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乙霖

（四川师范大学 影视与传媒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使女的故事》这本书中铺开了一幅以生态与女性为主题的画卷，展示了20世纪末期的美国，因工业文明进步导致生态恶化，女性和儿童最先受到迫害的景象。在生育率极低的情况下，政府为了解决不孕通过军事力量实现政治复辟，将人按照功能分类，实行军事化管理，膜拜《圣经》，使其成为一切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这种政教高度统一的国度，女性地位无足轻重，在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之下，社会矛盾空前激烈。宗教分子为了建设理想国度，女性沦为生育工具繁衍生命。这种反社会、反人类、反自然的集权统治促使女性在有风险的危机下产生了反抗意识，也引起了更多的人对生态建设、生存觉醒的思考。

一、边缘化女性受戕害钳制的反乌托邦主旨

如果说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那么反乌托邦就是不平等、压迫、受钳制的社会形态。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是第二性。从身份地位来说，男性是第一性，处于高于女性的地位，这就形成了隐性不平等的地位关系。所以在基列国的男权社会里，男性和女性、人类和自然就形成两个对立面，女性和自然成为男权下的被统治阶层。

当女性被剥夺财产和社会地位后，她们的身份根据自己的“功能”进行划分，利用制服向社会展示自己的新身份。纯洁的蓝色象征着高贵的身份，这一类均为大主教的夫人；象征着新生的鲜红色代表沦为生育工具的使女，因为她们有一颗完好的子宫；褐色长袍是负责教育、“感化”使女的嬷嬷，她们日复一日地折磨使女就是为了让她们心甘情愿地成为繁衍工具。另外，还有一些因为年老没有生育能力，又不听话、不配合的反叛者被称为“非女人”，会被发配到殖民地处理核污染垃圾。

她们的身份全部被重新定义，生育是她们能存活的唯一理由。这样扼杀人性、反科学的做法，将基列国自然歧视与女性歧视的畸形社会观展示出来，引发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热议。

在故事中，因为生态危机引发的各方压力不仅对女性和自然造成迫害，男性在某种程度因为生态破坏也成了受害者，男性的生育能力大大降低。但在基列国却将这样的原因归结到女性身上，她们除了被统治、被压迫之外，生殖系统受到损害还要被扣上不孕的罪名。

自文艺复兴开始，现代文明确定了以人为中心的自然地位，特别是西方国家一再强调推崇人类的权威性，所以工业技术突飞猛进。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恍惚间以为人类真的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把人与自然的地位放在了对立面，女性也被看作男权社会下可掠夺、可操控的牲口一般的对象。这样剥削自然和女性的权利正在悄然毁灭世界，但人类还浑然不知。

二、生态女性主义危机下的觉醒与抗战

在基列国这个男权社会中，男性对自然的生态压迫也必会对女性产生压迫，女性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他者”“边缘”，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但实际上，因为男权统治下产生的生态危机而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人文问题，最后却被归结到女性不孕上，这样的做法使得女性地位岌岌可危。

一些观点认为，女性和大自然都具有孕育生命的能力，所以女性能够更亲近自然，与自然有着独特的亲密性。所以，女主人公奥弗雷德常常陷入自己以前在花园的回忆中，看着生机盎然的满园花朵，以此来获得精神力量，排忧解难。任何被压抑的声音都不会沉默，它会以其他的方式呐喊出来。社会生态如何得以恢复？使女如何得以解放？所以，奥弗雷德常通过亲近自然来表达自己对自由的欲望。所谓生态危机，到底还是人的危机。

自从知道有“五月天”这个拯救女性的机构存在后，奥弗雷德开始踏上自我救赎的路途，小心翼翼地生存让她学会讨好身边一切可能友善的人，她拒绝被物化、拒绝被贴上标签。她为了沟通学会了几乎不出声音的喃喃低语，了解唇语，不放弃毁容的好友等行为，是她从思想觉醒到行动觉醒的过程。

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于奥弗雷德的描述中，凸显了她对生存的强烈渴望，不仅完善了在和平年代的意义，也拓宽了在困境中的生存意义，为解决当代社会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启示，为“人”自身应该如何生存提供了重要的指南。

三、结语

《使女的故事》创作于20世纪末期，其中描述的很多社会现象在今天正一步一步变成现实，这应该引起整个社会的深思和警觉，密切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站在女性的视角，对自然生态展开了敏锐洞察，意识到在人类社会中女性与自然的重要地位。不仅要从根本上大范围地改变女性被边缘化地位的劣势，还要改变人与自然共处的生活模式，不要把人放到自然的对立面，要自觉、积极地和自然界联系起来，获得可持续发展。所以，《使女的故事》中看似是女性的呐喊与觉醒，实际上也是若干年后，自然界遭遇严重破坏之后全人类的呼唤与自我救赎。

［1］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M］.陈小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