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平文学繁荣现象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小说评论》主编 李国平

在我的印象中，以一个县域的文学创作作为典型进行研讨，并不多见，它一定有着突出的成绩和值得总结推广的经验;而这么多一流的专家学者、文学评论家来到基层，和文学创作者共同探讨文学话题，也不多见，它应该是一种整体的良好的理性与感性、评论与创作互动、对话的方式，即有高度又要落地。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一直是陕西文学研究重镇，他们主办的《新西部》杂志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一直关注、追踪富平文学创作，使富平文学创作成为一个全省性的话题。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对于富平文学创作者而言，改革开放既是背景，又是命题。是改革开放使富平的文学创作者更新了观念，打开了空间，获得了资源。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能够读出思想解放、更新观念、关照历史、改变命运、追求梦想的人生故事和心路历程，能够触摸到时代脉动，也可见证绿水青山、大地尽染、田间飘红掩映下的勤劳与执着。富平文学创作得到了改革开放的滋养，是改革开放的践行与表达。

一切文学来源于生活，文学的出发地在基层。基层是文学神经最敏感的末梢，基层文学最接地气。富平成长和走出了一批作家，取得了突出成绩，迎来了自己的高峰期，这个过程一定有宏观政策的支持和执着于本土文学创作者们内在力量的支撑。富平文学繁荣现象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需要我们全面系统地挖掘、阐释。如何提供良好环境，促进基层文学创作健康发展？如何做好文学队伍的传承，创作出精品力作？今天研讨富平的文学创作，相信会给我们带来启迪，助推全省基层文学创作实现大发展、大繁荣。

陕西文学传统的三大优势和三个新“关注”

著名文化学者、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肖云儒

陕西文学传统具有三大优势。

比起现在常说的文学“高原”、“高峰”，陕西文学传统的特点还多一层，就是“厚土”。厚土包括文化沃土、自然沃土和社会生活沃土。陕西这片土地上自然和历史发育起点早，成熟早，可挖掘内容相对较多，这是陕西文学上的优势。

每一个作家群背后深植一种文化沃土。陕西作家群中陈忠实与关中文化、路遥与陕北高原文化、贾平凹与秦巴山地文化，他们各代表一个文学的高峰，每一个高峰背后的作家群，都会带起一个方阵。这都是身处沃土的基层文学工作者的优势。

第二个优势，就是基层作家对现实生活和文化传统的熟悉，让作家与描写对象精神世界形成“双向对象化”的写作方式。基层作者不但是描写写作对象，同时也是在写自己，写自己身处的生活，写自己的精神世界。这种表达方式使作家由“我写作”进入到“我写作，也写我”的境界，对“我”的表达与“我们”融为一体。

以柳青为代表的陕西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仅深入生活，而且是将作家的精神世界和描写对象双向对象化的过程。在《创业史》中，柳青和皇甫村的村民、和王家斌、和梁生宝都形成了双向对象化。柳青在描写他们时，自己也变成了皇甫村村民，同时村民们也被柳青的审美思想吸引，于是有了王家斌，有了梁生宝。柳青在写作时就是王家斌，就是梁生寶，还有他笔下其他的人物。这种表达方式不是一般的采风，采访替代不了生活。基层作者在这方面拥有更多的优势。

陕西基层作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要以“新阶范畴”来激发开创新的艺术气质和文化思维。外界常认为陕西文学趋于稳重，比较保守，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其实陕西文学的创新者，无不是打破传统，打破平衡的结果，只是这一点常被忽略。希望富平籍作家要继承这个传统。

陈忠实在西蒋村写《白鹿原》时，除了他熟悉的这片乡土，同一时期，他还阅读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尤其是拉美文学，从西方文学汲取养分。陈忠实曾就他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心得，多次做过专题研究报告。

陕西有建树的作家都擅于利用“新阶范畴”、“新阶思维”来打破自己思维的平衡和创作的稳态结构，这是他们成功的原因。贾平凹就是最早走出陕西主流文学传统的，他早期的作品《满月儿》，就有沈从文、汪曾祺、孙梨的流脉，从而区别于其他的陕西作家，很快就拔尖儿，并不断地成熟起来。贾平凹对传统文学的汲取，也不仅仅是古典四大名著，而是《聊斋志异》《山海经》等，是中国的野史杂记滋养着他。这个过程就可以看作是“新阶范畴”、“新阶坐标”打破原有的秩序，产生的创新。

对基层文学工作者来说，还有三个方面需要引起关注。

第一，不但要关注“上”，更要关注“下”。上指各类评奖、评论家、大城市文学圈，扩大眼界;下，就是独特的生活经验，要关注我们这块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第二，要关注“老”，更要关注“新”。老是指老生活、传统，因为写的人多，写起来不容易，出彩更难。所以，也要关注新的生活动向，这也是基层文学工作者特有的优势。

第三，基层作家既要关注“们”，即群体，更要关注“我”。文学艺术资源的最前端就是“我”，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新颖的，有创造性的，不重复的。关注“们”可以研究整个人类的动向，但“们”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是群体性的过渡。王蒙说过，所有概念性的东西都是在淘汰了若干个体现象而形成的，是牺牲掉了很多个体，这也恰恰丢掉了很宝贵的文学资源。因此，要关注群体的变化运动，更要关注“我”，寻找独特性、惟一性，深度就在自我。要立足于“我”研究“们”，研究脚下生活的个案。

最后，我建议相关部门为基层文学工作者建立一个松散的联合体，为基层工作者在他们熟悉的生活中提供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文学诞生，一定是在基层而不是庙堂。期盼成长于土地上的作家们结出美丽的文学之花。

生活 艺术 思想

——富平籍作家几部长篇小说印象谈

陕西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主任、白鹿书院院长 邢小利

富平籍作家的长篇小说研讨会，我收到了八部九册作品。一个县有这么丰硕的创作成果，让人吃惊。富平是一个文气很盛的地方，中国人“耕读传家”的传统，在富平作家和文学创作上，得到了时代的体现。

作品很多，各有特点，谈一些印象和随感。

富平籍作家的作品题材多样。杭盖的《浚稽山》，写汉代李陵、苏武以及有关的历史故事。杭盖是一位学者型作家，小说写得好看，对相关历史和材料很有研究，让读者深入了解到那一个历史时期的许多历史的背景和知识。

党益民的《根据地》，红色革命历史故事。巴漠的《黑石村往事》，写的是民国往事，故事发生在陕西渭北的黑石村，时间从民国十八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风云、传奇人物与传奇故事交织在一起，有很强的故事性。

写现实生活的作品，作家有生活，有丰富的生活体验，作品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有大地四季的各种气息和来自泥土的各种芳香。林喜乐的《客居长安》，表现现代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在城市面临的种种困境。作者有自己的生命体验，写得真实、生动。

李印功的《胭脂岭》，写渭北农村一个叫胭脂岭的村子在改革开放前后几十年发生的故事。小说在展开双胞胎兄弟张金柱与张金梁之间的恩怨情仇和命运变化中，表现了共和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特点和时代变化。

“从生活到艺术”，这是评论家胡采先生1950年代在阅读了大量基层文学工作者写的文学作品后，谈到的一个命题。今天看来，对我们仍然有启示意义。从生活到艺术，需要对生活提炼再提炼，从生活上升到艺术。艺术的语言要有自己的艺术意识和艺术追求，应是以一种审美态度和艺术方式改造了的生活语言，不能是自然状态的语言的照搬。方言、土语，具有生活的生动性，能表现人物的个性和文化气质，但整体上要与作品的艺术追求和艺术风格一致。

长篇小说需要思想，特别是独特的思想。思想是高度，能统摄 、照亮所有的人物和生活（素材），也是深度，能穿透所有事件和细节。没有思想是死物，有了思想作品就有了灵魂。独特的思想，就是独特的灵魂。有思想、有灵魂的作品，让人拍案叫绝，让人久久难忘，让人不断回味。每一次回味，都有新的收获。

文学创作不是生活的一种简单照搬

西安工业大学外语学院院长、陈忠实研究中心主任 冯希哲

富平作家群体的提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有核心的旗帜性人物党益民，另外有接近共同的风格，有一批活跃的作家和一批突出的成果，形成了独特的创作经验。总体来说，这些作家写作的方式还是比较传统的，以朴素的现实主义为主。在作品当中包含着一种浓郁的乡土情结与故乡情怀。这些作品当中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部作品，一部是《浚稷山》，它的结构方式和叙述方式是艺术性的，不是哲学抒写，不是生活的一种简单照搬。再一个就是《贾岛传》，是一个学者型的写作。

我觉得有五个问题是需要我们作家思考的。

第一个是书写的立场。书写的目的在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观念的问题，我们的作品给谁去写？给自己的记忆去书写，给历史去书写，给人民去书写，还是给谁去书写？这个问题解决了，自然而然在作品的气象当中就能看出来。实际上，我看我们多数的作品，这个没有解决。对一个作家来讲，文学真正的书写，应该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书写。作品必须有立场，比如《史记》，比如贾平凹最新的作品《山本》以及陈忠实的《白鹿原》，都是这样。

第二，对写作来讲，要讲究格局和故事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应该在小说当中把简单的故事或者故事本身作为一种表达的惟一性，而应该讲究一个大的格局背景下的故事的元素，把故事的本体作为小说核心的载体。使故事本身有价值，有意义。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批作品当中，许多作者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把故事只表现为故事，不构成艺术性。故事是小说的核心载体，但不是全部。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故事，才是小说的本体要素。而故事的价值意义，根本取决于作者的格局及其讲述。

第三是情结与情节。没有情结的叙写是一种没有感情的表达，也呈现出无意义状态，或者说无价值。在我们的一些作品当中，地方情结很突出。可是，作品如果只沉浸在地方情结而没有跳出来，可能就会束缚创作思维的空间，给整个故事本身的情节因素产生障碍。

第四是文章与结构问题。所谓文章，文是文，章是章。作文得有章法，长篇小说实际是结构的艺术，小说表达的过程是一种艺术，不等同于生活的语言的流露，或者说是简单的一种语言结构。我看到有些作品，还停留在纯粹的生活的照搬。我们要记住，文学的本身是审美，审美当中也有审丑转化为审美，但绝对不是生活最粗俗的语言的照搬。在我们的作品当中更多的是生活性，没有艺术化。章法的问题也是表现比较突出的。

第五是关于思想与表达的问题。比如，我们看《白鹿原》《浮躁》等这些作品，看完之后我们感觉到这些生活我们很熟悉，也不过如此。实际上远非如此。因为对自己所书写的那段历史的了解只是低层面的，对宏观世界时代的变迁，才是更高层面上的。因此，一个作家的思想应该建立在自己独到的对自己书写的题材和那个时代的历史空间综合的判断，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转换。但在我们许多作品当中，这种现象表现得非常明显，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每位作家重视的问题。

基层文学创作者需要寻找到突破自己的路径

西安音乐学院教授、著名评论家 仵 埂

我搞文学批评这么多年，天南海北的作家也见识了不少，但就一个县域来说，能结识近二十位创作者，却惟有故乡。

因了故乡的缘故，我总能在不同時间不同场合与富平作家结缘，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作品，总能跳进我的视域，引起我的关注。当然，这个群体里，有的是长期生活扎根在故乡的作家，如曾长安、喊雷、杨英武、张更祥（耿祥）、李印功、王保卫、康凯鹏等等;也有的是生于斯长于斯，最后却展翅高飞，在更大的空间发展的异乡人，如党益民、林喜乐、王高印、仵新社等。有的取得了很大的创作成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有的更多是业余爱好，利用闲暇时间，挥洒一下自己的郁结之情。每一个创作者的境遇、天赋和努力是不一样的，所以，其作品格局及其创作成就也就大不一样。

富平作家保持了陕西作家相竞生长、相互学习的状态，在几年内创作了四十余部文学作品，其中许多作品即将达到突破的边沿，令人感到欣喜。

如党益民在小说艺术的叙事、结构和人物塑造方面已经驾轻就熟，能比较老练地运斤成风、游刃有余;张更祥（笔名耿祥）的写作起点颇高，且才情不凡;李印功的创作活力令人叹服，潜力巨大;林喜乐笔法老道，语言洗练，对人物故事的叙写营造极为纯熟，意象也有意味。

但是，富平作家在思想、视野上也有欠缺。希望作家们能够从笔下人物的身上去寻求他们可能的路径，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背景下，进而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去思考人物的价值和命运，这样作品才能脱颖而出。同时，一部小说所承载的思想精神是通过人物传递的，而人物又通过细节来表达思想。如何通过细节体现作品的思想性，这是需要好好琢磨的。此外，艺术创作少不了学习前贤，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气质、教养、个性特质，如陈忠实找准了柳青的《创业史》，基层的作家们也应该找准适合自己的路子。

富平文脉源远流长，老城上建于1869年的望湖楼就是其象征。它的南墙正中匾题“藏书”二字。20世纪70年代，朋友齐宇强就在望湖楼所在的小学教书，他带我上去过，那种深厚典雅让人肃然起敬的历史文化感，钻进我的心头，至今萦绕不息。

面对无尽的现实生活倾心书写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艳茜

陕西这块地方，水深土厚，黄土高原肥沃的土壤经过亿万年沉积，已然雄厚，这种深厚同时也是文学的。曾经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艺术中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陕西，是一个地域文化非常鲜明的地方，陕西本身的这种超越性，使得“文学陕军”始终不是一支“地方军”。研究陕西文学创作，研究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其实也是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陕西作家，值得我们用一生来追踪。

进入新世纪，作者队伍的分化，传播手段的变化，阅读选择的俗化，批评力度的弱化，给长篇小说创作增添了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面临诸多难度，陕西的基层作家始终在努力坚持，倾心投入书写现实的创作实践。

以现实主义手法书写现实生活

现实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须注入新的内容。纵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现实主义的力作，它们只有在注入了新的内涵时，才能获得新的生命。所以，现实主义这棵树如果没有新的生长点，它在新时代面前必然会枯萎。

长篇小说由于其规模、体量以及对生活经验巨大的吞吐能力，注定与时代生活的关联更加全面、密切。优秀的长篇小说常常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被称为“时代的百科全书”。

纵观富平作家的长篇创作，可以看出他们共有的底层立场和民间情怀，使得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共同点，就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现实生活。这些作品中基本上乡村是主角。在从悠久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中国现代史上，乡村既曾是革命的策源地，也隐含贫穷落后的社会伤痛。近一个世纪以来，农村包围城市、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均包含解决乡村问题的巨大努力。而且，各种运动也从来没有绕过乡村。所以，作为一种见证和呼应，集中出现的几部长篇小说，比如李印功的《胭脂岭》，耿祥的《田韩堡》，李红的《潮起潮落》，路西平的《村路》，杨英武的《藏凤巷》，巴漠的《黑石村往事》，杨刚的《坎坷人生》等等，大都围绕这些历史事件展开叙述，在跨度较大的时空间，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或通过个体人物在时代大潮中的命运沉浮，或以家族历史的书写，或通过农民的众生相描述，展示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构建起一个个立体交叉的宏大历史叙事，完成了对陕西农村历史现场的还原和农民的真实生存状态的叙事。

现实如弱水三千，作家往往只取一瓢;又可以管中窥豹，得见一斑。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领域，这是记忆和经验的馈赠。正因为他们对底层生活有着切肤的感受和直接的识见，所以，这些作品呈现了比较精准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风貌。

转型中的中国，仅有乡土社会显然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伴随国家新型城市化战略的迅猛推进，城市社会结构、生活理念、生存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和情感追求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进入新时代，城乡二元对立虽然依然存在，现在如果路遥重新站在社会生活的“立体交叉桥”上，去审视中国城乡之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他会发现，已经不再是高加林、孙少平兄弟那时候所处的农村与城市交叉地带了，也已经不再是高加林、孙少平兄弟当年所处的社会现实了。值得欣慰的是，陕西仍有作家能够主动地站在社会生活的“立体交叉桥”上，关注并审视城市与农村各自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等等。林喜乐在他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客居长安》中，将笔下的人物深嵌于三十多年来城乡流动加快的当代中国，那些故事完全不同于路遥描写的高加林们，虽然仍然充满了无数戏剧性的矛盾，依然有可歌可泣可爱可憎可悲可喜的人和事，发生在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或“立体交叉桥”上，但是因为写出了新境遇下的新人物，所以让人信服，让人感同身受。

当前的乡村建设也引起作家关注，郁秋的《第一书记》，就是以文学涉及乡村现状和精准扶贫等乡村建设命题，从一个全新角度参与到乡村书写的对话中。

从历史乡村，到转型期的乡村以及当下新时代的乡村，这些作家所涉及的各种主题，如同地质构造中不同年代淤积的土层。

现在做一个小说家，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为艰辛和残酷，在皓首穷经的写作中，小说家既可能被现实的读者抛弃，也可能被未来的时间抛弃，因为面对无尽的现实，小说要深入到人们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文质里去，无不困难重重，稍不留意，小说便会滑入肤浅或失败的泥沼之中。

日常的现实主义写作

鲜花有多种色彩，现实主义也有多种情态。多年来，现实主义仍然是评论家言说一部作品的有效武器，也仍然是小说家面对故事时所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既是写作观，也是方法论。

從20世纪的50年代到80年代，陕西的长篇小说创作经评论家、小说家和读者三方通力合作，共同“塑造”出了一大批典型人物。进入90年代，刻有时代烙印的典型人物逐渐退隐，一些小说知名人物开始登场，《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废都》里的庄之蝶、《白鹿原》里的白嘉轩等等，是这一时期知名度较高的小说人物。这些知名人物的文学生命力或许更为持久，他们呼应了黑格尔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

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是创作本身，还是创作环境，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长篇小说创作中开始了小人物描写寻求艺术突破的阶段。不夸张地说，我们当下小说是小人物、普通人物的天下，他们微小和普通到我们记不住他们的名字，而且每个名字背后，我们也难以找到像高加林、白嘉轩、庄之蝶等人物的形象特征。当下分工细化和生存多元的时代，塑造了每个人内心的微小感和普通感——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没有谁是不可一世的，也没有谁是永恒不变的，由此潜移默化，作家笔下的人物便不再具有某种穿越时空的典型性形象，这是小说家与读者“共谋”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小人物、普通人物不具备文学的冲击力量，我们从李印功的《胭脂岭》中双胞胎兄弟哥哥张金柱的政治异化、弟弟张金梁的困惑与执着，从《客居长安》中的孟大友、吳老三夫妇等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和心灵痛苦，这种对日常化的非典型性现实的叙述，同样触及了文学最本质的内容：每个小人物、每个普通人物都是一个时代、都是一个世界，对于他们的叙述就是对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叙述。“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回归生活本来面目，深刻的“日常化”书写，对每个无名的、微小的人和人心的叙述，是小说最大的道德和尊严。

如果以1826年现实主义在法国文坛的具体运用和提出为发轫，现实主义在文学上的发展演变将近两百年，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到浪漫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到新写实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文学道路上一路奔走过来，显示着耀眼的光芒和强大的生命力。顺着20世纪90年代新写实主义兴起的路子，走到新世纪这十八年，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开始呈现，即日常化的现实主义写作。

在敏锐的作家眼里，琐碎的日常生活，都有着生命的温度，一地鸡毛，却能熠熠生辉。然而，日常生活、日常故事，对作家来说，也如同险象环生的沼泽地，一旦陷落进去是难以自拔的——将日常生活写进小说而平淡无奇的作家不在少数。将俗的故事写得也很俗，这是小作家，将俗的故事写得不俗写得耐人寻味才是大作家。

老实说，现在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除了新媒体带来的碎片化的阅读，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多人感觉现实生活比小说更精彩，更丰富。所以，作为真正的作家就有了一份使命，如何清逸地走出日常琐碎生活的沼泽地，让那些在我们眼中平凡似尘土的生活，在小说中不再平凡。在表现日常生活时，小说中的生活不知不觉地展开，将生活的秘密、生活的真实、生活的感动、生活的绝望与希望……一一呈现给读者。从日常生活出发抵达人性的内核，审视时代，从而完成对高于生活的另一种“陌生生活”的再现。

好的小说，其实比生活更精彩。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陕西的第一代作家柳青、杜鹏程，第二代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他们的创作也分别代表了自己时代写实主义写作的最高水平，应该说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句子，他们每一部作品，既征服过艺术，又征服过读者，犹如一块块坚硬有质感的石头，垒砌起小说难度的高山，形成了作为后来者难以超越的“高峰”。若想登上写作的“高峰”，就是要站在经典小说的肩膀上，写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和与众不同。

其实，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是站立在别人创作的高山之巅，形成的新的小说的难度。陕西作家是幸福的，因为面前有经典值得学习;同时又是不幸的，因为要在这一座座高山之上，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另辟蹊径发现新的视角，写别人笔下没有的题材、人物、故事，写得比别人更深邃更悠远一点。否则就谈不上独特。

任何作家都不可能脱离他置身的社会，也不可能脱离他生活于斯的背景。所以，关注现实，努力使小说与现实相连，努力在这个世界上，寻找真实的、善良的、美好的东西。现实永远在自我革新，只要写出新的变化，你的小说就是新的，这正是“现实”的魅力。

小说是精神与心力的产物，以文字做肉身，以人心为魂魄，无形却坚固，不管是在全民狂热的时代还是在如今小众的冷清当中，都自有它不朽的生命。流动在小说中的现实都是活的，这不仅是小说所涉及到的现实，还包括它如何来表现这现实。“写什么”“怎么写”和“为什么写”这三个问题，在今天仍然非常重要。

以党益民为领军的富平籍作家，如林喜乐、李印功、耿祥、喊雷、李红、路西平、巴漠、杨英武、杭盖、郁秋等，在他们执着的坚守与艰苦的创作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期盼他们在今后的创作中寻找到更多属于自己的句子。

让精神自由、生命飞扬的文学表达才是好作品

西北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 杨乐生

探讨文学，最重要的是突出它的文学性，而不是文学性之外的东西。对于富平籍作家群的作品，大的方面感觉，有一种小小的失望，让人眼酸心热的作品不多，好玩的文学基本没有。

作品想表达什么，如果结合自己的生平、家庭把这些故事总结表达出来就是文学的话，那就是文学的悲哀。

对于基层文学工作者来说，初步形成自己的艺术观是最重要的。必须形成自己的看法，哪怕这个看法局限性很大，也很片面，但这才是你的，是独特的。

文学本质是让人精神自由、生命飞扬起来的东西。每个人的文学表达如果能最大可能地表现自己精神飞扬的一面，就是好作品。

文学性可以把我们导向审美的范畴，但如今文学被附加的东西太多。

对于生活，最重要的是认知它、判断它、发现它，进而表现它，而不是照搬它、重复它甚至拙劣地模仿它。文学要创作，“作”就包括创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通过语言艺术的思考才是文学。目前在陕西乃至当代中国，作家都有太多误区，迷茫太多，盲点太多，好多作家不知道他在艺术上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平的太多，新奇特太少。

我用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与大家共勉：我们必须朝着真理与自由前进，虽艰辛却充满决心，在这漫长的道途上，会感到疲惫和退缩，然而我们不会忘记阳光及活着的乐趣，以及我成长于其中的乐趣。

基层文学创作需要有广阔的文学视野和思想视域

中共西安市委党校教授、秦文化研究专家 王琪玖

富平作家在十余年间出版长篇小说40多部，成果丰硕，成了文学陕军再进军的排头兵，先遣连，令人欣喜，令人震奋。

就总的阅读印象而言，我认为，富平籍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审美资源的开拓和书写题材的选取上，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厚重的历史质感;在创作方法上虽然依然坚守现实主义传统，但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吸纳魔幻现实主义之玄秘，或撷取象征主义之隐喻，或坚守现实主义之写实等等，真可谓“纸上风起云飞，笔下各有千秋。部部别开生面，篇篇花香冲天。”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地域的作家群体，还需要有广阔的文学视野和思想视域，以“穿透肉体的天堂的光辉”，观照“当下”的现实生活。发现“我们从未发现的东西”，以诗性的文学书写，应答审美对象“向何处去”或将来会“怎么样”的命运命题。再次，还得把小说写得“好看”，主动完成由“生产美学”向“接受美学”的写作理念的转变。时代在变，小说的受众群体也在变，作家一定要充分考虑读者的审美要求。

此外，文学评论家也要眼睛向下，以深切的爱的目光，去关注，扶助正在成长的乡土作者，为他们的成长浇水、加油、鼓劲，让文学这棵常青树永远充满生机。

对富平籍作家三部作品的感受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贾平凹研究中心主任 韩鲁华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的就一个县的文学创作进行研讨的会议。一个县有这么多作家，写了这多作品，确实让我感到震惊。会议筹备者给我送了二十多部作品，由于精力与时间所限，我没有全看，大概先翻了一下，整体印象是，这些作品题材丰富，有历史的、现实的;有不同的思考视野和叙写视角;这些作品，有的是相当不错，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有的可能相对要弱一些，甚至有的还在做着文学创作入门的摸索。但不管作品的情况怎样，有一点则是令我敬佩的，那就是对于文学的热爱是非常认真的、甚至是虔诚的创作态度。在这里，我就谈谈我对阅读过的三部作品的一些感受，与大家进行交流学习。

《雪祭》是一部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是一部表现当代军人崇高精神的作品，是一部充满军人深厚情感的作品，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当代军人风采的颂歌。但也有问题：一是主体情感是否过于强烈;二是对于第一代乃至第二代军人生活的穿插叙述，有些地方是否存在强性的安排;三是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性的开掘，特点突现性与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是否应更为融合与自然！

《浚稽山》给我的总体印象是：这是一部以研究历史的眼光书写汉代苏武与李陵二位汉人困在北漠匈奴的生活，写出了原始血性中的人性，使人体现到了血性的冲击与人性的温暖;也写出了不同民族即汉人与匈奴人的文化性格与生活习俗之间的碰撞与融合。这是一部表现历史悲剧的悲剧作品。留给人们更多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悲剧中所蕴含的历史与人性内涵的反思与评价。

于此，我想谈谈这么几点感受：第一，强烈的历史理性思考。这部作品对于历史人物苏武与李陵的叙写，期间始终贯穿着作者对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历史判断思考。整体上看，还是认同历史评判，苏武——忠贞英雄，李陵——背叛汉廷。问题不仅仅在于此，而在于对这两个人物历史评判更进一步的历史原因的揭示与叙写。这里既注重还原历史情境的呈现，同时其间又浸透着现代人的思想精神与情感体味。于历史呈现与现代思考中，剖析这两个历史人物生命困境与历史悲剧的社会与文化性格的原因，而不是生冷硬的道德评判。第二，在对比的叙事设置中写出人物的血性与人性。苏武与李陵是本作品的两个主要人物，也是放在一起进行对照着叙写的。苏武的最终坚守，宁死不屈;李陵的始守终弃，面对现实的屈服与屈服中的坚守。李陵与挛鞮拓跋-坚昆居次，苏武与挛鞮昭云即长安居次。美人爱英雄，写出了美人的性格，坚昆居次的思路缜密，她的城府与处事的得当等，长安居次的一腔热情与刚烈等。苏武的坚守与为了坚守中的变通——与长安居次的成婚及与其的情感，李陵的屈服与屈服后的坚守，写出了他的更具人性、人性的意味。这是一个更富有生命情感血肉的艺术形象。第三，叙事的多种视角及其整合。小说每个章节以人物为名，其实是显示叙写的基本内容，也是从不同人物角度对于事情的叙说，这中间难免会有叙事上的重合问题，也可以说多个人物在叙说故事。但从实际情况看，叙述的内容常常溢出了叙事人物。这不同的叙事视觉组合成整体叙事结构。这些叙事上的探索应给予肯定。第四，大背景与日常生活叙写。《浚稽山》叙写的是一个大的历史时代下的故事。不论苏武或李陵，其落难于匈奴，都是在从汉武到此后几代汉皇的大的历史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汉匈战争，也就没有苏武与李陵这样的历史人物及其故事发生。汉匈战争是故事发生的历史时代背景，也是其真实的历史情境的规定性。这一历史叙事，一般可以说是更易选择一种宏大历史叙事方式。于宏大历史背景下的民族矛盾冲突中，于战争的火与血中来完成叙事，完成人物的塑造。《浚稽山》具有着宏大历史叙事的某种构架特征，但是，它更多集中于具体的生活场景与日常生活的叙写，以此来更为深入细致地刻画人物性格。于此，实现的是人及其人的日常生活，人本身的生命情感。

仵新社的《天漢》是一部向传统小说——章回体小说叙事传统致敬的作品;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是一部适合于阅读的叙事极为通俗流畅的作品;这也是一部以刘邦蛰伏汉中厉兵秣马、励精图治为叙事基点，昭示人生在困顿中再度奋起的励志人生的作品;这也是一部以民间立场视野对于历史重构的作品。

荡涤灵魂的西藏书写

——党益民西藏书写片论

西藏民族大学教授 魏春春

党益民的文学书写立足“三西”，即西藏、西夏、陕西，这是与他的人生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西藏是党益民青涩记忆的源头，他三十余年的军旅生涯，基本围绕着青藏线、川藏线、新藏线，每条公路的终点都是西藏，因此，党益民的西藏书写可谓是天路的西藏;西夏王朝是党项民族最为恢宏的历史篇章，经过多方考究，党益民认为他的家族是党项的后裔，因而，他钩沉历史典籍十余年，以《石羊里的西夏》完成他的种族记忆和情感归属;陕西是党益民的故乡，多年的军旅生涯生成他无尽的乡愁，最终他选择了阿宫腔这一极富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记忆，倾诉着他的乡恋。

党益民西藏军旅书写代表性作品有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雪祭》，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散文集《西藏，灵魂的栖息地》等，其中《用胸膛行走西藏》荣获全军文艺一等奖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雪祭》在2017年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

党益民的西藏书写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以散文的形式展现他西藏军旅生涯的点滴记忆，表达他难以割舍的西藏情缘;另一方面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勾勒武警交通部队挺进西藏、修筑天路、维护天路的艰苦历程，展现出武警交通人的天路情怀;第三方面是以小说的形式塑造高原军人守卫西藏、固守西藏、扎根西藏、建设西藏的崇高形象。

党益民的散文集《西藏，灵魂的栖息地》包括《雪野蹄印》《遥望故里》《秋叶俯视》和《雪祭天路》四个单元，收录的散文记述他的军旅感受，展现他的故土情思，呈现他的生活琐细，彰显他的天路情缘。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展现了武警交通部队官兵保障川藏线、新藏线畅通而献身雪域高原的故事。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雪祭》集中地体现出党益民的天路书写的情怀，他要展现的不仅是发生在天路的故事，更要展现一种以血肉之躯铺筑天路的精神。这三部作品通过爱人的追索、子女的追索、亲历者的追索，从不同的层面形塑共和国高原军人的精神高地。

《雪祭》是党益民军旅生涯的集大成之作。在这部作品中，党益民集中梳理了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体验，从其中择取了最震撼人心的片段加以文学书写，展现了几代高原军人甘于坚守、甘于奉献、甘于牺牲的情操，呈现出一曲洪钟大吕的英雄赞歌。在和平年代，在我们畅享改革成果的同时，竟然还有那么一大批武警交通战士奋战在祖国边疆，默然无语，以他们的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书写时代璀璨的精神之花，彰显灵魂的高海拔。

从富平籍作家群看基层文学创作的发展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渭南市作协主席 李康美

很早以前，曾经有人说，偏僻西北，山高水深，出的是忠臣孝子;江南水乡，小桥流水，出的是才子佳人。但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似乎已经打破了这种固有的思维，文学的版图也好像有了很大的变化。今天在富平县召开研讨会，我不由得也想起富平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特征。富平有山有水有平原，富平的风水也埋过几个皇上。在革命战争年代，富平同样留下多处“红色”的印记。诸如此类的历史，都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财富。

新时期以来，富平籍作家队伍和文学创作成就，都走在了前边，起码在秦东这块土地上，形成了一支前赴后继的文学力量。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学和艺术刚刚从十年“文革”解冻的岁月，富平就出现了一支非常喜人的文学队伍，比如袁秋香、曾长安、喊雷，孙一农、肖建国，齐宇强、李问圃等等，他们大都是以写故事、讲故事的文学起步阶段进入文学创作，后来又开始创作真正的文学作品。袁秋香的散文，喊雷和孙一农，肖建国的小说都纷纷发表在《延河》等省内外公开的文学刊物;而曾长安一直以戏曲剧本创作为主，由他编剧的《两家亲》《三姑娘》《四季歌》《五味十字》等等一大批现代戏，在全国和全省都引起很大反响。进入90年代之后，以党益民，仵埂为代表的富平籍在外的作家，不管是在小说领域，还是在评论和散文领域，都开始引人关注。虽然他们在外地工作，但是从他们创作的取材看，仍然是记述家乡的乡愁，对家乡的文学创作起着冲击和引领作用。

近些年，随着出版界的开放搞活，富平县的文学创作又开始了大爆发，再次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富平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繁荣的文学创作现象呢？我以为应该有这么几条经验可以总结：一是富平本来就具有产生文学的土壤。除了我在前边讲的人文地理环境之外，诸如“富平老鼓”“富平阿宫”等等民间艺术都是富平古老文化的证明，都可以形成厚重的文化积淀。二是富平人本来就具有创造精神，文学创作也会形成良性的竞争。他们“以外带内”，“以内促外”，从而把内外都拧成了一股绳。比如党益民几年前就拿出自己的钱，在家乡设立了文学奖。评论家仵埂对家乡的文学创作同样也很重视。从而就形成了强劲浓郁的文学氛围。三是县委、县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主管部门的得力指导。据我所知，凡是富平县的文学活动，县上的主管领导都会积极参加，尤其是对文学界的骨干力量，主管部门还会及时地掌握情况，主动联系，解决问题。从而也增强了作家队伍的团结，提高了作家创作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任重道远，勇攀高峰，再创富平文学新辉煌

富平县作协主席 杨英武

富平这地方不算大，却引起许多文学以及文化界人士关注，不得不说是一件好事情。

2007年，富平作协成立以前，富平文坛长篇小说创作几乎是一片空白。自从2007年8月富平作协成立以后，富平县文学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兴盛局面。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喊雷、党益民两位老师，更成为富平作家的榜样，在他们的引领下，杨英武、张更祥、康凯鹏、王保卫、吴宏博等几十位作家在陕西文坛露出头角，也成为富平作家队伍的中坚力量。

由富平县作协创办的《富平文学》已出刊30余期，刊发作品达200多万字，也推出了大量的文学新人和优秀作品。近年来，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发展和成熟，任转玲的“一瓣书香”、王璐的“玲珑文心”、康凯鹏的“富平凌瑞文化”等多个微信公众平台，以文学为载体，拥有大量的文学关注群体。而长篇小说作为文学创作的重力点，自林喜乐的《解冻》出版后，瓶颈终于被打破。紧随其后便有了康凯鹏的《贾岛传》、杨英武的《藏凤巷》、张更祥的《田韩堡》、唐应坤的《流泪碑》，李印功的《胭脂岭》等长篇小说相继问世。这些作品的水平暂且不论，单就部头之厚实，题材之广阔，影响之广泛，是富平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时成为富平文化界的热门话题。

在协会的培养、帮助和鼓励下，富平作家佳作不断，累计出版了各類文学著作310本，其中仅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军事理论就达55部（其中长篇小说46部）。2017年春，陕西省作协授予富平县作家协会“2015-2016年度先进集体”之光荣称号。张更祥的长篇小说《田韩堡》受到陕西文学界高度评价，2014年列入“茅盾文学奖”参评书目、杨英武的《藏凤巷》荣获渭南杜鹏程文学奖优秀奖，王保卫的《黑石村往事》改编的电影《燃烧的麦子》进入后期制作，吴宏博的长篇童话《秦娃》即将出版。2017年，党益民的《雪祭》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根据地》荣获陕西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成为富平籍作家的传奇和榜样。

尽管富平文学创作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按照新形势、新时代的新要求，我县在迈向文学高峰的道路上依然任重而道远。为此，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砥砺奋进：首先，在作者入会、新人培养、作品研讨、重点作品扶持等方面出政策，想办法，让富平的文学活跃起来，形成良好的写作氛围;其次，始终坚信“鲲鹏遨游九天是飞，燕雀游弋阡陌也是飞”的原则，提出全民写作理念;第三，通过征文、培训、讲座等形式，将学习与创作、习作与作品有机结合起来;第四，严肃对待写作，提出“我们是业余作者，却不能写业余作品”的要求，使作者的每篇作品都要对得住自己，对得住读者;第五，有计划、有步骤地报批写作计划，通过统一审核，由主管部门、社会企业予以赞助扶持，为推出文学精品助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