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茗

(安徽大学哲学系，合肥 230039)

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EP)充分继承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它的核心是找到生物进化与心理进化的连贯根基，将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的发现与原理整合到一个科学框架内，呈现一幅人类心智进化历史的高分辨率图谱。EP在成为解释代际间心智传递的主流观点的同时，也始终笼罩着“乌云”——如何为那些适用于简单生物进化的原则运用于较高级人类认知现象提供一条逻辑合理的解释路线？近年来，一种突破心智进化理论的新进路出现在认知科学中，这就是Varela和Thompson所倡导的具身—生成心智(Embodied-Enactive Mind，EEM)。这一进路对于心智的解释工具不是传统的信息加工，而是自组织和自治的动力系统理论，与“他治”的信息加工不同的是，自治系统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生成意义(瓦雷拉等，2010)。因此，EEM在心智进化的本质，认知的核心工作假设，人类本性与文化，以及基因、身体、生命活动与认知的关系等问题上都有着完全不同于EP的理解，对后者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1 心智进化的本质

EP将心智置入人类六千万年的进化史中思考，认知适应发生于进化中反复出现的情境中，并造就了大量的“心理适应器”，即一套针对不同适应问题的信息加工装置。对情境的解释与评价涉及到信号检测的问题，比如你必须穿过一片可能有猛兽出现的森林或是绕很远的路取到食物，即使猛兽出现的概率极低，你也不会冒险进入森林，因为漏报可能付出生命代价。这样的情境侦查算法往往显得不够理性和经济，但这是基于祖先在反复出现的情境的代价最小化，即能最大程度地存续生命和实现繁衍——基于类似算法的情境认知是进化适应的。

“心理适应器”有两个重要预设：首先，心智适应等同于生物适应，或者说，心智现象就是生物现象，因此后者的理论适用于前者。其次，与进化生物学一致，EP认为自然选择是有机体的唯一程序设计者，有机体不过是被动适应一个“预呈”(over there)的客观世界。

关于第一个预设，恰恰在信息加工的科学架构下和计算机隐喻的概念体系中，生物进化和认知进化是不能完全等同的。生物适应的本质是形态结构的适应，认知适应的本质是算法过程的适应。二者间并不具备一对一的严格逻辑关系——结构相同可能产生不同的算法，同一种算法也可能在不同结构上实现(Barrett，Pollet，& Stulp，2014)。正如Barrett(2012)所说：“进化心理学处理的只是人类心智计算的认知架构，而非湿脑的结构。”换言之，我们可以在生物体的形态结构上找到进化的直接证据，诸如，鸟类的翅膀进化出来是为了飞翔，而EP只能通过在特定情境下产生出的稳定行为推论潜在的认知机制。从这一点看，直接建立形态结构和认知结构的等式是不合适的，而将进化生物学与进化心理学相提并论也是不可取的，心智进化遵循其自身的逻辑。

在自然选择的角色上，EP认为自然选择是一种纯粹外部的、指向适应最优化的设计力量，它并不包含任何行动者。达尔文本人也持这种看法，这使他的早期进化论饱受争议。其实，这种观点预设了有机体是与环境相分离的，或者说，有机体仅仅是被选择的对象，而不能成为发展系统中积极行动的主体。而EEM认为，有机体的自创生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历史上都先于自然选择(瓦雷拉等，2010)。自创生是定义生命的一种理论，简单地说，自创生即自我生产(self-producing)，活的生命的本性就是基于自我生产的自我维持。汤普森(2013)说：“根据生成观点，自然选择是自创生的涌现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自然选择旨在生存和繁衍，但生存和繁衍的主体是自创生统一体。这就意味着自然选择不是纯粹的、无可抗拒的外力，而是发展系统自身的“差异繁殖”。只要有机体存续了生命，保留了完整的自治性，它就是适应的产物，并能继续与环境维持互动关系。通过差异繁殖所保存下来的变异，不仅涉及基因，还依赖于个体发生中模式的重构，包括整个的发展系统的众多资源(汤普森，2013)。在达尔文论看来，适应是很久以前通过随机的基因突变得来的，但人类认知和行为的每一次大的跨越显然不是盲目基因突变的结果。将自然选择看作是纯粹外力的预设，忽视了生命体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存在。

这里需要对环境做一些特别说明。EP所指涉的环境是观察者立场的环境，有机体被动地从环境中接受信息，再将其转换为精确的内部表征，最后产生和输出意义，意义是存在于环境中的不变量，等待有机体采取适当的方法解读和恢复。EEM摆脱了这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将环境置于一个持续感觉运动交互的行动语境中解读。首先，环境并非预呈的，生命体的环境不能与纯粹的物理世界划等号。物理世界不“为”任何人，它们本身并不承载意义，只有生命体通过自身的身体性参与才将环境转变为有意义的交互作用域，并生成自己的意义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不是一个完全中立、价值无涉、外在彼处的物理域，而是依赖于寓居其中的认知主体(张茗，2015)。其次，对一个具有感知运动能力的主体而言，环境是可获取的(available)。意义建构系统首先是一个自治系统，它能通过某些行动提高或降低自治性，从而建立某种规范产生和维持自我同一性，同时又能根据自身活动的内部规范修正环境。我们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与世界相关联，这本质上就是认知过程——活的有机体是一个能与世界认知地关联在一起的系统(Paolo，Rohde，& Jaegher，2014)。正如梅洛庞地所说，“每一个有机体，在给定环境下，有他自己最有效的活动条件和最适宜的实现平衡的方式(梅洛庞蒂，2001)。”

无论是EP，还是EEM，生存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显然，人首先得生存才能繁衍。二者的分歧仅在于，有益于人生存的价值(values)本身应该追溯至物理机制(基因)水平上，还是在自治交互的涌现水平上。EP认为，价值是“内嵌”(built-in)于进化过程之中的，是系统发生学上一个“恒定的标尺”。“内嵌”特指它是基因序的一部分：即有机体的行动价值最终都可归结为遗传自他们祖先的生存策略，目的是为传递和扩散基因。假设DNA负责输出价值，那么价值对所有个体或个体的每个时期都是恒定不变的，除去基因外，身体的其它部分都是价值无涉的。EEM反对这种解释，首先，基因的复制过程充满着风险，偶然的基因突变就可能颠覆了已有的价值观念，而这显然违背事实。然后，EEM的意义建构(sense making)截然不同于自动的内置的意义恢复(Weber & Varela，2002)。譬如，某患者需要服用一定剂量的药物才能维持生存，这时药物对患者来说是有益的；而当病情加重，患者只能增加药剂才能控制病情，而增加后的药剂则可能致命。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药物的价值对病人就不是一个有益或有害的恒定标尺，它的价值始终处于变化中，并作为意义建构的一个方面，被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所建构，归根结底，是对个体同一性保存结果的评估。到了EEM这里，不变量或客观价值的概念被有机体通过行动与环境间的动力学对话所取代。

2 认知的核心工作假设

在认知的核心工作假设上，EP的观点是，人类认知架构被设计为大量的功能特异的机制，人类心智由这些“领域特殊”(domain-specific)的模块组成，这些信息加工装置又由特定的神经机制决定，即所谓“点唱机”或“瑞士军刀”(Tooby & Cosmides，1992)。Kurzban(2011)提出了一个与时俱进的iPhone模型，每个认知模块相当于智能手机的应用(APP)，执行特定的功能。在适应进化环境中，这些模块能提高承载基因在后代中的比例，它们被写进基因，成为我们天性的一部分，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EEM的建议是，神经网络并非静态模块化的，而是与环境的耦合过程中共发展和共建构的。神经系统的逻辑是，它通过不间断的循环方式将感知与运动过程耦联起来，神经系统就在这个耦联过程中发展和建构自己(汤普森，2013)。研究证实，认知系统完全不同于计算机上独立的可拆插组件，认知功能的网络分布不仅是相对的和动态的，它自身也是与环境间互相建构的，我们与周遭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最终决定了这种相互建构和动态变化模式。因此，人类认知是在与环境交互过程中的一个集体现象，而不是位于神经系统内的某物，更不会以静态模块化的方式传承下来。它需要用跨越了脑、身体和环境的集合变量和序参数来描述，任何一种认知活动都是三者间整合的动力网络的涌现结果(汤普森，2013)。在EEM的视域下，神经系统本身嵌入和紧密联接着更大的动力系统，并在此过程中与身体、认知、环境相互生成，建立起不可割断的功能耦合的非线性反馈关系。

最典型的例证是人类的镜像神经系统。以往研究证实，镜像神经系统不仅编码自身动作表征，也编码他人的类似动作(Kessler & Garrod，2013)。现今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镜像神经系统在制定和实施针对特定社会线索的适宜反应中的重要作用。一项TMS的研究证实了镜像神经系统受社会互惠作用的制约(Sartorib，Bucchioni，& Castiello，2013)。被试观看由系列动作组成的视频，视频播放一个人倾倒咖啡(整手抓握)或是取糖(精细抓握)，并记录手指肌肉群的动作诱发电位(MEP)。开始时，记录到被试观看整手抓握的大的MEP和观看精细抓握的小的MEP，和镜像假设一致。主要的实验操纵来自最后，当动作发出者接近最后一个放置离被试最近的一个杯子时，在真实情境中，适宜的反应是拿起这个杯子递给参与者。这时，MEP的幅度变化了，相比小杯子，大杯子产生的MEP更大的反应，尽管视频中的行动发出者保持相同的抓握，参与者并未执行任何实际的动作。这与镜像假设不一致：MEP应和观察的行动者的抓握动作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与社会反应假设一致，因为MEP的变化符合参加者应该执行的社会适宜反应。换言之，镜像神经系统不仅用于理解或预测的简单模拟，更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以实时的、社会适宜的方式与世界的积极耦合。从EEM的视野来看，神经系统构建和维持感知运动环路，并整合有机体，使其成为一个自治的感知运动的自主体。因此，我们不能仅依据神经系统的特征或激活模式来理解人类认知，而是置于一个动态的、全局的感知运动环路的因果循环中来理解，镜像神经环路内嵌在一个更大的、行动者与社会交互的感知运动环路中。

3 基因、身体和生命活动

EP隐含着，所有有机体最终都会消逝，只有基因作为自然设计的颗粒是永存不朽的，个人只作为基因的载体而存在，其身体和生命活动都不是最重要的。从一定意义上说，EP走向了极端的基因决定论，它忽视身体和生命活动，试图通过全盘诉诸于基因这个“信息仓库”来简化人类天性，而过于倚重某些特质的硬件(hard-wiring)。然而，正如对二元论的强反对立场一致，EEM认为基因纯粹作为信息仓库或先定程序的隐喻是不具有说服力的，而动态的、具身的、环境嵌入的认知发展无法在一个完全抽象的DNA仓库或是程序中得以解释。

EEM以生命现象取代机械隐喻，倡导生命和认知的深刻连续性，生命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而认知是生命体维持自身完整性的特性。一个活的生命体不是纯粹的物理化学系统，而是一个能产生自我同一性的特殊自组织系统，生命体能够控制自身与其小生境之间的关系，能够维持自身的同一性，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感知运动的过程，它是最小限度“认知的”。我们定义一个系统是认知的，当且仅当它产生出自身的行动，这种行动又由自身的感知反馈所引导，以这种方式维持自身的自创生和生存(Paolo，Rohde，& Jaegher，2014)。

传统认知主义将身体看成是认知的容器，心智居于其中的寓所，或传输信息的中介(叶浩生，2015)。忠实于机能主义的克拉克主张通过信息处理模型来理解身体的特殊性——“身体，就其认知意义而言，被定义为特定的复杂的机能性角色(Clark，2008)。”身体是“我们意志行动的发生场所，感知运动的汇合处，智能活动卸载的入口，以及特定信息处理的计算过程的稳定平台(Clark，2008)。”因此，延展认知的研究主题是身体如何实现这种机能角色。对于如上预设了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解释立场来说，身体成为一个机械的、被动的存在。结果是，他们无法对身体如何积极地产生和维持个体的同一性，以及如何成为内在规范性的“在世存在”做出合理说明。

EEM对“具身”的理解更彻底。身体是意义的终极根源，具身意味着认知是不稳定的、积极的、规范的、庞大的生命过程的固有属性，生命和心智具有深层的连续性，具身需要被放入这个连续体的维度上被考虑，身体不是被大脑所控制的傀儡，而是整个生命系统所包含的自治方面——自我构造，自我协调，自组织和对世界的开放——创造它自身的意义建构活动。

如果将认知比喻为身体和世界之间的互动式舞蹈，那么身体(包含大脑)是这个舞蹈的引领者。大脑并不是严格界定为神经细胞或神经突触的联接，身体也并非严格限制在皮肤边界，它们都是混合可塑的。换言之，身体不是纯粹的生理结构，EEM允许活的系统的新陈代谢的成分超越它身体的资源和过程。Thompson和Stapleton(2009)建议从两个视角考察身体的角色，首先是作为客体的身体(the body-as-object)，这实际上是主体对“我的身体”的觉察和意识——这只手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这是一般意义上所谈论的身体；此外，还有第二种经验身体的方式，即作为主体的身体(the body-as-subject)，它包含这样一组经验结构：我通过身体来经验世界。这个层面的身体，生物性依附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与环境间的动力学耦合是为了维持自身的自治性。我通过它看到这个世界，在这一意义上它是知觉和行动的主体，即便它超越了身体的边界之外——如假肢、眼镜、显微镜、听诊器、助听器等，不再作为客体被经验，而是作为主体——世界通过它们被经验。这是一种包容性的可塑，活的有机体的身体能够包容环境资源，将其纳入操作闭合网络并组成了它的自治。

4 文化与人类天性

“生成”这一术语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个体认知的变成(becoming)过程，其二是代际间认知的形成(occurring)过程。换言之，它既关注个体行动者，也关注作为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的人类存在。这也是胡塞尔(Husserl)“生活世界”表达的意思：我们要考察真实的认知过程，就不能只研究个体认知的发展，更要关注代际间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带入性。

与自然界普遍存在的无序参量不同，EP认为自然选择是将所有功能性子程序编入有机体程序的强有力的有序参量(Tooby，Cosmides，& Barrett，2003)。具体来说，我们的祖先在采集和狩猎中遭遇的种种适应问题，自然选择通过设计功能性子程序的方式加以解决。发展和学习则是一个“参数设置”的过程——即个体如何调谐认知模块参数以适应新情境。发展过程即是接受信息输入(有机体自身状态和外部环境信息)，最后输出某一稳定性状。所有进化心理学家虽然承认发展，但他们认为人类本性不关乎发展学习，内置的适应机制依赖于一套统计意义上的行为模式，在几代甚至几十代才能实现，只能依靠“基因蓝本”(genetic blueprint)的展开。由此，一般性的学习和发展机制被取消，而我们只有装备“领域特殊的程序和表征格式才能进一步探索未知世界(Cosmides & Tooby，1992)。”

不难看出：首先，EP将认知系统的进化等同于脑自身的进化。然后，EP虽未明确否认发展和学习，但将大脑预设为高度领域特殊的模块组合，使得它确实忽视这些因素。最后，EP执着于剥离心智进化内核外的文化糖衣，揭示所谓普遍的人类天性。

认知系统的进化不能简单等同于脑自身的进化。人类的认知系统超越其它物种之处在于，生物脑和身体之间、身体与我们制造和使用的大量器物、媒介和科技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Barrett，Pollet，& Stulp，2014)。认知进化应该被置于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生成认知框架之中。这个逻辑应该是，每一个自治的生命体通过与周遭环境耦合的方式生成他们的环境；而每一代生命体建构他们后代的环境，提供了物种典型行为的基本资源——基因、分子、细胞、小生境，以及社会结构和文化实践——这些都是遗传的东西。单个生命体传承的并不仅是一个染色体，而是整个发展母体。更重要的是，每一代也通过提供越来越复杂的认知架构扩大了先前一代给于他们的架构，这种生态演替是很重要的。因此，汤普森重新定义了遗传：“在广泛的意义上，遗传指的是历史上相连的统一体世系的发展所需要的跨代资源的保存，DNA复制只是一种遗传的物理机制(汤普森，2013)。”

EEM进而澄清发展和学习在认知构型中的角色。毋容置疑，个体毕生可能无法观察到一个给定行为的长期适应性结果，比如韦斯特马克效应(Westermarck effect)。然而，类似这样领域特殊的认知模块也并不自动意味着天赋，或只能诉诸于基因。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是一个涉及基因、细胞、社会和文化的不同层面在代际间重建自身的更复杂过程。既然天赋不是基因蓝本的恢复，那么发展也就不能通过特异性输入调谐模块的参数来实现。EP所指大脑的这种输入输出关系的形式，实际上预设了人类认知是“进化中的计算机”这种他治的装置，其发展和变化完全依赖于环境。从EEM视角看，人脑是活跃的自治系统。我们所展现出的领域特殊的能力，比如同系繁殖禁忌，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涌现过程，而不是祖先在遥远的过去通过基因的形式留给我们的算法遗产。另一个反驳性证据是——领域特殊的认知能力，如著名的小艾尔波特实验——能够通过行动者与主体间的结构耦合来获得。

EP对于文化的定位是，文化不过是进化内核外包裹的糖衣，“口味各异”的文化背后是普遍的人类天性。EEM认为，文化不只是认知的支撑物和外部添加物，文化一开始就是融入并塑造人类认知的。以脑为例，文化实践总是能塑造发展中的脑结构——大脑并不是一个进化而来的多种认知模块的组合，而是一个通过自身的活动在发展中构造自己的器官。这也是神经建构主义的主张：一个在母体中孕育的胎儿，文化就已经参与其中了(汤普森，2013)。

这也说明，自然与文化、遗传与社会建构间没有绝对界限。一方面，遗传需要一代代传递下去，每一代的传递过程都不是真空的，都必须被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如民俗、教育、法律和道德所渲染和重构；另一方面，环境的、文化的东西不可避免地同基因一起被传承，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参与进化过程。换言之，生命体表现出的这些特殊的机制既不是完全独立于生物影响，也不是纯粹的社会建构，或说是，在发展过程中二者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过程。正如达拉模所说：“文化对性状的影响会产生一种文化适应，表现出就好似它同样地被自然选择所进化，文化进化复制了在基因的微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过程(Durham，1991)。”如果一定要在自然对文化之间划出一条界限，那么我们人类本性应该是“自然—文化的混合生命体”。因此，在EEM视野中，每一个人类都是经过了文化适应的身体主体，心智在个体的发生和种系发生，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现象。

“培育”(cultivation)一词也许能恰如其分地表达生活世界之于我们的角色——它不是一个静态容器，而是一个充满能量流动的肥沃土壤，培育了人类认知(Derksen，2005)。我们通过吸收文化土壤的养分来重构自身，培育过程也孕育着人类发展的潜能。“研究作为所有体验世域和根基的生活世界要求探究生成性，即变成过程，制定和在制成过程，这个过程跨代际发生，并且个体发生始终已经被置于其中了(汤普森，2013)。”EEM正是以这样真实的视角考察认知代际传递的生成性，并将个体认知的发生放置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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