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睿

摘要：汉中对蜀汉政权十分重要。不只长期驻扎汉中的诸葛亮，即使是想另觅北伐路线的蒋琬和对北伐持消极态度的费

祎也要长期亲自前往汉中调整军务。姜维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了陇西一带，但在听说钟会进入汉中时依旧离开沓中，向汉中方向移动。这一时期汉中的重要性使研究汉中成了研究该段历史的有效切入点。汉中以发挥军事职能为主，军事部署变迁相对复杂，经济水平总体较低且以军事为指向，有明显的区域分工的特征，直到今天这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三国 蜀汉 汉中 区域分工

一、该时期汉中的职能及其结构

汉中的职能主要有三种：防御职能、进攻职能和政治建设职能。对于建都于成都的蜀汉而言，东北部的汉中首先发挥着防御职能。汉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为大巴山所隔，自汉中平原再向北便是秦岭。而与汉中平原隔秦岭相望的，便是以“魏五都”之一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这也是唯一能支持较大规模军队从北部进入汉中乃至益州的地区。曾作为周秦汉三朝核心地区的关中地区建设历史早、发展水平高，能够支持大规模的战争活动。在公元263年的伐蜀之战中，钟会的十二万大军（部分由洛阳出发）从关中出发后，该地还能容纳司马昭的十万大军，而此时蜀汉政权总兵力也不过十万四千。由此可见，关中地区对蜀汉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这股军事压力也就由汉中代替成都甚至整个蜀汉承担下来了。另外，虽然由关中入汉中的蜀道开发程度更高，相对于汉中入成都的蜀道更难以防守。但当时汉中入成都的两条主要蜀道中，米仓道通往巴郡（今重庆）而并不通往成都，因此阻止敌军进入成都平原、危及蜀汉生存的压力就只能由金牛道承担。考虑到金牛道上的主要关卡剑门关又有南坡相对易攻的缺点（五代时期的石敬瑭及长征时期的红军都是利用这一特点采攻下了剑门关）这一因素，事实上防守于汉中的难度和风险更低。在诸葛亮执政之后，蜀汉又通过与孙吴修好、平定管理西部和南部的少数民族等手段大大减少了东、西、南三方的防御压力，加上益州北方又没有其他能满足军队大规模进攻的地区，这一系列因素共同成就了汉中对整个蜀汉防卫的重要意义。

汉中在发挥防御职能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进攻职能和政治建设职能。在进攻职能方面，汉中平原地势平坦，水系发达；早期刘备和曹操在汉中交锋时，造成了大量民众迁移，空出了许多无主荒地；汉中通往关中的蜀道数量较多且出蜀方向分散，出口从长安（今西安）到天水都有分布，曹魏难以防范。这些因素为蜀汉屯兵北伐从而发挥进攻职能提供了条件。在政治建设职能方面，汉中曾是西汉高祖刘邦对抗西楚的根據地，自然也对奉汉室为正朔的蜀汉政权起着加强政治认同从而巩固政权合法性的作用。在许靖等人劝刘备称帝的奏疏中就有“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於汉中也”的表述。杨戏在《季汉辅臣赞》中也写到“挟巴跨蜀，庸汉以并。乾坤复秩，宗祀惟宁。”汉中与汉王朝的特殊关系使其具有其他大部分地区不具有的政治建设职能。

这三种职能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优先级。比如，在刘备时期，由于汉中战争较少且存在建立并稳固蜀汉政权的需要，汉中便优先发挥了政治建设的职能。在其后的诸葛亮北伐时期，魏国国力整体下降、蜀汉政权积极北伐而从北部和西北部发兵陇西的条件又不成熟，所以东北部的汉中就承担了所有进攻任务，优先发挥进攻职能。但是，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没能发动北伐，姜维在“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在这一战略思想的引导下，常常出兵陇西地区，只在公元257年和公元262年有从汉中出兵的记录。这些都与诸葛亮多次由汉中出兵北伐汉中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汉中的军事进攻职能随诸葛亮去世而逐渐被削弱。而汉中的政治建设职能本身就是建立在汉高祖曾以此地夺取江山这一以军事进攻为特点的历史事件上，因此其政治建设职能也就不可避免的被削弱。但因为曹操以来魏国的数次大举攻伐，汉中的防御职能一直在发挥重要作用，在姜维调整汉中防务后，其防御职能更是主导了部分进攻职能。因而总体上说，汉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防御，其次才是进攻和政治建设。而这种职能结构正是汉中总体的经济和军事状况形成的直接原因。

二、该时期汉中的军事状况

从驻军数量上看，汉中的驻军数量呈逐渐减少的趋势。诸葛亮时期蜀汉总数十万的军队大部分聚集于此，而到曹爽公元244年进攻兴势时，该地军队只有不到三万人；等到公元263年灭蜀之战时，汉中地区部署兵力已知的只有汉乐两城共计一万人，即使算上其他要地的防守兵力，与兴势之战时期持平的可能性也不大，而这些都与诸葛亮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随着阴平武都地区的逐步稳定和发展，蜀汉出兵陇西的条件也逐渐成熟。加之曹魏对陇西控制相对关中较弱和联合西北少数民族的需要，蜀汉的北伐重心转向陇西，汉中要配合职能的转移，驻军数量也随之受到一定的冲击；一方面由于蜀汉内部反对北伐的声音逐渐加强，陈祗黄皓又接连专政，因此更多的军队驻扎在了成都附近，这也导致了汉中驻军的减少。但汉中的军事地位（尤其是防御地位）依旧重要，在灭蜀之战中，姜维听说钟会进入汉中时，就放弃沓中，向汉中方向移动。程度方面也重点支援汉中方向的阳安关。联系开头提及的蜀汉多任领导人对汉中的重视，笔者认为，汉中驻军的减少更多的是由于权利斗争和职能转变而非军事地位的迅速下降。汉中军事地位确有下降也给其驻军数量带来了影响，但其下降程度有限，不会使汉中驻军下降如此程度。

从战术的角度看，汉中的战术布置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很大转变。魏延任汉中太守后，他为汉中规划的战术是充实汉中要塞，不使敌人进入汉中。但姜维则将战术调整为依托汉、乐二城利用坚壁清野和游击战术消耗敌人，再乘其被迫撤退时给予有力打击。这一转变一直是相关话题争论的焦点之一。后世史家常抨击姜维的战术，认为其为“开门揖盗之见”“汉所以亡”“为亡蜀张本”。更在“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这一表述的提示下，举出诸葛亮和王平成功保卫汉中的例子去否认保卫汉中失败的姜维战术的价值。但这种观点我个人不敢苟同。endprint

从战术本身来看，姜维的战术比魏延的战术更适应汉中的现实情况。在魏延的战术中，攻方可以专攻一点，但守方必须全面防御，否则战线就容易出现缺口。这也就意味着此战术需要较多的守军。这符合当时汉中驻军较多的诸葛亮时期的情况，但随着汉中驻军的减少，这种大面积的防御也就难以为继。与之相比，姜维更多将兵力集中于汉乐二城及其他重要据点，在集中己方少数兵力的同时也分散了对方的兵力。这对于驻军数量逐渐减少的汉中无疑是一个现实的选择。相比之下，姜维的战术在整合了汉中的攻击和防御职能的同时，其实更有利于汉中防御职能的实现。“开门揖盗”之类的说法，大概是没注意到靠“门”其实已难以防“盗”了。

可为什么姜维的战术在实际应用中会不如魏延的战术？战术只是军事作战中一个因素，必须要考虑其他条件。事实上，诸葛亮及后来的王平所面对的条件大多优于姜维。以兴势之战与灭蜀之战的对比为例：兵力方面，曹爽只统领六七万人，而钟会直接率领主力有十二万，还另有邓艾、诸葛绪两路共六万阻止身在沓中的姜维回援。战争准备方面，曹爽公元244年正月决定伐蜀，当年春天便正式发兵，准备时间过短。且后勤安排失当，导致“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而钟会与司马昭公元262年夏决定伐蜀，公元263年9月才正式发起攻击。而此时的关中，除了战时能供给前线外，还能在战后供给司马昭十万之数的军队，与曹爽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军队向心力方面，曹爽没有可查的压制军内反对出兵意見的举措，最终这一反对声一直延续到曹爽退兵之时；而钟会和司马昭则通过监视邓艾、斩杀邓敦、许仪等事将伐蜀从最初的“惟会亦以为蜀可取”到后来“诸军闻之（杀许仪），莫不震竦”管控住了军内分歧，反对伐蜀的邓艾也成了最先攻占成都的伐蜀功臣。军队领导方面，曹爽是没有作战经验且能力一般，而钟会则经历毌丘俭和诸葛诞叛乱，经验丰富并能力出众。至于蜀国，不仅汉中军队减少，而且其内部也不再稳定：兴势之役时，蜀汉“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但在灭蜀之战时，已经到了“（而）宦官黄皓等弄权於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的地步。而诸葛亮防卫汉中的那一战，则是因为“会大霖雨三十馀日，或栈道断绝”根本没引发军事冲突。不管是与其他战役进行对比，还是单看其本身，灭蜀之战都有太多的不利因素，单纯将战役胜负与战术安排联系起来，未免有失严谨。

另外，“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这一表述本身也并非无懈可击。诸葛亮防卫汉中时驻军于成固、赤坂。其中成固是乐城所在地，赤坂则位于汉中平原，属于汉中地区腹地，与魏延所设想的“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有一定差距，倒更接近于姜维的“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而王平与曹爽对峙的兴势一带虽位于汉中外围基本做到了“使不得入”，但随后费祎的援军截断曹爽退路对其进行沉重打击，又神似姜维的“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所以这一说法至少不很全面。不过从行文和时间顺序的角度来看，这种写法倒也可以理解。至于把姜维战术调整前后的战役单纯用对立的眼光去比较的做法，当然就更不科学了。

三、该时期汉中的经济状况

在刘备最终控制汉中地区之前，曹操已内移了汉中地区的数万人口，这在汉中地区造成了经济的真空状态；加之蜀汉国力有限，难以填补数万的人口空缺，加之汉中长期处于战争前线，导致了汉中经济在整个蜀汉时期难以得到长足发展。农业方面，虽然诸葛亮在沔阳屯田，抢夺曹魏人口迁于汉中，也曾在黄沙地区鼓励农耕，但屯田只能在休战时进行，且会影响军队训练；所迁人口太少，难以起决定作用；黄沙地区本不具有农耕基础，是因为该地靠近军事重地汉城、汉中治所南郑以及下一次北伐的路径才被开发。所以当地农业水平一直不高。事实上，诸葛亮北伐长期受粮草问题困扰，甚至曾在交战地附近进行农业开发。后期姜维在汉中采取“敛兵聚谷”的战术也从侧面说明了汉中地区农业并不十分发达，至少能在较短时间内做到“野无散谷”的程度。工业方面，根据现有史料和出土文物可以看到，当时汉中在武器、防具、攻城器械乃至运粮工具上都有着较高水平及一定规模。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可查的该时期汉中工业成就大多集中于军用工业，即使存在对汉中地区水利工程进行的改革，也是为了供给军用。整体上看，其工业水平虽水平较高但军事化程度过高。商业方面，汉中无名产可查，市场狭小，且靠近前线，局势不稳，内部商业很难得到发展。其最有可能从商业中获利的情况便是蜀锦出口。诸葛亮也曾承认“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但蜀锦主产于成都，由汉中出口蜀锦的对象曹魏又曾抵制蜀锦，加上战乱频仍，汉中出口获利依然有限，其决敌之资更多还是来自于成都直接投入。

总体上观察汉中各方面状况，我们可以发现，汉中地区虽然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但它在整个蜀汉政权的发展过程中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究其原因，是因为汉中找对了地区定位，通过承担相应职能进入了蜀汉政权区域分工体系。正是这种区域分工强化了汉中的地理优势地位和军事重要性，同时减少了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最大程度上发挥了汉中地区蕴含的能量，使其虽遭到破坏，却避免了荆州那样“荒残”的命运，在三国后期的舞台上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1]陈寿著.裴松注.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

[2]房玄龄著.晋书斠注.吴士鉴，刘承干 注.

[3]吕思勉.三国史话.

[4]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两晋时期）.

[5]郭清华.从勉县出土三国文物看诸葛亮在汉中的活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