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林

我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叫三坝的小村，那里总共几十户人家，两三百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村里要抓一个阶级斗争的典型，开会讨论了几天，总是确定不下人选—这个村几代人都是土里刨食的主，肚皮尚且惶，哪有心情管别的事？

但这样的政治任务在当时来说是头等大事，完成不了肯定不行。

看到村干部犯了难，蒋三爷自告奋勇：“别人有妻儿老小，我光棍一条—还是我来吧。”

有人愿意背这个锅，村干部当然大喜过望，于是急忙往乡里汇报。

不久乡里就派来了专门的调查组，里里外外一分析，蔣三爷还真是个有问题的人—解放前有一段时间他去了上海！

按照时间推算，蒋三爷去上海时二十六岁，正是一身好力气的时候。他去干什么了呢？村里人都知道蒋三爷去上海的原因是他打死了一个恶霸—这事他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没少说—而他到上海后干了些什么，却一直没有人探询。

调查组的人去蒋三爷家了解情况，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自己需要的蛛丝马迹—大热的天，蒋三爷总是穿着长袖的罩衫，袖口儿必定用皮筋束得紧紧的。

难道他的手腕上有什么秘密？

捋起来看，果然有一块亮亮的疤！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调查组的人很快弄清了蒋三爷保守了几十年的秘密：他在上海的时候加入了青帮，那块疤下面，原来有青帮刺下的文身！

这个结论可不是调查组的人随意得出的，因为手腕上的文身虽然被疤痕遮盖了，可是蒋三爷的后背上还留有一整块的文身。

刺的是关云长一手捋须一手提青龙偃月刀，侧身跨赤兔马的《忠义千秋图》。

因为后背上的这张“画皮”，蒋三爷一下子成了这次运动的典型，要在乡里认认真真地开一次批判会，再被送到县里的监狱。

轮到开批判会的那一天，村里特意放了假，让大家都去现场接受教育。

以前类似的会议是很少有人愿意去的，但是这次不同，全村几乎没有一个人落下，大家都想亲眼看一看蒋三爷后背上的“画皮”。

遗憾的是那天蒋三爷还是穿了长袖的罩衫，袖口儿用皮筋束得紧紧的。

什么也没看到，村里人由原来的同情和好奇一下子变成了愤怒，有几个甚至想冲上去扯掉蒋三爷的罩衫。

只是因为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大家才不敢造次。

蒋三爷在牢里待了许多年，当他出狱的时候，我已经结了婚生了子。

蒋三爷和我是邻居，关系又极好，他来逗弄我孩子的时候，我有时会问他画皮的事。

“我那时在上海滩遇到一个文身的先生，他的手艺极好，最拿手的是《忠义千秋图》：关羽攒眉瞪眼，三绺长髯却又飘逸灵动—可谓是一紧一松张弛有度。

“青帮的很多人都在后背上刺下这幅图，可那些都是亡命之徒，很难说他们能活多久。

“这个先生临死的时候，不忍心那么好的手艺消失，于是就把《忠义千秋图》在我的后背上刺了下来。”

听蒋三爷这么一说，我更想看看他后背上的画皮了。

可是蒋三爷不给看。

蒋三爷从来不去村里的浴室洗澡，每天晚上，他都喜欢用我们不认识的药材泡好一木桶水，然后整个人坐进去。

我曾经问过他，他说这是防止自己的皮肤老化损坏了后背上的画皮。

蒋三爷的本家侄子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人家在城里做了大事，后来把蒋三爷也接到城里去了。

城里可不像我们农村，蒋三爷每天一洗澡的习惯只好去浴室里进行了。

浴室里也会有一些文了身的人，所以起先没有人留意他。

但是后来，只要蒋三爷一去洗澡，浴室的伙计就会偷偷地打电话。

他的身后就会多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

蒋三爷知道他在偷偷地观察自己，不知怎的，他竟然又回到了村子里来。

我到报社上班的第二年，蒋三爷死了。

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找来了，想买下蒋三爷后背的画皮。

经不住软磨硬泡和大价钱的诱惑，蒋三爷的本家侄子同意了。

可是当植皮医生被请来的时候，他捋起了蒋三爷的罩衫。

光光的脊背上什么也没有。

不会吧？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又伸过头来瞧。真的，蒋三爷光溜溜的脊背上什么也没有。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7.1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