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雅婷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一、引言

王安忆的《长恨歌》于2000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在这部作品中，王安忆通过细致描摹王琦瑶的一生，反映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寻常模样。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不再运用主流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话语，而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关注普通市民的家长里短，流水人生。

王安忆关注的是大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脉络下的寻常人生。与一般作家所侧重的关注点不同，她执意描摹的是上海寻常弄堂生活的琐碎细节。王安忆深谙中国古典文论的意象说，在《长恨歌》中，她巧妙地将日常生活与意象结合，大篇幅地对“弄堂、闺阁、鸽子、爱丽丝公寓、平安里”等日常生活意象进行细致描绘，充分发挥意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文化内涵，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这也正是小说吸引读者和评论者的主要魅力之所在。目前对王安忆《长恨歌》的意象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策略、历史观层面[1]，鲜有评论者将日常生活意象与王安忆的都市女性意识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从王安忆的女性主义哲学入手，从都市女性对根的追寻与都市女性的悲剧宿命两个方面对日常生活意象进行分析，挖掘在这一思想维度下日常生活意象所展现的审美意蕴。

二、栖息的家园——都市女性对根的追寻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崇尚金钱追求利益，都是实利主义者。在上海这个大的都市环境背景之下，人们无止境地追求物欲，以至于精神家园无处安放。漂泊无依，成为人生的常态。在这座熙熙攘攘的城市，女性对这种漂泊感的体验尤为深刻。她们身处都市这个物质和文明都相对发达的地方，与农村女性相比，接受了较多的外来思想和观念，相对独立，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她们有自己的一些思想，并非完全依附男性。但不可否认，几千年来男权社会留下的社会秩序以及传统女性回归家庭的角色定位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她们对男人对家庭有着很强的关注。这样的思想牵引着她们，在她们看来，有一个可靠的男人，有一个稳定的家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可一旦求而不得，她们必然要承受物质化都市对人造成的精神漂泊感，[2]面对无处安放的精神家园，她们渴望拥有自己的归宿，进而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她们回归家庭，自我寻根。《长恨歌》中王琦瑶这个上海女儿便是典型代表，她无处“栖居”，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根”却总是碰壁。她渴求内心深处的归属感。从王琦瑶的寻根之旅可以看出都市女性主体意识的艰难求索。

(一)回归家庭：自我寻根

纵观王安忆的作品，可以看出，她对女性的偏爱。以女性特有的视角，细腻的表现手法，细水长流地对女性人物进行精雕细刻。王安忆认为她们是都市中不可或缺的一抹最亮丽的风景。她笔下的上海女性穿着摩登，有“洋范儿”，但骨子里却也还渗透着中国几千年传下来的家族意识、家庭观念。在《长恨歌》中的王琦瑶身上，这一点显露无疑。王琦瑶自我意识的萌动与觉醒，地点从弄堂到爱丽丝公寓再到平安里，人物从李主任到康明逊再到老克腊，王琦瑶自我价值体现最多的就是“安家”，主动地去寻找值得托付的男人，可以依赖的肩膀。她骨子里依旧流淌着传统女性的血液，希望依附于男性，在男性的庇护下安稳地生活。与旧时女子不同的是，相比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被动接受，王琦瑶则是主动地寻找合适的人选。尽管寻找以失败告终，尽管这样的自我意识更多地具有交易色彩、计较成分，停留在物质层面，但不可否认，王琦瑶主体意识中“主动性”实践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

1.爱丽丝公寓

弄堂是王琦瑶生长的地方，是她生长之根，弄堂里，带着王琦瑶青春的味道。但王琦瑶面对这看得见、摸得着的踏实是有着挣扎与不屈的，心比天高却长在平凡之中，于她有着无法消除的痛。对于王琦瑶来说，逃离这狭小的弄堂，寻求一个有力的归宿，便是自己走向独立的唯一途径。所以经过上海小姐的竞选，得到李主任的青睐，她义无反顾地投入象征着权力和金钱的男人怀抱，搬进了爱丽丝公寓。她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独立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因为所谓的独立需要一个强大的支撑和依靠，主导权掌握在男性手中，独立只是更大的依靠的一个假象。为什么王琦瑶要这样做，根源在于王琦瑶对独立的理解走进了误区。这也与当时的社会舆论观念的影响有关。女性的独立就是通过寻根来体现，更具体来讲，就是寻找一个优渥的安身立命之所。爱丽丝公寓满足了王琦瑶对栖息之根的所有美好幻想。她把爱丽丝公寓当作了她的根。“‘爱丽丝’是那高枝上的巢，专栖息高飞的自由的心，飞到这里，就像找到了本来的家。”但这个根并非万年不倒，她所有的依靠——李主任虽是军政要员，却无法给予她更多实质的保证，一切美好在李主任失事遇难后灰飞烟灭。可以说，王琦瑶煞费苦心寻根的过程恰恰是她慢慢失根的过程。这也预示了她不得不逃离爱丽丝的悲剧。但我们必须承认，王琦瑶在进入爱丽丝公寓中表现出寻根的主动性实践，以及展现出她对于独立的理解，不论对错，都是女性主体意识迸发的璀璨闪光。

2.平安里

在这里，王琦瑶过上了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了男人的庇护，她靠自己的双手拿到了护士执照，走向了经济的独立，亲力亲为地开始了自己的柴米油盐。从当初的逃离弄堂到现在的回归弄堂，王琦瑶没有狂风暴雨般的抱怨，而是波澜不惊地接受了一切。王琦瑶开始坦然面对从前厌弃的弄堂生活和家长里短，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结识了“严家师母，毛毛娘舅，萨沙，老克腊”，打牌，聊天，细密精致地过起了自己的小生活。从留下王琦瑶青春味道的弄堂，到恍然如梦般转瞬即逝的爱丽丝公寓，再到平淡安稳的平安里，从这三个充满王琦瑶味道的日常生活意象中可以窥见她寻根—失根—寻根的人生历程，对根的追寻萦绕了她的一生。平安里似乎为王琦瑶的寻根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从她与康明逊、萨沙、老克腊的情感纠葛中可以看出，对她而言，寻根远未结束。她一直以来的自我寻根实质还是要寻找一个可靠的男性，有一个情感寄托、心灵依靠。所以看似王琦瑶最终找到了“扎根之所”，但也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而她身边的男性要么如康明逊懦弱，畏惧世俗，担不起责任；要么如萨沙实利至上，以自我为主，这注定了王琦瑶的寻根一次次落空，她始终没有建立以女性自身为主导的精神宝塔。她没有走向精神独立。

所以，通过爱丽丝公寓到平安里这两个日常生活意象，可以看到，在王琦瑶自我寻根的道路上，她主动地迈出了第一步，却没能走远。她有主体意识的觉醒并付诸实践，却没有找到进一步要走的方向，精神世界渴求依靠的无力感伴随了她一生，成为限制她真正独立的桎梏。

(二)融入社会：理想寻根

王琦瑶的理想不同于现代人的理想，是通过对自我兴趣和能力的探寻后制定的目标。最初从一个自我意识刚刚萌芽的上海弄堂女儿，她的理想雏形是别人赋予的或者说是在别人的认识和助力下逐渐形成的。在片厂的经历中，从参观到试镜，王琦瑶开始意识到自己某些方面是优于别人的，虽然第一次尝试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被导演相中，多少女孩梦寐以求的事情发生在王琦瑶的身上，王琦瑶自身独特的美丽不言自明。后导演引荐，程先生为其拍摄《上海生活》的封二，程先生、蒋丽莉热心鼓励并帮助王琦瑶参加选举“上海小姐”的比赛，王琦瑶一直处于对理想探寻的“半推半就”之中。但试想，如果不是王琦瑶主观意愿的不抗拒，又怎会有接下来的故事发生，尤其是在竞选“上海小姐”的后期，王琦瑶更是由守变攻，积极主动，蓄势待发。在融入社会后，王琦瑶实现了自我价值体认的二度跨越。

1.片厂

从表面来看，片厂是与日常生活有一段距离的，但它是那个年龄的王琦瑶常去的地方，构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片厂承载着她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向往，对王琦瑶以后的命运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在那样的时代，片厂与电影息息相关，而电影已经融入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将片厂作为日常生活意象就不足为奇了。片厂是王琦瑶理想寻根的起点，如果说之前王琦瑶的美丽还处于沉睡之中，那么经过片厂一行，这种美丽就开始被唤醒了。朋友的赞叹，导演的鼓动，让王琦瑶对自身优势的认识逐渐变得清晰明朗化。片厂，这个少时王琦瑶常去的地方，成为她心中一个美好的象征。它开启了王琦瑶的理想之门，它是王琦瑶理想寻根的第一个场所。片厂的经历为之后王琦瑶参选“上海小姐”埋下了伏笔，也对她日后的人生命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当都市女性某方面的优势或才能获得别人的认可且拥有一个施展的平台时，便会有欲望去实现自身价值，并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

2．“上海小姐”

“上海是摩登的代名词，上海小姐更是摩登的代名词。”[3]48作者将选举上海小姐和选举市长作比，极具权力和政治色彩的选举活动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而选举上海小姐却引发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本是一场不食人间烟火的活动，在上海偏就笼上一层寻常生活气，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盛会。“上海小姐”在这样特殊的地域下，俨然已成为日常生活意象的表达。由于之前在片厂失败的经历，虽说有过美好的憧憬，也都瞬间幻灭成泡沫。王琦瑶参选上海小姐，离不开蒋丽莉、程先生倾己之力的协助，如果说初选王琦瑶还保持一种矜持的态度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骄傲，当王琦瑶的美丽充分绽放在选举上海小姐的舞台上，得到了人们的艳羡和认可，她的自我意识空前高涨。到复选时，王琦瑶也积极投入到比赛的准备中。甚至在导演说服她退出复选圈时，遭到了义正言辞的拒绝：“在家全是女儿，在外都是小姐，倘若真是你说的那样，我就是想退也不能退了，偏要奉陪都底，一争高低。”[3]57作为寻常人家的女儿，王琦瑶或许不配拥有“上海小姐”这样的殊荣，甚至就连参选的资格都不应拥有。但王琦瑶没有唯唯诺诺地接受外来的压迫，而是据理力争，努力去实现对理想的找寻。王琦瑶的女性主体意识在此时达到高峰。

自我寻根跨越了王琦瑶的一生，而理想寻根却只是王琦瑶生命中的一段小插曲。本应是从自我确认到自我价值确认的历程，作者却只将女性自我确认贯穿王琦瑶的一生。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女性对于确定自身价值和意义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模糊性。她们有进一步实现自我价值的冲动和欲望却不知道该如何走，在探索中容易被环境所左右，陷入困境，甚至停滞、后退。《长恨歌》中王琦瑶委身李主任之后，她的理想寻根就宣告终结了。尽管王安忆笔下的女性获得了经济独立，解决了温饱，但在寻求内部的精神诉求中，还是无从寄托。生活的安定并没有解决心灵的安定问题。她们终其一生还是希望一个可靠的男性来达到自我回归。通过王琦瑶的悲剧，作者传达出，寻求这样的出路是行不通的。王琦瑶的理想追寻趋于停滞，最终流逝于时间的荒漠之中。这也可以看出王安忆对以王琦瑶为代表的都市女性的解读，女性意识既有开拓的一面，又有动摇、妥协的一面。面对物质的诱惑、现实的压迫，女性对根的追寻依旧是漫漫长路，上下求索。这与张爱玲笔下的都市女性漂泊孤独感是不同的，她们大多没有经济独立，必须依赖男性才可实现生存。如果说张爱玲所表现的女性意识觉醒还停留在萌芽阶段，而在王安忆笔下的女性觉醒，起码在物质层面有了质的飞跃。她笔下的女性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温饱，实现了经济独立，当然不可否认，在精神层面，与张爱玲塑造的女性一样，最终她们都渴望着男性的庇护。王琦瑶对根的追寻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

三、“看得见”的时间——都市女性的悲剧宿命

王安忆对时间的刻画是细腻传神的。“她想，光阴这个词其实该是光影啊，她又想，谁说时间是看不见的呢？”[3] 266经历了人世间太多的沧桑，有过辉煌，有过低谷，最终一切又流向似水流年的平淡，王琦瑶发出慨叹，人到底是熬不住光阴的。在王安忆的笔端，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时间在我们眼下匆匆而过，这样的感觉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从女性视角出发，对时间进行慨叹，是包含了很多复杂情感的。人不可能一直都活在青春年少、风光无限的美好之中，王琦瑶也不例外。即使她年轻时貌美如花，走在时尚的最前端，得到了许多女性所无法获得的赞美和鲜花。但时光总会老去，当暮年的王琦瑶在三十年后再一次来到爱丽丝，年轻男女青春靓丽，风光无限，他们才是舞会最夺目的焦点。而王琦瑶无论怎样煞费苦心，用尽心思地打扮，都不会恢复往日的风光，她终于清醒地意识到，爱丽丝还是当年的爱丽丝，王琦瑶却不是当年的王琦瑶了。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王安忆细致刻画了以王琦瑶为代表的上海都市女性对时间的切身体悟。时间让她们无可奈何地接受容颜不再依旧的事实，却无法真正将她们从过去的阴影中拉出。不幸的都市女性想抓住的却如一张大网紧紧地束缚着她们。她们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昙花一现的青春时间，她们想留存不断流逝的美好岁月，以致将当下过成了怀旧。王琦瑶所代表的20世纪40年代声色犬马、繁华奢靡的旧上海文化立足当下也遭到作者的批判和质疑。[4]62时代在不断向前发展，都市女性这一飞蛾扑火般的举动得到的必然是悲剧的宿命。

(一)照片

照片这个意象的日常性主要体现在王琦瑶的青年时期，年轻貌美的王琦瑶经常是被拍照的对象。而且，照片有定格时间的神奇功能。它可以将最美好的时刻保存下来，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任何改变。

照片作为日常生活意象，它的审美意蕴是综合的。它对王琦瑶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镁光灯下的光鲜亮丽使王琦瑶产生错觉，使她误将镜头下的自己当成了真实的自己，导致了自我认知的错误。为了保持住沪上淑媛这个不真实的形象，王琦瑶委身于李主任，甘愿做他的情妇。另一方面，照片是消费文化下的产物，它代表着一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代表着金钱、权势、地位。王琦瑶喜爱拍照并十分享受这样一种高消费下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她不断膨胀的物欲在各种各样精致的消费中达到满足。可以说，王琦瑶对李主任的感情是建立在强大的物质基础上的。照片下的王琦瑶没有一个正确价值观，一味地追求所谓的上等人的生活、高品质的生活，实质上就是要满足她膨胀的欲望和不切实际的虚荣心。王琦瑶的悲剧是必然的。

(二)镜子

镜子这个日常生活意象内涵丰富。首先它是真实可感的，且在爱丽丝公寓随处可见，数量多，它是王琦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次，它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它是烙印在王琦瑶心间的一面镜子。它象征着上海三小姐、爱丽丝公寓。这面美丽的镜子是美好的却也是不真实的，它将时间凝固，使王琦瑶沉迷过去，无法自拔。这面“看得见时间”的镜子，能让王琦瑶看得见过去的时间，回忆往日的美好，却没能让她看清当下，预见未来。透过这面镜子，王琦瑶看见的不是她自己，而是魅力无限的上海小姐，爱丽丝公寓娇媚的少妇。三十年前是这样，三十年后依旧是这样。

王琦瑶的悲剧宿命与她无法摆脱的“镜像化生存”[5] 89所带给她的艰难困境有关。王琦瑶，一个寻常的弄堂女儿，而上海小姐更像一种符号，代表着高贵、优雅、奢华。透过镜子，寻常照出了高贵的模样。当寻常与高贵放在社会的天平上，失衡是必然的。为了维持平衡，寻常必然增加“内容”。所以王琦瑶为了竭力扮演好风情万种的沪上淑媛这个角色，她付出了肉体和青春。寻常失去了原本的美丽，变得世俗和功利。王琦瑶选择李主任、入住爱丽丝公寓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她痴迷于这种不真实的角色扮演，实质就是“我”已经受到了外在的背景环境和他者的侵蚀和瓦解。王琦瑶依照上海小姐的生存方式而不是属于自己的方式生活。寻常人家的小家碧玉，却偏偏心高气傲，妄图跻身上流社会，透过爱丽丝公寓那面美丽的镜子，王琦瑶看到了光鲜亮丽的自己。但李主任的失事遇难却将这镜子打得粉碎，王琦瑶不切实际的幻想必然会导致悲剧。王琦瑶、康明逊两人的相恋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康明逊对王琦瑶的认识是透过上海小姐这面美丽的镜子看到的，她身上带着十几年前上海繁华的味道，但其实这样的味道并不属于王琦瑶。当软弱的富家公子遇上平凡的王琦瑶，不对等再次出现，虚幻的恋情一旦遇到外界压力马上分崩离析，灰飞烟灭。同样老克腊对王琦瑶的迷恋也是基于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当移开这面凝固了四十年岁月的美丽镜子后，丑陋的现实令人不忍直视。最终老克腊从王琦瑶处出逃其实是看穿现实后的正常反应。可以说，《长恨歌》中王琦瑶一生悲剧的根源就是她对于自我身份定位的“错位”与误解。

王安忆通过王琦瑶这个都市女性形象试图表明，如果无法认清自我，就无法认清现实。女性会在过去和现实中痛苦挣扎，一味地想掩盖现实丑陋的真相，欺人欺己，最终只会把自己陷于尴尬可笑的境地，难逃悲剧的宿命。

(三)木雕盒子

木雕盒子作为日常生活意象具有它的特殊性，首先是由于从李主任送给王琦瑶后就一直在她身边，陪伴了她一生，成为王琦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次，它是金钱的象征，它帮助王琦瑶生活，养活一个家。将木雕盒子与时间挂钩，是因为它见证了王琦瑶的一生，既看到了她的辉煌,也见证了她的毁灭。

木雕盒子就像潘多拉的魔盒，象征着膨胀的物欲和人性的贪婪，它的出现就喻示了王琦瑶的悲剧宿命。为了它，王琦瑶在风花雪月的程先生与能满足她各种欲望的李主任之间选择了后者。但这样的美好并没有持续很久，李主任的失事遇难让她又重新跌回原点。她遇到老克腊，为了维持两人的关系，抬出了四十年前她与李主任的戏码，用金钱交易青春和美貌，但事与愿违，没有唤回老克腊，却将他吓跑了。最终木雕盒子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惹来了灾祸。长脚看中了木雕盒子里的金条产生了邪念，王琦瑶为此而命丧黄泉。通过木雕盒子这个日常生活意象，体现出强烈的悲剧意义。王琦瑶一生与金钱、欲望纠缠不清。年少时颇有心计的追寻，走向人生尽头却发现它是指向人心头的利器。

王安忆对木雕盒子的刻画，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倾向，都市女性对金钱和物欲的狂热追求，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却会把人带向黑暗的深渊。女性的悲剧性以及宿命色彩在木雕盒子这个意象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安忆将消费文化下都市女性物欲的膨胀、人心的异化通过作品表现出来。从王琦瑶的身上可以看到，都市消费文化一点点地吞噬着女性的身体，甚至精神世界。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大都市，特别是上海，物品极大丰富。面对灯红酒绿、满目琳琅的花花世界，女性很容易迷失在欲望的海洋中无法自拔。她们不计手段，计较得失，为了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为了满足膨胀的物欲，她们迷失了自我，沉溺在都市无止境的世俗与欲望之中。王安忆对都市女性的欲望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四、结语

在《长恨歌》关于日常生活化意象的书写中，我们看到了以王琦瑶为代表的都市女性，在寻根中表现出主体意识的主动式觉醒，并且走向了经济独立，但在进一步独立的过程中还是无法挣脱男权体系下的束缚，不可避免地走回依附男性的老路，而且女性在面临物欲化的都市与精致的消费文化背景下，很难坚守，自我很容易沉沦在膨胀的物欲中。女性的独立该如何真正实现，在喧嚣的都市化背景下该如何定位自我、坚守自我，这是《长恨歌》中日常生活意象审美意蕴下带给我们深层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