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

[摘 要]对于城市青年而言，由于家庭物质、经济基础好，是否能上大学主要与学习能力相关，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弱，因此认为这些人上大学比例是相对固定的。而农村青年在各方面处于劣势，是否上大学受到除了学习能力外的其他因素影响较强，因此认为这些人上大学的比例是不固定的。文章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重点研究了城乡收入差、GDP、城市居民CPI对农村青年上大学的影响，并结合研究结果对社会有关现象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关键词]农村青年；教育；打工；经济学

[DOI]10.13939/j.cnki.zgsc.2018.04.026

1 引 言

当前，在我国很多省份和地区农村适龄青年普遍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上大学还是外出打工。从青年自身角度出发，不难发现其做出选择的出发点和关键原因：经济利益与教育回报的综合考虑。

一方面，城市各方面条件优于农村，农村青年愿意在城市生活，学历成为基本条件之一。伴随着城市经济、生活、就业等各方面条件的不断提高，城市逐渐成为优秀人才的竞技场。在这里，只要你足够优秀就能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舞台，只要肯付出努力，财富和地位唾手可得。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进入城市人才越来越多，导致门槛越来越高。在众多门槛中首要的就是学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评估直观看出一个人是否满足工作的需求，是否天赋异禀。遇到这种问题，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学历。社会普遍认为，学历越高的人学习能力越强，即使对当前岗位不熟悉，也能够通过学习短期内达到要求。同时，学历与收入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在较高学历层次，学历与收入之间呈一定正相关关系，在城镇学历每提高一个层次，月工资收入大约会提高700元，而在农村大约只有550元（丁一飞，2009）。这一点更加突出了学历对在城市是否能扎根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现实生活的种种限制，让青年不得不放弃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①生活的压力。在中国，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鲜明的地区差异性。具体到一个家庭而言，地区不同，家庭收入也不同。随着GDP的快速增长，这种趋势在不断扩大。在经济发达地区，家庭收入较高，青年人不用忙于承担家庭责任，有更多时间用于在校学习。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情况则刚好相反，青年人往往很早就需要承担家庭责任。②经济利益的驱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策的不断宽松，很多农村青年通过外出打工获得了丰厚的报酬，成为时代的佼佼者。很多农村青年因此对打工心生好感。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农民工名义货币工资长期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速约为9.7%。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显著增长，随后十来年相对停滞，最近十多年增长较快（卢锋，2012）。③对学历价值认可的變化。在以前，社会普遍认为学历是获得财富和地位的唯一渠道，盲目地崇拜高学历。现在，很多人对学历的认识逐步理性化。认为学习不仅需要勤奋刻苦，也需要天赋。经济地位的提升也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学历高也不一定能够获得预期的财富和地位。一些研究也表明了这个问题，如：教育回报率因为能力变量的缺失确实存在被高估的情况，且认知能力对劳动者收入具有正向作用（王子涵等，2015）。在农村家庭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有：子女自身学习状况、母亲决策权×母亲受教育年限、教育投资价格、父亲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李旻等，2006）。除了上述的原因外，个人认为城市居民CPI也是影响青年进入大学学习的原因。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侧面反映了农村青年在城市学习期间所需要承担的生活成本问题。我国的大学基本上都位于大型城市内，因此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越高，反映出家庭教育投资也越高，越不利于进入大学学习。

从知网搜索结果来看，当前学界对于农村青年上大学意愿的研究还十分匮乏。部分文献只是略有提及，没有充分证据给予证实。为此，本文试图通过相关经济数据对青年上大学意愿进行分析，并提出若干经验证据。

2 理论分析和相关假设

2.1 影响农村青年上大学行为的理论分析

我国自古就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特别是实行科举考试以来，教育成为社会成员终其一生的最高追求，涌现出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成为群众茶余饭后的谈资。时至今日社会上依然有较大人群认为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重要手段。从青年自身发展来看，他们也十分愿意接受高等教育，希望通过学习提高社会竞争力和自身综合素质。从其家庭来看，父母依然把子女成绩优异作为无上荣耀，并为此甘愿付出。这种现象是本文的立足点，即所有青年都十分愿意上大学。对于城市青年，由于家庭物质、经济基础好，是否能上大学主要与学习能力相关，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弱，因此认为这些人上大学比例是相对固定的。农村青年在各方面处于劣势，是否上大学受除学习能力外的其他因素影响较强，因此认为这些人上大学的比例是不固定的。文章重点研究影响农村青年上大学的因素。

尽管农村青年愿意上大学，但是在具体行为实施中又有一些限制条件。如：教育投资价格、农民工工资水平、学历对工资的影响等多重因素。教育投资价格是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重要因素，收入仍然是制约因素（李旻等，2006）。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同学历不同工作报酬的现象（丁一飞，2009）。我国农民工工资在 1985—1995 年非常平稳，但从 1996 年开始不断上涨，特别是 2004 年以后出现加速上涨的态势（易露霞等，2011）。

尽管国家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帮助农民致富增收，但受基础设施、投资环境、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影响，城乡家庭收入差额在不断扩大，家庭教育支出的承受能力也因此颇受影响。农村青年不得不面对现实，在上大学还是外出打工二者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2.2 实证研究假设

由于城市在工资水平、就业岗位数量、物质生活条件等方面和农村相比具有优势，这优势差别越大，农村青年进入城市的欲望就越强。要想顺利立足于城市，就必须遵守城市的生存法则，第一就是高学历。根据这种实际，可以提出本文的假设一：伴随城乡收入差的增大，农村青年希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扎根城市，享受城市居民的优厚待遇。endprint

教育回报周期长，影响回报率的不可控因素较多，相比之下打工回报周期短、回报率相对较高，因此打工更加容易满足现实需求。根据这个原因，可以提出文章第二个假设：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外出务工的回报率高于教育回报率，更符合生活实际。

3 数据与实证检验

3.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根据实证假设内容，作者建立了以下实证模型：

模型中，JRUt为初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学习比例，等于大学招生人数除以三年前初中毕业生人数，该值把1980年作为基期进行了调整；SRCt为城乡收入差，等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农村居民纯收入；GDPt为国家统计年鉴公布的GDP数值，该值把1980年作为基期进行了调整；CPIt为国家统计年鉴公布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α0到α3是回归系数；t是回归残差项。其中解释变量为SRCt和GDPt。

按照上面的定义，JRUt 越大表明学生进入大学学习的积极性越高。故研究假设一要求α1显著为正。研究假设二，要求α2和α3显著为负。

3.2 样本选择与研究数据

统计学一般认为n≥30为大样本，可以有效避免样本容量不足带来的诸多弊端。根据现有数据情况和有关历史事实，本文选择了从1978年开始作为数据收集的起点，之前数据不予收集和采纳。

为保证结论的准确性，在数据选择上全部使用了官方统计资料的数据。教育方面数字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77—2015），经济方面数字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1—2015）。在保证数据准确性同时，作者对部分数字进行了适度的调整，如：被解释变量为比值，数值太小，而GDP数字又太大，因此把1980年作为基期进行了适当调整，防止回归系数因数值太小而被忽略的情况。

3.3 实证研究结果

3.3.1 数据描述

表1给出了1980—2014年四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最大值和最小值、标准差都反映出样本数据的波动性较大。表1 变量描述统计

3.3.2 单位根检验

在做协整检验前，首先应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的平稳性检验。文章采用ADF方法，该检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n次差分法将非平稳序列转化为平稳序列。首先要对JRUt、SRCt、GDPt做原序列的ADF检验，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三个序列都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

通过检验发现JRUt、SRCt、GDPt都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所以需要进行差分。

JRUt通过一阶差分后，通过了ADF检验。SRCt和GDPt在一阶差分后没有通过了ADF检验，需要进行二阶差分。

SRCt和GDPt在二阶差分后通过了ADF检验。综合检验结果得出：JRUt序列为一阶平稳序列，SRCt和GDPt为二阶平稳序列。

3.3.3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基本思想在于：尽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呈现稳定性，则这两个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上面的ADF检验已经表明，JRUt序列的一階差分后已平稳，SRCt和GDPt在二阶差分后也已平稳，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我们对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得到残差序列t，并进行了单位根检验。

残差t序列的检验值为-2.240<-1.950（5%显著水平观测值），说明JRUt、SRCt、GDP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3.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只能告诉我们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要想证明其是因果关系，还必须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表9所示的结果表明，SRCt、GDPt并不是JRUt的格兰杰因，而JRUt、GDPt却是SRCt的格兰杰因，即进入高校学习比例和GDP水平对收入差的影响更为明显。

3.3.5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我们明白了JRUt、SRCt、GDPt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对于具体影响的大小还不明确，需要通过回归进行测算。同时，为了明确各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针对不同解释变量进行了三次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

第一次回归表明，SRCt对JRUt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拟合优度也十分高。说明城乡收入差额的不断加大确实会刺激适龄青年到大学读书，毕竟学历在我国的就业影响因素中占有较大份额。

第二次回归表明，SRCt对JRUt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的同时，GDPt对JRU也具有十分显著的负向影响，拟合优度也由于GDPt的加入进一步提高。GDPt的负向作用突出地显现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提升人们进入大学学习的欲望，反而由于就业形势的利好，部分青年愿意放弃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转而选择直接就业。

在第三次回归中，加入了控制变量CPIt。CPIt加入后，SRCt和GDPt对JRUt的影响没有明显改变，但CPIt的t值不高。根据经验来看，可能是由于CPI通常与GDP、收入等因素关系密切的原因。鉴于拟合优度的进一步提高，作者认为应保留。

4 结 论

通过实证检验，各项数据支持了文章提出的两个假设。从假设一不难看出，农村青年希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扎根城市，折射出的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试想如果城乡同步发展，那么就不存在享受城市居民的优厚待遇问题，农村青年还会背井离乡地进入城市吗？为进入城市而学习使学习更容易流于形式，成为“敲门砖”，一旦目的达到

就会被抛弃，会导致整个社会学习风气的低下。从这点来看，城乡收入差距造成农村青年上大学意愿增强，对整个社会而言不是一件好事。

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也验证了上述观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越发显现。城市工业化程度急剧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也有显著提高。而与之相对应的农村生产力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在有些地区连最基本的机械化都没有实现，这种状况导致农村居民收入长期偏低。在城市发展初期，本地劳动人口能够满足各种行业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为防止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影响当地就业，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但为了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不得不允许高素质人才进入城市。在这种情况下成为高素质人才是进入城市的唯一渠道，高学历成为重要需求，青年进入大学学习意愿不断增强，但学习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之前，学生学习更多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此时更多是为了进入城市，学习开始扮演“敲门砖”的角色，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知识改变未来，对于一个国家也如此。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依靠人口红利创造了中国奇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优势伴随工资的上涨逐渐消失。创新成为推动中国继续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人才是动力形成的根本。“敲门砖”风气的形成使大多数人才在学术上浅尝辄止、应付了事，真正能为创新发展提供多大动力有待商榷。到目前为止，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依然没有破解，因此学生学习的目的并没有大的转变，只是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比例有所减轻。endprint

假设二主要反映出了教育回报率的问题。通常人们普遍认为GDP的增长会引起人均财富的增加，伴随人均财富增加人们教育投资能力随之增强，有更多青年可以进入高校学习。事实并非如此。

在1996年之前，大学生由于包分配，基本都能够进入国家单位工作。1996年后，全国开始取消包分配，大学生面临自主择业。在1999年高校扩招之前，全国高校普遍采取的是精英教育，学生知识能力水平较高。虽然不包分配，但就业形势并没有大的变动。高校扩招后，大量适龄青年进入高校，导致学生素质开始下降，毕业等于失业的现象日益突出。很多大学生在毕业后只能选择外出打工。和初中毕业进入社会工作的打工者相比，大学生在很多方面显现出了劣势，如：熟练程度、岗位要求、待遇要求等。初中生进入社会工作早，在大学生毕业时初中生已工作多年，十分熟悉工作的方方面面，而大学生依然是新手。初中生认为自己学历低，有一份工作已经非常满足，对岗位和待遇要求相对较低。而大学生认为自己学历高，理应从事相对体面的工作、享受丰厚的薪水。各方面条件的对比，使很多年轻人重新审视教育回报率的问题，产生了上大学用处不大的思想。

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GDP的增加没能提高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的比例，反而对这一比例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从长远来看会形成这种认识会导致人们热衷于就业而不是学习，结果只能是低层次社会劳动者大量待业、高层次社会劳动者资源匮乏，进而引发一系列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无论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是教育回报率问题，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处理不好这些问题会严重影响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些问题涉及的社会面都比较广，处理难度非常大，无法依靠社会成员自行解决，需要政府下大力气专门治理。同时也需要各方专家加大研究力度，积极向政府献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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