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夏民族形成于中原论“何以中国”

2018-02-26王震中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2期

王震中

(1.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2.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研究院，河南信阳 464000)

近些年，有关“最早中国”的讨论一直在持续。有的学者主张“最早的中国是陶寺”，有的学者主张“最早的中国是二里头”[1]引子。也有人把“最早中国”的讨论与中国文明的起源纠缠在了一起。

殊不知，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最早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命题。所谓“中国文明的起源”或“中国国家的起源”探讨的是在现在的中国大地上，与现在的中国有渊源关系的“文明社会的起源”或“国家的起源”。所谓“最初的中国”探讨的是“中国”这个概念最初指的是什么，它如何出现的，它是如何演变为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等问题。我们不能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扯在一起。那种把“最早中国”与中国文明的起源纠缠在一起的讨论，显然属于概念不清。

就“中国”一词而言，“最早中国”与“何以中国”[2]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在确定“最早中国”时，首先需要说明“何以中国”。在我看来，作为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的形成与华夏民族的形成应该是同步的。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曰：“唯王初相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祼自天。……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①意思是周武王推翻商朝后，要建都于“中国”，以便于统治人民。

在成周洛邑营建新都，这是周武王的意思②。武王推翻商朝、封建诸侯之后，劳心疲惫而夜不能寐，便和前来看望他的周公谈了要在洛邑经营“周居”之事。《史记•周本纪》记载：

(武)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邑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3]128-129

《史记•周本纪》之外，类似的记载也见于《逸周书•度邑解》：

(武)王曰：旦，予克致天之命，定天保，依天室。日夜劳来，定我于西土。我维显服，及德之方明……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室，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邑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延于伊洛，无远天室。其兹度邑。[4]234-237

上述《史记•周本纪》和《逸周书•度邑解》两文的大意是：武王对弟弟周公旦说，为了平定殷，需要依据天室，若遵从宪命，就不会违背天意，从殷遗民中寻求辅助我的人也没有困难。从洛水到伊水之地，地势平坦，以前有过夏之都城。南面的三涂、北边的岳鄙、东面的河宛都是这里视野所及的地方，而且若目及伊水、洛水流域，天室亦不远，于是就计划在此地建邑。从上文中可以看出武王想要营建的新邑之地以前也是夏都所在之地。

通过《史记•周本纪》和《逸周书•度邑解》我们可以知道，在洛邑营建新的都邑至少是武王的计划。而从《史记•周本纪》“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来看，甚至还可以说，周武王不但提出要新建洛邑，而且已做了初步的营建③。这些都与《何尊》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在《何尊》铭文中这个新都洛邑为何称为“中国”？对此，我以为通过把《何尊》铭文的意思与《尚书•召诰》和《逸周书•作洛解》对读即可以得到说明。《尚书•召诰》说：

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5]199-203

《尚书•召诰》说周公在洛邑新建的这个大邑位于“土中”，文中“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与《何尊》所说的“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也是一个意思，即周王将在新建的“大邑”祭祀皇天上帝、治国治民。同样的意思也见于《逸周书•作洛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4]255《尚书•召诰》和《逸周书•作洛解》所说的“土中”，指的是四土之中，亦即“国之中”。因为是四土之中，是国之中，所以《何尊》铭文称之为“中国”。

从青铜器《何尊》铭文和《尚书•召诰》篇、《逸周书•作洛解》篇可知，金文和早期文献中最初出现的“中国”这一概念，指的是以洛邑为都城的中央之地，也称作“作大邑于土中”，该地在夏代时也曾是夏朝的王都。这与在早期文献中，最初的“国”指的是都城也是一致的。“中国”之称自此开始，但它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所说的整个国家的国土，而是指位于国土中心的都城，即中央之地。在周初人意识中，“中国”处于四方之中，便于治理，而且它与之前的夏都之地是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国家概念的“中国”，经历了从作为洛邑的“中国”，拓展为意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进而拓展为意指中原王朝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无论最早的“中国”是指都城洛邑和中央之地，还是后来的“中国”是指中原王朝，之所以称为“中国”，是因为它们都与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联系在一起。《说文解字》：“夏，中国之人也。”[6]173-174这里的“夏”是指夏民族和夏王朝，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以中原为核心的三代王朝。这就涉及华夏民族的形成问题。一般认为华夏民族的形成是与华夏称谓的出现有关系的。例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姜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7]100戎人驹支称中原的华夏民族为“华”，称自己为“戎”。这说明“华”“华夏”等称呼，既是华夏民族的自称，也是他称；同样道理，“戎”“诸戎”等称谓，既是戎人的自称，也是他称。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称呼华夏民族时的用语有“华”“夏”“华夏”“诸夏”等。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楚失华夏”[7]221，这是把“楚”与“华夏”相对应。《左传》闵公元年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7]256《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说：“《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8]400以上都称华夏民族为“诸夏”。《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蛮夷猾(乱)夏，周祸也。”[7]391这里称“诸夏”，又称为“夏”。也有称“诸华”，如《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对晋侯说：“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7]936是称“诸华”或“华”。《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7]1578这里的“华”亦即“夏”。总之，华夏、诸夏、诸华、华、夏等都是一个意思，即对华夏民族的称呼。由于上述华夏民族的称谓通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因而许多学者主张华夏民族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9]。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用“华夏”“诸夏”“夏”“诸华”“华”等称谓来特意强调华夏族与其他族的区别，表现出华夏民族间的强烈的文化一体性。这不仅表明华夏民族已经形成，而且也表现出当时华夏民族所具有的民族意识上的自觉。在这种鲜明民族意识中，我们看到当时的华夏民族已属一个自觉民族。前文所举出：管仲对齐桓公所说“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鲁僖公母亲成风对僖公所说“蛮夷猾(乱)夏，周祸也”；魏绛对晋侯所谓放弃陈，“诸华必叛”“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这些言论就是当时的华夏诸国对自己归属于华夏民族的自觉意识，它强烈地表现出在与其他民族或部族交往中，人们对于本民族生存、发展、荣辱、安危等方面的关切和维护。

如果把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用“自在民族”与“自觉民族”两个阶段来表述的话，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已属于“自觉民族”，即有强烈民族自觉意识的民族。但我们不能据此而说华夏民族最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之间，而应该说此时的华夏民族已经是一个“自觉民族”。因为，“自觉民族”之前还有一个“自在民族”的阶段，民族形成的起始应该从“自在民族”阶段算起。所谓“自在民族”就是民族意识还处于朦胧、潜在状态的民族；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存在，但自己还不知道，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夏、商时期的华夏民族就是处于这样的状态[10][11]365-374。西周时期，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化得到进一步扩充和发展，民族文化中的礼仪制度、典章制度也更加完善，民族意识也开始显现，这才使得周人自称“我有夏”，以夏为正统。再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名存实亡，礼仪征伐不出自天子，天下处于混乱状态，在本民族共居之地时常出现异族的人们，致使“华夷之辨”思想和危机意识凸显出来，强化了华夏民族的一体性。春秋时期在民族危机中所激发出来的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就像在抗日战争中的民族危亡所激发出来的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一样，我们总不能说中华民族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吧！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是在戎狄等异族的刺激下升华的。当时，“华夷之辨”中所“辨”的是华夏文化与蛮夷戎狄文化的不同，它通过“华夏”这样的民族称呼，强调根在中原的本民族衣冠服饰、礼仪制度、典章制度与四夷的不同。这样的“文化民族”当然是一个“自觉民族”。而夏、商时期作为自在民族的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够出现，就是因为夏、商王朝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在王朝国家的框架内容纳了众多的部族。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华夏民族以“华”“夏”“华夏”“诸夏”等来称谓时，“夏”字占据核心位置，即已说明华夏民族的起始应当从夏朝算起。

“华夏”之“华”，原本指“花”，引申为华彩、华美、光华、采画等。例如，《尚书·武成》曰：“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5]203《文选·东京赋》有“龙舟华轙”，注：“华，采画也。”[12]105

“华夏”之“夏”，有“大”的意思。例如，《尔雅·释诂》：“夏者，大也。”[13]9《方言》：“夏，大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14]16《春秋繁露·楚庄》《白虎通·号篇》《说苑·修文》《论衡·正说》等皆云“夏者大也”。

“夏”还有“雅”意。《诗经》中的《大雅》《小雅》的“雅”就是“夏”，“雅言”即“夏言”，《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大雅”即作“大夏”。《荀子·儒效》篇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15]109，而同书《荣辱》篇则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15]41，这些都证明战国时“夏”“雅”通用。

“夏”字除有“大”与“雅”的意思之外，更主要的是，“夏”指中原的王朝国家和中原民族。例如，《说文解字》：“夏，中国之人也。”[6]173-174《尚书·尧典》：“蛮夷猾夏。”郑玄注：“猾夏，侵乱中国也。”[5]26《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夏，中国。”[16]1523这些都说明，至少在汉代，“夏”为中国的意思。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中原王朝。中原的王朝国家，当然要从夏朝开始算起。

恰恰夏、商、西周三代作为复合制国家结构的王朝国家是从夏王朝开始的，而正是这种复合制王朝国家促使了华夏民族的形成[10][11]365-374。

所谓复合制国家结构是指在王朝内包含有王国和从属于王国的诸侯邦国两大部分。在夏代，它是由夏后氏(夏王国)与其他从属的族邦所组成(同姓的有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异姓的有己姓昆吾、彭姓韦国、任姓奚仲、子姓商侯、姬姓的周族)；在商代，它是由“内服”之地的王国与“外服”之地的诸侯邦国所组成；在周代，它是由位于被后世称之为王畿之地的周邦(周王国)与各地的诸侯国所组成[11]436-477。复合制的国家结构使得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国家与华夏民族的形成具有对应关系[17]。而“中国”这一概念，由最初指“国之中”转变为指中原王朝国家，这样的国家，我们只能上推到具有复合制国家结构的夏朝，而不能上推到夏代之前的尧、舜、禹“万邦时代”。这是因为万邦时代还不存在多元一体的国家格局。以唐尧和陶寺为例，笔者也主张陶寺遗址可以和帝尧的都城联系起来[18]153-174,[19]，但陶寺时代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万邦时代，帝尧具有双重身份——唐尧邦国的国君和尧舜邦国联盟的盟主(霸主)，唐尧的国都虽然一度也是邦国联盟盟主所在地，它也可以以陶寺为中心而形成自己地理上的“中”的观念，即形成以尧都为中心的“天地之中”的观念。然而，一方面邦国联盟是不稳定的，随着盟主由尧向舜的变动，联盟的中心也是转移的；另一方面，亦即更主要的方面是，万邦时代的邦国联盟之间是国与国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国家内的关系，无法与“国之中”的概念相对接。而王朝国家则不一样，它存在“多元一体”的整体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其国都才被视为“国之中”。也正因如此，《史记•周本纪》和《逸周书•度邑解》中周武王才强调，他要营建的新都洛邑是“有夏之居”。也就是说，《何尊》铭文所说的“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之“中国”，周武王和周公旦都是把它与洛邑曾经是夏朝的王都这一历史联系在一起的。

在本文的开头说，也有学者主张“最早中国”是二里头，“何以中国”也是因二里头遗址具有王国都城的性质而提出。在这里，许宏先生所说的“王国”，属于我所说的“邦国—王国—帝国”[20]模式中的“王国”，在这方面我们两人是一致的。王国阶段的国家结构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作为复合制中的两大部分——王国与诸侯邦国，王国是王朝国家内的“国上之国”，诸侯邦国是王朝国家内的“国中之国”，二者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复合制。但许宏先生是仅就考古学来讲“最早中国”以及“何以中国”的，在他的学术观点中，他不主张现在就对二里头王都究竟是姓夏还是姓商(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给予一个结论。就单纯的考古学而言，许宏先生的学术倾向是无可非议的，这一学术思想也是值得尊重的。

确实，虽说二里头王都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还不能成为定论，但有根据的推论也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就地域而言，据文献记载，豫西有相当长的时期是夏王朝的王都之地。如太康和夏桀都曾居斟寻,《古本竹书纪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21]4其地在今河南偃师东边的巩县西南；文献中有“伊洛竭而夏亡”[22]30的说法；《逸周书•度邑解》等篇也说伊汭、洛汭入河之处乃“有夏之居”[4]237。所以，位于豫西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在地域上与夏朝王都所在地是一致的。从时间上看，自2005年以来最新碳十四测年数据中，二里头遗址第1期至第2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750—公元前1600年，这是夏朝中晚期的年代，而二里头遗址是从第2期开始有宫殿，从第2期开始成为王都的，所以，二里头遗址第2期至第3期是夏朝中晚期的王都④。

也许有学者根据二里头第4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中新的数据约为公元前1565—公元前1530年[23]，主张二里头遗址或二里头第3期、第4期是商的王都。对此，我赞成吾师田昌五先生的意见，他说：“(二里头)第四期当在夏朝灭亡之后，绝对年代应是商初。就是说四期为夏文化在商初的遗留。”[24]也就是说，二里头第4期的宫殿是夏人在商初修建的宫室[11]423。

在历史文献中，成汤推翻夏王朝后，夏邑并没有被毁灭。如《史记•殷本纪》曰：“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3]96《史记•封禅书》曰：“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3]1356《尚书·汤誓》也说：“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25]193又说：“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25]199这里的“欲迁夏社”之“迁”就是迁移之迁，而“复归于亳”则说明商汤并未以原来的夏都即夏邑为商都。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商汤推翻夏王朝后，本想迁移夏社，但因“不可”而没有这样做，只是在夏邑作了一篇《夏社》。这就是说，商汤战胜夏桀后，既然连夏邑里的夏社都未迁移和毁坏，那么，对于夏邑里的宫殿、手工业作坊等建筑物，当然也不会加以毁灭破坏，而很可能是像周武王推翻商王朝后依旧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俾守商祀”[4]253。如此，夏桀的后裔和夏遗民依然生活在原来的夏都之中。这就使得偃师商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而二里头的夏邑在二里头文化第4期不但原有的一些宫室得到延续使用，还建了新的宫室。在二里头文化第4期，新建的偃师商城与二里头的夏邑一度并存，是不难理解的[11]423。

总之，就现有的证据而言，我以为将二里头王都遗址中的第2期和第3期遗迹推论为夏代中晚期的夏都遗迹是合理的，有说服力，而且只有当二里头王都与夏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用二里头遗址来解说“最早中国”以及“何以中国”，才较为彻底，才合乎逻辑。但是，由于作为王都的二里头第2期和第3期遗迹并非夏王朝早期的王都，所以，若以夏朝的早期王都来谈所谓“最早中国”，二里头王都遗址也还不是最彻底的。

综上所述，如果把“中国”这一概念演变过程与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加以对照，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这一概念最初的出现与“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是密不可分的；《说文解字》所说的“夏，中国之人也”，就是把中国一词与夏王朝国家的出现和华夏民族的形成关联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在复合制国家结构中，王朝与“天下”才具有了同一性；王朝的政治中心即国都，与所谓“土中”和“国中”具有同一性。由此我们说，“中国”一词的概念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由单指位于洛邑的“国中”，扩大为主要指“中原王朝”，即华夏民族所居住的黄淮江汉的共同地域，最后才延伸为指以中原为核心的历代封建王朝，近代以来，已完全演变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称谓。

注释：

① 《何尊》铭文第1行第4个字，张政烺先生释读为“相”，意即《尚书•召诰》“相宅”之“相”，见张政烺《何尊铭文解释补遗》，《文物》1976年第1期。这里按照张政烺先生释读。

② 参见伊藤道治《西周王朝与雒邑》，《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该文王震中译自伊藤道治《中国古代国家的统治结构》“附论”，日本中央公论社，1987年。

③ 伊藤道治先生曾指出，由《史记•殷本纪》“(武王)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可知司马迁对《逸周书•度邑解》“其兹度邑”的理解是：周武王不但提出要新建洛邑，而且已做了初步的营建。参见伊藤道治《西周王朝与洛邑》一文。

④ 关于文献中夏王朝471年的起始和结束的年代，我主张夏朝的开始年代约为公元前2024年或公元前2043年，成汤推翻夏朝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553年或1572年。参见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415页。

[1] 许宏.最早的中国[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 许宏.何以中国[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5] 尚书[M].慕平,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6]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