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波

朱新力教授、朱福惠教授、底高扬博士、孙如意博士等师友对论文初稿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议，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文责自负。

〔1〕See Russell J.Dalton，Steve Recchia and Robert Rohrschneider，“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nd the Modes of Political Action”，36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3，p.743—771.

〔2〕参见纪骏叶：《环境时代的新社会福利课题：环境人权的理念与实践》，载《国家政策季刊》2003年第4期。

〔3〕参见吴卫星：《我国环境权研究三十年之回顾、反思与前瞻》，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

〔4〕比较有代表性的环境人权国际条约有：《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又称《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宣言》，197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人权与环境纲领宣言》(1994年)、《人权与环境之基本原则》(1994年)、《公众在环境方面获得信息、参与决策与诉诸司法的公约》(1998年)和《欧盟基本权利宪章》(2007年)等；民间环保组织自行签署和发布的环境人权宣言则以《人权与环境宣言草案》为典型。

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国饱受环境问题之苦，发达国家和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环境治理开始成为一项世界性的议题，〔1〕21世纪更被许多环境组织称为“环境的世纪”。〔2〕各国也纷纷提出环境权入宪的主张，据统计，目前已经有九十二个国家在宪法文本中加入了环境权条款。〔3〕同时，各种环境人权国际公约也付诸签署，民间环保组织自发聚会并草拟的环境人权宣言也开始出现。〔4〕亦即，人们开始强调将环境权提升至基本权利层面加以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也在基本法层面对宪法环境权进行了规范确认，《宪法》第9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