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胜垒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石家庄 050024)

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一般被称为荆公新学，为何称为“新学”、“新”在何处？“新学”之称，最初来自于王安石主持修撰的《三经新义》，但“新学”绝不是仅限于《三经新义》，它包含了庞大的体系。之所以被称为“新学”，是赋予了时代的特点，具有与以往的学术相比新的内涵、特色。

一、摒弃章句，发明义理

自汉代以来，学者解经大多拘泥于章句训诂，对于经书中的义理未有大的发明，近代学者梁启超说：“专以章句训诂为教，疏析文字，用力至劬，而大义盖有所未遑焉”。[1]宋初学者也依然基本上是延续章句训诂的治学路径，陆游就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2]1095可到庆历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2]1095出现了怀疑先儒传注的风气，这种风气之下，章句训诂之学开始衰落。在冲击章句训诂之学的过程中，荆公新学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在治经上，王安石与汉代以来学者是不同的。汉代以来学者拘泥于章句训诂，对于经典大义很少过问，王安石针对这种弱点指出：“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此淫辞诐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为隐”[3]777。治经目的应该是发明其中的妙道至言，而不是拘泥于章句，把注意力放在名物制度等的训释考辨上。王安石治经，就是从义理出发，例如《三经新义》就是发明义理的著作，而且产生了极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