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谈到了两个颇有深意的提法：“不法分子”和“金融集团”。他说，“少数不法分子通过复杂架构，虚假出资，循环注资，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已经成为深化金融改革和维护银行体系安全的严重障碍，必须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显然，这一表述不同于常规的监管部门的官方文件，口气的严厉程度，让人想到了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曾经的“野蛮人”表述。可以看出，近年来，两位正部级的金融官员将矛头指向了金融领域的某些利益集团，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么，金融领域为什么远比其他领域更容易诞生利益集团呢？或者说，为什么利益集团总是热衷进入金融领域开疆拓土呢？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也是金融的两个本质决定的。

金融的第一个本质是杠杆。杠杆就是借钱，比如你借10亿，借一年，利息8%（800万利息），但是在这1年内，你在资本市场可以通过收割股民，把这10亿变成20亿。于是，在不考虑机构佣金和各种“资金通关损耗”的前提下，你能赚9.02（20-10-0.08）亿。

在资本市场收割股民，方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同时，土豪们的“钱滚钱”方式也不限于资本市场。总之，能借到钱（加杠杆）才是关键。在中国，看一个企业、企业家的能耐有多大，最重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能从国有银行借到多少钱。而企业家被看衰的标准也只有一个：他被国有金融系统抛弃了，不是吗？

金融的第二个本质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这个问题在行政层级越多的经济体，情况越严重。很简单，垂直的行政或者说权力层级、横向的权力部门越多，那么那些最具“经济价值”的信息，从上到下垂直流动，或者横向流动的“损耗”就越大。在庞大的行政体系内部，必然有很多人可以依靠“信息”赚钱。

最简单的例子是资本市场的内幕信息。银行的贷款，同样如此。靠近权力的人往往容易成为银行贷款的掮客，在中国某些多数群众并不富裕的地方，却豪车遍地，其背后隐藏着两大地方土豪阶层：一是煤老板之类的资源型土豪；二是大兴土木背后的资金掮客。

其實，以上两个特征都决定了权力和金融有着天生的“亲近感”。在这种亲近感之下，很容易诞生一些不断自我强化的金融利益集团。在这里，按照它们的运行模式和框架，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货币套利型，它们擅长汇率套利，即预期人民币汇率已经到了高点，所以换汇去海外买资产，越多越好。然后，等到本币汇率下跌，海外资产（以外币计价）其实就相对升值了。这样做，既能规避本币汇率风险，也能跨国套利。

但问题是，它们大肆换汇，会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逻辑很简单，如果在国内换汇，然后在美国买下1亿的资产，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从理论上讲就流失了1亿。实际上，某些财团近年来的海外购买资产热潮中，手笔动辄几十亿，上百亿都不在话下。

客观地说，它们的跨境资产配置，或者说货币套利不过是一种市场行为。但造成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坚实的基础被蚕食。此外，过度海外收购也会一定程度瓦解投资者对本国经济的信心。

第二类是巧夺国民型。这类金融利益集团的历史最悠久，从上世纪90年代A股开市以来，它们就是中国金融食物链上的巨型寄生虫。它们盘踞在资本市场，是一级市场的寻租股东、二级市场的大庄家，数十年如一日，收购股民，钵满盆盈。

它们最大的危害是什么？是削弱中央政府的信用。中国的股市是高度管制的，IPO是核准制，这意味着企业上市其实是核准它上市的部门在进行信用背书，而这些部门不过是中央政府的分支机构。利益集团不断在股市明火执仗，这不是在透支中央政府信用，那是什么？

第三类是扰乱秩序型。这一类金融利益集团并不希望做资本市场的财务投资者，而是希望收取更大的“控股溢价”。它们希望控制大公司、龙头公司，比如万科、格力这个级别，或者银行、证券等特许经营的标的。以上企业最大的价值在于两个，一是“绑定国家”，二是可以对资本市场施加影响。

特别是第二条，这意味着对现有监管秩序的挑战，或者说挑战国资对市场的控制权。因为，在资本市场，股权即权力。

以上三类金融利益集团，它们既会挑战现有金融市场秩序，也会挑战监管。当然，有的更以损害普通的投资者为存在的前提。有时候，三种利益集团也会发生重合。从近期金融领域监管官员的不寻常表态来看，未来，中国将那些“不法分子式”的金融利益集团作为整治目标，必然是大概率事件。

无论技术如何发展，金融的本质（杠杆和信息不对称）是稳定的。但背后的东西，则一直都在变化之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