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男

摘要：对于很多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新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新的国际贸易理论。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创造了国际经济新秩序并带来了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文章结合我国实际通过对世界贸易理论及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论述，找出了我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最终出路。

关键词：经济增长模式；新贸易理论；地理经济；知识经济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国家社会财富的积累，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由最初的物质资源交换向现代知识、技术资源交换和运营变化的过程。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一个国家拥有物质资源的数量、通用货币的数量和黄金等贵重金属的储备来体现；现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质量及人类发展指数等来衡量。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以对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对物质资源的产出交换为核心。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依靠对劳动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力的价格以及资本的扩大投入来实现的；是通过劳动和资本的产出数量来计算的。

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即商本位主义盛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约翰·海尔斯和法国的傅丹。这一时期经济理论建立在扩大出口顺差和对金银的财富积累。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干预国家经济，对内实行农业、商业和工业制造业的产业保护；对外实行高关税和贸易垄断。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快速恢复新中国经济，采取了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内集中有限的物质资源和资本，加快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建设；对外以出口导向为经济增长模式加快外汇储备和财富积累。早期的重商主义，注重对货币的积累限制货币的流出，认为货币作为流通资本是国家经济活动的基础，推行货币差额主义和贸易顺差主义。

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中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进入重商主义的晚期阶段。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是英国的亚当·斯密。1776年，斯密作为近代世界经济学开山鼻祖在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主张开放、自由的世界贸易经济政策，反对早期重商主义的封闭和保守。很多经济学家仍旧把斯密理解为重商主义者，倡导所有国家实行贸易顺差。针对经济增长模式问题，斯密最大的贡献在于：一是，世界贸易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劳动的更多社会分工，而专业化生产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力和劳动效率的提高。抽象的劳动价值从商品价值中分离出来，斯密为马克思发现劳动的剩余价值及劳动价值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是，斯密认为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的运作可以提高国民财富，并且可以提高国民的资本储蓄能力。三是，斯密认为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企业和行业的规模扩大后，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销售费用、节省了更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最终增强了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我国就曾经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经济增长效率低、浪费严重出现了明显的规模性结构失衡。

斯密所引发的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所产生的报酬递增成为了经济增长模式中规模经济的理论基础。在同等的技术条件下，劳动的专业化分工使得劳动的生产效率提高，产出量增大。企业规模经济和部门规模经济可以使微观经济中个体经济的平均生产成本随着产品的产量范围扩大而降低。在古典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期，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的市场需求，单独的经济个体进行大批量的生产方式会引发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就是说在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在可变的生产要素投入量超出临界点值时，该投入要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逐渐递减。对于企业来说，规模经济使得企业联合组成了大型的经营实体。但是，由于国内市场的需求有限以及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和进口关税障碍，随着企业的规模扩大、产出增高，其边际效益会随着产量的递增而递减；当产量增大到一定程度时，甚至出现了浪费，边际效益成为负值；这就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的现象。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市场经济调节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对市场信号的敏感程度低，产能过剩使得市场产品的价格出现偏离，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实际国民收入增缓。

斯密是国际自由贸易理论的创始者，而自由贸易理论是以国际分工为基础。要素禀赋理论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取决于国与国之间的绝对成本优势。产业革命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手工业逐渐向机械工业革命时代过渡。蒸汽机的发明带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得世界各国出现了生产成本的绝对优势。国家间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生产成本的绝对优势推动了劳动分工走向了最高阶段-国际分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首先掌握了先进的生产科技，这使得国际贸易交换中发达国家用少量的绝对成本优势的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较多自然资源产品。国际间不平等的贸易产品交换加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这种差距持续性的增大，使得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间，拥有绝对优势的自然资源和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并且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这些优势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速发展的生产技术优势所抵消。国际竞争的结果使得我国付出了高昂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成本和环境代价。

被西方学术界奉为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理论发展的又一起点。在世界各国实行自由贸易的对外政策时，大卫·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也就是比较成本理论，它是一种静态均衡的贸易理论。李嘉图为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九个假设条件。李嘉图坚持了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及绝对优势理论，认为世界各国之间可以进行平等的贸易交换；每个国家所有的产品可以分为两种，即比较优势产品和比较劣势产品。各国间用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成本的产品获得财富并进口本国比较劣势的商品，从而贸易双方可以节省劳动资源。通过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贸易交换，每个国家都获得了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在世界经济发展由农业社会生产向工业社会生产过渡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主要是针对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1867年，卡尔·马克思在世界经典巨作《资本论》中深刻的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生产方式、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格由价值决定，商品的价值由人的劳动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格变动的原因。马克思認为商品的市场价格自由波动是商品价值实现的过程，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承认商品价格的市场机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产品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对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对剩余价值不公平的分配。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采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生产劳动公平分配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性的发展过程中，科学的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现代化的劳动分工和科学的生产管理方式，减少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将劳动中剩余价值的剥削因素最大限度的去除。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复苏和1929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怀疑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方式。被誉为宏观经济学之父和新古典经济学派最具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1936年著作《就业、信息和货币通论》即《通论》中阐述了他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认为经济衰退的主要的原因是市场中总需求的减少，主张量化宽松型的宏观经济扩张政策。凯恩斯强调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调控作用，主张通过运用投资增长理论刺激经济增长，维持社会充分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先后参与了关贸总协定（GATT）即世界贸易组织（WTO）前身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前身等机构的组建工作，成為当代世界经济秩序的奠基人。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一直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至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由于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增长模式由原来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变为现在的投资拉动内需并带动产业链发展的供给侧增长发展模式。

凯恩斯的理论思想是以充分就业为核心，认为社会的就业率取决于有效的总需求；否定了古典经济学派对充分就业均衡和萨伊定律的假定。他认为一般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小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均衡。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加快经济增长凯恩斯提出了三大经济规律。首先，凯恩斯认为消费不足导致了市场需求不足，企业商品销售量减少失业率增加从而引发了经济危机。消费倾向决定消费需求，消费倾向指消费的增加赶不上收人的增加。消费占收人的比重越来越少形成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其次，凯恩斯认为投资需求取决于商家增加投资时的预期利润率。从长期来看，一方面商家的投资行为增加造成了资本供给的价格上升即借款利率上升，资本成本上升导致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下降。另一方面，凯恩斯认为商家的投资增加了产品的数量，从而造成其市场价格下降，最终导致预期利润率下降。这两方面都使得资本的长期边际效率递减。除非提供足够低的借款利率，否则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会引发投资需求不足。再者，凯恩斯认为人们对货币的使用具有灵活性即流动性偏好；人们宁愿以货币储蓄的形式保存财富，而不愿意使用货币对股票、债券进行投资。流动性偏好决定了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流动性偏好的增强和央行对货币量供给的增加造成了利息率的提高和投资障碍，这使得投资需求不足并产生了大量失业。最后，为了解决三大经济规律造成的大量失业和经济危机，政府必须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投资政策，刺激居民消费，增加投资从而提高市场总需求消除经济危机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主义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是显著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国家政府没有理性的干预宏观经济发展。缺乏控制的货币扩张政策和低质量的盲目投资造成了大量重复建设和通货膨胀；进而引发了高失业率和市场消费不足。凯恩斯主义的政府扩张货币政策和投资行为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充分就业和市场的需求总量问题。从长期来看，通过货币投入和投资增长不能满足市场内需不足的矛盾。货币供给超出了实际的市场需求导致商品物价上涨；消费者购买能力下降及商家的利润减少迫使企业减产、裁员加剧了失业率的提高。在封闭的货币体系下，量化宽松政策只能作为短期的市场调节工具；缺乏理性的过度货币供给及投资只能导致财政政策失效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失灵。这期间，企业工资水平的增长远低于市场物价水平的增长速度，低质量、低收益的投资项目并没有创造更多的就业。

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和保罗·罗默知识溢出模型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理论沉寂后而复兴的代表。卢卡斯首先提出了对凯恩斯主义的挑战-卢卡斯批判。卢卡斯理论是以宏观经济学动态分析为基础，认为市场中个人消费和商家投资在进行理性预期的前提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失效。这是因为货币的中性使得货币供给的增加或减少没有改变实际的经济变量如产出，而实际变量是由一国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决定。此外，卢卡斯认为失业与货币的供给及市场价格水平无关；作为实际的经济变量，失业是由劳动力市场需求、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技术结构等决定。卢卡斯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揭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缺陷并提出了两个经济内增长模型。一是人力资本外部模型。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外部性，如果没有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经济增长率会更高；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对内生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外来的技术变化。人力资本外部性解释了国家间的收人差异，也解释了人力资本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的原因。二是“在实践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外部性模型。卢卡斯认为一国的专业化生产源于其初始资源的配置，对于两种可替代的商品来说，生产率增长快的商品消费速度高于生产知识密集度低的商品。专业化生产过程中，生产知识密集型商品的国家经济增长效率更高。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一体化可能会造成一国专业化生产知识密集度低的出口商品；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商家的生产、投资行为带有跟从性和盲目性。

以李嘉图为代表的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具有不同禀赋优势的国家交换不同的贸易产品，但是具体交换哪些类型的产品并没有说明。而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很多国家都具有相似的禀赋优势并且交换相似的产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为了解释新的国际贸易现象而诞生了一系列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学说，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保罗·罗宾·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在1996年他的著作《流行国际主义》中成功预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并于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克鲁格曼重新定位国际贸易理论被视为斯密、凯恩斯后最具影响力的新一代经济大师。克鲁格曼将新增长理论中的收益递增规律及地理经济融入到了新国际贸易理论中。首先，克鲁格曼认为规模报酬递增规律可以使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开展贸易交换。这是因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规模经济效益使得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可以长期持续的进行低成本生产。同时，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使得国际市场中大规模生产取代地方的小规模生产，这就造成了产业间差异性产品的激烈竞争。对于很多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新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新的国际贸易理论。根据新贸易理论，国家间的产业内竞争利用的是规模收益递增的专业化而不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其次，克鲁格曼认为现代世界贸易的特征是报酬递增规律作用条件下产业专业化在地理上由边缘向核心集中。这是由于社会专业化生产分工主要源自地理资源配置，对于一国来说最初生产部门可以划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劳动力资源不可进行流动，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规模收益不变。工业部门劳动力可以进行无成本流动，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下进行规模收益递增式的差异化产品生产。如果两部门进行区位内的产品交换，那么它们间会产生冰山交易成本。冰山交易成本是指产品运输过程中，有（1-г）部分在路途中融化掉了，且只有г（г﹤1）部分能到达消费地；在均衡状态下，商家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外市场销售产品，所获得的利润相等。

再者，对于任何一国来说从地理经济角度分析都包含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核心区域是工业、高科技、资本、人口集中的发达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快。边缘区域相对于核心区域来说是农业、人口聚集度低等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在一国的区位经济增长中，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状态。一般来说，核心区域处于统领地位，边缘区域依赖于核心区域进行发展。核心区域依赖资源、经济权利、技术优势向边缘区域获取剩余价值；在持续性的贸易发展下，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边界不断调整，经济区域的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到达区位空间一体化。从世界贸易角度来说，克鲁格曼认同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等级划分，并根据核心-边缘理论将国际专业化分工划分为北部发达国家和南部发展中国家。克鲁格曼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持续性的生活水平提高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牺牲为代价的。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必须摆脱北半球发达国家的影响才可以快速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欧盟、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化转型时期。发达国家的區域经济结构转变为去工业化；向信息化、后福特主义方式迈进。在多元化的现代经济理论环境下，新经济增长方式由地理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组合而成。地理经济的运输成本使得区位产业难以进行专业化聚集形成规模经济。随着区域经济理论的实践深入，首先欧盟确立了其战略发展目标为关税同盟、区位共同市场、欧元区货币联盟及财政、军事、政治完全一体化的超级国家（Supernation）联盟。其次，美国的发展目标仍旧是超种族、超边界的全球称霸战略；对内实施美国2025国家重塑与复兴计划，对外巩固地区军事存在及中东能源控制权；经济方面在北美贸易自由区（NAFTA）、WTO（绝对控制权）基础上继续通过区域贸易合作谈判确立其在世界的领导核心地位。再者，日本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保持积极态度，主张东盟-中日韩澳新印（10+6）自贸区；目前日本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成员国，在欧盟与美国双边贸易、投资方面一直保持在领先地位。作为中日韩自贸区（FTA）成员国-日本一直希望与周边国家保持共同开发大市场的理念，即在大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集聚规模会超越市场扩大规模产生本地市场效应。

最后，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亚洲经济的领跑者，一直坚持独特的经济增长发展战略；在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去工业化转型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发展模式正朝着新国际贸易理论与地理经济理论相融合的道路并轨。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四十年间，中国曾一度奉行斯密的重商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作为国家的发展动力。而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由于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关税及非关税型的贸易壁垒迫使中国将经济发展逐渐调整为投资增长型的供给侧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政府干预、项目投资带动产业链发展进而扩大内需创造更多的就业。

结论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创造了国际经济新秩序并带来了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主要原因是由于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实施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科技含量、附加值较高的商品进行产业保护。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例如在手机等电子产品及大飞机制造方面，美国将苹果手机、IPAD的生产工厂及波音飞机生产线投放到我国，其目的在于迫使我国失去产品生产低成本优势，限制我国同类产业成长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一直采取技术封锁，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很好的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跨渡。而一带一路（OBOR）战略发展思路正好满足了中国与其他区位经济合作发展的结构转变需要。从战略角度来说，OBOR去除了冰山运输成本的障碍，加速了边缘区位与核心区位的整合，带动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劳动力、技术信息资源的流动。这期间要求我国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及地理经济迈进过程中，将知识经济概念逐步引入。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优势是以人力资源为基础，而我国需要通过高等级人才培养、新国际贸易理论实践，知识经济在地理经济空间一体化同时，对技术革新、产业结构升级、投资模式转变、教育职能增强等方面进行投入；最终使得经济增长模式中的生产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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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海口经济学院 财务会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