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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丝绸之路:西方文学理论与全球化研究之反思

2018-02-21保罗臧小佳

学术界 2018年5期
关键词:批评家全球化历史

○ 〔美〕保罗·杰 (臧小佳 译)

(1.洛约拉大学, 美国 芝加哥 60660; 2.西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9)

一、引 言

当今文学研究和教学已开始从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如“英”“美”文学等,转向跨国背景下的研究。这一转变受西方旨在探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力量是如何重叠文学批评理论之交融影响,更为着眼于诸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种族、阶级、性别、后殖民国家现状、世界主义、主体性、混合性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重大议题,并促进了全球范围内多种多样的跨国民族问题、移民潮流以及边界问题等领域之研究。〔1〕

我对全球化文化层面的批评和专注于将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与物质现象的批评之间的分歧尤为关注。我更赞成将全球化看作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深刻交融。〔2〕我的目标之一是强调文学研究对全球化思考的贡献以及我们谈论全球化所使用的语言。有鉴于此,我首先简要阐明语言和叙述结构在塑造全球化历史概念中的作用。其次,我将回顾文学批评家们如何处理全球化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维度。再次,我想突出关键问题中的争议,并强调其中一些不同批评阵营所产生的方法论差异。最后,我将探讨当中某些方法是否有助加深我们对丝绸之路的历史理解及其在地理和想象空间分析中的当代启示。

二、修辞功能与历史再现

文学理论对全球化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强调叙事这一文学形式在历史知识形成方面的关键作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全球化,实际上形成于我们为了描述它而创造的文学叙述。〔3〕全球化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系列物质或经济力量,而应被理解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一种“话语”(discourse)。受福柯启迪,叙事学新方向强调历史记述的构建性质及历史学家所主张的语言与修辞学的作用。例如美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政治的无意识性:叙述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开篇就提出,“永远历史化!”,这既是他在书中坚持始终的论点,也是“一个绝对的观念,并且我们甚至可以宣称是所有辩证思想的‘跨历史’命令式”。〔4〕但他也指出这个口号有一问题:“历史化行为可以遵循两条不同道路……客观之路与主观之路”。〔5〕客观之路探讨“事物本身的历史起源”,主观之路则指向“我们试图理解这些事物的概念与类比的更为无形的历史性。”〔6〕詹姆逊区分了历史研究中的普遍转变:历史主义批评家转向将历史的话语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在《知识的考古学》中,福柯强调历史文本在被他称为思想体系的“话语形成”中占据的重要性。他认为应当意识到思想体系产生于历史事件之先,此点有助于确定历史学家构建知识之方法。这里的重点是,我们永远无法抵达历史本身,只能再现被叙述建构的历史。这就意味着,事实上“客观之路”总是部分地被“主观之路”所决定。〔7〕

詹姆逊也受到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影响。在《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怀特指出,历史是一种写作的事实,同时写作本身就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之核心:历史研究是“一种以叙事散文的形式创建的口头结构,旨在成为过去的结构和过程的模型或肖像,通过再现它们以解释它们曾经如何”。〔8〕他也坚信历史学家所再现的过去的结构和过程并非这些结构和过程本身,而是用于再现过去的叙述和话语形式的产物。怀特希望通过强调历史事件作为叙述的状态,提醒人们关注历史事件的本体论状态。

这一理论工作也在全球化研究中引入一种有别于过去的分裂观点,因为它似乎将注意力从全球化的经济和物质条件转移至语言与叙述。例如将詹姆逊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去考察,会发现他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对物质性的重视以及叙述对历史形成之影响相结合。作为一位历史唯物主义者,客观道路对詹姆逊来说似乎是至高无上。然而,他身上带有的后结构主义色彩也使他意识到,历史总是通过文学叙事间接抵达我们。所以,他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论点:历史“仅是他者之间的另一文本”,〔9〕而非一种纯客观的外在理论。于是,他转向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研究成果——将历史描述为缺席的个体,在该论点影响下,詹姆逊写道:“历史不是文本,也不是叙述,更非主人抑或他者,而是缺席的个体。有鉴于此,除非借助文本形式,历史无法抵达我们。而我们接近历史,以及走近真实本身,必须经由其现在的文本化,借助于其无政治意识的叙事”。〔10〕在提出此论点时,詹姆逊坚持关注叙述的寓言结构,既有虚构的,又有引领传统历史研究的所谓主导叙事。稍后谈到如何看待丝绸之路的历史时,詹姆逊的“缺席之真实”就是我们所探讨的部分由想象所构成的空间。

三、面向全球化政治

虽然我一直在强调叙事理论研究有助于证明文学理论对全球化研究的价值,但西方文化批评家们显然已将注意力集中在有关全球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上。其实,这些问题是由后结构主义理论对语言与文本抱有一种过分狭隘的关注所产生的,而牺牲了具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例如,美国历史学家哈里·哈鲁图尼(Harry D.Harootunian)就抱怨“文学/符号”学科狭隘的“文本性”如何影响全球化研究。〔11〕哈鲁图尼这样的学者倾向于关注如下更为迫切的政治问题:全球化是前殖民地国家与民族的危机还是机遇?它是一种经济和文化的解放现象,还是一种新的殖民形式?是否会导致最终以西方主宰的同质化文化形式取代文化多样性?全球化是对殖民帝国势力的历史性突破,还是殖民化的新形式?再者,如果全球化就是发生在民族内部和国家边界的经济和文化变迁,那么民族国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作用又是什么?尤其是随着大众媒体的普及,民族国家是否正向全世界公民提供跨境体验和跨越全球的新闻?全球化最终是否将削弱民族国家,还是让民族国家有效地从自身目的出发来治理世界?〔12〕

民族国家受到多重边界、大规模移民、廉价旅行、离散社区之蔓延以及日益增多的跨国电子信息等现象影响,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全球化到底在哪里发生,我们应从何处研究它?从民族国家内部?或是从国家之间重叠的边界地域?许多学者已关注到这一空间,认为与全球化相关联的跨国交流多发生于民族国家之间的空隙中。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的《黑色的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1993)当属其中的开创性研究之一。吉尔罗伊认为,现代化的进展促进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形式,发生于连接英国与美洲的大西洋三角,这一地域与非洲奴隶贸易中的英国和美国联系在一起。他不仅关注奴隶贸易如何改变英国和北美、摧毁西非,也同时强调,正是黑色大西洋的流动空间产生了“英国属性”和“美国属性”这一特定的文化概念。〔13〕

当然,西方跨国与跨民族文学和文化研究,也涵盖了关于全球化政治的激烈讨论及深刻分歧。我将这些分歧简要归纳为三种基本立场:首先,有些批评家倾向于认为全球化正在发生,这是新型技术的崛起,人口流动性增大,货币、收入、以及经济发展及交换等方面的流动与增长之必然。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就根本而言是一个混乱的过程,它并无主要因素或是作为中间人的群体,以自身之目的去控制并从中受益;它也没有特定的政治活动或意识形态。其次,另外一些批评家将全球化看作扎根于资本主义大范围传播的一系列进程。他们将全球化定性为一种新自由主义力量,尽管它以多样性和文化多元的价值观自居,但自身仍在为强大的民族国家和跨国势力(公司)的利益服务。关于全球化的这一观点被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采用,其他左翼群体则更关注全球化深刻的不均衡经济影响和始终存在的剥削关系,及其消除文化差异的趋势,因为这一趋势产生了乏味平淡的文化同质性。最后,其他一些批评家们承认全球化中经济效益的不均衡,但强调其积极,甚至是解放的方面。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全球化为沟通与流动带来了新技术,因而也为此提供了新型代理模式。〔14〕

这些争论往往在如何研究全球化的问题上得以体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及其他一些左翼政治批评家,将全球化看作一套剥削性质的经济力量,谴责文化主义方法将全球化视作积极的甚或是解放的力量。这些批评家包括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西蒙·吉坎迪(Simon Gikandi)和哈鲁图尼,他们都担心在全球化研究中过分侧重文化的作用,将可能导致经济和政治问题边缘化。如哈鲁图尼就曾感慨:跨国研究中的“后殖民研究与区域研究奇迹般地融合在文化特权和文化价值的复兴之中”,它被“文化主义”的形式所感染,后者是一种“文学/符号学”症候。〔15〕

哈鲁图尼对“文化主义”的悲观被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作为典型。后者在其《广义现代性》中,将“文化主义”定义为“有意识地动员文化差异,为更大的国家或跨国政治服务”。〔16〕根据阿帕杜莱的观点,文化主义引发了“虚构(想象)的社会产品”,利用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图像,甚至是时尚新闻来塑造新的“后国家主体性”(post-national subjectivities),构建个人身份和公共身份的一致性,再利用这种一致性对“想象的大众媒体”(mass-mediated imaginary)所产生的、新演变而来的文化形式和风格作出回应。对阿帕杜莱来说,全球化充满想象力地构建了新的混合身份及文化纽带。阿帕杜莱理解文化以及文化认同的立场不言而喻,因为他拒绝接受将全球化作为彻底的同质化力量这一黯淡观点。阿帕杜莱驳斥了由于“不同社会适应不同现代性的材料”,文化形式的跨国扩散必将压制本土文化这一担忧。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在他的著作《世界主义》中发展了这一观点,并坚持认为全球化导致本土文化受到毒害的恐惧来自于误解,因为文化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反而总是在通过贸易和交换与其他文化接触时“被污染”,这是在丝绸之路上已然发生的事实。〔17〕

其实我同时赞成这两种立场。我认为,面对全球化研究,无论是从文化主义,还是经济和唯物主义的角度,我们都应避免用“二选一”的方式。相反,我们需要两者的综合,需要一种在文化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析形式之间往返的意愿,并且坚信它们是紧密相连的。

四、走近丝绸之路

如果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现代现象,而且历史悠久,那么很难不把丝绸之路当作体现这一历史的最佳象征。其实,将丝绸之路解读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的早期范式已相当普遍。例如,历史学家詹姆士·A·米华健(James A.Millward)的《丝绸之路之简介》中写道:“显而易见,古代横贯大陆的一体化(整合)从程度上与今天强劲的全球联通无可比性……但就其性质而言,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已完成了与我们今天所谓“全球化”同样的事情”。〔18〕在他看来,“中欧亚大陆游牧民族”就是“早期的全球公民”(proto-globalizers)。〔19〕

若将丝绸之路同时视作地理空间和话语形成(或想象空间),我们会发现丝绸之路的物质与经济维度是如何与文化层面交织,以及这条道路的历史启示,如何作为一种文化交往的理想化空间,在修辞学中被用于贯彻和托付当今的经济与政治倡议。

我们可以从中国官方使用的“一带一路倡议行动规划”的语言处理看到这一过程。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和基础设施发展的重大倡议,同样也强调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交流之历史与当代重要性。这一倡议的核心价值也许是物质层面的——连接市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贸易,加强科技创新等。但该倡议同样也坚持倡导“文化价值”,意欲开辟文化体系,以“加强民心相通和艺术领域的文化间交流”。〔20〕

我认为该行动计划依赖于理想化的丝绸之路文化资本,以建构其经济与政治倡议。我们可以在开篇段落中看出这一点:

“两千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21〕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丝绸之路的“象征”与“精神”层面的强调。若将“贸易通路”作为丝绸之路的特点时,它能产生物质的“繁荣与发展”,同时,它还具有一种叫做“丝绸之路精神”的特征,象征着“东西方交流合作”。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遗产”就是具体历史现实和它所象征的“精神”之产物。

虽然“精神”可与丝绸之路的物质性区别出来,但二者又明确相关联。将丝绸之路理解为精神和象征,强调了它既作为地理也作为想象空间的双重存在。它是一个“真实的”地点,但这个地点需通过我在本文开篇谈及的叙事和话语的形式之介入走向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开启的。“丝绸之路”之名是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所发明,他创造了die Seidenstrasse(德文:丝绸之路)这个词。被李希霍芬称为“丝绸之路”的地理空间早就存在于他命名之前。〔22〕但当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时,已蕴含着理想、象征和精神,因而在被李希霍芬创造之时获得了它的现代吸引力。美国学者塔玛拉·金(Tamara Chin)恰到好处地概括了我想要描述的抵达两条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

“我们是两条丝绸之路的继承者:并非古老与现代之路,而是被创造的和被再创造的两条路……今天,丝绸之路提供了一张历史的世界地图和一张希望的地图。它回顾了拜占庭和北京之间、撒马尔罕和廷巴克图之间广阔的前现代亚非欧贸易网。这个网络以某种方法在历史上先于我们如今超联通的全球化世界,或许通过横跨传统分歧的合作,提供一条重新审视现在以及重新设想未来的途径。”〔23〕

中国创造并重新创造的道路在“行动规划”的叙述中铺展。在这一叙述中,被想象所创造的精神、象征,或是丝绸之路版图的理想,既有具体的历史也有对未来的“愿景”。其中,历史被构想成一种不同历史时期全球化之间的无缝链接。在这里,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规划的开头段落并未随着对亚欧大陆的道路之狭义强调而走向封闭。相反,它主张“丝绸之路精神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称为“被创造的丝绸之路”的历史,也授权给它作为想象空间和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全球重要区域的当代再创造之可能。理想化的丝绸之路叙述的修辞能力,有助于授权这一“规划”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作为总结,我想强调作为一个想象空间,或是福柯所说的话语形式,丝绸之路在地缘政治修辞中如何起到关键作用。因为我们所讲述的有关丝绸之路的故事,有助于建构和探讨我们与之联通的各种政治现实。我的最终观点是,丝绸之路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实现了想象话语(imaginative language)和文化理想主义的软实力,并将这一力量服务于帮助实现全球范围的广泛文化、经济以及地缘政治之目标。正如哈姆·兰根坎普(Harm Langenkamp)就曾将它放置在“丝绸之路乡愁的诗学与政治”文本中:

“就过去时代的成就来分析,从属于不同文化的人民在当时交换着他们的资产、信仰、艺术和知识,不受制于民族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分裂意识形态。古代亚欧的贸易路线现在已定期被当作全球化和国际利益之外的互利交流之当代进程典范。换句话说,‘失落’的多元文化文明的昨日神话已经被许多人当成今天的乌托邦。”〔24〕

兰根坎普总结了丝绸之路如何走向地缘政治层面,成为人们的理想化之地,通过超越政治分歧,以文化交流形式紧密相连。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丝绸之路,当它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分裂的民族意识形态时,其实就是历史的理想化,能有助于调停分裂与差异。丝绸之路应当被看作是一种可以服务于各种修辞功能的想象构成。〔25〕如前所述,要注意到从长期的全球化历史中研究跨国交流,从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到我们自己的时代,要密切关注叙事、寓言和象征在文化层面上如何共同合作,最终与形成经济关系、促进地缘政治之变迁相联结。

注释:

〔1〕Paul Jay, Global Matters: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Literary Studi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pp.53-72.

〔2〕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3〕John Tomlins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p.148-168.

〔4〕〔5〕〔6〕〔9〕〔10〕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p.9,9,9,35,35.

〔7〕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

〔8〕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 &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73,p.ix.

〔11〕〔15〕Harry D.Harootunian, History’s Disquiet: Mod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pp.155,44.

〔12〕Masso Miyoshi and Harry D.Harootunian, Learning Places: The Afterlives of Area Studi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50-174.

〔13〕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4〕〔17〕David Harvey,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pp.166-201,166-201.

〔16〕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15.

〔18〕〔19〕James A.Millward, 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2,7.

〔20〕〔2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http://www.scio.gov.cn/31773/35507/35519/Document/1538864/1538864.htm。

〔22〕Peter Frankopan, 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New York:Alfred A.Knopf,2016.

〔23〕Tamara Chin,“The Invention of the Silk Road, 1877”, Critical Inquiry,2013,40(1),p.194.

〔24〕Harm Langenkamp, China and the West: Music, Representation, and Recept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7,p.243.

〔25〕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New York:Verso,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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