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拉

距离波士顿56公里的美国陆军训练基地德文斯军营可容纳4.5万名士兵，附属医院可接收1200名患者。1918年9月1日，医院只收到84名流感患者。9月7日，一名士兵被診断患有脑膜炎后送往医院，他有些精神错乱，还一直尖叫。第二天，他的连队里又有十几个人被诊断出脑膜炎。但随着越来越多士兵患病，医生将脑膜炎改为流感。突然之间，美国陆军的报告就指出：“流感爆发了。”

在疫情爆发的高峰期，医院一天就接收到1543名感染流感的士兵。很快医院设施不堪重负，医院和护士也都感染疾病，食堂工作人员太少，无法为病人和医务人员提供足够食物。之后医院也不再接收病人——不管病情多严重，营房里有数以千计的病人和濒临死亡的士兵。

德文斯军营医院的医生罗伊·格里斯特写道：“这些人最初像是患上普通感冒或流感，被送到医院后他们的病情迅速恶化，发展成前所未见的最严重的肺炎。两小时后，他们的颧骨上出现桃花点，几小时后，你可以看到黄萎病病症——这个术语通常指人因为缺氧而全身发紫，从他们的耳朵开始，再蔓延到脸上。这种情况会持续几个小时，直到死亡来临。情况非常可怕，医院一天大概会死100个人……有好几天甚至棺材不够，尸体只能堆积起来。”

德文斯军营和波士顿地区是美国最先遭遇第二波流感疫情的地方，在疫情结束以前，流感无处不在，从冰冷的阿拉斯加到炎热的非洲，只是这一次不同于第一波流感，流感真的会要人命。

美军芬斯顿堪萨斯营地的一个急救医院

官员、媒体一直在撒谎

因为当时处于战争状态，各国政府的做法更是加剧了流感疫情。比如，美国军队征召了全国将近半数年龄45岁以下的医生，而且大部分都是最好的医生。更为致命的是，政府隐瞒了疫情真相。当美国开始参战时，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要求保持“残酷无情的精神”，所以他创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这个灵感来自于一名顾问。这名顾问这样写道：“真理和谬误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换，一个想法的力量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启示鼓舞价值，至于真相如何，根本无关紧要。”

威尔逊还督促美国国会通过了《反煽动叛乱法案》，法案规定：“任何针对联邦政府、国会、总统的恶意、虚假、诽谤性的言论，均构成犯罪……同时，不得散布、印刷、出版或撰写蔑视、丑化联邦政府、国会或总统的言论，或者煽动美国人民对于联邦政府、国会或总统的仇恨”，违者将被处以长达20年的监禁。同时，美国政府的海报和广告督促民众向司法部门举报“散播悲观论调、为和平呐喊或贬低美国为赢得战争努力的人”。

在这种背景下，尽管流感已经影响到美国人的生活，公共卫生官员为了保持士气，决定隐瞒流感疫情。9月初，一艘从波士顿出发的海军舰船将流感带到了费城，之后海军基地爆发了流感。费城公共卫生主管威尔默·克鲁恩宣称：“将这种疾病控制在目前范围内，在这方面我们会成功的，目前还没有死亡病例，不必太担忧。”

说出这番话后的第二天，有两名水手死于流感。克鲁恩说他们是死于“老式流感”，而非西班牙流感。另一名卫生官员也出来说话：“从现在开始，流感病例会减少。”第三天14名水手死了，并且出现了第一位市民死于流感的案例。患者每天都在增加，而报纸每天都在向读者保证流感不会带来任何危险。克鲁恩向费城市民保证，他会将“流行病扼杀在摇篮中”。到了9月26日，流感已经蔓延到全美，很多美军军事基地跟德文斯军营一样死气沉沉，美军取消了全国征兵。

费城原定于9月28日举行大型自由债券销售游行，医生们敦促克鲁恩取消这次游行，否则流感将在成千上万人之间扩散开来。医生也试图说服记者写出关于流感危险的报道，但都被拒绝了。这场费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如期举行。

流感的潜伏期是两至三天，游行结束两天后，克鲁恩承认：“现在扩散到市民之间的流行病可能跟军营中发现的是同一类型疾病。”但他仍然告诫市民不要“因为夸大的报道感到恐慌”。

克鲁恩确实无需担心报纸会夸大报道，因为媒体都是站在他这一边的。“科学护理阻止了流行病。”一家报纸的头条这样写道。确实，医院护士不受影响，因为医院里已经无人可用——一名医院调度员收到了3100个医院护士的紧急需求申请，只有193个得到了回复。克鲁恩终于姗姗来迟下了一纸关闭学校和禁止公共集会的通知，而媒体却还在告诉民众：这个行政指令并不是“公共卫生措施”，“无需感到恐慌”。

然而，美国人完全有理由恐慌。最糟糕的是，费城一天里就有759名市民死于流感。牧师们驾着马车在街道上行驶，号召居民将尸体交出来，许多人被埋在集体坟墓里。6周时间里，超过1.2万费城人死去。

美国的政府官员都在撒谎。美国卫生部部长鲁伯特·布鲁说，如果采取了预防措施就无需恐慌;纽约市公共卫生部长则宣称，报道中的大多数流感患者是得了其他支气管疾病，不是西班牙流感;洛杉矶公共卫生主管的说辞和卫生部部长鲁伯特·布鲁一样——只要采取了预防措施就无需恐慌。

新闻媒体也在撒谎。以阿肯色州为例，10月份的4天里，派克军营的医院接收了8000名士兵。美国陆军特种肺炎部门成员弗朗西斯·布莱克描述了这样的情景：“每条走廊都有大量临时搭建的床铺，它们排成两排，上面躺满流感患者，在这里，只有死亡和毁灭。”而在11公里外的小石城，报纸上的头条是这样写的：“西班牙流感只是普通感冒，症状也是发烧和打寒战。”

但是美国民众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知道流感患者人数在不断上升——在圣安东尼奥，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感染了流感;人们知道一旦患上流感，从出现第一个病症到死去只需要几小时，而且患者不仅全身疼痛和发紫，还会咳血，鼻子、眼睛、耳朵都会出血;人们还知道，城市和乡镇的棺材都用光了。

人们无法相信官方告知的消息，他们开始害怕所有东西，尤其是未知的事物——流感会持续多久？还有多少人会死去？下一个死的人会是谁？真相被掩埋了，人们的士气开始崩溃，整个社会也开始瓦解。

马雷岛美国海军医院病房里，医务兵在等待患者

所有人都自扫门前雪

在大多数灾难面前，人类会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但在1918年，没有领导人站出来，没有人说出真相，信任也随之消失了。所有人都是自扫门前雪。

在费城，紧急援助部门的负责人恳求家中没有病人的市民尽早向他们报告，以便协助应急工作，但没有志愿者站出来。儿童卫生局也请求人们暂时帮助接收那些父母濒临死亡或已死亡的儿童，回应者寥寥无几。之后紧急援助部门再次发出恳求：“我们需要更多的志愿者，这些人几乎处于死亡的边缘，有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们？”还是没有。

这种情况并非只发生在费城，在密歇根州卢斯县，有一对夫妻和家中的3个孩子都生病了，但据一位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称，没有人愿意前去帮忙，即使这家人的亲戚也是避而远之。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约翰·德拉诺回忆道：“通常如果有人生病，其他人都会带食物到患者家庭……但在那时，没有人会到访，也没有人来送食物。”在肯塔基州的佩里县，红十字会主席向人们请求帮助，但没有人站出来，人們害怕病人，不愿接近他们，有数百个病人是在并不缺乏食物的情况下被活活饿死的。

一份美国红十字会的内部报告总结道：“人们对于流感的恐惧，类似于中世纪时对黑死病的恐惧。流感已经在全国许多地方爆发了。”因为恐惧，城市生活几乎停止了，街上的人也都被清空了。美国东北地区的造船工人被告知，他们和前线的士兵一样，对战争也同样重要，但好几个工厂工人出勤率不到一半。

在地球的另一端，新西兰的惠灵顿，情况也是如此。有人走出急救医院，发现街上一个人都没有。“那是工作日的下午2点，我站在惠灵顿市中心，看不到一个人。没有有轨电车运行，没有商店开门，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货车，上面有一张白色的床单，床单上画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十字，它是救护车或灵车。那真的是一个死亡之城。”

曾任密歇根大学医学院院长的维克多·沃恩不是一个言辞夸张的人，作为当时的军方传染病部门负责人，他也写下了自己的个人恐惧：“如果疫情继续以指数级增长的速度发展下去，人类文明可能几周内就会从地球上消失了。”

然而，突然间，流感似乎消失了，仿佛燃料燃烧殆尽那样。随着战争结束带来的欢欣鼓舞，交通重新回到街道上，学校和企业也重新开放，社会开始恢复正常。

不过一股令人不安的暗流仍然存在。第三波流感浪潮在1919年1月爆发，直到春季结束。这波致命的疫情，对历史产生了特殊影响。

被击倒的美国总统

1919年4月3日，在巴黎凡尔赛和平会议上，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病倒了。他在会议期间突然变得虚弱和严重意识混乱，很有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放弃了他此前坚持的原则。这次和会的结果是一个灾难性的和平条约，之后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些历史学家将威尔逊的意识混乱归因于轻微中风。事实上，当时威尔逊高烧不退，且伴有剧烈的咳嗽、腹泻和其他严重症状，中风根本无法解释所有的症状。当时巴黎爆发流感，威尔逊的一名助手死于流感，这足以解释威尔逊的病情——包括他的意识混乱。专家们后来也认同，许多流感患者会出现认知或心理障碍等症状。1927年权威的医学评论也作出总结：“毫无疑问，流感对神经作用的影响是深远的，几乎不亚于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第三波浪潮之后，1918年流感病毒并未完全消失，但它确实失去了惊人的杀伤力，部分原因是人类的免疫系统已经认识它了，另一部分原因是它失去了轻易入侵肺部的能力。它不再是嗜血的杀手，而是演变为季节性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