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 绵延至今

在整理和发掘家族文献时，胡萍萍在寿阳西岢村南岭沟的祖坟中发现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四朝所立的10余通家族墓碑以及家传《寿阳县西岢村胡氏宗谱》残谱。因风雨侵蚀，有些碑刻已经难辨字迹，而族谱也因为某些原因仅存世系数十页。所幸仅有的资料也可帮助胡萍萍管窥寿阳胡氏宗族之一二。

据同治七年胡存周所修《寿阳西岢胡氏宗谱》记载：胡氏祖籍洪洞县，明代时徙居寿阳，胡氏老谱也在流离之中遗失。始祖占籍西岢后，编入北五都第六甲。胡氏始祖名讳不详，育有二子。长房自胡凤以后皆迁居南咀头，世称沟上胡；二房自胡成以后迁居南岭沟，称为沟里胡。胡氏所存碑刻对此也有记载，二者可相互印证。碑刻称：顺治六年，为避兵燹，胡永禄带领族人徙居寿阳县西岢村，世称西岢胡氏。胡永禄系胡成之子，正是胡存周在宗谱序言中“自成以下迁居南岭沟”的第一人。南岭沟地势较低，位置隐蔽，因而是避乱的绝佳选择，胡永禄迁入此处也正是将其作为避世佳处。南岭沟内所存碑刻在抗日战争时期之所以能够免于日寇之毁坏，也有赖南岭沟的特殊地理环境。

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十大重要的地域商帮，其中尤以晋商为佼佼者。晋商在明清商场中纵横捭阖、所向披靡，执商界牛耳达五百余年，涌现出诸多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巨商大贾。然而这些晋商大族的成功并非凭空得来，其中凝结的是数代人的辛酸和血泪。他们的成功离不开永不言弃的开拓进取精神、和衷共济的互助精神，离不开诚实守信、务实经营的诚信精神，更离不开成功之后积极回报桑梓、反哺社会的经世济民精神。

明代时，胡氏已有族人外出经商，一直延续至今。胡氏在明代所经营的行业已无从考证，但据族人口述，其先祖主要经营盐、粮、布等商品的零售。一直到清代，胡氏仍旧是兼营多种商品的贸易，如药材、盐、布等，这从胡氏家中留存的药方、票据可以得到印证。

茶商世家 八代传承

胡氏经营最多，获利最大的商品还是茶叶。现有资料可以考证的胡氏荣茶的最早记录是在乾隆年间。清代，胡氏有据可考的第一位从事商业活动的是六世祖胡德。胡德，字润身，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卒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胡德兄弟三人，长缯，次盛，德为季。胡德“善持筹握管算”，胡氏宗族经商者都是胡德一脉。胡德尽管已经经商，但尚不知其经营行业。据宗谱记载，胡氏最早经营茶叶贸易的是第七代的胡启陈和胡祚陈两兄弟，他們都是胡德之子。按胡君陈的墓碑记载，胡德生四子，长子启陈、次子长陈、三子祚陈、四子君陈。

胡启陈生于乾隆元年（1736），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24岁时便“效陶顿业”，“业茶北口”，直到51岁时才回归家乡，不复经商。胡启陈24岁开始经商时，正值盛世繁华的乾隆二十四年（1759），他是有据可考的胡氏经营茶叶贸易的第一人。如果据此推算，胡氏经营茶叶贸易迄今已有200余年。但当时是否设有字号，尚不得而知。

胡启陈经营茶叶贸易的时期，正值清朝国力最为强盛的乾隆中期。这一时期国家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商品经济发达，中俄茶叶贸易日臻兴旺。而胡启陈经商的张家口是清代前期我国北方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之一，也是清代中俄陆路贸易的重要口岸。作为晋商福地的张家口，清初的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阑、翟堂、黄云发等“八家商人”皆发迹于此。许多山西茶商就是乾隆年间在张家口发家致富的，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榆次车辋村常氏。到乾隆末年，仅在张家口大境门外从事对俄茶叶贸易的商号就有50余家，而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晋商。胡启陈在张家口经营茶叶贸易近30年，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也奠定了家族经济的基础。51岁时，胡启陈荣归故里，从此绝迹商途，商业便逐步交给后代打理。

胡氏第二位经营茶叶贸易的族人是胡启陈的弟弟胡祚陈。按胡德的长子启陈生于乾隆元年（1736），四子君陈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可以推测出三子祚陈应该生于乾隆三年（1738）至十九年（1754）之间。据族谱记载，祚陈“业茶。端严朴实，贸易于归化城”。胡祚陈因为禀性端严，为人朴直，所以在归化城经商时经常被人非难。他年轻时北上归化城经商，直到年老力衰时才回到了家乡，可谓是“少小离家老大回”。

归化城是中原和漠西、漠北地区商贸的重要转运枢纽。乾隆年间，中俄重开恰克图边市，此后蒙古沿边贸易尽归归化城，归化城成为中俄与蒙古贸易的中心点。据前人研究，经由归化城输出的商品以茶叶、布匹和杂货为大宗，输入则以牲畜、皮毛、粮食为主。可见，茶叶是归化城最重要的输出商品。作为茶叶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南方各地的茶叶通过茶叶之路齐聚归化城，再从归化城分销蒙古、俄罗斯等亚欧国家。归化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茶叶贸易的繁荣。运往蒙古和俄罗斯的茶叶都是通过骆驼进行装载运输，归化城的骆驼最多时达到20万峰，可以想象当时的茶叶贸易量之大。

胡启陈与其弟胡祚陈两人分别在张家口和归化城经商，而没有同处一地经商，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胡祚陈走上茶叶贸易的道路，肯定离不开其长兄的提携。在胡祚陈刚开始经商的时候，应该是跟随长兄胡启陈在张家口学习茶叶贸易，待其可独当一面时，才只身前去归化城经营茶叶贸易。

到了下一代，经商的主要是胡启陈的三子胡善言与胡祚陈的三子胡善友这对堂兄弟。族谱对于二人的记载都是“业茶。有闻声，为乡里重”。可见他们都是子承父业，继续从事茶叶贸易。此后，胡氏茶商代代传承，到了胡萍萍这一代，已传承八代。

文商并重 家致素封

经商积累一定的财富后，胡氏宗族也开始注重培养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胡德晚年犹爱读书，因为担心子孙荒废学业，“每延严师以诲之”，所以其子孙多受过较好的教育。如胡善言“自幼乐诗书，钦圣教，慕有道”；再如胡祚陈的长子胡善宗“幼业诗书，长则理家事”；其三子胡善友也是“自幼诵读为业”，但因为家运不丰，后来只得“承父业，弃儒为商，贸易化城”。胡善友对子孙的教育尤为重视，令“幼孙男俱業儒”。可见，尽管胡氏未曾在科举上有所建树，但向儒之心始终不改，族中子弟都曾受过较好的儒学教育。

胡善友是胡氏宗族百年难遇的经商奇才。他早年希望读书仕进，无奈家庭经济出现问题，不得不弃儒服贾，来到归化城与其父并肩作战。凭借卓越的商业才能，“方逾不惑之年，家累千金”，迅速振兴了家业。胡德的墓表中提到胡氏“家致素封”，应该是在胡善友的锐意经营下得以实现的。

墓志中称胡善言“秉公贸易，亦淳淳然有喻义之示”，但没有交代其经商地点。不过，既然胡善友是去归化城与其父共同经营茶叶贸易，那么胡善言应该是在张家口帮助其父经营茶叶贸易。

胡氏在清乾隆中期开始经营茶叶贸易，成为万里茶路上浩浩荡荡的山西茶商中的一员。其经营的重镇是张家口和归化城，组织形态上主要是父子相随、兄弟相从，具有较浓厚的家族经营色彩。胡氏的经营规模和资产俱不详，尽管可能未入大贾之流，但中贾已绰绰有余。此外，从资产来看，胡氏应是有固定店铺的坐贾，而非资本较小的行商。

经济地位的提升也促进了身份地位的提升。胡氏族人中，胡德受到钦赐修职郎的封赏，胡启陈得到钦赐正八品修职郎的荣誉头衔以及“熙朝寿耇”的牌匾，胡祚陈是“皇清恩赐登仕郎”，胡善继是“皇清恩赐寿民”，善宗是“皇清处士”，善友是“乡饮耆宾”。虽然这些荣誉称号都是虚衔而无实权，但许多都是皇帝封赏的，对提升胡氏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经商有成 回馈乡梓

胡氏在经商有成之后，并没有奢侈腐化，而是依旧勤俭持家，绝不铺张浪费。在地方社会的公益事业和宗族建设中，乐善好施、助人以艰，因而受到地方上的一致推崇。如六世祖胡德勤以自治，俭以持家，“性慷慨，乐善好施。凡族中有贫难举火者，辄散资输粟以济之，卒不计其偿……凡建庙修桥治塗诸善举，量力捐金，毫无吝色”。胡启陈，“仗义疏财，每济人艰，尤重本根，一切施舍事竭蹶”。

胡氏尽管在乾隆时期已经从事茶叶贸易，但直到道光末年才形成自己的品牌。胡氏祖传一方“胡氏荣茶”匾额，系胡氏姻亲的清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三代帝师祁寯藻亲题，匾上所书时间为“道光戊申”，可以推断是祁寯藻在1848年为胡氏家族题写。既然此匾是1848年所题，那么胡氏荣茶品牌的出现应该不晚于1848年，有可能是此前已有，经祁寯藻题字而名声大振；也有可能是经祁寯藻题字之后，胡氏便以此为品牌。总之，祁寯藻的题字极大提高了胡氏荣茶的知名度，促进了胡氏荣茶的发展。

光绪十五年（1889），胡启陈的玄孙胡国藩仿祁寯藻所题“胡氏荣茶”匾额，在寿阳、归化城等地设庄经营茶叶贸易，但在胡国藩时期，胡氏荣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加之胡国藩去世较早，家道便逐渐衰退。

创新传承 焕发新生

改革开放以来，第八代传承人胡萍萍传承创新了胡氏荣茶的祖传工艺。为了选择优良的原茶，她不远万里南下云南普洱购买茶山，在高山上与少数民族采茶人朝夕相处四五年，研发出多种新型茶饮。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在包装设计上，胡氏荣茶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胡萍萍早年在机关单位工作，因为喜欢挑战自我，不久便只身投入商海。商海浮沉期间，一次偶然阅读了《寿阳县志》，对家族的历史有了一些了解。在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动下，她寒来暑往，数十年如一日地挖掘家族历史，搜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希望可以让家族的历史重见天日，将胡氏荣茶的百年老字号传承下去。在她的不断努力下，最终使这一晋茶老字号得以焕发新生。

胡萍萍不仅继承了先人们敢闯敢做的开拓进取精神，也继承了祖先们经世济民的晋商情怀。通过科学研究，胡萍萍将山西许多健康的中药材和草本植物研发成不同类型的茶叶，还与地方开展合作，带动村民共同富裕。如胡氏生产的连翘茶是胡氏荣茶与长治市虹梯关乡合作研发的；毛健茶是胡氏荣茶与忻州市静乐县合作研发的。这些材料在村民眼里原本是再普通不过的树叶，丝毫看不出什么价值，但在经过科学的研发工艺后，它们便跻身健康保健茶饮之列，身价倍增。这些茶充分利用了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既做到变废为宝，又增加村民的收入。这些新型“茶叶”健康且环保，为山西省农村经济发展开辟了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