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婷 张国雄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外来侵略中最惨烈的灾难，成为国家的重大叙事。国家、民族的危亡牵连着普通民众的命运，广东侨乡对此形成了深刻的民间群体记忆。这些记忆保留在乡村文献之中，成为抗战史料重要的组成部分，广东台山的侨刊a侨刊是中国侨乡独特的乡土文献，它是连接华侨海外世界与侨乡世界的重要信息渠道，被海外乡亲称为“集体家书”。一般认为，中国侨刊滥觞于1909年创刊于台山的《新宁杂志》。在《新宁杂志》的影响与带动下，一大批乡刊、族刊、校刊在台山涌现，这类刊物被后来的研究者和侨务部门归类为侨刊。截止1949年，台山侨乡拥有122种侨刊（郑德华、吴行赐：《一批有价值的华侨史资料——台山解放前出版的杂志、族刊评介》，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论文集》第1辑，内刊本，1982年，第455页），在全国侨乡中首屈一指，至今依然是拥有侨刊最多的侨乡，所以台山也被誉为“中国侨刊之乡”。就是这样难得的样本，为我们提供了广东抗战珍贵的第一手乡土资料。

抗战胜利后，侨刊复兴，追记数年抗战的灾难成为侨刊的重要内容和职责，在对诸如日军轰炸等事件进行追述报道时，1943年大饥荒带给侨乡的惨状成为了追记的重点。这些民间草根文献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侵略带给中国东南沿海侨乡底层民众的苦难详情，丰富了抗战历史的细节。抗战时期，广东台山侨乡的历史信息是丰富多样的，为何侨刊要有选择地追忆呢？社会记忆和信息传播的理论告诉我们，对过往历史的追忆都是由现实情况决定的，在现实的需要面前，有些历史信息得到强化的记录，有些则会变得凝滞，会是一个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群体记忆的选择、重构，具有加强群体内聚力、群体历史文化认同的功能。a哈布瓦赫（Halbwachs）认为现在重构了过去，集体记忆要回到历史中的哪一个点，那是由现实的情况来决定的。（ [法]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199、271页）康纳顿（Connerton）强调了记忆不是复制问题，而是建构问题；而且记忆不是孤立地回顾某一个事件，而是使其所回顾的事件变成有意义的叙述系列。（ [美]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页）王明珂认为任何一个族群都要不断地调整其集体记忆，赋予历史的人物或事件以新的意义，以适应利益环境和利益关系的变迁，及延续这个群体的凝聚。（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49、57页）翁秀琪研究了传播在集体记忆构建中的作用，社会群体也通过大众传播的论述，建立起一个由大家所认同的关于过去的说法，并以此建构他们对所生存的世界的印象。（翁秀琪：《集体记忆与认同构塑——以美丽岛事件为例》，《新闻学研究》2001年第68期）显然，侨刊对战时信息的选择带有办刊者强烈的主观意图和时代特征，分析侨刊这种信息选择背后的考量，不仅对认识战后广东台山侨乡重建面临的问题有益，更对认识侨刊这种乡村草根文献在侨乡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这些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讨论。因此，本文拟以广东台山侨刊对抗战追忆的信息选择为分析重点，讨论侨刊选择这些历史记忆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构建了怎样的抗战群体记忆，期望实现怎样的意图等问题，借以加深对广东抗战史的研究，加深对侨刊在侨乡社会治理变革中的功能的认识，以此求教同仁。

一、来自故土战时轰炸与饥荒的信息传递

日本侵华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苦难刻骨铭心，远在中国南海边疆的广东台山侨乡自不例外。从1937年9月30日日军飞机第一次侵入轰炸，台山经历了长达八年的苦难历程，轰炸之苦、沦陷之灾给侨乡民众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日军对台山的轰炸主要集中于1937年10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最后一次飞入台山境内逞凶是1943年12月12日。台山人刘达之在其编著的《抗战八年的台山》中对日机狂轰滥炸给台山造成的损失做了如下统计：“在抗战中侵扰台山的日机共373架，行凶共139次，投弹859枚，遇难死者355人，伤者464人，炸毁楼房554间，炸沉船艇43只。敌机空袭的重点是台城、广海、斗山和公益，计台城被袭21次，广海被袭24次，斗山被袭22次，公益被袭16次。”b刘达之：《抗战八年的台山》，新刊本，1987年，第3页。在历次空袭中，损失最惨重的是1939年3月30日的白沙惨剧，“死亡一百三十一人、重伤二十五人、轻伤四十八人、塌铺二十三间”。c台山县志编写组陈田军、黄仁夫、黄仲楫编：《台山县志》，内刊本，1963年编，2000年刊，第134页。

从1941年至1945年，台山因为遭遇日军的侵袭而多次沦陷，其中台城就失陷五次：第一次从1941年3月3日开始，到3月10日日军退出台城，3月14日日军撤出台山；第二次是1941年9月20日，日军从海路入侵广海，9月22日占领台城，到9月28日日军撤出台山；第三次是1944年6月26日，6月29日台城沦陷，这次日军的占领长达两个多月，直到9月6日日军主力撤出台山，日伪亦被赶逃；第四次是1944年9月12日，台城陷于日伪之掌；第五次是1945年4月21日，日寇再次占领公益、大江，4月22日占据台城，7月底日军撤出台城，9月23日最后撤出上下川岛。在沦陷期间，除了被占据的城镇，台山多个乡村也频遭劫扰，财物被抢，人民被掳杀。1944年7月4日，在第三次沦陷期间，台山北部侨乡三社遭日军围堵，一天之内“死亡七百多人，受伤四十四人（被敌质问后放回的伤残者除外）”，d刘达之：《抗战八年的台山》，新刊本，1987年，第103页。成为台山所遭受的最大的屠杀事件。台山沿海两个最大的岛屿——上川岛和下川岛也是遭受日军侵略的重点地区。从1937年12月起，日军就不时侵占上川、下川两岛。从1941年10月23日日军设立“南支海防军挺进队上川基地指挥所”起，此二岛就一直处于日军的控制之下，直至1945年日军投降。e关于台山沦陷的日期和过程，主要参考台山县志编写组陈田军、黄仁夫、黄仲楫编：《台山县志》，内刊本，1963年编，2000年刊，第136-147页。

人祸加天灾，在这八年间，台山侨乡还经历了另外一场惨重的灾难——饥荒。根据刘达之的《抗战八年的台山》记载，八年间台山先后发生了三次粮荒，分别发生于1940年、1943年和1945年。其中，1943年这次饥荒波及台山全境，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当时粮价飞涨，人们饥不择食，剥树皮、摘树叶、挖树根、采野菜、扫竹米，凡能入口的都用来充饥，饿孚毙道，台山火车站每晚都有数十名难民倒毙，还有大量的饥民逃亡他乡。a台山侨务办公室编：《台山华侨志》，内刊本，1992年，第167页。编写于1963年的《台山县志》如此追述这场饥荒的惨状：

最严重的粮荒是从民国三十二年二、三月开始的。二月中旬米价已由每担八百元暴涨至一千五百元。到四月，米价涨得更厉害，一日三市（粮店于早午晚三次粮价牌），每担贵到三千三百多元，番薯每担也卖到一千多元。这时候，台山百业凋零，只有故衣市场特旺，从事贩卖故衣的人以万计。这时候，大量的从来生活贫困的人已经饿死，又出现许多新的走投无路的穷人，其中有许多是卖光了田地、金器、故衣的侨眷。这时候，天不见怜，反来旱灾，至五月中旬立夏时节，全县过半稻田仍然干涸，无法插秧；待到五月二十八日（立夏后八天）下大雨时，已过农时，大量稻田只好丢荒了。那些地主、奸商见旱情严重，进一步囤积粮食。市场上的粮食越来越少，越卖越贵，而饥饿的人、饿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严重的饥荒从春天直到冬天。只见粮价日日高，死人日日多，人人自危，不知死于何时何地。人们饥不择食，挖土茯苓，剥树皮，摘树叶，采野果，凡可以入口的都拿来充饥，于是霍乱病和虐疾又流行全县，加速了人们的死亡。这回，海外的华侨手头虽然有钱，也难于救援自己的亲人了。后来，美国和古巴等国华侨多方设法，寄回几笔赈济款。这些款落到国民党贪官污吏之手，就大大减少了；况且饥民如此之多，饥荒时间如此之长，救得了这个救不了那个，济得过今天济不过明天。死亡还是紧紧地追逐着饥饿的人们。b台山县志编写组陈田军、黄仁夫、黄仲楫编：《台山县志》，内刊本，1963年编，2000年刊，第148-149页。

该县志将这场导致十余万人死亡、大批民众逃亡的灾难归因为三：一是“侨乡经济发展的不健康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致在战火遮断侨汇和洋米的输入的情况下，在日寇盘踞华南交通中心广州以致粮食调剂困难的情况下，台山侨乡经济就陷入窘境”，二是“粮商与地主、土豪兴风作浪，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三是旱灾。c台山县志编写组陈田军、黄仁夫、黄仲楫编：《台山县志》，内刊本，1963年编，2000年刊，第160-161页。

将近70年过去了，不少亲历者依然铭记着这场灾难，并且依据自身经历和关注点，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重点来重构这份记忆，描述这场灾难。出生于1929年的台山白沙潮境人黄文彬先生一家在1943年受尽饥饿的折磨，当竹米都没得吃之后，他们的生路也被斩断。年幼的妹妹被以20斤米的代价卖了，他自己被逼出外谋生，祖父母则在拒不进食的饥饿中死去。d黄文彬：《莲塘遐想》，自刊本，2011年，第48-51页。生于1935年、现居于澳门的荻海人余国雄先生感叹“卖故衣，对于台开侨乡来说是不堪回首的辛酸事，但故衣却救了百千万侨眷，帮助她们捱过了金山路断又逢连年天旱的饥荒，险被饿死的困苦日子”。e余国雄：《保和堂文集》，自刊本，2011年，第46页。他对饿死路边的人也记忆犹新：“我都差点饿死了。那时是大旱，很多人都没得吃。一早去趁墟，就看到路边有两个饿死的尸体，过一阵，就有人来把他们抬进一辆车里去埋了。晚一点，趁完墟回来，又看到路边又有人饿死了。真是饿死了很多人啊！他们走着走着就……”。f2012年3月9日，笔者在开平对余国雄先生的访谈。

1943年的饥荒看似天灾所致，实为人祸而成，与轰炸之苦、沦陷之灾一起，构成抗战期间台山侨乡重大的事件。

二、战时饥馑与饿殍逃难的历史追忆

日军侵华带给台山侨乡民众的记忆是复杂而惨痛的，日军的轰炸，侵略者的占领，海外关系的中断，大饥荒带来的十几万人的不正常死亡等等，凝聚成烧杀、轰炸、侨汇中断、灾荒、饥饿、死亡、虐疾、流亡等关键词，组合成台山侨乡民众对抗战挥之不去的辛酸痛苦记忆。

面对台山侨乡抗战经历的苦难，时人或后人都多有关注，同时各有侧重和选择。比如1946年成书的《抗战八年的台山》，主编者刘达之最关注的是战争本身，他详细追记了每一次台山沦陷和民众抗击日军的经过以及台山受到的战争损失。而作为侨乡与海外乡亲之间的信息传播媒体的侨刊，它们对台山八年抗战记忆的选择重点又何在呢？

进入1940年，随着台山附近地区战事吃紧，台山多数侨刊停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山侨刊全面停刊；直到抗战胜利后，台山侨刊才陆续复刊或创刊。笔者随机查阅了台山档案馆馆藏和《近代华侨报刊大系》a《近代华侨报刊大系》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其中收录了《新宁杂志》、《风采月刊》等台山侨刊。收录的20种71卷主要的侨刊，有关台山抗战的报道很多，如与1947年3月第11号《紫阳月刊》之《海晏山咀村陷沦时经过之情形》类似的报道，在各类侨刊中多有登载。我们进一步对所查阅的侨刊有关抗日战争的记录进行统计，发现：庆祝抗战胜利、纪念英烈的有4篇；描述台山抗战事迹和战役经过、控诉日军在台山施暴的有8篇；与饥荒尤其是1943年大饥荒相关的则高达73篇。由此可见，饥荒是战后台山侨刊报道的聚焦点，不仅报道数量大，形式也多样，有统计、有案例、有评论、有回忆、有告白、有文学作品等等。

侨刊登载的人口状况变化最直观地反映大饥荒对侨乡的伤害。1946年复刊的《光大季刊》刊文《台山人口比战前减少三十余万》称：“据县府统计室，统计全县人口战前一百一十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五人，其中直接因战争致死者一千一百七十一人，饥馑饿死者一十四万五千八百五十二人，移居他境者一十九万千三百三十六人，现有人口计男四十二万三千二百九十四人，女三十五万四千零二人，合计七十七万七千三百零六人。”b《台山人口比战前减少三十余万》，《光大季刊》1946年复版第1期，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87。该篇报道述“移居他境者一十九万千三百三十六人”，其中“千”字之前并无数字，原文即为如此。1947年2月出版的《莘村族刊》第2期也有篇同样标题的报道，称：“战前一百一十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五人，其中直接因战争致死者一千一百七十人，饥馑饿死者一十四万五千八百五十二人，移居他地者一十九万五千三百三十六人，现有人口计男四十二万二千二百九十四人，女三十五万四千零十二人，合共七十七万七千三百零六人。” 这个数据与《光大季刊》的报道在战前总人口、战争致死人口、移居他境人口、战后男女人口数方面都有出入，这可能是编辑或排版印刷出现的错误，笔者没有找到当年台山县政府的统计资料，故难以核对。抗战八年，台山因为饥馑饿死的人口超过14万人，占该县战前总人口的13%，是直接因战争致死者总数的124.6倍，另有外逃人口19万多，抗战饥荒对台山的伤害之惨痛由此可见。同期《光大季刊》“人事调查”栏目之《君子坑各村八年来死亡调查表》开宗明义指出：“后列姓名，其中虽有享高寿及因病而死，但因营养不足而致命实居多数。”c《君子坑各村八年来死亡调查表》，《光大季刊》1946年复版第1期，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87。可见，饥饿致死是抗战期间台山民众死亡的最主要原因。1946年7月出版的《康和月刊》复刊号也对1941年至1946年的三合乡各堡的“现有人口”和“战时死亡人数”做了统计，该乡一些自然村的死亡情况同样严重，如石莲塘村现有人口546人，而战时死亡为82人；冲洲里现有人口18人，而战时死亡65人；潮洞里现有人口15人，而战时死亡6人等。d《各村人事总调查（由三十年至三十五年男女统计）》，《康和月刊》1946年复刊号，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60。虽然文中没有明确说明死亡人口的死因，但根据当时台山全县的情况，可以推知最主要的死因便是饥馑。由这些冰冷的数据，可以想象当时人寰之惨绝，骇人听闻。

战争时期台山死亡、外逃的人口状况有两个特点。

第一，死亡人口涉及很多家庭，有的全家人饿毙或大半家庭成员离世。如眠岗村的如章、其妻及其二子，江北坑的“张焯及妻子女四口”、“沃森及三子”，塘口村的君钰的妻子和一女三子、崇劻的二子二女等，还有很多家庭是死亡两、三个成员的。e《抗战八年眠岗村死亡调查》、《抗战八年来之江北坑死亡调查》、《抗战八年塘口村死亡调查表》，《光大季刊》1946年复版第1期，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87。这种因饥馑而致家破人亡的惨剧在当时的台山比比皆是。1947年《康和月刊》的一篇“乡闻”中的主角之一陈应煜是古巴华侨，抗战期间，“侨汇中断，应煜全家妻子媳妇孙儿六口，于卅二年粮荒严重期间，死亡殆尽。及抗战告终，交通恢复，由外付回银信，已无人接收，迫得退回，同时亦得其亲属报告”，才知家中悲剧。a闲人：《无理取闹》，《康和月刊》1947年复刊第14期，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60。还有些华侨是回到家门，才知家已不家。1948年《莘村族刊》登了一则新闻：83岁的老归侨赴美谋生60余年，迨至回乡才发现抗战期间，“侨汇中断，粮食高涨”，其妻子和媳妇当时因生活难以为继，将他以一生在美的血汗之资汇回乡中建造的新屋卖掉了，即使如此，其妻媳还是因为无法维持生活而先后死亡，只余孙子一人，而他的新屋也赎买不回，只能租居村中草屋。b《八三老归侨 一段伤心事》，《莘村族刊》1948年第6期，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77。

第二，死亡的人员以女性和儿童、老人为多，逃亡人口则以女性为主。上引《光大季刊》的调查表中所列出的君子坑各村在八年间的死亡人口共137人，其中为户主的祖母、母亲、妻子和子女者共78人，占了死亡人口总数的57%；而该地失踪人口中的3/4为女性，也主要是户主之妻或女。眠岗村和江北坑村的失踪逃亡人口全为女性，均是为人妻者。c《失踪逃亡调查》（笔者注：眠岗村）、《失踪逃亡调查》（笔者注：江北坑）、《君子坑各村八年来死亡调查表》、《抗战八年君子坑人失踪调查表》，《光大季刊》1946年复版第1期，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87。1947年的《新宁杂志》曾登过这样一个故事：主角廖某出洋谋生，及至“抗战事起，侨汇中断，其妻在家，顿失接济，生借无门，两餐不继，乃远走阳江”嫁与他人。抗战胜利后，廖某回乡，始知其妻改嫁，乃去阳江寻妻。幸而当时其妻在阳江的丈夫汤某对此二人的遭遇也表谅解，廖某这才得以携妻返乡团聚，演了一出“悲欢离合活剧”。d《乱世鸳鸯多离合 前缘再续喜还珠》，《新宁杂志》1947年第17期，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近代华侨报刊大系》（第1辑第19册），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265页。只是，更多的台山民众都难以得到此种团圆结局。死亡和失踪人口以女性为主，这与台山侨乡的人口结构有直接的关系。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台山侨乡大量男性出洋谋生成为传统和习俗，留守家中的多是父母妻儿，形成了独特的侨乡人口结构。1935年《三台学术界》刊登的《从妇女解放问题谈到台山女性职业的途径》就记载：“台山，因为华侨的向外发展，居乡的成年人，女性人数，约多于男性一倍。”e陈仲珊：《从妇女解放问题谈到台山女性职业的途径》，《三台学术界》1935年第2期，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12-62。当饥荒来临，侨汇中断，华侨家庭特殊的人口结构和年龄结构导致其受到的冲击更加强烈，死亡的女性自然要比男性多得多。另有大批不甘坐以待毙的女性在无男性可倚靠的情况下，或远走他乡改嫁；或挑肩货物行走他方做买卖，以所得补贴家用；或沿街乞求，逃荒外县，结果却被拐卖，难回故乡。1944年5月27日《大同日报》登载了一封来自广西八步镇的邑人给台山同胞的公开信，其中就谈到很多家乡妇女因为粮荒被人拐骗卖到广西，这些妇女多数是侨眷。f台山县志编写组陈田军、黄仁夫、黄仲楫编：《台山县志》，内刊本，1963年编，2000年刊，第157-158页。

除了这些统计调查，侨刊还登载了一些与饥荒有关的回忆文章。1947年《朱洞青年》有一篇六年级小学生的习作《渴望爸爸归来》，其中写到作者的父亲在其六岁时便到外洋谋生，后来其父死亡，又逢日军侵略，“外汇又遭中断……于是我们就要拼命的运用一切的理智和技能，向恶劣环境来挣扎，寻来解决生活的办法，肚子里时常遇着饥神的降临，真是没奈何的。这种捱饥的苦况，不是单单我的遭遇，住在这块儿的人们，都是一样的”；待到抗战胜利，“外汇也恢复沟通了，我的哥哥，也陆续汇回好多的银子，我的家庭，便翻身过来，脱离悲苦的包围，度着愉快的生活”。g《渴望爸爸归来》，《朱洞月刊》1947年第5期，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94。现保存于台山市档案馆的该期《朱洞月刊》中，文章作者的姓名已被人为涂盖，只余下“六年”二字。这篇稚嫩的小学生作文简单真实地再现了在侨汇中断的饥荒岁月中，侨乡民众在苦境中挣扎的无奈与心酸。

1943年的饥荒在战后更是成为了台山灾难的一个符号，遇见困境时民众马上会与之联想挂钩。1948年的《莘村族刊》在报道飞涨得可怕的物价时，就直言“饿死妻子的卅二年惨景似快重演眼前”。a《金融暴风雨狂袭 周间物价飞涨一倍》，《莘村族刊》1948年第7期，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77。1949年《光裕月刊》之《各地竹林又生花 老百姓忧虑凶年》一文就以1943年饥荒为证：“卅二年间，各县竹株，均生花结实；是年饥荒瘟疫，死人极多，尸体遍野，可为铁证云。”b《各地竹林又生花 老百姓忧虑凶年》，《光裕月刊》1949年第11期，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89。普通民众由竹林生花想到了1943年饥荒的惨状，产生担忧和恐慌，反映了侨刊聚焦战时饥荒折射出的广泛社会心理。

三、急需外援与呼吁复兴的侨乡之声

对抗战期间台山饥荒进行追忆的，不仅仅是侨刊。那么，侨刊的追忆有何特点？或者说侨刊为何要重点追忆饥荒？

首先，重新构建海外华侨与台山侨乡的联系是侨刊的当务之急、重要职责。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作为海外华侨与台山侨乡连接的中转站——香港沦陷，侨汇之路几乎中断，华侨与侨乡之间的通讯也基本处于断绝状态。虽然华侨偶尔从报纸上可以获知侨乡的零星消息，但与以往侨刊那种事无巨细的报道相比，显然难慰华侨焦急的心理。战后，海外华侨和侨乡侨眷都急迫地希望恢复联系。

对海外的华侨而言，他们一是急需知晓家乡的亲人经历过日本侵略的煎熬之后，生命和财产是否平安。二是急需向家里汇款，帮助战后恢复重建。汇不汇？汇多少？华侨需要获得家乡的信息来帮助决策。三是一些华侨团体急需了解侨乡战后的情况，以便开展帮扶侨乡的业务。

对侨乡的华侨家庭而言，他们迫切希望尽快将战后家庭生活的困窘传递到海外，让亲人了解，从而尽快获得侨汇，恢复生活生产。台山自19世纪60 年代形成侨乡之后，海外侨汇成为维持侨乡家庭生计的重要经济来源，华侨家庭乃至侨乡各项事业发展对侨汇形成了极大的依赖，这是非侨乡地区没有的一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且台山是全国侨乡中侨汇最多的侨乡，也是对海外侨汇依赖最深重的侨乡。1911年《新宁杂志》就记载，台山“衣焉食焉及一切日用器具，无不籍资于外来”。c林觐廷：《再告广海自治体各职员（续二十四期）》，《新宁杂志》1911年第25期，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7。1941年底侨汇中断，台山侨乡民众原有的生存方式遭受的严重破坏就可想而知。因此，战后的侨乡民众最迫切的愿望就是重新获得侨汇的救助，恢复原有的生活方式。

侨刊被海外华侨誉为“集体家书”，它传递信息的职能极大地满足了海外华侨迫切了解家乡信息的心理和精神需求，成为将海外华侨社会与侨乡社会构建为一体的重要渠道。1945年之后，侨刊对战时侨乡状况进行追忆，将战时侨眷生活、侨乡破坏的信息发往海外群体成员的聚居之处，缓解了他们的思乡之苦，更激发了他们对侨乡的情感、义务与责任，促使他们再次成为侨乡社会运作的主要力量。

在全面追忆战时台山社会的各种惨状之中，侨刊选择将饥荒带来的伤害作为重点，是因为1941年之后广大华侨家庭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也就失去了抵抗灾害的能力。1947年《紫阳月刊》就回顾道：“侨眷生活，顿失所恃，以致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颠沛流离，创痕累累。”d玉亭：《如何运用侨汇从事建设新台山》，《紫阳月刊》1947年第11期，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45。1940年、1943年、1945年的三次粮荒，尤其是1943年旱灾引发的饥荒，对侨乡全域经济、社会的冲击，对华侨家庭生活的重创，集中展现了八年战时状态下台山侨乡的惨状和侨眷们苦难的命运，这成为侨乡民众最深刻的群体记忆。侨刊将这最深刻、最苦难的群体记忆传递展示给海外华侨，必将产生巨大的信息传递效应，极大地激发动员华侨和侨团救助家庭、救助家乡的力量。

其次，探讨战后台山侨乡的发展模式，是侨刊选择饥荒为报道聚焦点的又一个深层次的考虑。1943年的饥荒并非台山所独有，而是波及广东省大部分地区的灾难。在广东省内，此次饥荒造成300万人饿死或逃亡。e贾仙茹：《1943年广东省大旱灾研究》， 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0页。广东顺德逃出的人口占当地人口数量的两成，潮州有10万人逃往福建、7万人逃往江西。f夏明方：《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另外，张卓娅的《浅析1943年广东大饥荒》也涉及到台山侨乡的灾情。这些研究集中在灾害状况、赈灾、影响等方面的分析，对致灾的原因主要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如张卓娅文阐述的社会原因主要包括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救灾无力、汪伪政权及其官僚趁火打劫、农民自救系统没有建立、国民政府限制粮食运进沦陷区等等。a张卓娅：《浅析1943年广东大饥荒》，《知识经济》2010年第11期。他们忽略了侨乡社会特殊的发展模式对饥荒的推波助澜。而台山战后侨刊对抗战饥荒的追忆，则是为了唤起海内外台山人对侨乡发展模式的反思。

广东台山自清朝道光以来，因人口增长，耕地不足，粮食供应产生困难，到光绪年间这种状况愈加严重。据光绪《新宁县志》记载，台山“岁入粮食，仅支半年，余日则仰给洋米，倘舟楫偶梗，炊烟立断”。b[光绪]《新宁县志•舆地略下》，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30），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51页。台山粮食生产不足的状况到了20世纪30年代更为严重，1929年《台中半月刊》也有文章记载：“向仰给外洋过活的台山，举目尽是童山濯濯，田地荒芜，就是人生不可须臾离的谷米，都要取给于人。——现据台山每年所出的谷米，仅敷支台山人民三个月之粮食，其余的几个月头，尽取给他人。”c同欣：《台山的民生问题》，《台中半月刊》1929年第5期，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12-48。这就是造成台山青壮年纷纷出洋挣钱养家糊口的重要原因，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海外与台山侨乡已经形成了大米的供需市场，洋米成为侨乡粮食的重要来源。

农业荒废，粮食不能自给，一直是困扰台山发展的重大问题。清末台山的知识人群就大声疾呼要重视农业的发展。1911年《新宁杂志》刊登的由旅居缅甸仰光的华侨写就的《再告广海自治体各职员》一文就集中反映了海内外知识人群的担忧和呼吁：

全邑田亩，既不敷邑人之受耕，而全邑田亩之所产，又不足供全邑半年之粮需。外此强半年之仰给，惟求济于入口。而衣焉食焉及一切日用器具，无不籍资于外来。出洋庸率输进的经济，抵入口漏㞎之壑者，亦不知凡几矣。呜呼，田野不辟，地利未兴，濯濯童童然，榛榛莽莽然，人口日以蕃孳，比例累进，即供给之度，亦比例而增。广海带山襟海，农林亦非不广也。第以农务未兴，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舒，为之者疾，供给与傭庸不相调剂，人民之生计界，不其蹙乎。人民之生计，苟形匮蹙，斯地方凋吝之弊，将必露其悲观矣。吾地方人所望捽草爬土，日出而作，晚归得米，鼓腹酣歌，啙绌便安之活像，其可得耶？今欲筹地方之生计者，此农务之所当急兴者也。d林觐廷：《再告广海自治体各职员（续二十四期）》，《新宁杂志》1911年第25期，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7。

《新宁杂志》在1909年也有一篇评论《新宁当注重农业之理由》写道：“气候偶然失和，则匝地皆成灾区。千万嗷嗷，如婴待哺。弱者委沟壑，强者流盗贼，甚至鬻押子女，亦终不能以自捄。”e澧馨：《新宁当注重农业之理由》，《新宁杂志》1909年第5期，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2。台山农业经济的脆弱和严重的负面影响早为有识之士洞察和担忧。而“田野不劈，地利未兴”的背后，更有青壮男人多出洋谋生，一些侨眷贪图安逸舒适、荒废劳作的社会原因。1930年《协助黄校长出洋筹款特刊》就记载：“查台山人民生计，以男子言，出洋者约占十之六七，在国内从事商业或从事耕渔者约占十之一二，其坐食不事生产者又约占十之一二。以妇女言，坐食者则约占十之八九，其从事生产者又占十之一二而已。靠妇女之坐食所以如此其多，从事生产者如此其少，亦大有原因也。（一）家称小康爱贪逸乐。（二）绩麻织布种瓜採樵不足以糊口。”f《台山县立中学校筹款计划书》，《协助黄校长为台中出洋筹款特刊》1930年，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12-43。可见，台山在抗战中因饥饿而亡达到14万多人，绝非偶然。农业长期不振，粮食短缺，依赖侨汇，民风奢乐，是台山侨乡发展的痼疾，一旦侨汇中断，再遇上自然灾害，1943年的大饥荒就在所难免。

胜利了，侨汇恢复了，台山侨乡的发展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是战后一些有识之士思考的重要问题。1949年《台山至孝笃亲月刊》登载的《严防悲剧的重演》就是这类反思的典型：

我们知道，台山本来是一个粮食不足的县份，过去因为靠了华侨的众多和外汇的大量涌进，令到农村崩溃和造成社会畸形的发展，养成邑人奢侈繁荣的陋习和倚赖外洋的心理，对于怎样增加生产，从来没有人加以注意。所以到了抗战期间，外汇断绝，台山人便遭受了空前的厄运。当时那种卖妻鬻子，饿莩遍野，死亡无算那种惨绝人寰的状况，相信到现在还深深印在邑人的脑海中的。

可是胜利以后，因为华侨的大量回国和外汇的增进，又把这些血淋淋的惨痛冲淡了。四年来，我们邑内匪特未见增加生产发展实业，反而战前那种奢侈繁华之风，变本加厉的在本邑中蔓延着。

现在因为时局的急激遽变和土匪的猖狂，更加上世界重陷于不景气，侨汇日逐减退，我们台山人又再面临到重新考验的阶段了，所以我在这里要大声疾呼警惕邑人，严防悲剧的重演。a振之：《严防悲剧的重演》，《台山至孝笃亲月刊》1949年第14期，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134。

1946年刚复刊的《康和月刊》也表达了类似的反思和忧虑：

敌寇杀害吾乡人固多，而饥馑之足以致吾乡人于死亡的尤为厉害。封锁海道，足以造成台山粮荒，是人人知道；而根本则因吾乡土地特别瘦瘠，以全县计三合尤为特别缺粮之区，故此次受害比别区尤烈，关于此点，吾乡人们不可不特别注意！以后应该如何策划，应该如何联络建设，使一切兵毒水旱发生的时候，永不再蹈前车的覆辙，这是关于乡人粮食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希望阅者思之！乡人士共思之！b渭川：《由本刊复版回顾民卅二•饥馑 民卅二、卅四敌寇蹂躏》，《康和月刊》1946年复刊号，台山档案馆档案宗卷号：1-7-60。

这些评论反映饥荒的惨状是台山民众深刻的挥之不去的群体记忆。如何避免再遭厄运？增加生产实业，革除奢侈繁华之风，才是变革侨乡发展模式的根本之道。很遗憾，台山社会并未从战时的苦难中吸取教训，农业生产不振，民风贪图享乐，变本加厉，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此，我们更可以体会到侨刊选择饥荒为战后报道重点的良苦用心。

四、侨刊战后信息选择性传递的理论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战后侨刊从发挥“集体家书”职能，反思台山发展模式的角度，对战时历史有所侧重地选择报道，构建起以饥荒为重要内容的群体记忆，带给我们一幅难得的战时底层社会民众苦难的画卷，帮助我们对日本侵华带给中国的灾难更具体丰富的认知。

由此，我们还需要对侨刊选择性传递战时信息的状况进行理论分析，以此更深入地认识侨刊这种乡村文献在战后重建中的社会角色和力图发挥的作用。

第一，对历史事件进行选择和编排，揭示了作为社会组织的侨刊编辑部参与社会治理的强烈意愿，揭示了侨刊具有明显的社会舆论导向功能。广东台山侨刊的特点之一，是多由侨乡的知识分子——尤以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为主——创办，以报道侨乡社会发生的事件为主，社会责任意识极强，它们站在引导台山侨乡社会发展的立场，向海外传播侨乡信息，借此参与到侨乡社会治理之中，推动侨乡社会变革与进步。c姚婷：《侨刊参与华南侨乡社会治理的实践初探——以1949年前的台山侨刊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侨刊不仅仅是侨乡的一种乡土刊物，还是侨乡中的知识分子和有志之士影响侨乡社会发展的舆论工具和平台，编辑者们把控着侨刊的舆论导向，他们希望将自己的关注变成民众的关注，将自己对侨乡事务的判断变成民众的判断，投射出他们对侨乡社会的认识以及社会目标的追求。他们是一支影响力显著的不可忽视的乡村社会力量，与同时期的中国非侨乡乡村相比，侨乡有着独特的乡村社会力量结构。

第二，传媒是建构集体记忆、构成历史叙事的重要角色，但传媒的传播者无法单凭自己的叙述来形成群体记忆，只有当传媒所建构的记忆能为受众所体验，被受众整合、融纳进自己的生命经验中，这种记忆才能真正成为传播者和受众所共处的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广东台山侨刊的第二个特点，是主要面向海外发行，每一份侨刊所对应的海外群体成员是它们最主要的受众，同时也是它们办刊经费的主要资助者。在功能上，侨刊对家乡信息的传递缓解了海外乡亲的思乡之苦，让他们了解到家乡的发展变化。到侨团去阅读侨刊并与同族同乡的华侨交流家乡信息，发表对家乡发展的看法，是海外华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侨刊对于华侨并不是单向的信息传输，华侨不仅是侨刊重要的受众，他们也是侨刊的传播者和供稿者。华侨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侨居地是他们谋生打拼的现实世界，远隔千山万水的侨乡是他们念念在玆的精神家园，a李明欢：《解读福建侨乡》，福建省社会学会编：《福建省社会学2006年会论文集》，2006年，第148、152-153页。而他们最终的归属地是侨乡。所以，华侨并没有“离开”侨乡，也不愿“离开”侨乡，他们以主人翁的身份时时关心着侨乡发生的一切。很多华侨就是通过侨刊了解到家乡建设，也通过侨刊表达他们的态度和意见，参与到侨乡治理之中。侨刊成为将华侨的两个世界连接为一体的重要渠道、糅合剂和平台，侨刊也视此为自己的义务和责任。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侨刊对以饥荒为重点的战时追忆报道，不单单是慰藉经历数年信息中断的华侨们的思乡之苦，满足侨眷渴望尽快恢复联系的社会要求，更是重新构建华侨现实与精神世界于一体的重要职责的体现，目的是让华侨这支力量尽快“回到”侨乡社会，参与战后侨乡的重建。海外力量参与推动侨乡发展，与同时期的中国非侨乡乡村相比，这也是一种独特的乡村政治生态和社会力量结构。

第三，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不同的群体都是从各自的现实需要、资源需求、利益立场出发来形成和发展这种记忆。这种群体记忆比更大范围的社会记忆更能凝合群体成员的群体认同和群体责任。同时，群体记忆又更多地是由群体精英所凝练和建构而成的。台山侨刊选择战时饥荒为重点的八年苦难追忆，借以反思侨乡社会的发展模式，反映了侨刊社所代表的一群侨乡知识精英长期以来对侨乡社会发展深层问题的担忧和思考。从表面看，台山侨乡中西融合的乡村景观突出，商业经济繁荣，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进步，基础教育卫生慈善发达，海内外各种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但是，在这繁荣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畸形留下的隐忧。支撑台山侨乡发展的根本经济力量是海外华侨源源不断的侨汇，形成了侨乡输血型的经济结构。而大量侨汇返乡形成的海外容易挣钱的意识愈发推动青壮年男子出洋谋生，使家乡基础的农业生产受到直接冲击，只能依赖洋米供应。不少侨眷家庭将田地荒芜或出售，养成了依赖外洋、伸手等靠、不思奋斗、奢侈享乐的不良观念和风气，过着优裕闲乐的乡村生活。这种经济结构非常脆弱，繁荣得不正常也不安全。紧密依赖外援就必然受外部形势变化所限制，当侨乡因为战争而失去外援时，大饥荒这样惨痛的血的教训便出现了。抗战之前，台山的有识之士，就看到了这种侨乡经济结构和侨乡文化负面影响的严重后患，发出了急兴农务，克服奢靡的呼吁；海外华侨对此也是深恶痛绝，投书侨刊予以批评。1945年之后各类侨刊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抗战饥荒为群体记忆的重点进行报道，反映了侨乡有识之士努力呼吁社会改变侨乡经济结构，变单纯依赖外援为自力更生与外援结合的发展模式的强烈愿望。他们利用最深刻最惨痛的历史教训向侨乡民众敲响警钟，呼吁海外华侨共同关注侨乡发展模式之不足，并强化海外华侨与侨乡民众对这一问题的认同，凝聚海内外台山民众的力量，期望共同努力，改变台山。从这些报道，我们能够感受到侨刊社所聚集的一批本土知识精英和海外华侨对侨乡战后重建深层问题的反思、良知和责任的表达。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的侨乡已经不是依赖输血发展的侨乡了，但是侨乡文化中一些负面的因素依然存在，时时可以看到其影响的痕迹，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记忆并未因现实的改变而完全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讨论1945年后侨刊对抗战信息的选择对群体记忆的塑造，就有了学术价值和现实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