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白彦锋

一、行为经济学：当代经济学研究发展的“新贵”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1900年创立的诺贝尔奖并不包括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是1968年瑞典国家银行设立的“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人们习惯上称其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H.Thaler)，以表彰其在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领域的贡献，他成功地将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使经济学更加人性化、更加非理性化。因为人们并非是完全理性的，他们事实上很容易受情绪的影响、更关注眼前利益，经常作出非理性的决策(irration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hoices)。道理其实很简单，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理性决策的前提是经济人“全知全能”，而事实上任何人在经济社会当中都只生活在不完全的信息当中。例如，众所周知，吸烟有害健康，这时消费者虽然拥有“吸烟有害”的“完全信息”，可还是难以改变其根深蒂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但是国家又不能“一禁了之”，最后只能通过征收高税的形式“寓禁于征”。然而，事实上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最终，反而客观上因此培养了由烟草税受益而形成的“烟草种植者+烟草企业+地方政府”的利益集团。

当然，行为经济学的作用绝不在于仅仅对人们的行为作出合理和贴切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帮助公共决策者们去“影响”或者“诱导”(nudge)*Thaler,Richard H.,Sunstein,Cass R..Nudge:Improving Decisions on Health,Wealth,and Happiness[M].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人们的决策，这被归结为“推手理论”。其作用原理在于，既然人类的经济决策并非“完全理性”，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那么，公共决策者们可以因势利导，通过微小的影响或者非常小的代价使人们作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决策；之所以称为“推手理论”，也是因为其作用原理类似于中国的传统武术——太极，强调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例如，人们习惯上比较短视，对于养老等“灰犀牛”问题可能视而不见。为此，国家可以出台税延型(EET)的养老保险优惠政策，即鼓励纳税人工作时参加补充养老保险，退休之后再领用，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让居民与政府、企业一道共同构建多层次的养老资金筹集格局；类似的，英国前首席卡梅伦就曾成功地通过在给纳税人的催税通知单上列明“你的邻居已经纳税”这种方式，从而有效提高了税款的征收率。

同样，直接减免和先征后退对纳税人的心理影响也是不同的，后者对纳税人幸福感的提升更为重要。例如，美国个人所得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先代扣代缴、再退税，一般只要纳税人填写纳税申报表，就能或多或少地获得税务机关的退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纳税申报表就叫“tax return”，暗示纳税人只要申报纳税，那么“退税”也就已经为期不远了。在美国的退税季，纳税人的幸福感都很强，很多人都会将退的税款直接消费，在此期间，商家的促销力度也会很大。美国税务机关成功地将“纳税季”打造成了“狂欢季”。在美国，退税成为减轻纳税人痛苦感的重要手段。也难怪，美国每年4月的报税季使人们经常容易和“愚人节”联系在一起。这与我国“朝三暮四”阐释的道理颇为类似。据《庄子—齐物论》的记载，养猴老人在食物不足时，首先问猴子们给他们橡实“朝三暮四”是否可以？在遭到猴子们的强烈反对之后，老人改成了“朝四暮三”，猴子们却高兴不已。

归结起来不难发现，行为经济学之所以能够获得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研究方向致力于将人作为“人”来研究，与当前大数据、互联网发展背景下，人工智能、机器自学习等新科技的兴起不无关系。因此，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这些科技发展浪潮在经济学这一人文科学领域发展中的反映。无独有偶，事实上，不仅在经济学领域，社会学等其他人文学科也纷纷加强了与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融合发展，使得行为经济学被称为经济学发展的“新贵”。

二、行为经济学与党的十九大报告

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来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就会发现其同样可圈可点。可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不仅仅因为其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其自身就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还因为其创新性地应用了行为经济学这一当代经济学领域的最新成果。

第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谈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时特别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充分体现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重视。而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因为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无穷的创新智慧。

第二，党的十九大报告与时俱进、科学的论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以看出，此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要打破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当时可以将它看作是一个倾斜放置的木桶，其盛水量的多少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但经过多年发展，现在已经到了将木桶“直立”起来的时候了，这时候就要补齐“短板”，因为直立起来的木桶盛水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同时，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2017年GDP占世界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17.2%、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而且我国不少行业和产业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列，在一些领域，我国未来的发展甚至进入了前无古人的“无人区”，说明我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更加凸显出来。

此外，与以往不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没有规定GDP增长的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这也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由数量规模扩张转向了效益内涵提升，彰显了我们有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这时候，过去的数量指标已经不足以刻画我国未来追求的新目标和新蓝图，而是转向了人们心理层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所谓“美好”，就其字面含义而言，“羊大为美”，即人民群众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之后，大家的生活就比较殷实了；而“子女双全为好”，即为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发展，国家放松了计划生育政策，更多的家庭有了生育二胎的权利和自由，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也就变得更加和谐了。从更深层次来看，“美好生活”的含义更加广泛，它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发展转向了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也意味着人民群众中的每个个体都可以为“美好生活”画上自己的注脚，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美好的“中国梦”。

第三，党的十九大报告很接地气，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党的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到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感同身受，而这些感受更多是心理层面的认同感。我国的“60后”有过“饥饿记忆”，当时还存在温饱问题；“70后”有过“贫穷记忆”，当时还存在“富起来”的问题；“80后”有过“落后记忆”，当时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放眼看世界，在发达国家面前我们还不够自信。即使现在和将来，我们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饥饿、贫穷和落后，但是，这些问题现在已经不再具有普遍性、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不仅解决了人们“住有所居”的问题，而且通过土地出让使国家获得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大量资金，使得我国城乡面貌发生了根本改观；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价格的迅猛上涨做实了行为经济学层面的“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Psychic Accounting)*Thaler,Richard H..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J].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1999，12(3):183-206.，形成了明显的“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Morewedge,Carey K.，Giblin,Colleen E..Explanations of the Endowment Effect:An Integrative Review[J].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2015，19(6):339-348.，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迅速增强。这一点绝不是“纸上财富”，而是使消费者增强了消费信心，支撑了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当中的“消费”近年来始终处于60%以上的高位，这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通过房地产找到了很好的“沟通桥梁”，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当然，在房地产市场处于高位的背景下，如何去杠杆、防风险，避免陷入日本泡沫经济的陷阱，还需要综合施策。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就是衣食住行的生理需要和人身健康、财产安全等方面的安全需要。而且，即使当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向着更高层次的社会需要、被尊重的需要升级迭代时，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还是最基本的。这恰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说，人们越是在享受更高水平生活的时候，就越担心这种幸福感的可持续问题，担心一旦生病或者发生其他意外事件，自己会因病返贫。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国家构建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安全网，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具体来看，一是2005年以来，我国养老金发放比例年均增长率超过10%确实改善了广大退休人员的待遇，但是客观上也增加了养老金的支付压力；特别是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迫切需要为企业降成本、减负担，为此，我国近年来逐渐降低了养老金发放的增长比例，从两位数降低到了一位数；同时，过去社保缴费率过高，企业就在缴费基数上“缺斤短两”。可见，适度降低社保支付比例有利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和社保事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36号)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分阶段降低社保缴费比例，但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包袱重，在我国地区差距由东西向南北转变的背景下发展将更加困难。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要求，人社部表示，养老金的全国统筹要从实行中央调剂制度开始。但提高了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层次，地方政府又容易将矛盾向上转移，从而降低了其加强社保管理的积极性。总之，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需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

不难看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事实上也对财政制度的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现代财政制度自身的建设先要可持续，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