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楚臣

（楚雄师范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云南 楚雄 675000）

彝族的形成是多元的，其主源为遗散南中的古蜀人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其标志为东汉朝廷颁发的“汉叟夷长”印。至迟唐代，云南省洱海地区“昆明”发展中形成了自称为“罗罗摩”母系制彝族先民。元代，中央朝廷在川西设立罗罗斯宣慰司；罗罗斯宣慰司的设立是彝族形成另一元的标志。

一、南诏民族政策是彝族另一元形成的起因

南诏境内的民族为氐羌、百越、百濮系统民族，出自氐羌系统民族为乌蛮、白蛮、磨些蛮、施蛮、顺蛮、和蛮、寻传蛮、祼形蛮；出自百越系统民族为近代傣族的先民：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茫蛮、白衣等；出自百濮系统的民族为朴子蛮、望蛮。典籍所谓“东爨乌蛮，西爨白蛮”只是一个大概概念，乌蛮分布很广，各地乌蛮之间发展的差异性很大。乌蛮大体分布在三大片区：东部片区、北部片区和西部片区。

北部片区的乌蛮主要分布于今川西南、滇东北及黔西北连接地带。《新唐书·南蛮传》载：南诏时期北部乌蛮形成七个较大的部落——勿邓部落（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北部）、阿芋路部落（今云南昭通一带）、阿孟部落（今云南镇雄一带）、夔山部落（今云南大关、彝良一带）、暴蛮部落（今贵州威宁、水城、纳雍、毕节一带）、卢鹿蛮部落（今云南会泽、东川、巧家一带）、磨弥敛部落（今云南宣威、富源、沾益一带）。北部片区乌蛮长期处于原始氏族部落制度状况，各部落之间政治互相对立，经济自给自足，文化封闭。《宋史·叙州三路蛮传》对这一部分乌蛮的习俗做了具体记载：“石门蕃部，俗椎髻、披毡、偑刀，居必栏棚，不喜耕稼，多畜牧。其人精悍，善战斗，自马湖、南广诸部皆畏之，盖古浪稽、鲁望诸部也。”“浪稽”无考，“鲁望”即朱提。这一段宋代对乌蛮习俗的记载和明清以后典籍对北部片区彝族的记载几乎一样。

东部片区乌蛮分布即唐初所说“东爨乌蛮”，其地理分布在今云南禄丰以东、沾益以南、红河以北地带。“东爨乌蛮”南诏大理时期以三十七蛮部著称，三十七蛮部中除少量白蛮外大部分为乌蛮。

西部片区乌蛮主要分布于滇西地区，南诏初期有八诏之说，八诏即八个部落，除八个部落外，还有很多零星的小部落。南诏初期的六诏之一的越析诏即磨些蛮组成，他们属于乌蛮的一部分。分布于今云南剑川、鹤庆一带的施蛮、顺蛮也属于乌蛮的一部分，他们是今天傈僳族的先民。和蛮也是乌蛮的一部分，早期曾聚居于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安宁河一带，唐初分布为东西两部。东部大致在今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典籍有大鬼主孟谷悮之记载。随着南诏统一各部落，这些部落间的界线被打破。西部片区乌蛮处于奴隶制社会状态。西部一片中还有今云南省普洱地区，典籍有大首领王罗祁之记载。乌蛮中还有寻传蛮、祼形蛮。寻传蛮主要分布在今澜沧江以西至今缅甸克钦邦境内的恩梅开江、迈立开江以东地带。他们是今阿昌族和景颇族载瓦支的先民。寻传蛮处于原始狩猎经济状态。祼形蛮分布于今恩梅开江、迈立开江西部。其社会经济形态处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状态，他们是今景颇族景颇支及缅甸克钦族的先民。

白蛮是今天白族的先民，白蛮以僰人为主体融合其他民族发展演变而来的民族。唐初，白蛮形成以云南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为中心的两大聚居区。白蛮在南诏时期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在当时西南各族中社会发展水平最高，南诏贵族阶级主要为白蛮。

南诏的民族除乌蛮、白蛮外，还有出自百越系统民族为近代傣族的先民：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茫蛮、白衣等。他们分布于今云南保山地区的南部和西部、德宏州的大部分、临昌地区的西部、缅甸克钦邦及克钦邦与南掸邦连接地带。经济处于较发达的农耕经济状态。

秦汉时期云南百濮与南下羌人融合为昆明，唐时仍有独立存在的濮人：朴子蛮、望蛮。他们是今布朗族和德昂族的先民。南诏时朴子蛮分布于今云南省普洱地区、临昌地区的东部、西双版纳及境外的一些地方。另外，滇西保山地区、德宏州的东部、临昌地区的西部也有分布。朴子蛮社会经济处于原始社会阶段，部落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望蛮是今佤族的先民，出自“闽濮”。南诏时期分布于今云南保山地区西北部，以部落形式存在，牲畜饲养业较发达。

南诏的民族管理有多重性，南诏把各民族的管理纳入国家的政治轨道进行管理，通过不同的行政区划把境内的各民族划分到不同的行政区划内，由行政区划内的行政长官实行管理。各行政长官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军事首领，是军政合一的首领。这些首领中最大的首领是南诏王。南诏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威慑作用保证了国家政治统治，从而保证了对境内民族的绝对统治和管理。

南诏的主体民族为乌蛮和白蛮，南诏时期乌蛮和白蛮已经开始打破了血缘纽带的部落界线，形成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民族特征。南诏通过以军兼政、羁縻而治、分化管理等“一系列的政治整合对民族关系进行调适”。“对民族首领实施政治优待政策。少数民族首领在本民族中具有较强的政治号召力，他们的背向往往影响到南诏的安定与发展，因此，南诏十分重视与各民族首领的关系。”如青蛉蛮“本青蛉县（今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部落。天宝中，嶲州初陷，有首领尹氏父兄子相率南奔河赕，阁罗凤厚待之。贞元中，南诏清平官尹辅酋、尹求宽皆其人也。”在南诏统治集团中有白蛮、傣族、磨些贵族和唐朝的汉族官吏，清平官郑回就是其中之一[1]。

在具体实施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南诏通过联姻方式来稳固不同部落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一些民族，如彝族传统的婚姻是族内婚，这种婚姻形式在许多地方至今仍然不变，而南诏却突破了严格的族内婚界线，不仅与乌蛮通婚，也与白蛮和汉族通婚。南诏王族早在统一六诏立国之前就以联姻方式和白蛮张乐进求结成政治联盟。《蛮书》卷四载，阁罗凤迁西爨白蛮二十余万户到滇西后，“界内乌蛮种类稍稍复振……今与南诏为婚姻之家。”又载：“独绵蛮者，乌蛮裔也……异牟寻母，独绵蛮之女也。牟寻之姑，嫁独绵蛮；独绵蛮之女，为牟寻妻。”前述南诏与爨氏通婚，也与滇东北及北部的乌蛮联姻。《新唐书·南蛮传》载：南诏时期滇东北至黔西北一带乌蛮形成七部，“乌蛮与南诏世为婚姻。”南诏通过联姻方式建立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利益多民族共同体，从而确认和巩固了南诏王室的主体地位。南诏臣服吐蕃四十年，与吐蕃关系密切，自然也和吐蕃有联姻关系。《汉藏史集》记载：“赤德祖赞王（公元704—754年在位）迎娶南诏妃赤尊为妻，生下了一个相貌出众的王子，起名絳察拉本。”[2]

南诏对洱海地区的乌蛮和白蛮实行国家管理，这是主要的。南诏境内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极大的不平衡，南诏承认各民族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承认各部落原有的组织。南诏除实行国家管理外，还辅之以羁縻管理。在保留氏族部落组织或氏族部落尚未完全解体的民族中，有的以部落首领羁縻而治，有的以部落首领为官员，另佐以派入官员进行管理。南诏与唐的贞元会盟碑中就有“管诸赕首领”之称就是对这些部落首领的统称。他们既是部落的首领，又是南诏国的基层官员。

为了有效地进行民族管理，南诏除采取军事、行政、联姻等手段外，还有一个更为有效的办法，迁徙分化和移民控制。例如，《蛮书》卷四说：“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利牟，以兵围协西爨，徒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乌蛮言语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后，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南至龙和以来，荡然兵荒矣……（爨）日进子孙，今并在永昌城。界内乌蛮种类，稍稍复掁，后徙西爨故地。”南诏战胜爨后，唐天宝五年（公元746年），为了分化爨的势力，阁罗凤徙西爨白蛮二十余万户到滇西地区，从而彻底瓦解了爨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南诏又从滇西移民到滇池地区及滇东北，樊绰《蛮书》卷四载：“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河蛮）复徒于东北柘东以居。”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破吐蕃铁桥渡获裳人（汉人）数千户“悉移于云南东北诸川。”又迁施蛮、顺蛮、磨些诸族数万户于昆川及西爨故地从事垦殖。《蛮书》卷六又载：“拓东城……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南诏破西戎，迁施、顺、磨些诸种万户以实其地。”《新唐书·南蛮传》载：“异牟寻攻吐蕃，……掠弄栋（今姚安）蛮……以实云南东北。”这种东西对流的移民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新拓领土的民族成分，从而巩固了南诏对新拓领土的统治。

南诏在权力、资源和利益分配中处于支配地位，南诏一方面以联姻方式和其他民族和部落结成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南诏以民族迁徙来控制其他民族和部落。南诏以洱海地区和滇池地区为中心频繁地进行人口东西政策性对流迁徙。

元和之后，南诏四破川西南，最终控制了川西南。川西南是南诏与吐蕃和唐的缓冲地带，南诏不愿意看到两林、勿邓、丰琶等部落与唐和吐蕃的关系过密。为了控制两林、勿邓、丰琶部落，从皮罗阁开始至劝丰佑时期，不断地从云南各地迁徙白蛮、乌蛮到川西南，后在川西南设建昌府。南诏为了控制两林、勿邓、丰琶等部落移乌蛮、白蛮于建昌府最终导致彝族另一元的形成。

二、从“罗罗摩”到罗罗斯宣慰司

约七世纪中叶，洱海地区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农业、畜牧业、渔业、手工业可以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贫富之间的悬殊非常明显，出现了贫富不同的阶层。洱海地区居住着主要以乌蛮和白蛮为他称的不同民族。北面是施蛮、顺蛮；西南是蒙舍蛮，以蒙舍、蒙嶲二诏最为强盛；东面是磨些蛮，越析诏最强；洱海之滨是河蛮。

当时，吐蕃势力南下，对唐王朝形成威胁，唐王朝为了对付吐蕃，扶植蒙舍以遏制吐蕃。蒙舍诏乘此机会发展壮大起来，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皮罗阁灭越嶲诏（今弥渡县至巍山北部漾濞县一带）、浪穹诏（今洱源县地）、邆赕诏（今邓川县地）、施浪诏（今洱源县地）、越析诏（今宾川县地），从而统一了六诏。蒙舍诏还兼并河蛮，经营哀牢夷中心区永昌，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基本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蒙氏地方政权。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王朝正式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王朝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从此，中国西南地区出现了一个势力强大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南诏。

昆明和叟称呼虽然不同，民族习性相近，同处一地，故《华阳国志》说“皆夷种也”，《史记》说“皆氐类也。”对南中昆与叟，汉文献有时以昆概叟，有时以叟概昆。唐代，文献将生活在洱海地区的昆、叟后裔概称为“西爨乌蛮”，其实，乌蛮并非彝族先民自称，而是汉文献对包括彝族先民在内的许多民族的概称。

历史上彝族并无统一的族称，爨、蛮、夷都是汉文献对彝族先民十分含糊、笼统的他称，它不仅包括了彝族先民，也含有多个其他少数民族的先民。分散于西南各地的彝族先民均以自称为族称，“罗罗”最为彝族先民认同，也是最先为外界认识并认可的彝族先民的概称。

《元史·地理志》柏兴府说：“昔摩沙夷所居，汉定为定筰县，隶属于昆明县，天宝末没于土蕃(按：文献中“吐蕃”也有的记为“土番”)，后复为南诏，香城郡。元至元十年其盐井摩沙酋罗罗将卢鹿内附……以卢鹿部为普乐州，俱隶德平路。”《元史·地理志》说：“至元十三年隶德平路，二十三年改隶德昌（路）。”《元史·成宗本纪》：“元贞二年十一月壬辰，罢云南柏兴府入德昌路。”《元史·地理志》又说：“泸沽县，昔罗落蛮所居，自号曰落兰部，或称罗部。”“姜州，罗落蛮居之。”“罗落”“卢鹿”为罗罗的异写。

《元史·地理志》记载：蒙古兵南下时，北部乌蛮落兰部（今凉山州普格县）首领浦德遣其侄建蒂归附。后建蒂叛元，“杀浦德，自为酋长，并有诸部”。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元军平叛建蒂，至元十二年在建蒂占地设罗罗斯宣慰司。《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记载：

建昌路，（下）本古越嶲地，唐初设中都督府，治越嶲。至德中，没于吐蕃。贞元中复之。宗时（公元860-873年），蒙诏立城曰建昌府，乌、白二蛮实之。其后诸酋争强，不能相下，分地为四，推段兴为长。其裔浸强，遂并诸酋，自为府主，大理不能制。传至阿宗，娶落兰部建蒂女沙智。元宪宗朝，建蒂内附，以其婿阿宗守建昌。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析其地置总管府五、州二十三，建昌其一路也，设罗罗斯宣慰司以总之。本路领县一、州九。州领县一。……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二月乙酉，改罗罗斯宣慰司隶属云南省。[3]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二月己酉，改罗罗斯宣慰司隶属云南行省。“府”即路，明初正式将府改为路。最初，南诏为控制两林、勿邓、丰琶等部落，“蒙诏立城曰建昌府，乌、白二蛮实之”，从云南迁乌、白二蛮改变其民族结构。宗时的移民是形成规模的一次，其借口是赶走吐蕃后，以实吐蕃之空。大理国时，段兴兼并诸酋，自为府主，大理也无力控制他。元宪宗三年(1253年)八月，忽必烈统兵三路远征大理，其西路军与中路军收复了吐蕃东部地区，从而进入云南。十二月，大理国灭亡。元宪宗五年(1255年)兀良合率军攻破落兰部及马湖地区，整个建昌地区悉数归附于元。

至元元年(1264年)，建蒂率兵反叛，声势浩大。忽必烈先后派遣怯绵、忙古率兵征战。历时数年平定建蒂，建蒂女沙智率残部归顺。

《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四》载：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在平定建蒂反叛的基础上，建昌府设罗罗斯宣慰司。“析其地置总管府五，州二十三，建昌其一路也，设罗罗斯宣慰司以总之。”罗罗斯宣慰司建制《元史·地理志》《圣朝混一方舆胜览目录》《群书通要》等有记载，各书时代不同，所记辖地有异，至元十二年罗罗斯宣慰司设过的县一、五路、二十三州如下：

县一：中县。县治在住头回甸，盖越嶲之东境。所居乌蛮自别为沙麻部，以酋长所立处为中州。至元十年内附，十四年仍为中州，二十三年降为县，隶建昌路。

建昌路，属州十一：建安州、永宁州、泸州、礼州、里州、阔州、邛部州、隆州、姜州、中州、宝安州。会川路，属州五：武安州、黎溪州、永昌州、会理州、麻龙州。德昌路，属州一：威龙州。定昌路，属州二：昌州、普济州。德平路，属州四：德州、金州、闰盐州、普乐州。五路详情如下。

建昌路（今西昌）辖州十一：建安州（今西昌）、永宁州（今西昌东郊）、礼州（今西昌北部）、泸州（今西昌西南）、隆州（今西昌南）、里州（今布拖、普格二县境）、邛部州（越嶲、甘洛）、隆州（西昌南部）、姜州（会东县境）、阔州（金阳县境）、苏州（今冕宁）。

会川路（今会理）辖州五：武安州（今会理）、黎溪州（今会理县西南部）、永昌州（今会理南部）、会理州（今会东县境）、麻龙州（今米易县西南部）。

德昌路辖州一：威龙州（今德昌南部、米易县北部）。

定昌路辖州二：昌州、普济州。至元二十三年罢革。

德平路辖州四：德州、金州、闰盐州、普乐州。至元二十三年罢革。

罗罗斯宣慰司范围较广，今天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皆包括在内，后曾罢革了二路十八州，直至元末只存三路十八州。

《元史·世祖本纪》说：“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二月己酉，改罗罗斯宣慰司隶云南省。”

罗罗斯宣慰司设立后，元以罗罗斯土官为宣慰。《元史·刘恩传》说：“（至元）九年（公元1227年），从皇子西平王，行省也速带儿征建都，恩将游兵为先锋，师次其地，一日三战皆捷……建都穷蹙，乃降。”“建都”即当地人对建昌的另一种称呼。建蒂女沙智于至元九年率部附元，至元十二年“设罗罗斯宣慰司以总之”。“建蒂内附，以其婿阿宗守建昌。”《元史·文宗本纪》道：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八月，“甲戌，搠完上言：建都女子沙智治道立站有功，已授虎符，管领其父为万户。今改建昌路总管，仍授虎符。”总管府是元政府管理钱粮、兵甲、屯垦及其它后勤之事重要机构，设在建昌，与宣慰司同城而治。

罗罗斯宣慰司首任宣慰使为何人史无记载，姜先杰先生据民国《西昌县志》卷八《武备志·土司》等考证认为罗罗斯宣慰司首任宣慰使为罗罗人安普卜。“建昌罗罗斯宣慰司，至元二十一年(1283年)，野獠生番占据建昌，世祖命征讨，大理土职安普撲，随同镇国大将军征剿平定，留守于此，嗣后设罗罗斯宣慰司，即以普撲后裔世守其职。另据西昌礼州《安世荣墓碑》记：‘其先盖滇人，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一世祖普卜(与普撲同一人，只是写法不同)公于云南行省平章帖木耳行辕投诚，沐风栉雨，作开国之助于彝鼎，披荆辟草，奠不毛之地于金汤，身经百战之劳，遂作南方之镇，特授建昌镇国上将军宣慰使司宣慰使。’……罗罗斯宣慰司可考世系如下：安普撲→安定→不详→不详→安配(元亡投明，于洪武年间授建昌卫指挥使)。”[4]

罗罗斯宣慰使一职，土、流并置，除以安普卜为土官外，还以流官配之。土官宣慰使一职后为撒加伯，蒙古人脱力、斡罗思康里氏曾为宣慰使流官。《元史·文宗本纪三》载：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五月“己未，罗罗斯土官宣慰使撒加伯、阿漏土官阿剌、里州土官德益叛，附于禄后。”罗罗斯宣慰司宣慰使土官撒加伯恐非罗罗人，罗罗斯宣慰司宣慰使流官之职则为蒙古人。《元史》卷一百三十三载：蒙古人帖哥术探花爱忽赤为罗罗斯宣慰司副都元帅，其子脱力世官袭父职。后因战功，“脱力世官入觐，授三珠虎符，加怀远大将军、罗罗斯宣慰使，兼管军万户。……未几入觐，卒于京师。”《元史》卷一三四说：“斡罗思康里氏……大德六年，授通奉大夫、罗罗斯宣慰使、兼管军万户。进正大夫。武宗立，召还。”

罗罗斯宣慰司的罗罗从何而来？《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建昌路说：唐懿宗（公元860—873年）时，蒙诏立城，曰建昌府，以乌、白二蛮实之。[3]

《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记载：元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遣其子西平王奥鲁赤率数万大军平定建蒂之乱。泸沽县在礼州北，昔为罗落蛮所居，至蒙氏霸诸部，以乌蛮部酋守此城，后渐盛，自号曰落兰部，或称罗落。其裔蒲德遣其侄建蒂内附。建蒂继叛，杀蒲德，自号酋长，并有诸部。至元九年平之，设千户。十三年升万户，十五年改县。泸沽县在今凉山州冕宁县南部，唐懿宗时即有罗罗居住，建蒂出自泸沽罗罗蛮，杀其叔蒲德自号酋长，“自号曰落兰部，或称罗落。”落兰部罗罗为南诏“以乌蛮酋守此城，后渐盛”发展而成。《元史》还指出“落兰”或称“落罗”，“落兰”“落罗”都是罗罗的另一种汉字记音。

以移民、镇守等方式将乌蛮、白蛮大量移居建昌府是南诏至大理时期的长期一贯政策。“乌蛮、白蛮”都是它称，南诏无论他人将自己称为乌蛮还是白蛮，它派去的核心力量当是洱海地区与南诏王族同族的罗罗，这就形成罗罗在落兰部“渐盛”的一个因素。

“罗罗斯宣慰司”也有记为“罗罗斯宣慰使司”的，元在落兰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设立了罗罗斯宣慰司。“斯”当为“叟”——“苏”的另一汉字记音，其意为人，“罗罗斯宣慰司”意为罗罗人宣慰司。

南诏对现凉山州的统治时间很长，洱海地区彝族先民进入凉山地区规模当也不小。经过了一千多年，至今在凉山州仍能看到不少南诏时期的文化遗迹。如德昌境内的大螺髻寺遗址、小螺髻寺遗址、西昌市现凉山军分区院内的小白塔、会理城郊的白塔、昭觉县和普格县交界博什瓦黑的南诏王出巡岩刻画、西昌市大箐乡的老补惹石刻等。胡蔚《南诏野史》道：“禧宗丁酉乾符四年……世隆气夺，因恚发疽，卒于越嶲景净寺，在位十八年，子隆舜立。”世隆即景庄王，为南诏十一代王，病逝于越嶲景净寺。景净寺又名景庄庙，为世隆土主庙，曾塑有景庄王土主神像。景庄庙即现今的西昌邛海东面的青龙寺。

川西南地区是南诏与吐蕃和唐重要的战略缓冲要地，唐和吐蕃对此地也十分看重。当地民族主要为北部片区乌蛮，文献大都将其划入滇东部片区乌蛮。《新唐书·南蛮传》载：“勿邓、两林、丰琶皆谓之东蛮，天宝中皆受封爵。”两林、丰琶部落的首领称为大鬼主，勿邓部落的首领被推为长者，称为都大鬼主。德宗贞元年间西川节度使韦皋进击吐蕃，东蛮诸部出兵相助，大败土蕃。唐朝封勿邓都大鬼主苴梦冲为怀化郡王、丰琶大鬼主骠傍为和义郡王、两林大鬼主苴那时为顺政郡王，并赐印章、袍带。《新唐书·南蛮传》载：“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皆乌蛮也。又有初裹五姓，居邛部、台登之间，妇人衣黑缯，其长曳地。又有粟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散处黎、嶲、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其南有丰琶部落，阿诺二姓隶焉。”《蛮书》卷一说：“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落，大鬼主梦冲地方阔千里。邛部一姓白蛮，五姓乌蛮；又有初裹五姓，在邛部、台登中间，皆乌蛮也……又有束（《新唐书》改为东）钦两姓在白谷皆白蛮。三姓皆属梦冲。”“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落。”则勿邓本部在今昭觉县境内。勿邓所属部、姓分散“千里”，邛部在今越西县东北。大理国时期，邛部取代勿邓为各部之首，势力一度时间曾发展强大到几乎支配北部乌蛮各部、姓的地步。关于两林部，《新唐书·南蛮传》“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两林地虽峡，而诸部推为长，号都大鬼主。”两林一度时期十分强盛，曾为北部乌蛮之首。后陷于南诏，也曾羁属于吐蕃，其后衰落。两林在勿邓南七十里，勿邓在今昭觉县一带，则两林即在今布拖至普格一带。其所属姓分散在今普格、宁南、会东、会理一带。《新唐书·南蛮传》说：“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其南有丰琶部落，阿诺二姓隶焉。”“贞元中，丰琶部落大鬼主骠傍和义郡王……数出兵攻土蕃。”《蛮书》卷四说：“丰琶蛮，本出嶲州百姓，两林南二百里而居焉。丰琶部落，贞元大鬼主骠傍、阿诺两姓及诸蛮部落，皆为丰琶部落。”丰琶部与当时吐蕃控制的昆明（今盐源）地区相接，数次出兵攻土蕃，今德昌县西部与盐源县相接，为丰琶部故地。

北部乌蛮处于南诏、土蕃和唐之间的重要战略地位上，唐为了控制南诏，必先示好三部，勿邓、两林、丰琶，“天宝中皆受封爵”。同样，吐蕃为了和南诏结盟对付唐朝，对北部乌蛮也十分看重，也尽力拉拢各部。勿邓、两林、丰琶三部“地方千里”是南诏对吐蕃和唐的重要缓冲要地，同时，三部也是南诏重要的组成部分，南诏不能不认真对待。南诏五次发动攻打嶲州的战争，并占领了嶲州。为了巩固和强化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南诏仿效唐王朝在金沙江北岸设置了会川都督府(今会理)、建昌府(今西昌)。与“东蛮”联姻是南诏的重要政策，《新唐书·南蛮传》载：“乌蛮与南诏世为婚姻。”和南诏“世为婚姻”的七部之一就有勿邓。这一政策长期推行，直到大理国时期仍然延续。据史料[5]记载，大理国第九代大总管段功长女段宝姬（1354—1446年），又名僧奴、宝姐、羌娜，号兰室居士，段功长女年仅十二岁就远嫁建昌阿黎部酋长。

一方面南诏通过政治联姻把“东蛮”和自己结为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则采取更为厉害更为长久的办法：移民。为了控制两林、勿邓、丰琶，从皮罗阁开始至劝丰佑时期，不断地从云南各地迁徙白蛮、乌蛮到该地从根本上改变川西南的民族成分。

《方與纪要》卷七十四《建昌前卫使司·泸沽废县》说：“（唐）太和六年（公元882年）李德裕徙嶲州（今西昌）治台登（今冕宁），以夺蛮（南诏）险。其后陷于蒙诏，以乌蛮酋守此，后，渐强，自号落兰部，或称罗落，以其罗落蛮也。”这和元史所述一致，说明落兰部当为唐代南诏王派往驻守军事要地嶲州、冕宁、普格乌蛮、白蛮。不同的是这里明确了他们的具体民族成分“其罗落蛮”即罗罗。他们最初是派来“守此”的是乌蛮、白蛮，其核心力量却为罗罗，故“后，渐强，自号落兰部，或称罗落，以其罗落蛮也。”他们的“渐强”主要途径即南诏、大理不断移民“以乌、白二蛮实之”。另一途径则是融合了当地居民，主要是来自滇东北的六祖后裔。

落兰部始于南诏蒙氏时，强于大理末年。这一史料值得注意的是“落兰”即“罗落”，它是唐代乌蛮中的一支的称号——“罗落”。《彝族简史》说：“到了元代，随着金沙江南、北两岸彝族先民部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彼此联系的加强，分布于南北两岸的一些彝族先民部落都逐渐开始自称为‘罗罗’了。显然，‘罗罗’原是彝族先民某一部落的称号。”[6]那么，“罗罗”究竟是哪一个部落之名呢？罗罗之源当追溯到南诏王族蒙氏发祥地巍山彝族先民罗罗摩。

《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六《蒙化府建置沿革》记载：“初，罗罗摩及僰蛮居此，后蒙氏细奴逻筑城居之。”清《蒙化（巍山旧称）志稿》说：“蒙化直隶厅的‘倮罗’占蒙化之大多数，约一万一千六百户……倮罗有二种，一种即古云罗罗摩，哀牢九族之一，南诏细奴逻后也，一种为蒲落蛮。”“摩”为彝语母性的意思，“罗罗摩”是罗罗人早期即母系氏族时期的自称，“罗罗摩”是巍山的土著居民。

南诏蒙氏从哀牢迁至洱海地区，发祥于大理巍山。早在细奴逻筑巍山城之前，巍山当地彝族先民就自称为罗罗摩。胡蔚《南诏野史》更进一步说明了迁往建昌乌蛮白蛮中的核心力量来自何处：

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王开白国（芹按：《南诏备考》作“北国”）。北方赕地，徙()河白蛮、罗落摩蛮实之，号剑羌。是年，王从韦皋再败吐蕃于铁桥。①

历史上洱海又称为()河，唐代，巍山罗罗摩已发展到洱海周围，成为“罗落”部落。这次迁移的就是洱海地区的“白蛮、罗落、摩些蛮”，迁于至建昌府。这次移民早于唐懿宗（公元860—873年）时。白蛮为白族先民，“罗落摩”即罗罗早期处于母系氏族时期的称呼。这里清楚地说明“北国”即金沙江北岸川西南的罗罗源自洱海地区罗罗部落。这则史料十分具体，时间、地点、民族、迁徙事由齐全明白。关于罗罗记载明代的具体材料。《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十七《北胜州》条道：(明)陆氏(失名)撰《滇纪》也记载了这一史实：“贞元十一年，异牟寻开北方赕，徒洱河白蛮、罗落、么些、寻丁、娥昌、七种蛮，以实其地。”[7《]南诏野史》和《滇纪》两本互有出入，但能证实史实无误，即异牟寻开北方赕，将洱海地区的“罗落”等民族迁徙到金沙江北岸的川西南以实其地。

罗罗源自“罗落摩”。文献中的“浦蛮”即濮水流域的土著居民濮人，他们是彝族族源的一部分。在融合过程中，其称呼中留下了“浦”即“濮”的痕迹。有的典籍写为“浦落蛮”“蒲落蛮”，至今巍山县东山小潭子村的彝族自称仍称为“浦落”，其原始含意为有濮人因素的罗罗人。对“罗罗”的汉字记音，现在彝区各地大部分都记为“罗罗”或“罗罗濮”“罗罗泼”等，巍山县彝族强调其方言记音，自称大部分记为“腊罗把”“腊鲁泼”，这是“罗罗濮”的另一种汉字记音，“腊罗”“腊鲁”即“罗罗”，“把”“泼”现在的意思为人，早期意思其实是濮人的自称“濮”。至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前所引《大明一统志》所言罗罗摩早在细奴逻之前就已经是巍山居民。细奴逻是哀牢濮人，章武初年即公元221年迁入“云南”后，融入巍山罗罗摩之中。

唐代，除建昌和洱海地区有罗罗外，东部乌蛮中也有罗罗的记载。另一则关于唐代罗罗的记载于《新唐书·南蛮传》：

乌蛮与南诏世为昏（婚）姻，其种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蛮；七曰勿邓。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髽髻，女人披发，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无拜跪之节。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8]

《蛮书》卷一载石门（按：今之石门关，也称豆沙关。）外第七程竹子岭：“岭西有卢鹿部落。”暴蛮在竹子岭东，即今贵州威宁，卢鹿蛮在竹子岭西，即今滇东北之会泽。元史著录关于罗罗之名不一，有罗落、落兰、罗罗、罗罗斯、卢鹿等，还有的以同音字旁加犬旁。方国瑜先生说：“落兰、罗落、卢鲁、罗罗、卢鹿，是同音异写。”[9]

卢鹿蛮之所以称之为卢鹿——罗罗，当和洱海罗罗有关系。《蛮书》卷四载，阁罗凤迁西爨白蛮后“界内乌蛮种类稍稍复振，后徙居西爨故地，今与南诏为婚姻之家。”婚姻关系是一种稳定的黏合剂，它能将两个不同的群体结成利益共同体，竹子岭西即今会泽一带的卢鹿虽然不在洱海地区，但婚姻使卢鹿蛮部落中有了洱海罗罗的成分，其部落称呼为“卢鹿”一个原因是“乌蛮与南诏世为婚姻”的结果，彝族先民习以“父名母姓为号”，南诏势大，部落名号从南诏罗罗，汉字记音为“鹿卢”。另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南诏民族迁徙的结果，前述南诏采取东西对流的移民政策，一方面巩固了南诏对新拓领土的统治，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滇东北的民族成分。南诏移滇西之民于滇东北，移民的主导力量是南诏王族所属的罗罗。这也是洱海罗罗发展成为七部落之卢鹿蛮的一个重要原因。

洱海地区罗罗部落是在巍山母系氏族罗罗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巍山早在南诏之前就有名号为“罗罗摩”的母系氏族罗罗摩。彝族先民有以祖先名号为氏族部落名号的传统。凉山彝族古侯、曲涅两大家支都是从云南迁往凉山的，虽不属罗罗部落，但从两家支系谱中可以看到两大家支的祖先中都有以“罗罗”为名的，“罗蜀古侯、曲涅两兄弟的曾祖。这两兄弟分衍出各氏族的历代祖先中，也还有以罗罗为名的。例如，曲涅黑彝比祖氏族中的‘倮罗支（亚氏族）’（民国《西昌县志·夷族志》”，利利家支中以“罗罗”为名的更多。“熟悉凉山彝族典故的老州长瓦渣木基同志说，他们凉山彝族在三代以前曾自称是罗罗。”[10]119,121-122

建昌罗罗的壮大，一个原因是唐宋时期南诏大理不断将乌蛮迁移至建昌的结果，另一个原因则是罗罗和从滇东北迁至建昌的六祖后裔相融合的结果。吾师刘尧汉先生不仅指出古侯、曲涅两大家支中有罗罗的成分，还指出落兰部酋建蒂本人就是古侯系中的一员，“这个建蒂（蒂读地）是古侯系黑彝吉狄部落，（民国《西昌县志·夷族志》将“吉狄”译成“吉第”或“吉地”）的二十三世祖，即古侯十七世孙。”。[10]128这说明此时建蒂为首的罗罗部落已和古侯系相融合，成为古侯系的一部分。

落兰部强大起来的原因除迁徙、融合外，第三个途径是向四面扩充，兼并其它氏族部落。大理国晚期，落兰部酋首建蒂扩张势力，首先杀了邛部安抚招讨使西番土司都王亚明，后又兼并了屈部(今德昌县城南一带)、科部(今宁南县)。建蒂还借助蒙古声威兼并了姜州(今米易县西南)、会理州(会理县)等地其它部落，落兰部强大到脱离大理国管制的地步。

唐代三个罗罗聚居区为建昌罗罗斯宣慰司罗罗、乌蛮卢鹿蛮罗罗、巍山县罗罗摩之罗罗，三者关系如何，谁先谁后，初看不易分清。从具体形态看，最为古老的还是以“罗罗摩”为自称的巍山地区，因为此时巍山的罗罗社会组织还处于母系氏族时代。落兰部、卢鹿蛮部皆为罗罗摩的衍生部落。

民国《蒙化县志稿·人类志》说：“罗罗摩为哀牢九族之一，唐南诏细奴逻后也。”这里把罗罗的形成推到哀牢九族，这是不对的。《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六《蒙化府建置沿革》说的较为客观：“罗罗摩——唐南诏细奴逻后。”《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六《蒙化府·建置沿革》还说：“初，有罗罗摩及僰夷居此，后蒙氏细奴逻筑城居之。”顾炎武《肇城志》自述撰写时曾参考过《大明一统志》等史料，《肇城志》道：

蒙舍城，在龙关、白崖甸之间。先是罗罗摩及僰蛮所居。后蒙舍改称南诏，永泰初，改蒙舍城为阳瓜州。[11]

康熙《蒙化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载：“一日倮倮，土著乌爨也，为哀牢九族之一，多依山谷，聚族而居。”民国《蒙化志稿》卷十六《人种部·人类志》载：“倮倮有二种，一种即古之罗罗摩，为哀牢九族之一。”

南诏国是由蒙舍诏的蒙氏家族建立起来的世袭政权，“蒙舍”一名源自南诏细奴逻之祖蒙舍龙，以人名为地名，至细奴逻时又以地名“蒙舍”为“诏”名。至今，南诏的发祥地巍宝山彝族自称有：“土家”“罗罗 ”“ 腊 罗”“ 腊鲁 ”“迷 撒 ”“ 摩 察”“蒙舍 ”“蒙化”“土族”等。

巍山旧称蒙化,巍山及周边地带人口最多的彝族，是巍山的土著民族，1955年，巍山及其周边地区称为“土家”的彝族人口22万多，分布于巍山、南涧、景东、风庆、漾濞、双江、祥云、永平、永胜、昌宁、风仪、宾川、弥渡、邓川、云县、新平、耿马、下关、镇沅等18个县市，而人口最集中的地区是巍山的南部和景东的北部相连接的山区。这片地区就是南诏王室蒙氏发祥地。在“土家”语中，“巴”“泼”皆含“人”之意。“罗腊”“腊鲁”即“罗罗”的不同汉字记音，“迷撒”“摩察”皆为“蒙舍”的不同汉字记音。《云南图经志书》卷五蒙化府载：“境内有摩察者，乃东爨之别种也。传云，昔从蒙化细奴逻徙居此。”罗罗是一个古老的称呼，“罗罗摩”为罗罗的早期自称。罗罗的形成当在细奴逻祖先从哀牢迁到洱海地区以后至南诏形成之前。

罗罗之源在巍山，南诏王族为彝族先民罗罗。罗罗最初仅只是南诏时期巍山彝族先民的一个支系的自称，罗罗这个称呼得到南诏的认同，也逐渐得到洱海地区彝族先民的认同。南诏势力所及达到滇川黔今天彝族分布的大部分地区，有的地方南诏派罗罗去管理。落兰部的发展壮大是唐代洱海地区罗罗为核心的云南乌蛮、白蛮移民迁徙川西发展壮大的结果。罗罗斯宣慰司标志着彝族另一元的形成，罗罗斯宣慰司设立后，滇川黔彝族先民被概称为罗罗。

三、“罗罗”文化内涵

罗罗是洱海地区彝族先民自然形成的氏族部落，关于“罗罗”这个词的文化含意，有认为彝族崇拜虎，呼虎为“罗”。其实第一个“罗”以高平调发音，其意为虎，第二个“罗”发音时以中平调发音，其意为龙。故文献记载时对前后两音的汉字读音也多有不同，如卢鲁、卢罗、鹿卢、落兰、倮罗等，其意均为虎、龙。

洱海地区为罗罗故地，洱海地区彝族用汉字记音时大多用“罗罗”二字，如宾川县罗罗人用汉字记音时记为罗罗，南诏发祥地巍山彝族罗罗人用汉字记音时则记为“腊罗”或“腊鲁”。“腊罗”“腊鲁”意思与罗罗完全一致，意虎龙，这是方言表意的“罗罗”的另一种汉字记音。南诏王族源于哀牢，哀牢九隆神话说的是沙壹触木生子，进而又说木化为龙，这是罗罗人对自己源于哀牢沙壹触木（龙）生子，神龙崇拜的一种印记——“罗罗”的第二个“罗”意龙。它的文化内涵实质是龙氏族，罗罗人认为自己是龙的后代，是龙的子孙，故将氏族命名为龙——“罗”。中华民族以龙为文化标志，然而，明确以龙为氏族部落名号的却不见，罗罗大约是第一个明确以龙为氏族名号的氏族部落。有人认为南诏王族蒙氏自称源自哀牢，这是一种攀龙附凤的附会之举。然而，处于母系氏族部落之时的罗罗摩能够有这种意识，会做出这种附会之举吗？

“罗罗”的另一层文化内涵为虎，“罗罗”发音中的第一个“罗”意虎。龙是虚拟的文化动物，神话时代结束后，罗罗支系人认为自己是虎人、虎族，具有虎的勇猛精神的民族，特别滇西罗罗是这样认为的。最先对彝族虎图腾崇拜进行研究的是刘尧汉先生。他在《“十二兽”历法起源于原始图腾崇拜》一文中就对彝族的虎图腾崇拜做过研究[12]。彝族的虎图腾崇拜虽与现在看到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甚至英雄崇拜有关，但我们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到其图腾崇拜的内涵。

彝族中最大的支系为罗罗。罗罗支系自称“罗罗”，称虎为“罗”，其自称即虎人或虎族。哀牢山彝族男人自称“罗罗颇”，“罗罗颇”义公老虎；女人自称“罗罗摩”，也写为“罗罗嫫”。“罗罗嫫”义母老虎；对小孩的爱称是“阿罗若”，“阿罗若”义小虎。罗罗人自称虎人、虎族，群体自称与崇拜物的一致是图腾崇拜的一大特征。图腾为氏族部落时期的产物，终结于氏族部落的解体，但其遗迹却会长期遗留。彝族的虎图腾崇拜遗迹在彝族习俗中有众多表现，集中反映在彝族罗罗人虎节中，双柏县彝族罗罗人至今仍然保存着以虎驱鬼的习俗。

罗罗是彝族先民的概称，究其根源，它源自洱海地区彝族先民的自称，这个称呼影响甚至包括了滇、川、黔整个彝族。可以说，罗罗是历史上最接近彝族认可的民族称呼，但它并没形成彝族整个民族的称呼，一个政治力量阻止了罗罗发展成为彝族的族称。

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均采取歧视政策，书写时在罗字旁加犬旁成猡，或猓。清代彝族先民多次起义，特别滇西哀牢山彝族李文学起义反清后，受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大理、楚雄都留下了当时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万人坟。统治者直接将彝族先民称之为“砍头罗罗”“野人罗罗”“蛮子罗罗”“死罗罗”“鬼罗罗”等。罗罗租佃，租子比别人高一成以上。当时，哀牢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罗罗告状罗罗死，罗罗不告死罗罗。”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下，罗罗人，不敢承认自己是罗罗，甚至不承认自己是彝族或少数民族。罗罗故地巍山彝族自称有多种变通的称呼：高山人、土人，“摩察”为族称。巍山彝族现在一般自称腊罗，这是罗罗的当地彝族方言汉字记音。而另外自称“迷撒、摩察”则是“蒙舍”的当地彝族方言的汉字记音，“蒙舍”是细奴逻时期巍山的旧称。“高山人”“土家”或“土人”更是不敢以“罗罗”自称后的一种变通自称。一个美好的称呼变得连罗罗人自己也轻易不愿认可。彝族著名学者刘尧汉先生为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罗罗人，但他从小学到大学读书时都申报自己是汉人，直到参加工作，到民族研究所工作，生活环境改善后，才重新申报自己是彝族罗罗人。今天，彝族人民挺直腰板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在报支系时，罗罗人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罗罗人；一个云南彝族歌手将自己的艺名取为罗罗。“罗”意虎，彝族崇拜虎，彝族是虎的民族；罗罗——一个美好的名称。

四、彝族另一元形成的标志——罗罗斯宣慰司

彝族族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两千多年前西汉时期，司马迁用“西南夷”来概括中国西南滇、川、黔氐羌、百濮、百越等族类。唐代，“爨”成为彝族先民的统称，实际上它是一个由汉族大姓演变而成的域名性称呼，这个概称虽然使用频繁，但它连一个民族性概称也算不上，它只是一个域名性的概称。彝族先民源于乌蛮，“蛮”是一个包括了众多氐羌族类民族的概称。

“罗罗”这一称呼是十分明确的，它没有任何其他民族的成份，它是彝族先民的。最初它是洱海地区彝族一个支系的自称，元设立罗罗斯宣慰司后，“罗罗”逐渐成为外界对整个彝族先民的统称。

罗罗斯宣慰司的出现是彝族形成发展史上的一个坐标。从汉代至元代一千多年的时间，彝族先民以氏族、部落的形式分散居住于中国西南广大地区，外界没有把他们当作一个民族，长期把他们含糊、笼统地归入夷、蛮、爨之中。外界对彝族先民的认识长期处于这种模糊状态，而彝族先民自己同样没有整体认同感。局限于经济的制约，交通的制约，使一个个氏族、部落封闭在万山丛中。彝族先民只有氏族、部落的认识，形成支系后，也只有支系内的认识，而没有整体的民族认识，因而也不可能有民族的名称，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民族认同。罗罗斯宣慰司的出现至少有两大意义：其一，外界开始把彝族先民视为了一个整体，用罗罗这一名称来看待彝族先民，尽管外界在对彝族先民的认识并不科学，用环境、衣饰等来区分彝族先民的不同，出现了黑罗罗、白罗罗，红罗罗，花腰罗罗、海罗罗等称呼，但可以看到，外界的认识已经有了一大飞跃：一是把彝族先民和其他民族区分开来，不再将其笼统地称之为“夷”“蛮”“爨”；二是开始把以氏族部落形式分散于中国西南广大土地上的彝族先民视为一个整体：罗罗。

罗罗越过了氏族部落的羁绊，成为一个超越氏族部落血缘关系、超越诞生地域的民族概称。但是，彝族先民仍以氏族部落形式散居于这块土地上，各氏族部落是独立的，没有任何从属关系，你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你。虽然一些氏族部落之间也建立了姻亲关系，彼此间也认为和罗罗是一种类人，但在具体使用民族时，各支系仍以支系作为民族称谓，并不承认自己是罗罗。

划分和认定民族是一个政治行为，元朝统治者所为并不是搞民族识别，也不是搞罗罗人自治区，其意图完全是为了管理、统治，“以夷制夷”，但客观上却取到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识别的作用。中央政权把自己的政治意图用在一个原来的氏族称呼上，它就不再是氏族称呼，而是一个民族称呼了。

罗罗斯宣慰司地域上居住着由南诏罗罗发展而成的落兰部和其他氏族部落，罗罗斯宣慰司这块土地上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民族意识。中央政府忽略了别的氏族部落和罗罗的差别，将他们划归入罗罗斯——罗罗人，从此，他们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民族，他们将以新的姿态——民族面目出现。原来落兰部是一个部落，当罗罗斯宣慰司出现后，落兰部消失了，继之而起的是罗罗——一个代表着众多具有同族因素的民族支系。东汉中央政权在朱提颁发了“汉叟夷长”印，标志着彝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出现。历经近千年，罗罗斯宣慰司设立后，罗罗这个称呼得到了滇、川、黔部分彝族先民一定程度的认同。

李京《云南志略》所记乌蛮文化习俗和彝族传统文化习俗一致，李京认为“罗罗，即乌蛮也……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嶲，皆此类也。”[13]李京用罗罗来概括了云南、四川、贵州的大部分彝族，这是彝族形成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此后，文献对彝族先民的记载不再笼统地使用夷、蛮、爨等大而模糊的称呼，而改用罗罗这一具体的民族称呼。外界为了表达彝族不同地域、不同支系之间的差异，用一种不科学的表达来称呼，这就形成了“黑罗罗”“白罗罗”“撒弥罗罗”“撒完罗罗”“红罗罗”“花腰罗罗”“阿者罗罗”“阿车罗罗”“罗婺罗罗”“鲁屋罗罗”“乾罗罗”“妙罗罗”“海罗罗”等等。这些称呼有的是把支系自称冠以罗罗前，如“罗婺罗罗”“阿车罗罗”“撒弥罗罗”“撒完罗罗”；有的是以色彩崇拜“黑贵白贱”加罗罗来区别彝族中的贵贱：“黑罗罗”“白罗罗”；有的是以衣饰特点，如“红罗罗”“花腰罗罗”“白脚罗罗”等；有的是以外界的感觉形容来区别彝族中的不同，如“大罗罗”“小罗罗”等，还有的把住在坝区的罗罗称之为“海罗罗”，把居住山地的罗罗称之为“干罗罗”。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彝族形成发展的轨迹：彝族渊源于羌与濮的不同层次融合。秦汉时期彝族先民为叟与昆明，叟为遗散南中的古蜀人，其民族基础为羌与濮，昆明为新石器时期到达金沙江两岸的羌人和当地濮人的融合。唐、宋时期彝族先民为乌蛮。元代开始，彝族先民概称为罗罗。罗罗越过了氏族部落的羁绊，成为一个超越氏族部落血缘关系、超越诞生地域的民族概称。元、明、清时期彝族先民罗罗的分布已经接近现在彝族的分布，分布于中国西南的滇、川、黔、桂四省区。

注释：

①（明）杨慎升庵编辑,（大清）湖南武陵胡蔚羡门订正《南诏野史·大蒙国·寻牟寻》。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彝学会编印，2012年，16页。百度电子版《南诏野史》与此相同。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中“罗落摩蛮实之”为“罗落、摩些蛮实之”。木芹先生指出，胡蔚本《南诏野史》有多个刻本，最早刻本于道光年间，是一部托杨慎之名而作的伪作，但在内容上较倪辂本作了增加订正。

[1]谷跃鹃.南诏史概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123-140.

[2]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95.

[3]《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M]//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元史·地理志·云南行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1998:78.

[4]姜先杰.凉山土司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192.

[5]百度百科.段宝姬[EB/OL].[2017-03-29].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E%B5%E5%AE%9D%E5%A7%AC/1682023.

[6]《彝族简史》编写组.彝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28.

[7](明)陆氏(佚名).滇纪[M]//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8：102.

[8]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新唐书.南蛮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404.

[9]方国瑜.彝族史稿[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415.

[10]刘尧汉.从凉山彝族系谱看它的父系氏族制和氏族奴隶制[C]//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119，121-122.

[11]顾炎武.肇城志·云南志·蒙化府[M]//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五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651.

[12]刘尧汉.“十二兽”历法起源于原始图腾崇拜[C]//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88.

[13]李京.云南志略[M]//王叔武.大理行记校注:云南志略辑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