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恩，战继发，康渝生，胡 东，焦方义

编者按：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序幕，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国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历史性飞跃。40年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在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本刊充分发挥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优越性，精心谋划，组织本省各学科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参与此次笔谈，分别从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方面，对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对改革开放的深刻影响作了深刻的学理阐释。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40年的鲜明主线

祝福恩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讲话中指出，我们党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4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调研时强调：“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要总结经验、乘势而上，在新起点推动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沧桑巨变的40年，改革开放使我国胜利地由“站起来”“富起来”迈向了“强起来”的新时代。纵观改革开放40年的辉煌历程，解放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鲜明、涌动的主线，不断解放思想的理论动力推动着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深化，使我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解放思想的理论指导取向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回顾国际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历史，清晰地展现出两条路线图：一条是苏共及东欧国家的改革开放。实事求是地说，苏共由于传统、僵化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弊端严重，民生欠账多、社会问题成堆，其改革开放虽早于我国，但由于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奉行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并采纳西方改革设计，遵循了西方新自由主义者设计的“休克序法”，使改革变成了改制，改革变成了改向，解放思想变成放弃马列主义思想，导致改革失败。另一条是我国的改革开放。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的具体实践法合起来”，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定下的调子。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又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全党“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已有力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性，使我国进入了“富起来”的阶段，并且对国际社会主义的两条改革路径及成败作出了真理性的总结。

当年改革开放之初，解放思想上的争议、交锋，集中表现在全党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大辩论。这场震惊世界、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关注的大讨论，从表面上看是由当年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在《光明日报》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所引发的，实质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怎样坚持、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问题。如果始终坚持“两个凡是”就不需要解放思想，而坚持实践标准就要解放思想。经过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使全党回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源和本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解放思想使人们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某些具体问题所讲的具体话语、具体论述，而是坚持其基本原理、基本原则。解放思想并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坚持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进而实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再现了实践权威，可见，解放思想不是胡说八道，不是以西方世界为圭臬，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基本原理为理论取向和理论指导，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在思想理论上实现了思想大解放、理论大发展，又在实践中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效地避免了苏共悲剧的发生，保证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解放思想的实事求是指向

改革开放的深层动因源于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状况以及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人们的思想、思维、理念被严重束缚，传统、僵化、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中国何去何从？社会主义建设往哪走？在这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是固守传统，还是大胆创新？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明确了解放思想的实事求是指向和前提。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要坚持实事求是，而不是“唯书”“唯苏”“唯上”，在此基础上我党进而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构想，解决了改革开放之初所争议、所迷茫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

解放思想带来了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推进了解放思想，并推动了我国社会迈上改革开放之路，告别传统社会主义，走上了立足中国大地的实事求是之路，由“站起来”跨入了“富起来”时期，在那惊心动魄的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饿着肚子、冒着生死之险，签下了分田到户的“生死文书”，鲜红的手印冲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大帮哄”体制，体现先进生产力的要求，点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有了实事求是的这一把火，才出现了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自己的”。一下子解决了世界上五分之一人的吃饭问题，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接着出现了乡镇企业如井喷、“投机倒把”成为历史、“万元户”成为劳模象征等社会现象。总之，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指向的解放思想，使党的思想路线再回归，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牢牢扎根在中国大地上。

从一个资料上看到，1978年12月18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时任江苏省江阴县委书记、兼华西村党支部书记的吴仁宝，在会场听到邓小平讲“我们要学会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在全国统一方案拿出之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他们进行这种试验”，他忍不住地鼓起掌来。正因为立足实事求是，大胆解放思想，吴仁宝才把华西村建成了“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历史就是中国改革历史的微雕，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解放思想的实事求是指向，不断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之实现了制度自觉、理论自觉，在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这条坦途并且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三、解放思想的解决问题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改革开放的参加者、亲历者，他从大队书记做到总书记，深知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必要性。他多次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这科学地揭示了解放思想的解决问题导向，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科学方法论，解放思想的立足点、着眼点就是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解决问题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就是通过解放思想而解决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的历史。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人坚决反对，固守着传统的生产队“大帮哄”体制，有人则大胆改革，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对此，有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有人还说，集体劳动是姓“公”，而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姓“私”等。到底谁对谁错、谁是谁非？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怎么解决和回答。最终通过解放思想，我们看到了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效：“大帮哄”要饭吃，承包制有饭吃，还吃的好。一年的实践对联产承包责任制姓“公”姓“私”给了科学结论，实践和事实解决了问题，进而使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苏东巨变，国内改革开放进入十字路口，传统观念、僵化思想与现实又发生了矛盾。有的人对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等特区开始否定，唱起了姓“资”姓“社”论，形象地说：深圳特区除了海关的红旗是“红”的、姓“社”，其余都是“白”的、姓“资”。在此关键阶段，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来到深圳，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作出了解放思想、解决问题的南方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管用论等，有力地回答了特区姓“社”、姓“资”的问题，由此带来了空前绝后的解放思想，既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深化，又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前发展，化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难题，这就是解放思想的历史价值和无穷魅力。解放思想使理论、思想、观念转化为实践，转化为物质成果，使我国由“站起来”进入到“富起来”的阶段，再由“富起来”进入到今天“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就是解放思想的历史，解放思想是一条鲜明不断的红线，在新时代我们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放思想，开拓前进，以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

(作者系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解放思想是启动改革开放的总开关

战继发

据相关资料显示，到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上升为8 800多美元，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奇迹！我们认为这个奇迹的发生，应归功于我党领导的40年的改革开放。“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进步，也是源自思想的解放，可以说解放思想是启动改革开放的总开关。

一、解放思想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回眸中外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翻开人类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巨大的社会制度的更替，还是重大的社会变革，无不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用新的思想理论取代旧的思想理论，用更先进的思想理论指导更新的社会实践，从而实现人类的进步。

14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即是如此。表面上看，文艺复兴似乎是意大利人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实则并非复古，而是科学与文化艺术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文艺复兴运动发源于意大利，波及整个欧洲，它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引领世界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迈进。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称其“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文艺复兴使当时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启蒙思想家们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以“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先是有但丁、薄伽丘、达芬奇、哥白尼、伽利略、莎士比亚等一批文化和思想的巨匠，后来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他们就是以这些思想来启发教育民众，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的独立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前提，最终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使人类完成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以1918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为导火线，所引发的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更是中国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体现了追求真理、勇于解放的精神，引领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跨越，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解放的结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说没有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

二、解放思想推动了改革开放阔步前行

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又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当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同志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大意义的评价，其实就是对于解放思想重要性的评价，这篇讲话堪称改革开放的宣言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言书，解放思想焕发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磅礴力量。

回顾改革开放40年历史，解放思想使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繁荣富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勃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4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解放思想，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充分显示了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以邓小平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着力实现了思想大解放。一是突破了个人崇拜，否定了“两个凡是”，否定了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把党的工作重心重新拉回到经济建设中来，使我们重新回到正确的政治路线上来；二是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冲破了“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思想藩篱，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逐步完善；三是突破了单一的所有制，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共识。这一切都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政治前提。正是通过解放思想，经过40年砥砺奋进，今天的中国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才创造了中国模式、中国奇迹！

三、解放思想吹响了走出龙江振兴发展新路子的号角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黑龙江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共黑龙江省委决定在全省领导干部中开展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解放思想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开关，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破解我省发展难题，奋力走出龙江振兴发展的新路子。

首先，解放思想，有助于向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焦发力，从根本上解决阻碍发展的问题。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开展讨论，有助于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提出的“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两座金山银山”“积极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培育绿色生态农产品知名品牌”等重要要求；有助于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东北振兴重点工作等重大部署，进一步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有助于着力解决思路单一、理念陈旧落后、创新意识和动力不足、闯不出新路子、打不开新局面等问题。思想观念不更新，问题就难从根部上解决，比如营商环境、金融环境和人才环境不优等问题，都要先在党政干部思想上解决问题。

其次，解放思想，有助于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围绕改革创新开展讨论，把改革作为破解发展难题的金钥匙，有助于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人才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民生领域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激发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断形成推动经济发展、做好各项工作的新思路、新办法、新机制。

最后，解放思想，有助于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振兴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重要要求。围绕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开展讨论，进一步深化省情认识。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五个安全”战略定位、黑龙江要成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一块“压舱石”，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等重要论述，着力解决思想僵化，机遇意识不强，对省情认识站位不高、定位不准，依赖资源优势盲目乐观或被短板所困束手无策等问题。

解放思想，就是时时处处用新发展理念衡量工作，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更充分释放的振兴发展之路。从这种意义上说，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吹响了破解我省发展难题奋力走出龙江振兴发展新路子的号角，其思想先导作用将在实践中一再表现出来。

(作者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编审)

以实践自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康渝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40年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运动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不禁由衷地为实践所创造的物质奇迹所感慨，而且也进一步加深了对于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理论认识。事实上，正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凝聚成全国各族人民的行动共识，从而奠定了改革开放的践行圭臬。总结40年来的发展经验，我们不仅要更加深入地推进改革开放，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还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一步增强实践自觉，铸就更为精准的行动指南。

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给我们提出了理论应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在马克思主义逐步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将实践经验升华到理论的高度，从而也不断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解，这正是实践赋予我们的重要理论任务。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筚路蓝缕的实践进程，我们或可着眼如下三个方面，提振我们的实践自觉，为迎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挑战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所谓实践，实际是指谓“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既不是某个人的单独行为，也不是单纯的生产劳动。马克思曾经明确将人的类特性概括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不是劳动。在他看来，“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事实上，简单将实践等同于劳动是有失偏颇的，作为“共同活动的方式”，实践不仅表现为生产方式，而且表现为生活方式。依据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在实践中是统一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坚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政治主张，实现了发展生产与提高生活的高度统一。党的十九大精辟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明确阐发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是体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全新认识和深刻自觉。

其次，论及实践自觉，绝不能简单停留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范畴的理论解读上，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明确实践对于事物发展进程的作用和意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着眼于“共同活动方式”阐释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内涵，而且得出了“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的科学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深刻彰显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致思逻辑，而且明确表述了“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的价值诉求。显然，只有“能够生活”，才能实现生活对于意识的决定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契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四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奔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夯实了我们增强实践自觉的现实基础。

第三，强化实践自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关注实践的历史性和全面性。马克思在论及实践的作用和意义时，不仅提出了“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认识论主张，而且着重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根据恰恰在于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绝不可企望一劳永逸，幻想一次实践穷尽真理。当然，也不要试图以偏概全，将局部的成功经验替代全面的实践。诚如邓小平所言：“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持之以恒的实践活动才能造就时代的繁荣，成为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毫无疑问，充分的理论自信是深刻的实践自觉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问题的精辟阐释为我们深化改革开放的实践平添了理论底气，而党的十九大关于必须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政治主张则充分展示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自觉。

总之，我们倡导实践自觉，绝非局限于理论的领域“解释世界”，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引，将“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进行到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依然任重道远，改革开放的进程仍将崎岖坎坷。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无疑将成就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也必将展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实践自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新境界。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改革开放40年行政法治建设的成就、问题与展望

胡 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标志着法治建设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得到了提升，是法治事业发展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系统总结其成就及经验，正视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发展的瓶颈，并提出因应之道是新时代行政法治建设的重大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改革开放40年来行政法治建设的成就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拉开序幕，从1978年到今天，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也从复苏到全面发展走过了40年的历程。在这短短的40年内，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在理论研究、实践发展和价值理念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推动了中国法治事业的全面进步。

(一)体系之筑——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日臻完善

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历经改革开放40年发展，在行政法基础理论与部门法理论探索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推动中国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行政法基础理论方面，形成了以“控权论”与“平衡论”为主导的两大基础理论范式。尽管这两大基础理论范式在具体的观点上存在诸多不同，理论差异也较为明显，但两者都是以行政权和公民权或者说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互动为基础来构建行政法理论，对我国行政法制度的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有关依法行政的理论探讨和争鸣，如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的内涵、实现依法行政的体制和机制保障、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依法行政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依法行政理论框架。同时，教育、食品、药品等部门行政法的研究方兴未艾，丰富和拓展了行政法的研究范围，也彰显了行政法回应现实问题的理论自觉。

(二)制度之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加入WTO等因素的影响，法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多重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密集、迅速的立法和制度构建成为行政法治建设的主旋律。在行政组织法方面，以《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公务员法》等法律为基础，初步构建起了行政组织法体系；在行政行为法方面，以被称为“行政三法”的《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为基础，初步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行政行为法体系；在行政监督与救济方面，以《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为基础，初步构建起了较为通畅的行政监督(救济)法体系；在行政程序法方面，《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开地方政府制定行政程序规章之先河，是中国行政法治发展的重要有益探索。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已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初步实现了对行政权的有效规范。

(三)实践之变——法治政府建设全方位推进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一切公职人员都带头学法懂法，做执法守法的模范”，从而在政府正式文件中确定了依法行政原则。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1999年，国务院召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大会，并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从政府转变职能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制度建设、法律实施等多个方面规定了我国实现依法行政的具体目标和措施。2007年，国务院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信息公开使政府成为阳光下的政府，这是依法行政法治建设进程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2008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政府要加强依法行政，使法治政府建设在地方取得扎实的基础。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通过一系列国家重要战略部署，政府的各项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四)理念之光——依法行政意识和公民法治观念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行政法治事业不断向纵深推进，公务人员普遍接受了依法行政的法治观念，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不断提升，法治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行为准则和普遍信仰。同时，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也逐渐增强，公众对于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公民权利的要求日渐高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显著提升，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二、行政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从弱到强，成就巨大。回顾40年行政法治建设历程，我们可以自信地说，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行政法治建设的目标。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对传统的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目前的行政法治建设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面临愈加复杂的挑战和任务。

首先，行政法治理论研究亟待拓展和丰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面临着传统研究领域中亟待厘清的旧问题与新兴研究领域亟需回应的新问题的双重夹击。传统理论体系仍存在需要深入研究与明确之处，同时，面对新兴事物的出现，行政理论研究亟需对其进行回应，比如对网约车的规制，对公权力与私权力合作的规范，对大数据的运用与共享方面的规范，等等。加强社会管理的法律理论研究，构建社会管理格局下政府、社会及公众的新型关系，不断总结新的经验、方法及机制，进一步探索创新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等，都需要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在未来发展中进一步作出梳理与回应。

其次，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仍有待完善。行政组织法中关于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仍需要进一步明确。同时，行政机关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主体定位、隶属关系和公共职能的分配也需要在组织法中规范完善。此外，虽然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是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我国行政程序缺乏统一规定，亟待制定《行政程序法典》并建立起成熟的行政程序法制度。

再次，行政执法还有待进一步规范。近年来，公务人员的法治理念不断增强，执法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但有些领域还存在严重违法现象，例如在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领域，执法不严、不规范的情况还大量存在，搞“专项整治”等运动式执法习惯依然在某些执法领域盛行，一些地方和部门为官不为、执法懈怠等问题也比较严重，缺乏严格、科学的行政违法责任追究机制，纠错和问责机制运行成效不佳。

最后，在权利救济方面依然存在薄弱环节。权利救济是中国传统行政制度最大的软肋，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法制度进步呈现的最大亮点。但是，实践中，我国权利救济制度的实效还差强人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权利救济制度实际的公信力还很低，行政复议成为解决行政纠纷主渠道问题还没有落地解决，信访制度碎片化还很严重，行政诉讼制度的独特优势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凡此种种，都说明我国公民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未来行政法治建设的展望

(一)回应时代要求，着力完善中国特色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论断。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下，行政法学亟待回应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理论需求，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解决当下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如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法律保障问题，法治与改革的关系问题，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问题，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内在要求、基本原则等。这些问题植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际，关乎中国法治建设的独特路径和发展方向，需要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予以解答。同时，亟需建构“新行政法”以回应新兴科技下的社会实践对理论基础的需求。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的新兴科学技术既是行政法学科发展的重大机遇，也是当下和未来需要面临的理论挑战。

(二) 完善行政组织立法，推进行政程序立法，健全行政法治制度体系

推进行政法治的首要任务是完善行政组织立法。要从法律上规范行政机关的职能配置与机构设置，明确不同行政主体间的关系、定位与公共职能。同时，经过多年努力，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时机条件已经成熟，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为先导，我国已经制定颁布十余部地方行政程序规定。多地的“先行先试”已为国家统一立法积累了足够经验。要将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纳入立法计划，树立行政人员和社会公众重视程序的观念，集中解决行政程序规则的缺位问题，确保行政程序法治的统一。

(三)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关注现实问题、回应现实需求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也是中国行政法学能够长期保持生命力的一条主要经验。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所面临的利益和矛盾风险挑战错综复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行政法治建设要改变传统的管制框架下的“命令-服从”式行政活动机制，建立更开放包容的治理框架，更多地应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更加关注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的参与，重视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中间力量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

(四) 增强法治意识，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各级领导干部对于法治的认知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不能止步于“按照法律条文办事”，还应当进一步认识到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价值所在，从内心深处认同法治、信仰法治、崇尚法治。学校要承担起教育责任，保证青少年接受高质量的法治教育。社会媒体应当宣传正确的法治观念，做到理性传播，确保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厚植法治文化。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改革开放40年黑龙江经济学科发展建设成就回顾

焦方义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黑龙江大学的熊映悟先生就以其在生产力经济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和显著特色在全国享有盛誉，在全国经济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际上也具有知名度，获得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荣誉。熊映悟先生的重要观点之一是经济学不但要研究生产关系、更要研究生产力，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中，生产力处于矛盾的积极的、主导的方面，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经常的、不间断的，变革生产关系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模式。这些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初不能被一些人理解，现在看是完全符合当时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现实的，也符合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以熊映悟先生为领军人物，黑龙江大学经济学科的研究团队对生产力经济学进行潜心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熊映悟主编的《生产力经济学原理》获得我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第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增加生产力总量，为新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不仅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还要通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解放生产力，他要求把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两个方面都要讲全了，不能只讲一个方面，不讲另一个方面，并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这些思想上的解放和先导作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马克思《资本论》确定的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发展到研究生产力并变革生产关系，既要深化改革，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也要激发内生动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

20世纪末，熊映悟先生提出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后来才有由粗放式发展方式向集约式发展方式转变、树立科学发展观等观点的提出。党的十九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由高速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针对我国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对美化生态环境的新期盼，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从而把生产力的内涵拓展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今天看，熊映悟先生当时提出的绿色生产力理论具有相当的超前意识，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邃思想。

黑龙江大学焦方义同志领衔的研究团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作了长期、深入的研究，认为东北振兴关系到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国家粮食安全、国防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和产业安全战略，东北经济的症结是历史、现实、国际、国内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体制机制、经济结构、开放合作、思想观念等问题既需要激发内生动力，又需要国家战略统筹协调推进。东北经济问题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种体现，我们要立足新时代、寻找新坐标、新方位、新路径，凝聚新动能，取得新突破。2003年该团队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创新；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引入战略投资者，实行混合所有制，实现产权多元化；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前提是解决好债务、职工安置、社会负担等问题。经过不懈努力，该团队在东北经济振兴发展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焦方义同志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开放战略互动研究》、教育部重大课题《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传统农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等重要课题，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与结构优化战略”“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学术论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建设，黑龙江省经济学科在各届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黑龙江省共有普通高等学校81 所，其中本科院校39 所，基本都设有经济类学科与专业；普通高校经管类专业在校本科生11 294人、硕士研究生5 984人、博士研究生1 027人；从事经济学教学科研的教师2 021人，其中教授319人、副教授723人、讲师780人、助教128人、其他71 人。经过不懈努力，黑龙江省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均具有一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与权，拥有龙江振兴发展研究中心等与经济学科相关的省级重点智库，建成经济学省级重点学科、经济学省级领军人才梯队等重要平台。面对当前经济结构调整、资源城市转型、新旧动能转换、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全面加强经济类学科建设，提高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对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全面有效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视察我省指示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提高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水平和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对于提高龙江市场化程度、增强市场经济意识，加快新时代现代化新龙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加速开放型学科与外向型经济的互动融合，提高黑龙江省经济类学科、专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特别是“一带一路”和对俄合作项目建设中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等方面，提供有效方案和建议。黑龙江省在对俄研究方面具有历史、地缘、传统优势。2018年9月25日至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黑龙江视察时指出，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中主要存在四个短板，分别是体制机制、经济结构、开放合作、思想观念。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东北经济发展面临的六项主要任务，即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社会改革；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科学统筹精准施策，构建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强生态建设和粮食生产，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更加关注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让人民群众共享振兴发展成果。可以说总书记对东北存在的问题诊断精准，提出的措施对症合理。经济学研究也要树立问题导向，如何补齐龙江经济发展“四个短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有效实施“六大”重点任务，实现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是未来我省经济学科、专业全体同仁的努力方向，相应的我省经济学科重点研究领域也应该向区域协调发展、深度融入“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绿色生态发展、东北亚区域经济贸易合作、促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等方向倾斜。做好这些领域的研究既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求，又能有效支撑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突出龙江经济研究特色。近年来黑龙江大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对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一些智库报告、决策建议引起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纳入决策内容中。