不同于讲章之儒的学术路径。而其孙子研究正与永嘉学派研习经籍、借经典以明理言事的事功精神一致。陈傅良代为写序，既表明了陈直中的兵学思想，也体现了陈傅良本人与陈直中一致的军事态度与兵学思想。

另外，永嘉学派门人中一批非永嘉籍学者也重视兵学研究。如黄度、黄章父子，新昌(今属浙江省绍兴)人，黄度为“止斋学侣”，其“至于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验远，可以据依，无迂陋牵合之病”[1]1720-1721，黄章为陈傅良门人[1]1729。黄度撰《屯田便宜》、《历代边防》，是重要的兵学著作。除此之外，与永嘉学派声气相和的永康学派、金华学派亦重视研习兵学。这体现了整个浙东学派学术路径的共同性，即注重从历代兵学典籍中探求制度之得失以资时用，并最终实现事功目的。如陈亮在政论策对文章中以纵横排戛之气势指陈朝廷抗金用兵之策，表现出浓厚的兵学兴趣与兵学修养；金华吕祖谦撰《左氏博议》，首先论述《左传》的军事思想，表现出独特的学术旨趣。兵学视角也因之成为理解永嘉学派经制之学、浙东学派事功之学的重要视角。

余论

南宋永嘉学派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该派因其务求功利的学术思想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迥异，永嘉学派亦常被目之为“事功派”。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主要经由其独特的学术理路实现，即借研究历代经籍典章、探求制度之得失，以资时用，故永嘉之学又被称之为“经制之学”。永嘉学派重视兵学研习，是该派“借经制以明事功”的重要内容之一。

永嘉学派重视兵学研习，是南宋特定时代的产物。《孙子兵法》谓：“兵者，诡道也。”历代兵家谈论用兵之道，不外乎用奇策、用诡计，这与儒家思想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精神相背离，故自古以来以儒学作为修身治国之道的文人极少谈论兵事。北宋中期，以李元昊僭号侵宋为中心，文人开始打破兵、儒固有畛域谈兵论战，形成一时谈兵高潮。[9]南宋时期，务求现实功利的永嘉学派面对中原陆沉的惨痛现实，在当朝“立意恢复”、北伐抗金的时风激烈下，普遍研习兵典、著述兵书，其兵学成果正是南宋特定时代的产物。

永嘉学派学者以儒士身份研习兵学，对中国兵学思想的发展具有较重要的意义。他们常从儒学道德伦理的视角观照历代兵学，其兵学思想烙上了鲜明的儒学色彩，其所谈之兵学义理被赋予了浓厚的道德属性。[10]如叶适称：“兵者，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禹、汤、文王之兵也，正道也，非诡道也。孙子不学，不能知。所知者，诡而已。”[7]426这是永嘉学派普遍所持论调。从儒学视角来观照古代兵学，为当今兵学历史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角度。

永嘉学派研习兵学的行为，对永嘉学派的文章写作与文章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永嘉学者将兵学内容纳入诗文创作，极大地丰富了南宋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深谙兵学的永嘉学者将纵横谲诡的兵家风格融入到文章写作中，形成了该派独特的散文文风[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