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放

朋友圈里经常看到老母亲央告：“请给26号小朋友某某某投一票。每天一票，谢谢！”看到这种信息，我通常都非常感动，然后默默把孩子他妈的朋友圈屏蔽掉。

现在这信息技术真是发达了，要评价一个孩子，动动手指，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我们上小学那会哪有这么高科技啊？要评价班里的孩子，老师得往教室后墙上贴一张超大的白纸，画上表格，填上每个孩子的名字，一人占一列，从下往上填。填什么呢？表现好的孩子能得到一朵小红花。老师专门找人刻了一个橡皮章子，往某个孩子的那一栏里盖上一个小红花，这就是一项奖励。到了学期末，有的孩子那一列的小红花都盖到顶儿了，有的还是空白。开家长会的时候，小红花攒得多的孩子家长笑逐颜开，扬眉吐气，十分有面子;少的则灰头土脸，暗运内力，准备回家打孩子。

获得小红花的多少，曾是我小学时代的心病。为此，我经常积极主动奉献，热心班级公益，甚至还动过作弊的念头。现在想起来，差距当然是有效的激励手段，但当差距成为自我认同的社会鄙视链之后，就等于让人人陷入惶惶不安中，进而被迫成为利己主义者，甚至作弊者。而我当年没有因此而“堕落”真是万幸！

小红花评比跟今天的手机投票其实是一个思路，就是采用积分制对一个主体进行量化评价，再通过数值来排列出高低，给被评价的主体标注一个可感知的档次。这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各种排行榜。

排行榜的好处是反映某一相关同类事物或人的现实状况、发展水平、客观实力。但由于与生俱来带有比较性质，它在給观榜者提供评价、选择、决策的参考依据的同时，也必然会制造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给领先者和后进者都带来一定的压力。

其实，排行榜最早的发明也是出于商业目的，想借由人性的共趋性来制造商机。然而跟所有的游戏一样，玩久了，参与者发现了游戏规则以外的空间，制造者发现了它额外的价值，于是作弊的事情悄悄地发生了，排行榜也被做成了生意。

当前，随着全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日益关注，某些媒体和机构已经从中发现寻租机会，借评价企业社会责任之机，搞各种评判、认证或颁奖。只要企业愿意给钱，我就说你讲社会责任;不给钱，我就不给你认证或颁奖。这种局面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根本性改善，将导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事业出现实质性倒退。

企业规模、能力有大小，但对社会的贡献并无高低好坏之分。把企业的得分相减，我们只能看到差距;相加，才能看到社会综合价值最大化的结果。因此，当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应多用加法，慎用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