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迪

〔摘 要〕装置艺术的泛化与春节文化景观化是当代社会不同领域中正在发生的现象。两者交织所产生的新议题构成跨学科知识增长点，不仅使春节在泛装置艺术视阈下得以重新释读，也使装置艺术获得作为理论工具对艺术领域以外现象进行解读的可能。

〔关键词〕泛装置艺术；春节；文化景观

工业时代来临后，中国传统春节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心理、视觉观念等变迁，急速转变，其所析出的春节符号逐渐脱离原本所指，参与新的叠加再造，成为一种当代文化景观。传统文化符号的可析性与观赏性，成为春节文化景观塑造的前提，而对这一塑造过程的考察为透过艺术探究深层社会文化及传统提供了可能。

常被视为装置艺术先声的杜尚《泉》已然显露出试图打破艺术与日常生活界限的端倪，这一端倪似乎成为一条预设的轨迹，装置艺术在发展中逐步走向泛化，即“把装置看作是一种展示与环境的布置方式”[1]，成为“一种人人乐于运用、什么都能表达的艺术语言”[2]，并被景观设计等领域关注与借鉴。装置艺术在泛化的嬗变中获得向更广泛领域渗入、迁移的能力，同时也逐渐生成作为相关领域社会现象解读视角与理论工具的意义。

本研究拟超越民俗学等审视春节的固有视阈，尝试将装置艺术作为视角重新解读当代春节文化，即以后现代艺术性考察传统文化的当下发展。这一看似充满矛盾意味的议题，既是对装置艺术泛化与理论工具化的管窥，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后现代主义观照。

一、装置艺术的泛化与春节文化景观化

（一）装置艺术的泛化

装置艺术滥觞至今从未停止过变化，从早期以“观念性”为中心对现成物的挪用、组合、并置来表达社会认知与艺术体悟，到当前“去观念化”倾向下以多元装置形态进行环境展现，其间经历了对艺术反叛、对社会反叛，再到对自身反叛的过程，其蜕变是在对传统的一系列解构中完成的，后现代美学的重构也在这一过程中悄然进行。

在外部世界“审美日常化”语境与内在“装置”泛化的双重作用下，装置艺术走向泛化，由核心区域衍生出边缘地带，即“泛装置艺术”，它存在于装置艺术经典定义渐趋消弭的边界处，由材料的广泛借用而突破原本“现成品”的概念，并摆脱了批判社会和抗拒理性的“观念”限制，沾染混合了世俗化、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意味。

泛装置艺术所具有的三度空间“环境”场域及景观面貌极大地弥合了艺术与生活的间隙，可进入性与可视化成为连接受众的基础，在被界定的环境中受众由被动观赏转为主动参与，进而实现多重感官介入，即艺术体验。同时在“泛装置艺术”语境下，非艺术家的某些行为（如布置、装饰等）也体现出艺术创造的色彩。“景观”的创造与体验从古至今均构成人类社会重要文化范畴之一。由此，泛装置艺术可被视为认知人类社会现象的一种特殊文本：负荷情感、记忆与经验，联结作者与读者。这使以泛装置艺术为切入口探究更广泛社会领域成为可能。装置艺术或将从观念表达工具、社会批判工具转变为解读社会之工具。

（二）春节的文化景观化

如果说以空间展开方式呈现的乡村被构造为“景观”，在充满浪漫主义的注视下成为治疗都市现代性的药方，[3]那么作为时间性存在的春节也经历着同样的景观塑造过程。工业时代，春节过程诸符号已逐渐脱离其原本所指，传统年俗或湮灭，或被形式架空，或被“误读”，或被“再造”，当代春节已然成为一种由“装置”堆砌出的现代文化景观。传统春节的生命通过转化为可被参观、可被观赏的景观而得以延续。

如果说中国的圣诞节是异国风情的“他者”景观，跨越空间，将“别处”转移到“此地”，那么春节则通过景观再造的方式，跨越时间，实现与自身历史传统的衔接。文化与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就这样被铭刻在可视化的景观之中，而获得固定的形式，通过这些形式，回忆的任务得以完成，景观也就此成为塞缪尔所说的“回忆之处”（memory places）。

春节在“装置”和特定仪式之下被构造成不同寻常的时空，传统通过展示被复活，与日常构成对立。可以说泛装置艺术活动本身便是节庆民俗的组成部分，艺术地打造出一个不同于常规的场域，身在其中，沉浸而又抽离，成为自己生活的观众。由此，春节可被视为一次泛装置艺术的大众实践运动，大众在泛装置艺术实践过程中实现互动，回归传统，体味亲情。

概言之，春节文化景观在当代社会环境中意义有三：一是形成视觉体验，成为联结当下与传统的基础；一是造成文化意义的沟通，满足人的身份诉求和精神需求；一是构成人际交流互动的特殊场域，弥合现代性造成的情感缺失。

二、泛装置艺术视阈下春节文化景观释读

（一）时空、遗产与景观

装置艺术是艺术家在特定时空环境中，对日常生活的现成品从艺术角度进行选择、利用、改造与组合，从而创作出的富有特定内涵的“景观”；观者也参与景观的构筑，处身于艺术之内。如是观之，春节文化景观具备了装置艺术的基本要素：特定的时空环境、附着传统符号的现成品的改造与组合，以及最终被赋予内涵的景观呈现。

裝置艺术由于观者的参与在三度空间上增加了时间维度，形成特定时空场域，不同于传统画框的二维限定。春节比照装置艺术也呈现出特定时空性，其时间起点可从腊月初八算起，至正月十五或二月二结束，在中国传统历法周期上处于新旧更替的交界；空间上，既发生于作为社会细胞的每个家庭内部，又发生在私领域外的社会公共空间中，并形成连续性景观，遍布华人世界。

装置艺术中的“现成品”与“材料”在春节中被置换为一系列传统符号，如春联、年画、桃符、剪纸窗花、福字、红灯笼、先祖像等，它们是构成仪式展演环境的要素，是春节文化景观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华传统遗产被保留下的能指。春节景观便是以传统文化能指装扮成的当代时空“飞地”，人们通过泛装置艺术化过程沉浸于符号与历史模拟之中，在可视的物质结构中建构身份特征，塑造集体记忆。

仪式与景观是社会记忆构建的两种途径。春节过程中扫尘除秽、守岁、各种祭祀、放鞭炮、贺年拜年等习俗化实践的形式传承文化，而传统符号堆叠出的景观则以刻写实践的方式使文化得以传播。春节是一种异质景观，它虽有历史的连续性，却与当下的日常生活形成某种割裂，产生离间效果，也由此形成冲击性的视觉体验，从感官角度调动起人们的情感。endprint

（二）情感、记忆与沉浸

装置艺术所创造出的景观是用来包容观者的，促使观者在界定的时空内由被动观赏转变为主动感受，这种体验除思维与肢体的介入外，还调动诸多感官体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甚至味觉[2]。因此，观者的介入和参与是装置艺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装置艺术也成为人们生活经验、记忆、情感的延伸，观者以沉浸其中的状态实现与作品沟通。

在春节景观中，空间的异化塑造、色彩的搭配与物象的选用组合、传统符号的突出强化无不营造出激发调度华人情感的种种暗示，使内心感受视觉化。春节景观通过对观者情感空间开拓和建构，成为塑造情感、优化情感的方式。在其所构造的场域中，情感能量得到释放、交流与共鸣，并为集体记忆生成予以铺垫。

情感是当下发生的一种个体状态，而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深层结构，具有历史累积性。春节景观可视为泛装置艺术很大程度是因对过去的视觉化重构，通过对遗产符号的堆叠，形成广泛的受众体验。这种体验的基础源自集体记忆，同时也塑造着集体记忆。一方面在人们普遍认为现在和过去的关系已无法清晰把握时，它以空间场域的重构影响了人们的历史感知；另一方面沉浸于特定情境中的个体利用此种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从而实现文化的传承。

物象和时空并不仅依赖于形式作用于观者，而是通过唤起观者内在情感与记忆来获取共鸣。景观的形式塑造了观者的“在场感”，而观者的情感与记忆等体验使之进入“沉浸”状态。“沉浸”是人类精神生态中一种特殊现象，以当事人将注意力集中于某种境界或思想活动为特征[4]。在春节文化景观之下“集体欢腾”便是“沉浸”状态的一种体现。

（三）文本、作者与读者（观者）

泛装置艺术与装置艺术相比，显而易见的区别是：内容表现的“日常性”与文本表达的“非作者化”。美国艺术批评家安东尼·强森（Anthony Janson）曾如此解释装置艺术：按照解构主义艺术家的观点，世界便是“文本”，装置艺术可被视为这种观点的完美宣示，然而装置的意象，即便创作它的艺术家也无法完全把握，因此，“读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予以解读[5]。而由于春节文化景观文本的确定性和作者与读者的同一性，泛装置艺术对其解读似乎陷入困境。

作为文本的春节文化景观并非随意堆砌而成，而是经过细心设计形成的视觉结构，这种设计在历史发展中既有创造（改造），又含有传统规约。春节景观本身因循对历史的模仿，而这种模仿是通过传统符号和传统规约来实现的。通过“模仿”，“传统”文本进入“当代性”语境，历史由此复活，在时空异置情境下，构成当代读者与历史的对话和互动。看似确定的文本由于时间隔阂再面向当代读者时其内涵变得模糊而歧义。

文本解读的实质是所指重构，文本意义是在相应文化图式背景下作者、读者两者互动的结果。这便需要作者与读者身份分离，避免“自我复制”而无意义增殖。在春节文化景观的文本运作中，读者与作者表面的同一化被传统符号的模糊性所打破，“遗产”将读者从现实引入历史维度，由此产生一种特别的自我—他者关系，他们得以把自身塑造的景观看作“他者”，从而获得对生活的一种特殊观察。此外，他人的泛装置行为与他人春节景观的塑造构成春节景观的连续性展开，个体读者深陷于巨大景观的合围中，每个人都是巨大景观文本的作者之一，每个人又都成为巨大景观文本的读者。

结 语

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基本视野、思维背景探讨特定时空下文化群体的艺术问题已成为艺术人类学的一种传统研究范式。人类学的引入确实增强了艺术领域的批判性和反思性，而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内在理论维度的发育却受其遏制，即以艺术自身为视角与理论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把握、分析与研究的可能被忽略。而以艺术视角洞察人类社会现象恰是一种向理论领域拓展的有益尝试，其中也潜藏着变革艺术人类学范式的可能。泛装置艺术视阈下春节文化景观释读便成为这一初衷下的初步实践。

而泛装置艺术作为视阈并非就此止步，除凭借其阐释力作为解读工具之外，它还具有作为建构工具的意义与作用。如果说春节业已景观化，那么改造景观，再现景观，则是装置艺术表达所見长的领域。将装置艺术视角、理念与实践引入春节，或使重塑春节文化景观，从艺术理论角度增添当下所缺失的“年味”成为可能。艺术的当下意识、人文关怀与现实介入力也由此显现。

参考文献：

[1] 贺万里. 从雕塑装置、影像装置到环境装置：装置的泛化[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08（1）：12.

[2] 徐淦. 什么是装置艺术[J]. 美术观察， 2000（11）：69.

[3] [英]迪克斯. 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M]. 冯悦，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2.

[4] 黄鸣奋. 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M]. 学林出版社，2009.

[5] 徐淦. 装置艺术[M]. 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1.

本文系2017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江西书院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化传播研究”（编号：TQ17203）阶段性成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