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程

第六代导演王小帅曾经预言，第七代导演

这个群体不会出现

一个月内，“80后”周子阳导演的电影《老兽》与冯小刚的《芳华》两次正面遭遇，结局可谓一喜一悲。

金马奖上，临时撤档的《芳华》颗粒无收，《老兽》收获了最佳原著剧本和最佳男主角两座大奖，周子阳和主演涂们被堵在采访现场，甚至在剧组办庆功宴的小川菜馆，还有不少粉丝尾随而至，焦急地等待着签名。

回到院线，重新定档的《芳华》票房狂飙以十亿计，《老兽》上映第4天，排片便不到1%，再加上陈凯歌导演的《妖猫传》上映，开始席卷话题。《老兽》彻底在院线中没了声音。

2017年秋冬之际，“第五代”导演在国内银幕上强势返场。除了冯、陈二位，他们这一代的“老大哥”田壮壮，也在张艾嘉导演的《相爱相亲》中以演员身份登场。

比他们年轻的“第七代”青年导演，则在世界各地刷着存在感，足迹遍布圣丹斯、柏林、戛纳、威尼斯和东京等电影节，用鲜明的作者思维填补国产影片商业化大潮下的空白。

如同“第五代”当年一样，周子阳这一代的青年影人，也不得不感受着国内在艺术价值与市场认可间的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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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轻人的起点大同小异，都是在各自最熟悉的地方。

“70后”耿军导演的影片《轻松+愉快》中，“鹤岗国”萧索、清冷、凛冽，村庄常年大雪覆盖。原型是他家乡鹤岗—黑龙江东北部的“煤都”。耿军出生时，煤都生机勃勃，到他成年时已经衰败。如今，“只有天气预报和煤炭出事的时候，人们才会注意到鹤岗。”

影片主要取景地是鹤岗40多年前建成而后来逐渐废弃的高楼。电影成片时，楼已经被拆除。耿军加紧步伐，尽力想记录下故乡发生的一切。“多年之后，大家也许会记起鹤岗的过往，即使这是破败的后工业化时代，没有人烟。”

同样想记录家乡的北漂周子阳，2010年回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发现身边的朋友都变了。很多人因为资源的开发一夜暴富，开始目中无人，手足相残、朋友互殴的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空气里似乎飘浮着油腻的气氛。”

身边朋友告诉他，甚至有儿女为争遗产绑架了老父亲。绷在周子阳脑袋里的“那根弦”断裂了，他辞职，一心要写成这个剧本。骆驼、洗浴房、废弃的大楼、干涸的河床，《老兽》中，一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内蒙古“老炮儿”的困兽之斗，亲情淡漠、激情难觅。

一路向西，在甘肃高台也可以寻觅到骆驼、荒漠和草原。这里是导演李睿珺的家乡，也是他的电影从《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到《路过未来》聚焦的地方。“我们知道自己的生活在银幕里永远是缺席的。也许是一个大家不熟悉的人们的生活状态。”李睿珺对火星试验室说。

同样“希望通过镜头，让大家感受到”家乡的，还有80后导演忻钰坤。他回到家乡内蒙古包头，熟悉的草原正在衰退。在他第二部电影《暴裂无声》中，荒漠与煤矿成了两个刺入现实的利箭，在同样曲折的犯罪故事里，裸露的金黄和无尽的黑暗一样，构成影片深扎人心的底色。

“这还是一部类型电影，我不会直接表达出来。”忻钰坤告诉火星试验室。

37 岁的导演蔡成杰则采用了超现实主义手法在电影《小寡妇成仙记》里表达故乡。冰天雪地的乡村，花花绿绿扭秧歌的村民，高瘦的小寡妇穿成萨满法师，大鼓摇铃，在天地间做一场超度。

2017年初，央视“普法栏目剧”编导蔡成杰自筹经费，带着10多人的团队回到家乡，拍了这部有着浓浓民俗味的电影。

“你家在河北，为什么角色都讲东北话？”几乎在每次放映后，蔡成杰都要费尽口舌，解释着在三省交界处的平泉县是怎样的地方，讲述着家乡的萨满文化。

导演黄骥对家乡湖南永州的记忆则充满“阴沉、躁动、霉味”。这是一个聚集了很多留守儿童的小镇，她在那里经历了青春期最初的燥热，也在懵懂时经历了霸凌、性侵和稀里糊涂的初戀。

多年后，她成为导演，重新审视自己的遭遇。留守儿童的困惑和性教育的缺失，依然存在。在影片《笨鸟》中，少女姚红贵一如当年的黄骥，像笨鸟一样，尝着青春期的禁果，因此遍体鳞伤。2017年，黄骥带着关于留守儿童的电影去了柏林电影节。

第六代导演王小帅曾经预言，“第七代导演”这个群体不会出现。从第六代导演后，内地导演断档，新生代的导演来自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没有形成统一的风格，也没有受到某种思潮和理念的鲜明影响。这批导演里，有接受过西方电影理论的海归，有电影学院的科班毕业生，也有不少出身广告、微电影的草根。

但他们最终都折腾出了不小的动静。

耿军拿到圣丹斯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李睿珺凭借新片《路过未来》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周子阳奔走在西宁、东京和台湾，满载而归；蔡成杰的《小寡妇成仙记》是2017年FIRST青年影展的最大赢家，同时拿到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两个奖杯。

2010年后，国内商业电影市场急速发展，到2017年11月，年票房已经超过500亿元，资本涌入，但更多的资本和关注度仍然向着回潮的第五代导演倾斜，或是追逐风险的大制作和IP电影。所以冯小刚才有机会纪念70年代的文工团岁月，陈凯歌才有可能用3亿的投资打造自己心目中的繁华盛景。

青年导演在获得业内认可的同时，仍然迫于生计，“打折”出售自己作品。他们带着70后、80后的阅历和对社会的理解，拿着几万到千万不等的经费，用独特的作者思维，记录着当下的中国发生的故事。

《嘉年华》上映时，正逢相关社会事件爆发，导演文晏被看作“反性侵”的代言人。她参与女性电影节，在公益论坛上作演讲。“不能让这件事，在观众走出电影院后就过去了。”endprint

2013年，一则校长嫖宿幼女的新闻让文晏深受触动，她开始创作，却几次停笔。她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去怜悯受害者，也不知道怎样为受害者发声”。最后，她选择了用冷静的镜头描写两个女孩的故事，从头至尾，都未渲染苦难。

一尊巨型玛丽莲·梦露的雕塑始终在无声地控诉。被人仰视和膜拜，之后又肆意玩弄，身上贴满了广告后，装上车拖往废弃的垃圾厂。她在电影中塑造了5个梦露，小米、小文、丽丽和母亲的角色都可以互相转换，像一个恶性循环。

捧回东京电影节大奖的董越，也是在看到一座能源小城逐渐衰落的图集时，迸发了《暴雪将至》最初的创作思路。

他从1997年开始，就感受到社会的急剧变化。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从人情世故具体到家庭生活，大学生董越感觉这一年成了世纪的分水岭。多年来，他一直在回味当时的情感—小人物在大时代面前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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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等待时间长点不可怕，但处女作一定要拍好。”周子阳感叹。《老兽》的剧本，他前后写了4年多，改了16稿。

“二十四五岁，认为26岁前一定要拍一部处女作，之后这个期限不停地向后延，一直等到了8年之后。我觉得很值得。”

2008年到2014年，“北漂”周子阳在北京挣扎。做创意策划、拍广告，可以让他活得很好。但是他几次三番辞职，希望专心创作剧本。

他和朋友约见面，走了好久的路，朋友埋怨等了太久。“我只能解释，兜里剩下两块钱了，还要坐车回天通苑。”当时朋友的眼泪就下来了，一个劲地对周子阳说，“为什么要这么糟蹋自己。”

2016年初，周子阳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影片拍出来，他四处找人借钱，还在网上发起众筹，因为没有筹到足够的金额，平台又把钱退给了捐赠者。

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剧本投到FIRST电影节的创投环节，一举获得导演王小帅青睐。

“在创投结束后的酒会上，我们几个人上前找小帅导演攀谈，他认不出我，却张口就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老混蛋》那个剧本。”周子阳回忆。很快，王小帅决定担任影片监制，他的冬春影业成为电影出品方。

41岁的董越同样做广告出身，创作《暴雪将至》剧本时，还没想过可以变成一部电影。

制片人肖乾操第一次告诉他，要找来千万级的投资、邀请段奕宏做男主角时，董越还以为在开玩笑。他真正和段奕宏面对面坐下，谈了4个多小时后，开始觉得这件事靠谱。

2017年11月，拿到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后，董越第一个反应就是，“下部电影能筹到钱了。”

周子阳和董越显然是幸运的，作品开拍前便得到投资和支持。大多数青年电影人往往需要先自己掏钱把片子做出来。

“不然谁能看到你呢？”蔡成杰说。

2017年春节期间，工作多年的蔡成杰踌躇许久，他决定自己出钱把手里的剧本拍完。除了拍普法剧时结识的摄制团队和女主角田天，其他演员都是拍摄前现找的。

“过年是唯一的选择，只有那个时候外面打工的村民才会回来，我们才能找到人做群演。”蔡成杰用9天拍完140分鐘的电影。

素人演员的台词说得磕磕绊绊，被一些影评人诟病。蔡成杰解释，他原本希望保留他们原生态的状态，最后的效果有一些遗憾。“我尽量在开拍前把每个人的状态都调节好，比如告诫这个演员不要喝酒啊，让那个演员给我讲一遍词，还是会有失误，但我们几乎没有重拍的时间。”

FIRST电影展的评审团却看到了他的才华，在颁奖词里赞赏，“蔡成杰精准把握各部门工作的能力、鲜明的个人美学风格和野心一览无遗”。

同样通过FIRST成名的王一淳记得，最早上交到影展的《黑处有什么》是初剪版本，没有做任何后期的特效。这并不影响她在颁奖仪式上，从姜文手里接过最佳导演的奖杯。

青年导演的闪光点会被发掘，但在很多情况下，就像买彩票。

青年导演李雨禾长片处女作《提着心，吊着胆》在2017年4月登陆院线，讲江湖骗子互相骗的“案中案”。李雨禾毕业于北电导演系，毕业短片曾获过不少奖。

毕业后的一段时间，他的长片处女作找不到投资，最初只是合一影业（现为阿里大文娱优酷事业部）网络电影计划的一支，预算不到300万元。全剧组在最冷的天气里，边搓着手边对镜头。为了节省时间，演员在台下全部排演完毕，争取开机一条过。“任素汐的假发仔细看非常劣质。”李雨禾回忆。

这部电影凭借出色的剧本，入围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单元，获得导演尔冬升青睐。他主动担任监制，还与出品人商量，增加后期制作的投入，提高电影的质感，让这部“网大”走上院线。

“如果电影拍出来，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网大，你会怎么办？”

李雨禾想了想，回答“接着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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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耿军第一次提名金马奖，他带着游客的心态和纪录片导演顾桃、周浩一起，在台湾各地走走看看。颁奖当天，没有正式服装的耿军跟朋友借了一身“柒牌立领西服”，主持人喊到他获得最佳创作短片时，他脑子里一片空白，站上领奖台，说话语无伦次，甚至把第51届金马奖说成了58届。

得奖回来，知名度大增，耿军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依旧住在天通苑的地下室，带着“游击队”剧组拍摄新作品。

上世纪90年代，耿军开始拍短片时，这支“游击队”只需要两个人加一个DV机，到后来的一个摄影师、一个灯光师、一个拾音师加上演员，一辆12座的金杯车。

拍《轻松+愉快》时，金杯车变成一辆依维柯加一辆中巴，承载所有的器材和演职人员，最多的时候载着20人。

每次回家乡拍摄，他都会找到发小张志勇帮忙，有时候帮着举收音杆，有时候帮着开车、架摄像机，最后他进入了耿军的画面里，成了“常驻”演员。

相比之下，第五代导演有票房和圈子撑腰，能拿到更多的资源，用更大的手笔圆自己的梦。冯小刚斥资3500万原样复制一个文工团大院，陈凯歌的《妖猫传》直接捣鼓出个襄阳唐城影视基地。陈红自己在采访里透露，《妖猫传》现场工作人员七八百人，光做饭的大师傅就有14个。endprint

资金并不充裕，但耿军很沉得住气。总共几十个镜头，他拍了整整50天。

有场不到十句对白的戏，拍了整整3天。“一个气口不准，一个停顿不够，快一点慢一点，这场就废了。”

拍完后，张志勇说耿军，“怎么这么任性呢。”从外地请来的跟焦员，不停地叹气，“这么一帮傻子！”

依靠《心迷宫》一举成名的忻钰坤，在拍摄第二部作品《暴裂无声》时，也可以“任性”了。

2015年，他用170万的投资和全部的素人演员，讲了一个堪称完美的犯罪故事。1000万的票房，让《心迷宫》成为文艺电影进入商业院线的成功案例。

很多电影公司找到他，拿出的项目不乏大制作的商业片，也不乏他擅长的犯罪类型。但每次忻钰坤把《暴裂无声》剧本递过去，资方却没了动静。

他又回到FIRST影展，正逢创始人之一宋文想在FIRST成立一个实验室，投资年轻人的第二部作品，保证导演按照自己的设想，找到自己的风格和兴趣点，并更好地适应电影市场。这样的模式在圣丹斯电影节，以及日本和濑广美的电影节都曾有实践。

忻钰坤成了“并驰LAB”的第一个“实验品”。

拍摄《暴裂无声》期间，忻钰坤第一次有了上千万的投资，起用了姜武和宋洋等实力派演员。他“任性”地按照原来的想法，呈现最原生态的内蒙古煤矿和乡村，“总是在不停地转场”，还为姜武饰演的“煤老板”角色搭建了一个浮夸的影棚，每一处的美术设计都有着特殊的寓意。

忻钰坤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为了能在电影类型化的路上走得更远，忻钰坤有意识地吸取了制片人们的意见，在影片里加入更多动作的场面，提高激烈程度。“第一版的剧本里，我抛弃了叙事技巧，只想原原本本呈現一个故事。”最终，忻钰坤选择了更适合市场的那一条路。

不论导演还是制片人，都很难把控电影进入市场之后的命运。在这点上，文艺片和商业片都不例外。

文晏曾担任《白日焰火》等六部电影的制片人。她认为，文艺片市场仍然不太稳定，不太成型，所以每个片子的成功与否都有一定的偶然性，接下来怎么发行艺术片，还是要大家去摸索。

《白日焰火》凭借明星和金熊大奖的宣传势头，斩获过亿的票房。《嘉年华》从威尼斯归来后，也得到知名电影公司嘉映的支持，顺利过审定档，但在一众商业电影中，未能突出重围，排片徘徊在2%，最后仅收入2000万元票房。

从金马奖回来后，耿军忙着新作《东北虎》的筹备，资金仍然没有完全到位。“他们在等什么呢？”耿军有些自嘲。然而他并不着急，也拒绝了很多找上门的投资方，“不想拿了钱给人当孙子。”

耿军的“鹤岗国”又不是鹤岗，在他超现实主义的镜头语言里，构建了一个超世的世界，除了几位主角外，没有其他的存在。主角是骗子、护林员、警察、基督徒，他们似乎被困在了大雪覆盖的世界，互相伤害。“这是我献给这个互害社会的一首挽歌。”

耿军把北欧称作“欧洲的东北”。高纬度冰封的地方，人们似乎感受着相似的情感。《轻松+愉快》在国内的上映日期还没确定，发行权已经卖到100多个国家或地区。甚至搭乘芬兰和加拿大航空时，可以免费观看。

在芬兰，一位观众在放映后悄悄走近他，有些激动地跟他重复着一句话。在翻译的帮助下，耿军终于听懂了。

“你讲的是我的故事。”那人说。

编辑 张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