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兑

“你现在再跟人们说使命，几乎等于遭人笑话。可是我自己跟我自己说，这个使命一直在，正所谓‘不思量，自难忘。”

可能没有哪位演艺圈人士，获得过比陈凯歌更多的“豁免权”了。观众在他面前就像不长记性的兔子，期待、失望、再期待、再失望，循环往复。不得不承认，直到今天，“陈凯歌”三个字仍然承载着许多人对好电影的期待。

虽然《妖猫传》依旧遭遇口碑的两极分化，但它似乎是陈凯歌这些年来最被温柔对待的一部作品了。批评了这么多年以后，观众和媒体对陈凯歌终于显示了更多的宽容——能更理性客观地就电影说电影，而不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他甚至可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带着儿子在媒体上大谈教育心得，不用再一遍又一遍地回应自己“到底还行不行”的话题。

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凯歌的电影都承受了比电影本身更严苛的对待，人们本能地期待更高——毕竟他是陈凯歌。1984年凭借处女作《黄土地》登上中国影坛时，张艺谋还是他的摄像师。这部电影被誉为“第五代导演崛起之作”，在香港上映仅仅7天，就引来200多篇影评，获得1985年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和瑞士第3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

年轻气盛、调子颇高的陈凯歌，毫不客气地评价自己的成功：“十年忧愤，四载攻读，然后一泄而出，能不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掩不住的一股傲气。他出身电影世家，从小能几百行几百行地背排律。“文革”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迹，使他感慨“古之慷慨悲歌之士，为自由或信仰，更多为尊严荣誉的缘故，不能立身便自毁其身”。上世纪80年代，他和北岛一起在北海读诗，到了纽约也是跟陈丹青、谭盾往来。这让他有足够的智力优越感。

在电影里，他关心众生在命运和时代沟壑中的大命题，“我们想表现天之漠，想表现地之沉厚；想表现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想表现民族精神自强不息；想表现人们从原始的蒙昧中焕发而出的呐喊和力量，想表现从贫瘠的黄土中生发而出的荡气回肠的歌声；想表现人的命运，想表现人的感情——爱、恨、强悍、脆弱、愚昧和善良中光明的渴望和追求……”

《黄土地》还不是他的巅峰。1993年，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获得历史性成就，让一位虚构的前朝伶人和中国观众产生的情谊至今仍浓。这部电影获得第46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直到今天，仍没有第二个中国导演能捧回这座奖杯。

但是一定程度上，《霸王别姬》也给陈凯歌建立起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度。此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被放在这个坐标系中接受检阅，结果是，口碑相继扑街：《风月》未通过审查，《荆轲刺秦王》因备受批评而重剪，《温柔地杀我》票房惨淡，《和你在一起》被称为“妥协之作”……2005年，被指责“大而无当”“故弄玄虚”“生硬说教”的东方奇幻史诗《无极》上映时，甚至有人质疑，《霸王别姬》是不是陈凯歌父亲、导演陈怀皑代拍的？

这是陈凯歌没想到的。他不服，放话说“《无极》十年之后你们才看得懂”。这一下惹恼了观众，仿佛眼瞅着这人站在高处睥睨众生。

最终，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迎合了网民对《无极》的不满，迅速发酵。网络新时代的到来，让旧时代的精神贵族猝不及防。带着某种知识分子的荣誉感，他破口大骂：“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当时对他最夸张的描述是“与人民为敌”——他迎来个人声望的最低谷。

就像一个从山巅跌落的人，每一次重新攀爬都变成徒劳。

陈凯歌不斷尝试新的题材，却在不上不下的处境中倍感艰难，怎么做都不对：做商业，被质问理想去哪儿了；讲道理，又会被说怎么还这么深刻，都什么时代了？

实际上，《梅兰芳》《赵氏孤儿》等作品不失水准，之所以被苛刻对待，还是因为“这是拍《霸王别姬》的陈凯歌”。

对于创作上的变化，《霸王别姬》编剧芦苇的看法比较尖锐。《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曾拿40万元的报酬找他写《风月》，被拒绝了。他觉得，“陈凯歌的创作状态在《霸王别姬》之前和之后是判若两人的。在拍《霸王别姬》的时候他很有激情，判断力也敏锐，之后呢，多的是精细筹算与自负自满，而品格的灵气却离他远去了。”

陈凯歌常常提起一个词——“时代”。“时代力量大于个人力量”。因为时代，他成为知青，下乡7年，又成为导演，《霸王别姬》则是他恰好路过，而时代垂青了他。现在，陈凯歌则爱说“时代不同了”。

“当时相信一个东西，就是现实与理想的交锋，胜者永远是现实，被记住的永远是梦想。而现在战胜的仍然永远是现实，被记住的也永远是现实。这就是时代变了。”

陈凯歌认为，《霸王别姬》不可能再有，原因不在他，在时代。电影的小说时代已经过去，视觉时代已经来临。电影从神圣艺术，变成了商业消费。

“不是说我现在就拍不出来了，是现在这个环境决定了电影不能再这么拍了。你说我硬扛，那是扛不过去的！所以我也并不认为我的创作力相比《霸王别姬》时就有所衰退……所谓‘时者，势也，所有的事儿都别脱离了实际。”陈凯歌说。

“现在进电影院的观众第一就是找乐，第二就是找点刺激。这时你就得问自己：你现在拍的电影还有价值吗？作为导演你的价值在哪儿？不管中国变化怎样快，首先第一件事你得适应，然后再想怎么往前走。”陈凯歌感叹，“鱼还是这条鱼，水不一样了。”

他说自己当不了伯格曼那样“代表民族声音”的导演，“没有他们那么勇敢”。“你要这么做，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要背负着很沉重的负担，而且还不讨好。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不太允许这样的人出现。”

陈凯歌承认自己在变。在2010年的采访中，他用《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和《赵氏孤儿》里的程婴形容这种变化，“这两人共同的地方很鲜明，就是都有强烈的个性和主见，为了自己或大或小的梦想不惜一切。但程蝶衣不能忍，而程婴能忍，这就是区别。”

正是在《赵氏孤儿》的首映发布会上，陈凯歌时隔5年首次谈到《无极》所面对的批评。“电影上映后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和看法，我甚至和《赵氏孤儿》的演员们说，对所有的批评都照单全收，并且跟观众、媒体和朋友们说，‘敬请原谅，下次改正。”endprint

“由‘不忍到‘忍，即为‘上山与‘下山的不同路径。”主持人曹可凡曾撰文评价。“既然决定‘下山，艺术家不得不向娱乐至死的时代作出妥协与臣服。同时，又始终不忘将人性奉为圭臬，试图从有限的时空里展现人性嬗变、历史沧桑。两股力量的撕扯必然使创作者左支右绌，承担更大的心理负担。”

陈凯歌开始习惯接近观众、迎合时代。为了宣传《道士下山》，他不惜“在一个节目闷热的舞台上站了3个小时”。更早之前的《无极》首映晚会上，陈凯歌公开宣布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迷恋两样：一是和陈红拍的《无极》，二是老婆陈红。随后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中亲吻了陈红。

“我心里特别难过，我都想哭。不是陈凯歌和陈红的问题，我是在想，做导演做电影都要做到这个份上、这个地步，真的受不了。”陈凯歌同班同学、导演彭小莲看到这一刻，在与另一位同班同学、导演田壮壮的对谈中如是说。

“我们了解和印象中的凯歌，以他的那种清高和骄傲的性格，不可能去做这些宣传。现在，所有的综艺节目他都去参加。”田壮壮说，“不管你说是票房也好，封顶线也好，我觉得心里面还有一种更深的尴尬，是在于……”

“在于，电影对于我们已经没有神圣感了。”彭小莲说。

陈凯歌本人倒没有这么悲观。“过去我们都是强调电影创作的使命，你现在再跟人们说使命，几乎等于遭人笑话。可是我自己跟我自己说，这个使命一直在，正所谓‘不思量，自难忘。”

他说自己决不会拍纯粹感官享受的娱乐片，那超过了他的“底线”。“（我）肯定变了……但你要让我变成什么都成，变贱，这个我做不到。”

对他来说，不能变的东西，是态度立场，是“爱和美”，是好电影里的那口气，是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是什么呢——就是天真，一个电影当中若有天真，就是上了境界。”

他一直覺得昆汀·塔伦蒂诺的一句话挺有意思：我这辈子爬的是同一座山，只是换角度去爬而已。“他想在这个顶峰之上找到的是什么呢？我想无非就是美与爱，不会比这更多。”

这些年来，曾经捆绑在他身上的话题开始一一松绑。有人赞赏陈凯歌的坚持和天真，有人说终于看懂了《无极》，看到了“真正的探索精神”，“我们欠《无极》一个道歉”。

陈凯歌不置可否。他记得小时候家旁边有个寺庙，经常有僧人站在热闹的街边托钵化缘。不论是有人拿钱放进钵里，还是向他吐口水，他都坦然面对。“我就是那个托钵僧人。有了电影这样一个信仰，我忍辱、精进、不流于俗。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他说。

这有点像他每部电影都会出现的那个“牛X的傻子”。他仰慕这种人——不畏强权，不与社会妥协，不苟同于其他的污泥浊水。按陈凯歌的话说，无论是《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荆轲刺秦王》里的荆轲、《无极》里的昆仑，还是《赵氏孤儿》里的程婴、《道士下山》里的何安下、《妖猫传》里的白龙，都贯穿了一个信念：拒绝长大的孩子进入成人社会一定要遭罪，你可以妥协，但也许有人就干到底了。“我希望能够一直坚持这个东西。”

记者反问他，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我要能成了这样的人，没准就不拍电影了，我就做大事去了。”

编辑 方奕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